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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代性价值体系和启蒙理性把自然看作是一个遵循机械运动的被动客体，其价值在于满足人类的需要，进而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归结为以科学技术为中介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工具性关系。这种理念与资本相结合，形成了以追求经济无限增长和科学技术进步为基础的社会进步观，从而导致了人自身的异化、人与人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伴随着生态科学等自然科学的兴起，西方世界出现了反思现代性价值体系和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生态哲学思潮，其核心是反对现代性价值体系的主、客二分的哲学世界观、机械论的自然观，要求用有机论、整体论的思维把握人类和自然的关系，恢复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有机联系，从而形成了生态哲学思维方式。虽然他们具有脱离人类社会历史抽象地看待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的缺陷，但他们的理论探索对于我们重建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具有重要的价值。只有以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为基础，破除现代性价值体系和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所秉承的机械论的哲学世界观、自然观，物质主义的生存方式、幸福观，才能真正维系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并对反思当下流行的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疫情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现代性价值体系;社会进步观;生态哲学思潮;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维方式
项目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专项课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哲学阐释与中国生态文明发展道路研究”（18VSJ01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17AKS017）;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应急对策”（2722020YJ001）
中图分类号：B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0）09-0011-06
近十年以来，由于人类贩卖和食用野生动物造成的流行病爆发给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也给人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严重的伤害。要避免类似疫情再度发生，不仅需要我们加强社会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建设，而且需要从哲学层面深刻反思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其核心是反思现代性价值体系和工业文明的缺失，寻求建立人類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
一、支配自然：现代性价值体系和工业文明的核心理念
现代性价值体系是在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中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其核心就是以主、客二分的哲学世界观为基础，高扬自由、博爱、平等等价值理念，主张人类应该运用理性和科学，对自然和神话展开祛魅，摆脱对自然和神话的崇拜和恐惧，树立自立。霍克海默尔与阿多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对此指出：启蒙理性使“人类的理智战胜迷信，去支配已经失去魔力的自然。知识就是力量，它在认识的道路上畅通无阻：既不听从造物主的奴役，也不对世界统治者逆来顺受”①。这一观念与资本相结合，使得现代性价值体系被纳入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并形成了以科学技术进步为基础的社会进步观。这种社会进步观秉承主、客二分的哲学世界观、机械论的自然观和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进而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归结为利用和被利用、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在他们眼里，自然界是一个遵循机械运动规律的被动客体，其存在的唯一价值就是满足人类的需要，只要人类利用科学认识了自然界的规律，自然界就能够满足人类的需要;现代性价值体系秉承以技术进步和自然资源无限性假设为基础的无限经济增长的发展观，把发展简单地理解为经济增长，并且认为经济增长必然会带来普遍的繁荣、自由、平等和幸福。但问题在于上述以现代性价值体系为指导的科学技术进步的社会进步观是与资本联系在一起的，而资本的本性是在秉承个人主义和物欲至上的价值观基础上追求利润的，这就决定了它必然带来科学技术运用的异化、人的异化、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和生态危机。这是因为：
第一，启蒙理性虽然使人们从自然和神话的崇拜中摆脱出来，但其内在缺陷却使人们走向对科学的崇拜和盲从，导致新的唯科学主义的神话盛行。启蒙理性认为人类控制和支配自然是建立在理性和知识的基础上的，但其所谓的知识并不是对世界终极原因的揭示和把握，而是能够有效地指导人们实践的实用技术，不符合计算和实用规则的关于价值和意义的探讨被当做无用的形而上学幻想予以抛弃和否定，这就使得“在通往现代科学的道路上，人们放弃了任何对意义的探求。他们用公式代替概念，用规则和概率替代原因和动机。……这些范畴被当作旧形而上学的理论偶像而遭弃绝”②。可以看出，启蒙理性所倡导的知识和科学是排斥和否定价值因素的，其结果是“有用性”成为判断一切知识的唯一标准，作为肯定和否定向度内在统一的辩证逻辑被否定和抛弃，形式逻辑和数学成为把握整个世界的主要工具;作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内在统一的理性被简单化为工具理性，科学由此被归结为“技术”。这种把理性、科学数学化、实证化的结局必然使理性不得不屈从于现实世界而丧失理性所具有的批判否定功能，实证主义思维方式和唯科学主义思潮由此盛行。
第二，启蒙理性把自然看作是遵循机械规律运动的被动客体，把技术看作是人类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支配和控制自然的中介和工具，进而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归结为支配和被支配、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其结果必然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和生态危机。对于启蒙理性所秉承的自然观的特点，英国学者柯林伍德在《自然的观念》一书中作了如下描述：“不承认自然界、不承认被物理科学所研究的世界是一个有机体，并且断言它既没有理智也没有生命，因而它就没有能力理性地操纵自身运动，更不可能自我运动。它所展现的以及物理学家所研究的运动是外界施与的，它们的秩序所遵循的‘自然律’也是外界强加的。自然界不再是一个有机体，而是一架机器：一架按其字面本来意义上的机器，一个被在它之外的理智设计好放在一起，并被驱动着朝一个明确目标去的物体各部分的排列。”③这种机械论的自然观导致了关于人类与自然关系的观念的反转变化。文艺复兴之前，人们把自然看作是具有神灵的，因此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同时，又害怕自然的神灵的惩罚，于是就创造了诸多宗教仪式，以安慰自然的神灵。这种对自然的敬畏限制了技术的滥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后，人们把自然看作是遵循机械运动规律的被动客体，强调掌握了利用这些规律的科学技术就能够满足人类的需要。不仅如此，启蒙运动还强调宗教和技术都是人类恢复对地球统治权的工具，只不过二者互不干涉。宗教保证的是人的道德清白，技术保证的是恢复人类对自然的统治，由此消除了人们关于科学研究会动摇人们的宗教信仰的恐惧。