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大，像我一样旁听的人很多，有不少旁听生通过努力改变了命运。
　　我在北大旁听，没有固定的导师。但我听钱理群教授和陈平原教授的课程最久，收获最大。
　　来到北大后，我选修了钱理群的“1948年文学”的专题课，整整听了一学期。在北大20年，我俨然成了一名钱理群迷，凡是有他的课程或学术讲座，我都去听。有一次在钱先生的周氏兄弟讨论课上，我向他提了个问题，请他谈谈曹聚仁。钱先生非常谦逊，说他只读过曹聚仁不多的几种著作，他认为曹聚仁是一位很有见解的作家，他写的《鲁迅评传》，就没有将鲁迅捧为神，而是将鲁迅视为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他认为曹聚仁是一位值得研究的现代文化名人。后来，我在北大筹备曹聚仁研究中心时，请他做学术顾问，每期《曹聚仁研究》印出来时，我也会在他的信箱里塞一份。在校园里，我经常见到钱先生，他总是提着一个小布袋，走路兴冲冲的。碰面了我会郑重地问候一声：“钱教授，您好！”他总是一脸和气地点点头。
　　
　　钱理群讲课非常有激情，听课的学生往往受到他的情绪感染。钱理群的导师、已故学者王瑶先生曾说，钱理群的课比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许多老先生讲得好。王瑶先生有文字记载钱理群讲课的情形：“在北大，中文系老师讲课的风格各异，但极少见像老钱那么感情投入者。由于激动，眼镜一会儿摘下，一会儿戴上，一会儿拿在手里挥舞，一副眼镜无意间变成了他的道具。他写板书时，粉笔好像赶不上他的思路，在黑板上显得踉踉跄跄，免不了会一段一段地折断;他擦黑板时，似乎不愿耽搁太多的时间，黑板擦和衣服一起用;讲到兴头上，汗水在脑门上亮晶晶的，就像他急匆匆地赶路或者吃了辣椒后满头大汗。来不及找手帕，就用手抹，白色的粉笔灰沾在脸上，变成了花脸。即使在冬天，他也能讲得一头大汗，脱了外套还热，就再脱毛衣。下了课，一边和意犹未尽的学生聊天，一边一件一件地把毛衣和外套穿回去。”
　　
　　我曾经“偷听”陈平原教授的课程与学术讲座多年。1996年，我选修陈平原教授的“中国文学百年”的研究生专题课。这是我第一次知道“陈平原”这个名字。陈先生个子不高，戴着眼镜，非常斯文也很精神，有一股“名士风流”。他思维敏捷，记忆惊人。他的课，注重学理分析，喜欢以小见大，广征博引。最初听陈先生的课，一时很难真正领会。后来跟着陈先生在学术里“信马由缰”跑了一圈后，才渐渐有所领悟，这也为我以后从事学术研究打下了基础。
　　
　　我与张岱年先生的结识纯属偶然。1996年初，我刚到北大。在三角地博实商场，我看见一位拄拐杖的长者，因所需文具售罄，准备打道回府，我主动上前对他说：“如果方便，您请留个地址，我帮您去校外购买。”张先生没有一点戒心，毫不犹豫给我留下家庭住址。这时，我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学界泰斗张岱年先生。我到校外买到了先生需要的复写纸，按照地址给张老送去时，先生连声道谢。他的家人沏茶倒水，热情招待我。先生与我，边喝茶边攀谈起来。当我提及曹聚仁时，张岱年老先生十分激动，对我说，在特殊时期，曹聚仁在著作里，曾不止一次肯定过他。临走时，张岱年老先生执意要付钱给我，我连连摆手说：“一点小钱，不成敬意！我倒想求赠先生大著。”先生欣然应允，从书架上，找出一册厚厚的《张岱年学术论著自选集》，签名后送给了我。我如获至宝，珍藏至今。
　　
　　我与经济学家厉以宁也有过一段不解之缘。2004年，光华管理学院举办讲座，闻讯而来的听众挤满了楼道。讲座组织者以教室满员为由，把不少听课者拒之门外，我也在被拒之列。情急之下，我就去找时任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的厉先生，看他能否帮助我们。我说：“教室过道与门口，仍有一些多余空间。站着听讲，也没关系。恳请厉院长开恩。”厉先生听完，就与我一起来到门口。他对组织者挥手示意让我们进去，于是我们鱼贯而入。光华管理学院的开放程度，不亚于北大中文系。一开学，光华管理学院就会在公告栏内张贴课程表，既方便了本校学生选课，也便利了校外人士旁听。
　　
　　我与北大前校长许智宏的相识，更具戏剧性。当时，我正在旁听北大中文系孔庆东教授的课，一回头，看见当时的北大校长许智宏就坐在我的背后，一边认真听讲，一边做笔记。我大胆和他攀谈起来，许智宏说，自从他当北大校长以来，无论再忙，在一年当中，都要抽出一定时间，亲自到教室，旁听北大教授的课程，不仅可以了解教学情况，而且也可给自己充电。许智宏的这番话，也令我深刻理解了北大精神。
　　
　　我还记得，当时北大用餐难，餐卡一卡难求，北大原党委书记王学珍，将这份“福利”让给了我;曾几何时，生活拮据，借钱无门，北大教授周文骏向我伸出援助之手;我一个人在京过年，北大图书馆工作的老乡蒋刚苗博士，邀我除夕夜去他那里吃年夜饭，共叙乡情……这些师长，如缕缕和煦的春风沐浴我成长，让我在艰苦的环境下奋发向上。我的点滴进步，都离不开他们的提携与培养。
　　（编辑/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