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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宋代佛教发展趋向世俗化，佛教之风在社会各个阶层盛行。除了居家修行外，士人阶层女性主动跨出家门，前往寺院参谒僧人，与女尼交往。对于女性在家外拓展的这些佛门交往行为，有士人提出反对的声音，但也有许多士人持以宽容的态度。
【关键词】：宋代 士人阶层女性 僧尼
宋代，佛教信仰在社会各个阶层蔚然成风，士人参禅学佛的亦不在少数。佛教在士人阶层女性群体中也很盛行。士人阶层女性由于生活在士人家庭中，受儒家道德规范的限制更为严格，活动范围主要以家为中心。因此，士人阶层女性信仰佛教的形式主要是居家修行，她们将佛教行为融入到日常生活中，在居室内诵经念佛，打坐悟禅，又或者抄写佛经等。但另一方面，由于佛教的繁荣发展，士人阶层女性也有了通过佛教信仰走出家门与僧尼交往的机会。
一、与僧尼的交往
宋代有许多士人投身佛学，与僧人的交游成为宋代士人交友圈的一大特点。那士人阶层女性是否也可以与僧人面对面探讨佛法呢？元祐元年（1086），殿中御史孙升在上递给朝廷的奏章中提到一种现象：“士大夫有朝夕游息于其间而又引其家妇人女子出入无间，参禅入室，与其徒杂扰，昏暮而出。”据此推断，部分士人不仅频繁出入佛寺，还会将自己熟识的僧人引见给家中的女性信徒认识。可见士人阶层女性以宗教的名义跨出家门以及突破男女之防而与僧人交往的现象是确实存在的，而且多是建立在家中男性默认的基础上。
宋代禅宗和净土宗在佛教女信徒群体中十分流行。净土宗追求的是往生净土，修行方式更注重静坐念佛，而禅宗除了平日的修行积累外，还讲求在与禅师的机锋对答中达到开悟。一些希望能在佛法造诣上更进一层的士人阶层女性，自然会主动寻求与禅师交流的机会，而不仅仅满足于闭门修行。在适当的情况下，她们会选择亲自前往寺院拜访禅师，求问佛法。如朝请大夫韩美成的继室李氏，“雅好佛学”。她曾经前往径山能仁寺拜谒宗杲禅师，并且得号安靖道人。到了晚年的时候，李氏一心礼佛，“布裘饭蔬，翛然默坐，或佛书意有所会至忘食饮也”。李氏拜谒宗杲禅师的具体缘由以及两人会面的情形，我们不得而知。但这段经历对于李氏而言必然是难忘的，亦是她晚年坚持礼佛的动力之一。又如成都府的一位嫠妇范县君，她听闻圆悟禅师奉旨归住昭觉寺，于是动身前往拜访，“请示入道因缘”。她还成为了圆悟禅师的法嗣弟子，被收录在《嘉泰普灯录》中。
胡文柔的经历则更为特殊。丈夫李之仪在为其撰写的墓志铭中提到一件事情：京师新辟了一个禅刹，准备请一位德高望重的禅师来担任主持，于是学者们都各处寻访合适的人选。而胡文柔也穿着僧服，跟随诸学者到处参问有名的禅师，“而所谓明师者，皆印其可”。李之仪还提到胡文柔成为了圆照宗本禅师的门内弟子，“别名守慧”。这在女性墓志铭中是极为少见的记载。从李之仪的论述中可以看出胡文柔对佛教所做出的贡献获得了佛界中人的认可，“天下丛林至今称之”，而胡文柔“亦以是为己任”。可见胡文柔并不因自己的女性身份而对她去参与这件佛界盛事产生犹疑。
士人阶层女性上门求见禅师，也并非全是为了探求佛法上的进步。如《乐邦文类》中记载了镇洮军承宣使陈思恭的妻子冯氏，自小便体弱多病。冯氏嫁人后，病得越来越严重。在大夫也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冯氏径直上门拜访慈受深禅师，寻求治愈自己疾病的良方。慈受深禅师以慈悲之心，教导冯氏吃斋念佛，“默求初心”。在慈受深禅师的引导下，冯氏成为了一个虔诚的佛教徒，“诵佛逾十年，益精进”。
士人阶层女性上门参问僧人的情况虽然存在，但始终违反了男女有别的儒家伦理规范。大部分的士人阶层女性会更倾向于与女尼交往，向她们请教佛法。如孟嵩的夫人仲氏，“尝见佛者宗杲，重其明悟，使从其徒曰无着道人妙总，总亦以其所之许之”。仲氏与宗杲禅师见面的地点无法确定，但两人交谈过后，宗杲禅师因看重仲氏的悟性，便让仲氏跟随他的弟子无着道人妙总学习佛法。