人们开始由迷恋自然的奥秘转向了迷恋自然的有用性，从敬畏自然转向了支配和控制自然;自然被看作是满足人类需要的工具，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被归结为以科学技术为中介的支配和被支配、利用和被利用的工具性关系。这种对自然的态度改变必然带来技术的非理性运用以及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和生态危机。 第三，由于现代性价值体系最终被纳入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中，形成了以科学技术进步为基础的社会进步观，这种社会进步观既造成人与人关系的异化，也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在这种社会进步观看来，科学技术进步能够带来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加，最终必然会实现人类的普遍幸福和自由。但是问题在于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和现代化是以资本这一特殊利益集团为基础的，其根本目的是服从和服务于资本对利润的追求。这就决定了这种社会进步观所宣称的技术进步会带来人类的普遍幸福和自由的设想必然会落空，并使得科学技术成为资本用来占有更多资源和财富的工具，从而不仅使人们日益受制于以技术理性为基础的生产体系，造成人自身的异化和人与人关系的异化;而且在资本利润动机的驱使下，技术必然会非理性地运用，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和生态危机。
可以看出，正是现代性价值体系中启蒙理性的内在缺失使人们对自然的态度从敬畏转向支配，把理性和知识理解为工具理性和技术，并使科学技术服务于资本的利益，而非人类的普遍幸福和自由，从而不仅导致技术的非理性运用，而且也必然导致人自身的异化、人与人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使得人们不能正确看待自然和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因此，从现代性价值体系和工业文明的支配自然的理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自然的祛魅回归到自然的返魅，重建技术伦理，是解决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矛盾、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基础和前提。
二、对自然的返魅：重建人类与自然的有机联系
近代哲学家卢梭较早认识到现代性价值体系的缺陷及其实践的二律背反结局。他在1750年应征法国第戎学院的征文《论科学和艺术》中指出，科学的发展和以科学为基础的启蒙文明并没有真正给人带来幸福和自由，相反由于科学的发展激发了人们的欲望，导致了人类的虚荣、道德败坏和奴役。“怀疑、猜忌、恐惧、冷酷、戒备、仇恨与背叛永远会隐藏在礼仪那种虚伪一致的面目下边，隐藏在被我们夸耀为我们时代文明的依据的那种文雅的背后。”④ 他的这一思想为尼采、齐美尔、海德格尔等现代哲学家所继承和发展，并从不同角度反思和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唯科学主义所宣扬的“科学万能论”，揭示和反思了现代性价值体系的悖论和以资本为基础的工业文明发展所造成的恶果。他们的探索有助于我们反思应当如何看待自然，应当如何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当代生态哲学思潮对上述问题的反思尤其深刻和具有启示价值。
伴随着生态科学、系统论、协同学等自然科学的兴起和发展，形成了当代生态哲学思潮。1866年德国生物科学家海克尔最早提出了“生态学”的概念，把生态问题引入到生物科学的研究中。1935年英国生态学家阿瑟·坦斯利进一步提出了研究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关系的“生态系统”的概念，使生态学科逐渐形成并渗透到不同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形成了自然科学意义上和人文科学意义上的生态学科的学科群。对于生态科学的特点，美国生态学家巴里·康芒纳提出了四条生态学法则给予了完整的表述，即：“每一种事物都与别的事物相关”⑤;“一切事物都必然要有其去向”⑥;“自然界所懂得的是最好的”⑦;“没有免费的午餐”⑧。这四条法则表明所有事物都处于相互联系中;自然界中没有所谓的“废物”存在，因为事物之间是相互转换的;现存的自然生态系统在当前是最好的;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在生态系统中没有东西是可以取得或者失掉的。从上述四条生态法则可以看出，生态科学强调的是相互联系、相互转换，是整体论和有机论的思维方式，强调尊重自然本性的重要性。系统论和协同学对西方生态思潮的形成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系统论是美籍奥地利理论生物学家路德维希·冯·贝塔朗菲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其核心理论观点把“系统”定义为相互关联的元素的集，主张从探究构成“集”的元素之间的关系来把握“集”的性质。贝塔朗菲这里所讲的“集”实际上就是系统“整体”，他针对机械论的还原论和分析方法的缺陷，指出整体具有构成整体的部分无法解释的特性，并由此提出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命题。系统论这种强调研究部分之间的关系、反对从分析方法和还原论来研究整体的思想从方法论上影响了当代生态思潮对个人、人类和自然关系的研究。协同学是20世纪70年代由德国理论物理学家哈肯和他的学生格洛汉姆在《协同学：一门协作的科学》一书中创立的，与系统论侧重于从关系和整体把握系统的特性不同，协同学则是强调以构成整体的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为基础，通过探究“关系”“整体”和“结构”之间的联系来把握系统的特性，并运用协同学的理论和方法探讨生态问题。哈肯把大自然看作是由各种相互联系的自然过程构成的协同系统，这些自然系统的平衡是不断变化的，甚至自然过程细小的变化也能造成系统的巨大变化。当代生态哲学思潮正是在上述自然科学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生态哲学是一种新的哲学世界观，其核心是反对近代机械论的哲学世界观，主张世界万物处于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中的有机论的哲学世界观，它关注对自然—技术—社会关系问题的探讨。生态哲学既反对近代机械论的自然观把“自然”看作是遵循机械运动规律的被動客体，又反对近代哲学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归结为支配和被支配的观点。它强调“自然”是一个充满活力、运动不息的世界，是一个不断生成和发展的有机的整体，只有摒弃还原论和机械论的立场，立足于有机联系和整体论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真正把握自然的特性，认识到人类与自然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有机统一的关系。生态哲学又是一种生态价值观，它不仅肯定人类的价值，而且也肯定所有生命和自然的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代表了一种新的价值立场。以生态哲学为基础，当代西方形成了坚持生态中心论的“深绿”生态思潮、坚持现代人类中心论的“浅绿”生态思潮、坚持怀特海式的马克思主义的有机马克思主义和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深绿”生态思潮强调“地球的优先性”，认为人类与自然是地球生态系统的内在组成部分，人类并不比自然具有更高的地位和价值;主张破除人类中心主义哲学世界观和价值观，确立“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把道德关怀的对象拓展到人类之外的存在物上，以维系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共生关系。“浅绿”生态思潮虽然依旧坚持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人类与自然对立的机械自然观，但是他们从生物进化论和对人类负责任的角度要求破除那种认为人的任何感性欲望都应当得到满足的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哲学世界观和价值观，提出了基于人类责任的“开明人类中心主义”和“弱式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主张，强调通过科技创新和严格的环境政策来限制人类对自然界的破坏。