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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从未停止过对于走向国际市场的探索。毫无疑问,中国电影在世界市场上有着自身的立足之本,且在多年的探索中有颇多收获。在全球文化流动中,中国电影或者适应市场竞争,在保持市场份额的同时保持中国电影的文化主权;或者退出市场竞争,在失去市场的同时失去文化的主体性。综合中国电影始终尴尬的探索之路,只有坚持自身特色,放弃一味迎合,尝试改变世界对中国电影的固有看法才可能使中国电影真正融入主流的文化体系。
关键词 走向世界 改变世界 立足之本 强势文化
中图分类号: J992文献标识码:A
当二十年前以张艺谋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以不断重复中国式的民俗寓言的方式使中国电影在世界舞台上成功地崭露头角;当十年前以勇夺当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卧虎藏龙》为起点全中国的电影导演开始热衷于竹林轻功与打斗;当本就在夹缝中生存的第六代、第七代导演不惜以挑战中国大陆合法的电影制作体制的冒险姿态另辟“独立电影”的蹊径;当越来越多的国籍不明、身份复杂的以“中外合作电影”为名的疑似国产片出现在中国的电影市场上,当中国内地电影早已习惯以“走向国际市场”作为最高纲领进行探索。二十年的探索历程早已模糊了走出世界和尚未走出的界限,在越来越多的“中国电影已经走出世界”的声音中,我们依旧还是“强势文化”定义下的“边缘地区”的一部分。在这个本身以“强势文化”的评价为判断依据的探索中,我们是选择让世界改变我们,抑或让我们改变世界。
一、中国内地电影是否已走向世界?
2003年的博鳌论坛上进行了“中国电影走向世界杰出人物表彰大会”,李小龙,成龙,章子怡等一批杰出的中国电影人名列其中,几十位电影人济济一堂共襄“中国电影走向世界”这一盛举。的确,国内有越来越多的声音开始觉得中国电影已然立于世界之林,“我们斩获了所有A级电影节的重要奖项,甚至担任这些电影节的评委”,“以李安,章子怡等为代表的中国电影人已在好莱坞有了一席之地”“《英雄》《梅兰芳》等中国电影卖到了海外且票房不俗”,在这个意义上而言,中国电影已然立于世界之林。但是“走向世界”的意义远不止以上这些。
我们在“走向世界”的探索过程中更多的是在寻求这种强势文化的认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奥斯卡始终是国内诸多导演不变的梦想。我们可以肯定西方人所理解的中国电影或者说优秀的中国电影是从他们自己在强势文化影响下的的文化背景和文化视点上来判断的,因此当中国大陆电影被国际电影节所认可时,往往并不意味着是中国文化对世界的一种胜利的征服,相反却往往可能是被西方文化所招安、所征服,作为被胸怀开阔的西方文化所慷慨"接纳"的来自遥远它乡的一个神秘而谦恭的"他者",成为一种落入他者囚笼的的囚徒。所以,极端的说,即使有一天中国电影包揽了世界电影最高荣誉——奥斯卡的所有奖项,这也并不意味着中国电影已经征服强势文化,毕竟奥斯卡的评委还是……。
同理可证,有多少中国人在好莱坞名声显赫,中国电影如何在海外市场创造奇迹这都不能作为“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佐证,我们始终是在以权威文化的认可作为认可本身的依据,而真正地走向世界是如同日本成为权威文化的构成部分或是如同印度彻底不理会权威文化独辟蹊径。在全球文化流动中,中国电影或者适应市场竞争,在保持市场份额的同时保持中国电影的文化主权;或者退出市场竞争,在失去市场的同时失去文化的主体性。而真正地走向世界无疑是更倾向于备选答案的前者——改变世界,成为“强势文化”的组成部分,成为制定“游戏规则”“评判标准”的一员。
二、传统与现实的支撑:论证中国电影改变世界的可能性
正如前文论证,在改变世界,成为“强势文化”中的一员抑或者迎合“强势文化”来改变自身,前者才是中国电影走向世界,成为“主流价值体系”的根本。
但是就目前的现实而言,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因为自己特殊的历史进程和社会制度,不仅还没有积累足够的经济实力,而且也没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验和文化传统,这一切都意味着中国电影在以美国电影为代表的全球化扩展中必然会处于竞争劣势。这种劣势不仅仅体现为资金缺乏、设备陈旧、人才短缺,最重要的是中国电影根本没有成熟的产业机制,也缺乏成熟的市场支持,更缺乏适应文化产业发展的体制保证。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在这场斗争中毫无胜算可言。