宋代，女尼出入士人家庭的情况较为普遍，并与士人阶层女性交往密切。这一点可以通过士人对女尼的警惕来佐证。袁采在《袁氏世范》中写到：“尼姑、道婆、媒婆、牙婆及妇人以买卖、针灸为名者，皆不可令入人家。凡脱漏妇女财物及引诱妇女为不美之事，皆此曹也。”士人在家训中强调勿让比丘尼在家中出入，正正是因为看到了女尼与家中女性来往密切所造成的不良后果而给士人们敲响警钟。
女尼经常出入士人家中，士人阶层女性可以从女尼身上获取外界的讯息，同时女尼也成为了她们走出家门的一个中介渠道。相识女尼所在的尼寺便是士人阶层女性拓展家外空间的地点之一。宋人文集中鲜有关于比丘尼与士人阶层女性交往的具体记载。但在笔记小说中却可以看见一些相关的故事。如《夷坚志》支景卷三中的《西湖庵尼》记载，临安某官妻极美，“为一少年所慕”，少年收买了经常出入这位夫人家中的女尼，请求女尼制造机会让他与夫人见面。女尼便作了一个斋目，上面列了“大官女妇封称一十余人”，然后到夫人的官宅上，借口邀请夫人參加胜会，夫人当即盛服前往尼寺。《清尊录》中也有一个类似的故事。夫人狄氏原本性情贞淑，后来却在女尼慧澄的引诱下，与滕生私会。慧澄将两人私会的地点定在了尼寺。从文中狄氏与慧澄的对话来看，我们可以得知狄氏平日可以以“设斋”或者为逝去的先人做法事等正当的理由出入尼寺，并且不会引起家人的怀疑。
不管是在士人的家训还是这两个故事中，女尼都是作为一个负面的形象出现。故事的真实性虽不可考，但其确实反映了当时社会上的某些现实状况。女尼以佛教的名义与士人阶层女性建立起日常的交往，而士人阶层女性也会经常以各种正当的宗教理由出入相熟女尼所在的尼寺，如上香祈福、做法事、参加法会等等。因为女尼的性别和身份，士人往往会对此种交往放松警惕。士人阶层女性走出家门的几率也大大增加。
二、士人的态度
宋代士人崇儒重教，强调重振纲常，试图恢复理想的儒家秩序。而家庭秩序的规范则是他们重建理想国家秩序中十分重要的环节之一。王安石道：“王者之治，始之与家之序，本于夫妇正。”因此，宋代士人十分重视治家，士人家庭中的女性自然也是被规范的对象。理想的性别秩序——“男外女内”，就是被强调的重点之一。 宋代士人对女性信佛并不抗拒，因为大多数情况下，佛教信仰对士人阶层女性起到的是积极作用。如女性因为信佛，具备了质朴节俭、心性仁慈、淡然面对生死等优点。士人看重的是佛教思想能帮助女性更好地扮演妻子、母亲、儿媳妇的角色。但是当佛教信仰成了士人阶层女性走出家门的一个渠道时，部分士人便感到一直以来强调的内外秩序受到了威胁。士人阶层女性进出寺院、与僧尼交往，不仅突破了活动空间的限制，还违反了“男女有别”的儒家规范。
在墓志铭中，我们也几乎看不到士人对于士人阶层女性在家外与僧尼交往的记载。反而有部分士人借女性之口，对女性出入寺院的现象加以谴责。如张次元的妻子严氏在士女纷纷造访寺院的盛行之风下，告诫家人：“苟尽妇道即契佛心，安用从彼扰扰邪？”又如许景衡在為丁期昌妻子蒋氏撰写的墓志铭中提到：“岁时，宗戚趋寺庙以嬉”，有人请夫人一起去，夫人却说：“彼岂我属游止处耶？”这些都很明确地表现出了笔者的价值取向——女性进出寺院是不符合儒家规范的行为，女性应加以警惕。而陆佃在《边氏夫人行状》中就塑造了一个符合儒家理想的佛教女信徒的模范。在陆珪笔下，母亲边氏是一个不爱出门的居家女信徒，哪怕离得再近的景观，她也不愿意踏入一步。平日的修行便是在家焚香诵经，持念佛名。
哲宗朝时，孙升和朱光庭都曾向朝廷表示过对士人阶层女性出入寺院这一现象的不满，并意图借助官方的力量加以禁止。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士人对于理想秩序的追求和对女性走出家门的态度，会因各种因素而产生偏差。