有机马克思主义主张以怀特海过程哲学的“关系实在论”补充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和阶级分析，反对现代性价值体系所主张的主、客二分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强调用整体性、有机性思维来处理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立足于个人主义价值观来追求无限经济增长，倡导以共同体价值观培育为主要内容的有机教育，建立市场主义社会，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同发展。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以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为基础，坚持用历史分析法、阶级分析法分析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途径，强调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是生态危机的根源，认为以资本为基础的物欲至上的个人主义、消费主义价值观进一步强化了生态危机;主张建立遵循生态理性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建立生物多样性伦理，恢复人类对自然的敬畏，建立抑制人的非理性欲望的技术伦理，使科学技术的运用服从于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要的满足，保证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同发展。 可以看出，虽然上述生态哲学思潮具体理论观点和价值立场各不相同，但是他们都突破了现代性价值体系和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所秉承的二元论、机械论的哲学世界观，还原论和分析主义的方法论，经济主义的发展观和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倡导有机论、整体论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如果在现代性价值体系那里，自然是一个遵循机械运动的被动客体，人类和自然的关系是以科学技术为中介的支配和被支配、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其价值是满足人类的需要的话，那么在生态哲学思潮这里，自然是一个充满内在活力的不断生成的存在物，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有机关系，科学技术不用来满足人的非理性的欲望，只用于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人类文明所追求的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同发展的理想。
三、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维系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理论基础
当代生态科学和生态思潮的兴起虽然突破了现代性价值体系和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所秉承的支配自然的理念和机械论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创立了生态哲学思维方式，但是单纯从生态价值观的维度把握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无法把握生态危机的本质。只有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才是我们维系人类和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理论基础，并对反思当前的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疫情具有重要的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是通过超越近代主体形而上学而实现哲学革命变革，确立自然观与历史观相统一的生态哲学思维方式的。不同于近代主体形而上学立足于认识论立场解决主体与客体、历史与自然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明确主张只有立足于人类实践，并把人类实践理解为改造世界的感性现实活动，才能真正解决主体与客体、历史与自然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从青年时代起，就批评近代主体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和直观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立场，强调人类实践才是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基础，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⑨，只有立足于人类实践才能理解社会生活的本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而且批评费尔巴哈脱离人类实践和历史的抽象的自然观，并进一步阐发了他们所主张的以人类实践为基础的历史观和自然观。在他们看来，费尔巴哈“割裂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没有真正理解在工业发展中人与自然关系相统一的重要性”⑩。其实人类与自然以“实践”为中介处于一种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关系中，一方面自然界以其客观规律制约着人类实践，另一方面人类又以实践为基础，利用和改造自然界，从而呈现人类史和自然史发展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由此，马克思、恩格斯反对近代主体形而上学把人类与自然绝对对立起来的观点，其生态哲学思维方式就是建立在这种以实践为基础的历史观和自然观辩证统一的基础上的。
其生态哲学思维方式的内容和特点主要体现为：第一，马克思、恩格斯既反对脱离实践和社会历史把人类与自然机械地对立起来的抽象自然观，也反对把人类社会和自然的关系看作是支配和被支配、利用和被利用的工具性关系，强调人类和自然是在实践基础上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并最终实现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关系。此亦为他们生态哲学思维方式的理论基础;第二，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哲学思维方式具有历史性和生成性的特点，这不仅体现在他们对人类与自然关系问题的看法上，而且体现在如何看待科学技术的社会效应问题上。就前者来说，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坚持人类史和自然史相互影響、相互作用，最终实现“自然人化”和“人化自然”的辩证统一，从而既揭示了人类社会不仅是自然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而且其生存和发展离不开自然，又揭示了自然伴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而具有历史性的特征;就后者来说，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抽象地看待科学技术的社会效应，在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推进生产力发展的革命性要素以后，又强调科学技术的社会效应取决于承载它的社会关系和价值观的性质，从而与当代西方生态哲学思潮抽象地考察科学技术的社会效应的做法区分开来;第三，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哲学思维方式具有批判性和理想性的特点，这既体现在他们对生态危机本质问题的看法上，又体现在他们对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问题的分析上。生态危机虽然主要以人与自然关系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与自然关系的性质取决于人与人关系的性质，生态危机的本质是人们在生态资源占有、分配和使用上的利益矛盾关系的危机，只有变革不合理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立能够合理协调人类与自然物质变换关系的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环境正义，生态危机才能得到根本解决。