首先，宋代佛教盛行，士人参禅学佛亦不在少数。学佛的士人对家中女性信佛的境况会更为理解和体谅。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也会和信佛的母亲或者妻子交流佛法。秦国夫人计氏与宗杲禅师的交流，正是因为儿子张浚和宗杲禅师的交往才得以开始。其次，宋代对于女性的评价标准并不是僵化死板的。如胡文柔随诸学者到处参谒禅师，为新辟的禅刹物色合适的主持这一行为，获得了佛门中人的肯定。李之仪将妻子这段经历记录在墓志铭中，显然带有赞颂的意图。可见，士人阶层女性在佛法上的造诣和对佛教做出的贡献，士人大多会持以欣赏和敬佩的态度。
总而言之，士人虽然意识到士人阶层女性进出寺院和与僧尼的交往，是不符合儒家伦理道德规范的行为。但在实际生活中，士人大多时候会对她们的精神需求予以谅解，并抱以宽容的态度，有时甚至会成为她们的陪同者。
【参考文献】：
【1】（宋）洪迈：《夷坚志》，何卓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2】（宋）正受：《嘉泰普灯录》，秦瑜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3】（明）陆楫：《古今说海·清尊录·说略十七》，刘新生校译，成都：巴蜀书社，1997年。
【4】《大正新修大藏经》，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1995年影印本。
【5】《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
作者简介：刘美伶（1995—），女，汉族，广西北流市人，学历：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史专业，宋史，单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所在省市：四川省成都市
【关键词】：宋代 士人阶层女性 僧尼
宋代，佛教信仰在社会各个阶层蔚然成风，士人参禅学佛的亦不在少数。佛教在士人阶层女性群体中也很盛行。士人阶层女性由于生活在士人家庭中，受儒家道德规范的限制更为严格，活动范围主要以家为中心。因此，士人阶层女性信仰佛教的形式主要是居家修行，她们将佛教行为融入到日常生活中，在居室内诵经念佛，打坐悟禅，又或者抄写佛经等。但另一方面，由于佛教的繁荣发展，士人阶层女性也有了通过佛教信仰走出家门与僧尼交往的机会。
一、与僧尼的交往
宋代有许多士人投身佛学，与僧人的交游成为宋代士人交友圈的一大特点。那士人阶层女性是否也可以与僧人面对面探讨佛法呢？元祐元年（1086），殿中御史孙升在上递给朝廷的奏章中提到一种现象：“士大夫有朝夕游息于其间而又引其家妇人女子出入无间，参禅入室，与其徒杂扰，昏暮而出。”据此推断，部分士人不仅频繁出入佛寺，还会将自己熟识的僧人引见给家中的女性信徒认识。可见士人阶层女性以宗教的名义跨出家门以及突破男女之防而与僧人交往的现象是确实存在的，而且多是建立在家中男性默认的基础上。
宋代禅宗和净土宗在佛教女信徒群体中十分流行。净土宗追求的是往生净土，修行方式更注重静坐念佛，而禅宗除了平日的修行积累外，还讲求在与禅师的机锋对答中达到开悟。一些希望能在佛法造诣上更进一层的士人阶层女性，自然会主动寻求与禅师交流的机会，而不仅仅满足于闭门修行。在适当的情况下，她们会选择亲自前往寺院拜访禅师，求问佛法。如朝请大夫韩美成的继室李氏，“雅好佛学”。她曾经前往径山能仁寺拜谒宗杲禅师，并且得号安靖道人。到了晚年的时候，李氏一心礼佛，“布裘饭蔬，翛然默坐，或佛书意有所会至忘食饮也”。李氏拜谒宗杲禅师的具体缘由以及两人会面的情形，我们不得而知。但这段经历对于李氏而言必然是难忘的，亦是她晚年坚持礼佛的动力之一。又如成都府的一位嫠妇范县君，她听闻圆悟禅师奉旨归住昭觉寺，于是动身前往拜访，“请示入道因缘”。她还成为了圆悟禅师的法嗣弟子，被收录在《嘉泰普灯录》中。
胡文柔的经历则更为特殊。丈夫李之仪在为其撰写的墓志铭中提到一件事情：京师新辟了一个禅刹，准备请一位德高望重的禅师来担任主持，于是学者们都各处寻访合适的人选。而胡文柔也穿着僧服，跟随诸学者到处参问有名的禅师，“而所谓明师者，皆印其可”。李之仪还提到胡文柔成为了圆照宗本禅师的门内弟子，“别名守慧”。这在女性墓志铭中是极为少见的记载。从李之仪的论述中可以看出胡文柔对佛教所做出的贡献获得了佛界中人的认可，“天下丛林至今称之”，而胡文柔“亦以是为己任”。可见胡文柔并不因自己的女性身份而对她去参与这件佛界盛事产生犹疑。
士人阶层女性上门求见禅师，也并非全是为了探求佛法上的进步。如《乐邦文类》中记载了镇洮军承宣使陈思恭的妻子冯氏，自小便体弱多病。冯氏嫁人后，病得越来越严重。在大夫也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冯氏径直上门拜访慈受深禅师，寻求治愈自己疾病的良方。慈受深禅师以慈悲之心，教导冯氏吃斋念佛，“默求初心”。在慈受深禅师的引导下，冯氏成为了一个虔诚的佛教徒，“诵佛逾十年，益精进”。
士人阶层女性上门参问僧人的情况虽然存在，但始终违反了男女有别的儒家伦理规范。大部分的士人阶层女性会更倾向于与女尼交往，向她们请教佛法。如孟嵩的夫人仲氏，“尝见佛者宗杲，重其明悟，使从其徒曰无着道人妙总，总亦以其所之许之”。仲氏与宗杲禅师见面的地点无法确定，但两人交谈过后，宗杲禅师因看重仲氏的悟性，便让仲氏跟随他的弟子无着道人妙总学习佛法。
宋代，女尼出入士人家庭的情况较为普遍，并与士人阶层女性交往密切。这一点可以通过士人对女尼的警惕来佐证。袁采在《袁氏世范》中写到：“尼姑、道婆、媒婆、牙婆及妇人以买卖、针灸为名者，皆不可令入人家。凡脱漏妇女财物及引诱妇女为不美之事，皆此曹也。”士人在家训中强调勿让比丘尼在家中出入，正正是因为看到了女尼与家中女性来往密切所造成的不良后果而给士人们敲响警钟。
女尼经常出入士人家中，士人阶层女性可以从女尼身上获取外界的讯息，同时女尼也成为了她们走出家门的一个中介渠道。相识女尼所在的尼寺便是士人阶层女性拓展家外空间的地点之一。宋人文集中鲜有关于比丘尼与士人阶层女性交往的具体记载。但在笔记小说中却可以看见一些相关的故事。如《夷坚志》支景卷三中的《西湖庵尼》记载，临安某官妻极美，“为一少年所慕”，少年收买了经常出入这位夫人家中的女尼，请求女尼制造机会让他与夫人见面。女尼便作了一个斋目，上面列了“大官女妇封称一十余人”，然后到夫人的官宅上，借口邀请夫人參加胜会，夫人当即盛服前往尼寺。《清尊录》中也有一个类似的故事。夫人狄氏原本性情贞淑，后来却在女尼慧澄的引诱下，与滕生私会。慧澄将两人私会的地点定在了尼寺。从文中狄氏与慧澄的对话来看，我们可以得知狄氏平日可以以“设斋”或者为逝去的先人做法事等正当的理由出入尼寺，并且不会引起家人的怀疑。
不管是在士人的家训还是这两个故事中，女尼都是作为一个负面的形象出现。故事的真实性虽不可考，但其确实反映了当时社会上的某些现实状况。女尼以佛教的名义与士人阶层女性建立起日常的交往，而士人阶层女性也会经常以各种正当的宗教理由出入相熟女尼所在的尼寺，如上香祈福、做法事、参加法会等等。因为女尼的性别和身份，士人往往会对此种交往放松警惕。士人阶层女性走出家门的几率也大大增加。
二、士人的态度