习近平在吸收西方生态哲学思想和中国传统生态哲学智慧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用“生命共同体”概念表达了他的生态本体论。在习近平看来，人类与自然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构成的“生命共同体”。“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用途管制和生态修复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如果种树的只管种树、治水的只管治水、护田的单纯护田，很容易顾此失彼，最终造成生态的系统性破坏。” 他反复强调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必须以尊重自然规律为前提，否则就会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因为“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只有尊重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这就要求我们顺应自然和敬畏自然，在追求发展过程中树立保护生态环境的价值观念，“要从改变自然、征服自然转向调整人的行为、纠正人的错误行为。要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天人合一，不要试图征服老天爷”。正如郇庆治所总结的，“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与“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习近平生态哲学思想的“核心性观点”。习近平的生态哲学思想不仅表达了有机论、整体论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要求人类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基础上，必须尊重自然规律、顺应自然规律，并保持敬畏自然的态度，而且进一步反思了建立在现代性价值体系基础上的西方发展观和发展实践，指出西方发展观的问题在于把发展狭隘地理解为经济增长，以这种发展观为指导的发展实践虽然带来经济总量的增加，但是也带来了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恶化和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等严重经济社会问题，也使发展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真正的发展应该立足于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应该摒弃以要素投入为主，单纯追求经济总量的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黑色发展方式，代之以科技创新为主导，尊崇自然的协调的绿色、低碳、循环和可持续的生态文明发展方式。习近平的以上观点无论对于维系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还是对于我们反思当前的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疫情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具体说： 第一，破除现代性价值体系所描绘的机械自然观以及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归结为支配和被支配的工具性关系的观点，树立有机论、整体论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是维系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基础和前提。文艺复兴之前，人类虽然也通过技术来利用和改造自然，但由于当时人们把自然看作是有精神属性的存在物，因而对自然保持敬畏的态度，这种敬畏自然的态度使人们对自然的利用保持在自然所能承受的限度之内。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人类的自然观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主张人类应当摆脱对自然和神灵的崇拜，由此开启了对自然的祛魅之旅。祛魅的结果是把自然看作是遵循机械规律运动的被动客体，人们从迷恋自然的奥秘转向了迷恋自然的有用性，进而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看作是支配和被支配的工具性关系，并且非理性地运用科学技术改造和利用自然来满足人类的需要。这一祛魅之旅虽然提高了生产力，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也越来越使人类丧失对自然应有的敬畏，越来越把自然看作是自己的对立面，并最终超越了自然所能承受的极限，造成了危及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生态危机。生态科学、生态哲学思潮和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本质是要求应当把人类与自然看作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要从对自然的祛魅走向对自然的返魅，在尊重自然规律、顺应自然规律和敬畏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改造和利用自然，从而在维系人类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基础上，实现人类和自然的共同发展。
第二，如果哲学世界观、自然观的变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基础和前提，那么如何抑制人类的贪欲，改变消费主义生存方式和物质主义幸福观则是能否将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落实于现实生活的关键。现代性价值体系引导下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宣扬科学进步为基础的社会进步观，不考虑自然资源的限制，追求无限经济增长，以满足资本对利润的追求，最终形成了资本主义高生产、高消费的社会发展模式。文艺复兴之前人们奉行的是“够了就行”和“知足常乐”的生存方式和价值观，而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奉行的是“越多越好”的消费主义生存方式和价值观。人们为了逃避生产过程中的异化劳动，把幸福和自由的体验寄托于劳动之外的消费活动中，而这种消费活动往往并不是基于人的“真实需要”进行的，而是为资本所制造出的“虚假需求”所支配，本质上是一种“异化消费”。这种异化消费颠倒了需要、商品、消费和幸福的关系，把实现人生自由、幸福手段的消费当做人生的目的和幸福本身，把对商品的占有、消费当作判别人生成功与否和地位高低的标准，这本质上是一种物质主义的生存方式和幸福观。正是在这种物质主义的生存方式和幸福观的支配下，人们贪婪地追求异化消费。近年来，一系列病毒性流行病疫情的爆发虽然与社会治理体系的缺陷存在联系，但一个深刻的原因还在于部分人在物质主义的生存方式和幸福觀的支配下，或者错误地认为野生动物具有更高的营养价值，或者把食用野生动物看作身份、地位的象征，罔顾野生动物的生存权利，滥捕滥杀野生动物，把滥食野生动物当做一种个性和时髦的生活方式加以体验，结果受到自然的惩罚。
第三，要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还必须建立一种技术伦理，避免科学技术服务于人的非理性欲望而造成的技术的滥用。文艺复兴和启蒙理性所宣传的现代性价值体系把科学技术看作是支配自然、控制自然的中介和工具，从根本上改变了文艺复兴之前人们因敬畏自然而采取的有限利用的技术观，并把技术看作是服务于以资本为基础的利益集团追求自身非理性欲望的工具，造成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唯科学主义思潮和物欲至上的价值观的结合，科学技术由此异化为控制自然，进而控制人的工具。因此，我们需要重新阐释现代性价值体系中所谓的“控制自然”，扭转那种利用技术控制和支配自然满足人类需要的错误思路，而将之解释为控制人内心非理性的自然欲望，避免滥用技术，并使技术运用真正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以及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同发展。
注释：
①② [德]霍克海默尔、阿多诺：《启蒙的辩证法》，渠敬东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
③ [英]罗宾·柯林伍德：《自然的观念》，吴国盛等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④ [法]让·卢梭：《论科学与艺术》，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0页。
⑤⑥⑦⑧ [美]巴里·康芒纳：《封闭的循环：自然、人和技术》，侯文蕙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5、30、32、35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4页。