宋代士人崇儒重教，强调重振纲常，试图恢复理想的儒家秩序。而家庭秩序的规范则是他们重建理想国家秩序中十分重要的环节之一。王安石道：“王者之治，始之与家之序，本于夫妇正。”因此，宋代士人十分重视治家，士人家庭中的女性自然也是被规范的对象。理想的性别秩序——“男外女内”，就是被强调的重点之一。 宋代士人对女性信佛并不抗拒，因为大多数情况下，佛教信仰对士人阶层女性起到的是积极作用。如女性因为信佛，具备了质朴节俭、心性仁慈、淡然面对生死等优点。士人看重的是佛教思想能帮助女性更好地扮演妻子、母亲、儿媳妇的角色。但是当佛教信仰成了士人阶层女性走出家门的一个渠道时，部分士人便感到一直以来强调的内外秩序受到了威胁。士人阶层女性进出寺院、与僧尼交往，不仅突破了活动空间的限制，还违反了“男女有别”的儒家规范。
在墓志铭中，我们也几乎看不到士人对于士人阶层女性在家外与僧尼交往的记载。反而有部分士人借女性之口，对女性出入寺院的现象加以谴责。如张次元的妻子严氏在士女纷纷造访寺院的盛行之风下，告诫家人：“苟尽妇道即契佛心，安用从彼扰扰邪？”又如许景衡在為丁期昌妻子蒋氏撰写的墓志铭中提到：“岁时，宗戚趋寺庙以嬉”，有人请夫人一起去，夫人却说：“彼岂我属游止处耶？”这些都很明确地表现出了笔者的价值取向——女性进出寺院是不符合儒家规范的行为，女性应加以警惕。而陆佃在《边氏夫人行状》中就塑造了一个符合儒家理想的佛教女信徒的模范。在陆珪笔下，母亲边氏是一个不爱出门的居家女信徒，哪怕离得再近的景观，她也不愿意踏入一步。平日的修行便是在家焚香诵经，持念佛名。
哲宗朝时，孙升和朱光庭都曾向朝廷表示过对士人阶层女性出入寺院这一现象的不满，并意图借助官方的力量加以禁止。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士人对于理想秩序的追求和对女性走出家门的态度，会因各种因素而产生偏差。
首先，宋代佛教盛行，士人参禅学佛亦不在少数。学佛的士人对家中女性信佛的境况会更为理解和体谅。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也会和信佛的母亲或者妻子交流佛法。秦国夫人计氏与宗杲禅师的交流，正是因为儿子张浚和宗杲禅师的交往才得以开始。其次，宋代对于女性的评价标准并不是僵化死板的。如胡文柔随诸学者到处参谒禅师，为新辟的禅刹物色合适的主持这一行为，获得了佛门中人的肯定。李之仪将妻子这段经历记录在墓志铭中，显然带有赞颂的意图。可见，士人阶层女性在佛法上的造诣和对佛教做出的贡献，士人大多会持以欣赏和敬佩的态度。
总而言之，士人虽然意识到士人阶层女性进出寺院和与僧尼的交往，是不符合儒家伦理道德规范的行为。但在实际生活中，士人大多时候会对她们的精神需求予以谅解，并抱以宽容的态度，有时甚至会成为她们的陪同者。
【参考文献】：
【1】（宋）洪迈：《夷坚志》，何卓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2】（宋）正受：《嘉泰普灯录》，秦瑜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3】（明）陆楫：《古今说海·清尊录·说略十七》，刘新生校译，成都：巴蜀书社，1997年。
【4】《大正新修大藏经》，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1995年影印本。
【5】《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
作者简介：刘美伶（1995—），女，汉族，广西北流市人，学历：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史专业，宋史，单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所在省市：四川省成都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