⑩ 李全喜、耿宏宏：《〈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及其当代启示》，《云梦学刊》2018年第2期。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14年版，第85页。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17年版，第394页。
《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74页。
郇庆治：《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共产党绿色现代化话语的嬗变》，《云梦学刊》2019年第1期。
作者简介：王雨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湖北武汉，430073。
（责任编辑 胡 静）
关键词：现代性价值体系;社会进步观;生态哲学思潮;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维方式
项目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专项课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哲学阐释与中国生态文明发展道路研究”（18VSJ01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17AKS017）;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应急对策”（2722020YJ001）
中图分类号：B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0）09-0011-06
近十年以来，由于人类贩卖和食用野生动物造成的流行病爆发给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也给人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严重的伤害。要避免类似疫情再度发生，不仅需要我们加强社会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建设，而且需要从哲学层面深刻反思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其核心是反思现代性价值体系和工业文明的缺失，寻求建立人類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
一、支配自然：现代性价值体系和工业文明的核心理念
现代性价值体系是在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中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其核心就是以主、客二分的哲学世界观为基础，高扬自由、博爱、平等等价值理念，主张人类应该运用理性和科学，对自然和神话展开祛魅，摆脱对自然和神话的崇拜和恐惧，树立自立。霍克海默尔与阿多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对此指出：启蒙理性使“人类的理智战胜迷信，去支配已经失去魔力的自然。知识就是力量，它在认识的道路上畅通无阻：既不听从造物主的奴役，也不对世界统治者逆来顺受”①。这一观念与资本相结合，使得现代性价值体系被纳入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并形成了以科学技术进步为基础的社会进步观。这种社会进步观秉承主、客二分的哲学世界观、机械论的自然观和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进而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归结为利用和被利用、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在他们眼里，自然界是一个遵循机械运动规律的被动客体，其存在的唯一价值就是满足人类的需要，只要人类利用科学认识了自然界的规律，自然界就能够满足人类的需要;现代性价值体系秉承以技术进步和自然资源无限性假设为基础的无限经济增长的发展观，把发展简单地理解为经济增长，并且认为经济增长必然会带来普遍的繁荣、自由、平等和幸福。但问题在于上述以现代性价值体系为指导的科学技术进步的社会进步观是与资本联系在一起的，而资本的本性是在秉承个人主义和物欲至上的价值观基础上追求利润的，这就决定了它必然带来科学技术运用的异化、人的异化、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和生态危机。这是因为：
第一，启蒙理性虽然使人们从自然和神话的崇拜中摆脱出来，但其内在缺陷却使人们走向对科学的崇拜和盲从，导致新的唯科学主义的神话盛行。启蒙理性认为人类控制和支配自然是建立在理性和知识的基础上的，但其所谓的知识并不是对世界终极原因的揭示和把握，而是能够有效地指导人们实践的实用技术，不符合计算和实用规则的关于价值和意义的探讨被当做无用的形而上学幻想予以抛弃和否定，这就使得“在通往现代科学的道路上，人们放弃了任何对意义的探求。他们用公式代替概念，用规则和概率替代原因和动机。……这些范畴被当作旧形而上学的理论偶像而遭弃绝”②。可以看出，启蒙理性所倡导的知识和科学是排斥和否定价值因素的，其结果是“有用性”成为判断一切知识的唯一标准，作为肯定和否定向度内在统一的辩证逻辑被否定和抛弃，形式逻辑和数学成为把握整个世界的主要工具;作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内在统一的理性被简单化为工具理性，科学由此被归结为“技术”。这种把理性、科学数学化、实证化的结局必然使理性不得不屈从于现实世界而丧失理性所具有的批判否定功能，实证主义思维方式和唯科学主义思潮由此盛行。
第二，启蒙理性把自然看作是遵循机械规律运动的被动客体，把技术看作是人类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支配和控制自然的中介和工具，进而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归结为支配和被支配、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其结果必然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和生态危机。对于启蒙理性所秉承的自然观的特点，英国学者柯林伍德在《自然的观念》一书中作了如下描述：“不承认自然界、不承认被物理科学所研究的世界是一个有机体，并且断言它既没有理智也没有生命，因而它就没有能力理性地操纵自身运动，更不可能自我运动。它所展现的以及物理学家所研究的运动是外界施与的，它们的秩序所遵循的‘自然律’也是外界强加的。自然界不再是一个有机体，而是一架机器：一架按其字面本来意义上的机器，一个被在它之外的理智设计好放在一起，并被驱动着朝一个明确目标去的物体各部分的排列。”③这种机械论的自然观导致了关于人类与自然关系的观念的反转变化。文艺复兴之前，人们把自然看作是具有神灵的，因此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同时，又害怕自然的神灵的惩罚，于是就创造了诸多宗教仪式，以安慰自然的神灵。这种对自然的敬畏限制了技术的滥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后，人们把自然看作是遵循机械运动规律的被动客体，强调掌握了利用这些规律的科学技术就能够满足人类的需要。不仅如此，启蒙运动还强调宗教和技术都是人类恢复对地球统治权的工具，只不过二者互不干涉。宗教保证的是人的道德清白，技术保证的是恢复人类对自然的统治，由此消除了人们关于科学研究会动摇人们的宗教信仰的恐惧。人们开始由迷恋自然的奥秘转向了迷恋自然的有用性，从敬畏自然转向了支配和控制自然;自然被看作是满足人类需要的工具，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被归结为以科学技术为中介的支配和被支配、利用和被利用的工具性关系。这种对自然的态度改变必然带来技术的非理性运用以及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和生态危机。 第三，由于现代性价值体系最终被纳入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中，形成了以科学技术进步为基础的社会进步观，这种社会进步观既造成人与人关系的异化，也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在这种社会进步观看来，科学技术进步能够带来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加，最终必然会实现人类的普遍幸福和自由。但是问题在于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和现代化是以资本这一特殊利益集团为基础的，其根本目的是服从和服务于资本对利润的追求。这就决定了这种社会进步观所宣称的技术进步会带来人类的普遍幸福和自由的设想必然会落空，并使得科学技术成为资本用来占有更多资源和财富的工具，从而不仅使人们日益受制于以技术理性为基础的生产体系，造成人自身的异化和人与人关系的异化;而且在资本利润动机的驱使下，技术必然会非理性地运用，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和生态危机。
可以看出，正是现代性价值体系中启蒙理性的内在缺失使人们对自然的态度从敬畏转向支配，把理性和知识理解为工具理性和技术，并使科学技术服务于资本的利益，而非人类的普遍幸福和自由，从而不仅导致技术的非理性运用，而且也必然导致人自身的异化、人与人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使得人们不能正确看待自然和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因此，从现代性价值体系和工业文明的支配自然的理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自然的祛魅回归到自然的返魅，重建技术伦理，是解决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矛盾、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基础和前提。
二、对自然的返魅：重建人类与自然的有机联系
近代哲学家卢梭较早认识到现代性价值体系的缺陷及其实践的二律背反结局。他在1750年应征法国第戎学院的征文《论科学和艺术》中指出，科学的发展和以科学为基础的启蒙文明并没有真正给人带来幸福和自由，相反由于科学的发展激发了人们的欲望，导致了人类的虚荣、道德败坏和奴役。“怀疑、猜忌、恐惧、冷酷、戒备、仇恨与背叛永远会隐藏在礼仪那种虚伪一致的面目下边，隐藏在被我们夸耀为我们时代文明的依据的那种文雅的背后。”④ 他的这一思想为尼采、齐美尔、海德格尔等现代哲学家所继承和发展，并从不同角度反思和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唯科学主义所宣扬的“科学万能论”，揭示和反思了现代性价值体系的悖论和以资本为基础的工业文明发展所造成的恶果。他们的探索有助于我们反思应当如何看待自然，应当如何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当代生态哲学思潮对上述问题的反思尤其深刻和具有启示价值。
伴随着生态科学、系统论、协同学等自然科学的兴起和发展，形成了当代生态哲学思潮。1866年德国生物科学家海克尔最早提出了“生态学”的概念，把生态问题引入到生物科学的研究中。1935年英国生态学家阿瑟·坦斯利进一步提出了研究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关系的“生态系统”的概念，使生态学科逐渐形成并渗透到不同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形成了自然科学意义上和人文科学意义上的生态学科的学科群。对于生态科学的特点，美国生态学家巴里·康芒纳提出了四条生态学法则给予了完整的表述，即：“每一种事物都与别的事物相关”⑤;“一切事物都必然要有其去向”⑥;“自然界所懂得的是最好的”⑦;“没有免费的午餐”⑧。这四条法则表明所有事物都处于相互联系中;自然界中没有所谓的“废物”存在，因为事物之间是相互转换的;现存的自然生态系统在当前是最好的;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在生态系统中没有东西是可以取得或者失掉的。从上述四条生态法则可以看出，生态科学强调的是相互联系、相互转换，是整体论和有机论的思维方式，强调尊重自然本性的重要性。系统论和协同学对西方生态思潮的形成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系统论是美籍奥地利理论生物学家路德维希·冯·贝塔朗菲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其核心理论观点把“系统”定义为相互关联的元素的集，主张从探究构成“集”的元素之间的关系来把握“集”的性质。贝塔朗菲这里所讲的“集”实际上就是系统“整体”，他针对机械论的还原论和分析方法的缺陷，指出整体具有构成整体的部分无法解释的特性，并由此提出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命题。系统论这种强调研究部分之间的关系、反对从分析方法和还原论来研究整体的思想从方法论上影响了当代生态思潮对个人、人类和自然关系的研究。协同学是20世纪70年代由德国理论物理学家哈肯和他的学生格洛汉姆在《协同学：一门协作的科学》一书中创立的，与系统论侧重于从关系和整体把握系统的特性不同，协同学则是强调以构成整体的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为基础，通过探究“关系”“整体”和“结构”之间的联系来把握系统的特性，并运用协同学的理论和方法探讨生态问题。哈肯把大自然看作是由各种相互联系的自然过程构成的协同系统，这些自然系统的平衡是不断变化的，甚至自然过程细小的变化也能造成系统的巨大变化。当代生态哲学思潮正是在上述自然科学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生态哲学是一种新的哲学世界观，其核心是反对近代机械论的哲学世界观，主张世界万物处于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中的有机论的哲学世界观，它关注对自然—技术—社会关系问题的探讨。生态哲学既反对近代机械论的自然观把“自然”看作是遵循机械运动规律的被動客体，又反对近代哲学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归结为支配和被支配的观点。它强调“自然”是一个充满活力、运动不息的世界，是一个不断生成和发展的有机的整体，只有摒弃还原论和机械论的立场，立足于有机联系和整体论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真正把握自然的特性，认识到人类与自然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有机统一的关系。生态哲学又是一种生态价值观，它不仅肯定人类的价值，而且也肯定所有生命和自然的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代表了一种新的价值立场。以生态哲学为基础，当代西方形成了坚持生态中心论的“深绿”生态思潮、坚持现代人类中心论的“浅绿”生态思潮、坚持怀特海式的马克思主义的有机马克思主义和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深绿”生态思潮强调“地球的优先性”，认为人类与自然是地球生态系统的内在组成部分，人类并不比自然具有更高的地位和价值;主张破除人类中心主义哲学世界观和价值观，确立“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把道德关怀的对象拓展到人类之外的存在物上，以维系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共生关系。“浅绿”生态思潮虽然依旧坚持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人类与自然对立的机械自然观，但是他们从生物进化论和对人类负责任的角度要求破除那种认为人的任何感性欲望都应当得到满足的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哲学世界观和价值观，提出了基于人类责任的“开明人类中心主义”和“弱式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主张，强调通过科技创新和严格的环境政策来限制人类对自然界的破坏。有机马克思主义主张以怀特海过程哲学的“关系实在论”补充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和阶级分析，反对现代性价值体系所主张的主、客二分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强调用整体性、有机性思维来处理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立足于个人主义价值观来追求无限经济增长，倡导以共同体价值观培育为主要内容的有机教育，建立市场主义社会，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同发展。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以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为基础，坚持用历史分析法、阶级分析法分析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途径，强调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是生态危机的根源，认为以资本为基础的物欲至上的个人主义、消费主义价值观进一步强化了生态危机;主张建立遵循生态理性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建立生物多样性伦理，恢复人类对自然的敬畏，建立抑制人的非理性欲望的技术伦理，使科学技术的运用服从于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要的满足，保证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同发展。 可以看出，虽然上述生态哲学思潮具体理论观点和价值立场各不相同，但是他们都突破了现代性价值体系和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所秉承的二元论、机械论的哲学世界观，还原论和分析主义的方法论，经济主义的发展观和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倡导有机论、整体论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如果在现代性价值体系那里，自然是一个遵循机械运动的被动客体，人类和自然的关系是以科学技术为中介的支配和被支配、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其价值是满足人类的需要的话，那么在生态哲学思潮这里，自然是一个充满内在活力的不断生成的存在物，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有机关系，科学技术不用来满足人的非理性的欲望，只用于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人类文明所追求的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同发展的理想。
三、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维系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理论基础
当代生态科学和生态思潮的兴起虽然突破了现代性价值体系和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所秉承的支配自然的理念和机械论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创立了生态哲学思维方式，但是单纯从生态价值观的维度把握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无法把握生态危机的本质。只有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才是我们维系人类和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理论基础，并对反思当前的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疫情具有重要的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是通过超越近代主体形而上学而实现哲学革命变革，确立自然观与历史观相统一的生态哲学思维方式的。不同于近代主体形而上学立足于认识论立场解决主体与客体、历史与自然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明确主张只有立足于人类实践，并把人类实践理解为改造世界的感性现实活动，才能真正解决主体与客体、历史与自然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从青年时代起，就批评近代主体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和直观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立场，强调人类实践才是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基础，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⑨，只有立足于人类实践才能理解社会生活的本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而且批评费尔巴哈脱离人类实践和历史的抽象的自然观，并进一步阐发了他们所主张的以人类实践为基础的历史观和自然观。在他们看来，费尔巴哈“割裂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没有真正理解在工业发展中人与自然关系相统一的重要性”⑩。其实人类与自然以“实践”为中介处于一种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关系中，一方面自然界以其客观规律制约着人类实践，另一方面人类又以实践为基础，利用和改造自然界，从而呈现人类史和自然史发展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由此，马克思、恩格斯反对近代主体形而上学把人类与自然绝对对立起来的观点，其生态哲学思维方式就是建立在这种以实践为基础的历史观和自然观辩证统一的基础上的。
其生态哲学思维方式的内容和特点主要体现为：第一，马克思、恩格斯既反对脱离实践和社会历史把人类与自然机械地对立起来的抽象自然观，也反对把人类社会和自然的关系看作是支配和被支配、利用和被利用的工具性关系，强调人类和自然是在实践基础上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并最终实现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关系。此亦为他们生态哲学思维方式的理论基础;第二，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哲学思维方式具有历史性和生成性的特点，这不仅体现在他们对人类与自然关系问题的看法上，而且体现在如何看待科学技术的社会效应问题上。就前者来说，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坚持人类史和自然史相互影響、相互作用，最终实现“自然人化”和“人化自然”的辩证统一，从而既揭示了人类社会不仅是自然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而且其生存和发展离不开自然，又揭示了自然伴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而具有历史性的特征;就后者来说，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抽象地看待科学技术的社会效应，在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推进生产力发展的革命性要素以后，又强调科学技术的社会效应取决于承载它的社会关系和价值观的性质，从而与当代西方生态哲学思潮抽象地考察科学技术的社会效应的做法区分开来;第三，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哲学思维方式具有批判性和理想性的特点，这既体现在他们对生态危机本质问题的看法上，又体现在他们对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问题的分析上。生态危机虽然主要以人与自然关系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与自然关系的性质取决于人与人关系的性质，生态危机的本质是人们在生态资源占有、分配和使用上的利益矛盾关系的危机，只有变革不合理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立能够合理协调人类与自然物质变换关系的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环境正义，生态危机才能得到根本解决。
习近平在吸收西方生态哲学思想和中国传统生态哲学智慧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用“生命共同体”概念表达了他的生态本体论。在习近平看来，人类与自然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构成的“生命共同体”。“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用途管制和生态修复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如果种树的只管种树、治水的只管治水、护田的单纯护田，很容易顾此失彼，最终造成生态的系统性破坏。” 他反复强调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必须以尊重自然规律为前提，否则就会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因为“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只有尊重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这就要求我们顺应自然和敬畏自然，在追求发展过程中树立保护生态环境的价值观念，“要从改变自然、征服自然转向调整人的行为、纠正人的错误行为。要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天人合一，不要试图征服老天爷”。正如郇庆治所总结的，“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与“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习近平生态哲学思想的“核心性观点”。习近平的生态哲学思想不仅表达了有机论、整体论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要求人类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基础上，必须尊重自然规律、顺应自然规律，并保持敬畏自然的态度，而且进一步反思了建立在现代性价值体系基础上的西方发展观和发展实践，指出西方发展观的问题在于把发展狭隘地理解为经济增长，以这种发展观为指导的发展实践虽然带来经济总量的增加，但是也带来了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恶化和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等严重经济社会问题，也使发展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真正的发展应该立足于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应该摒弃以要素投入为主，单纯追求经济总量的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黑色发展方式，代之以科技创新为主导，尊崇自然的协调的绿色、低碳、循环和可持续的生态文明发展方式。习近平的以上观点无论对于维系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还是对于我们反思当前的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疫情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具体说： 第一，破除现代性价值体系所描绘的机械自然观以及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归结为支配和被支配的工具性关系的观点，树立有机论、整体论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是维系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基础和前提。文艺复兴之前，人类虽然也通过技术来利用和改造自然，但由于当时人们把自然看作是有精神属性的存在物，因而对自然保持敬畏的态度，这种敬畏自然的态度使人们对自然的利用保持在自然所能承受的限度之内。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人类的自然观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主张人类应当摆脱对自然和神灵的崇拜，由此开启了对自然的祛魅之旅。祛魅的结果是把自然看作是遵循机械规律运动的被动客体，人们从迷恋自然的奥秘转向了迷恋自然的有用性，进而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看作是支配和被支配的工具性关系，并且非理性地运用科学技术改造和利用自然来满足人类的需要。这一祛魅之旅虽然提高了生产力，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也越来越使人类丧失对自然应有的敬畏，越来越把自然看作是自己的对立面，并最终超越了自然所能承受的极限，造成了危及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生态危机。生态科学、生态哲学思潮和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本质是要求应当把人类与自然看作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要从对自然的祛魅走向对自然的返魅，在尊重自然规律、顺应自然规律和敬畏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改造和利用自然，从而在维系人类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基础上，实现人类和自然的共同发展。
第二，如果哲学世界观、自然观的变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基础和前提，那么如何抑制人类的贪欲，改变消费主义生存方式和物质主义幸福观则是能否将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落实于现实生活的关键。现代性价值体系引导下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宣扬科学进步为基础的社会进步观，不考虑自然资源的限制，追求无限经济增长，以满足资本对利润的追求，最终形成了资本主义高生产、高消费的社会发展模式。文艺复兴之前人们奉行的是“够了就行”和“知足常乐”的生存方式和价值观，而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奉行的是“越多越好”的消费主义生存方式和价值观。人们为了逃避生产过程中的异化劳动，把幸福和自由的体验寄托于劳动之外的消费活动中，而这种消费活动往往并不是基于人的“真实需要”进行的，而是为资本所制造出的“虚假需求”所支配，本质上是一种“异化消费”。这种异化消费颠倒了需要、商品、消费和幸福的关系，把实现人生自由、幸福手段的消费当做人生的目的和幸福本身，把对商品的占有、消费当作判别人生成功与否和地位高低的标准，这本质上是一种物质主义的生存方式和幸福观。正是在这种物质主义的生存方式和幸福观的支配下，人们贪婪地追求异化消费。近年来，一系列病毒性流行病疫情的爆发虽然与社会治理体系的缺陷存在联系，但一个深刻的原因还在于部分人在物质主义的生存方式和幸福觀的支配下，或者错误地认为野生动物具有更高的营养价值，或者把食用野生动物看作身份、地位的象征，罔顾野生动物的生存权利，滥捕滥杀野生动物，把滥食野生动物当做一种个性和时髦的生活方式加以体验，结果受到自然的惩罚。
第三，要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还必须建立一种技术伦理，避免科学技术服务于人的非理性欲望而造成的技术的滥用。文艺复兴和启蒙理性所宣传的现代性价值体系把科学技术看作是支配自然、控制自然的中介和工具，从根本上改变了文艺复兴之前人们因敬畏自然而采取的有限利用的技术观，并把技术看作是服务于以资本为基础的利益集团追求自身非理性欲望的工具，造成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唯科学主义思潮和物欲至上的价值观的结合，科学技术由此异化为控制自然，进而控制人的工具。因此，我们需要重新阐释现代性价值体系中所谓的“控制自然”，扭转那种利用技术控制和支配自然满足人类需要的错误思路，而将之解释为控制人内心非理性的自然欲望，避免滥用技术，并使技术运用真正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以及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同发展。
注释：
①② [德]霍克海默尔、阿多诺：《启蒙的辩证法》，渠敬东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
③ [英]罗宾·柯林伍德：《自然的观念》，吴国盛等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④ [法]让·卢梭：《论科学与艺术》，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0页。
⑤⑥⑦⑧ [美]巴里·康芒纳：《封闭的循环：自然、人和技术》，侯文蕙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5、30、32、35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4页。
⑩ 李全喜、耿宏宏：《〈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及其当代启示》，《云梦学刊》2018年第2期。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14年版，第85页。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17年版，第394页。
《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74页。
郇庆治：《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共产党绿色现代化话语的嬗变》，《云梦学刊》2019年第1期。
作者简介：王雨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湖北武汉，430073。
（责任编辑 胡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