对于中国民族电影来说,最显而易见的优势就在于中国有着自己完全不同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悠久的而且渗透到现代生活的各个层面的文化传统。中国有几千年的相对独立的文明发展历程,尽管从19世纪末以来,西方文化对中国产生了广泛影响,但中国人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语言使用方面,仍然与西方文化有着深刻的差异。正因为这样,在欧美国家轰动一时的《星球大战前传》在中国却没有得到人们认可,取材于东方故事的《花木兰》在美国获得了成功但在中国市场却遭遇了失败,由华人导演李安执导的《卧虎藏龙》在中国没有引起轰动但在西方却备受欢迎。这些例子证明,尽管由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地球村的形成,使得文化的民族疆界越来越模糊,但中国与西方世界毕竟有着巨大的文化传统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意味着好莱坞电影很难替代中国本土电影的文化亲同性,而且也意味着中国电影在亚洲、在世界的华人文化区都可能具有好莱坞电影所不能替代的文化亲同性。因此,中国电影如果能够创造性地利用中国的文化传统资源,不仅是题材的资源,而且也是价值观、审美观的资源,中国民族电影就可能在中国自己的电影市场,甚至亚洲和世界的华人电影市场、乃至华文化圈中获得广阔的位置,电视剧《三国演义》、《水浒》、《雍正王朝》等在亚洲地区受到广泛的关注就是文化亲同性的重要例证。从另外角度来说,东方文化传统也可能为西方观众提供一种新鲜的文化参照和互补,从而进入西方电影主流,在这一点上,《卧虎藏龙》的成功就是一种启示。
更重要的是,中国有自己特殊的国情。与西方发达国家不一样,中国正在经历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渡时期,任何过渡时代都是本土电影的黄金时代。急剧的社会变迁使社会关系、人际关系、家庭关系都处在不断的变动和调整中,人的命运以及人们的价值观念、心理状态都在转型中动荡、变化,几乎所有人都在这个翻云覆雨的社会动荡中丢失和寻找自己的人生位置,现实的生活本身已经提供了比任何戏剧都更加富于戏剧性的素材,也提供了比任何故事都更加鲜活的人生传奇,因而,对于中国观众来说,当然不仅仅是需要好莱坞电影带给人们一段短暂的梦幻想象和心理刺激,同时也需要通过电影这面“镜子”来“反映”心灵的变异和外观世界的诡异,通过电影来与同样处在转型时期的其他人共享苦难、迷惘、欣悦和渴望,通过电影来理解、面对和解释人们所遭遇的现实。因而,中国本土电影可以比好莱坞电影更加直接地连通中国观众对现实的体验。本土现实是好莱坞电影目前还不可能替代的中国电影的文化优势。
在全球化过程中,中国电影还有一个重要的本土优势,就是中国潜在的巨大的电影消费市场。美国商人对中国电影市场早已垂涎三尺,美方估计,中国电影市场每年具有10至15亿美元的“票房潜力”,此后,每年还可能增长5.1%。仅以北京为例,如果市民人均每年看5场电影,就会有6个亿的票房收入。而中国有12亿以上的人口,如果达到平均每人每年看1场电影,即便按照5元钱的平均票价计算,全年票房收入也能够达到60个亿。换句话讲,如果一部国产片在全国有1%的人观看,按照5元钱的票价计算,全国票房收入就能够达到6000万人民币,这个市场回报完全可以支撑中国制作本土“大片”。更何况,中国还有一个巨大的后电影开放市场,1999年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91.6%,全国有线电视用户7700万户,电影如果通过电视传送也将拥有广阔的用户资源。而目前,由于电影产品的品种单一、从消费意义上看的“伪劣”产品众多、电影消费环境落后、盗版猖獗、电影市场无序,加上国民经济和文化状况的总体水平不高,因而,中国电影市场根本没有形成,观众的电影消费习惯也没有得到培养。但是,众多的人口、迅速发展的经济、人口质量的不断提高,人们生活方式的不断改变都决定了中国电影具有世界上多数国家和地区都不具备的本土市场的巨大潜力。因而,即便中国电影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都很难具有好莱坞电影那样的国际性优势,但是广阔的本土市场仍然可以成为中国民族电影生存和发展的根据地。巨大的华语市场对于中国电影的发展来说是一种重要的支撑。
特别应该提到的是,中国电影目前并没有完全置身于一个“自由”的全球市场处境中,中国政府还通过种种行政和经济措施保护着中国的民族电影业,因而,国家还可以“作为构成的角色”通过“民族建构”来支持本土电影的经济规则来抵抗全球的经济规则。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对民族电影一直实行资金注入政策。如国家财政部要求中央电视台每年拿出广告纯收入的3%支持电影事业,地方电视台也将在地方政府的协助下拿出3%的广告纯收入贴补地方电影,估计每年在全国范围内总资金有近亿元用来扶持国产电影生产。此外,国家电影事业管理局还发布了《关于加强宏观调控发行放映好国产影片的实施细则》,规定各地电影公司发行放映节目数量必须达到年度推荐国产影片节目数量的75%。此外,中国政府在未来估计还会长期坚持将电影不列入“贸易自由化”的交易范围之中,对进口电影实行限额或限制,并对外国资金和人员进入中国电影生产、发行个放映行业继续给予种种限制……。应该说,如果国家不仅仅只是一个限制和保护的角色而是一种积极的“构成角色”,利用政府力量来支持本土电影工业的发展和成熟,来为本土电影开辟国际国内市场,客观上就可能为中国电影自身的存在和发展提供缓冲的空间,也即是说,如果政府措施不仅是一种政治保护措施,而且是一种产业保护措施,那么中国电影就可能在这种国家保护下争取到发展的时间和空间。
更何况,中国还有近30万的电影从业人员、近100年的电影经验、几十家电影制片厂、一批在各种环境中都仍然能够生存和发展的电影人才,这些都是中国电影的竞争资源。特别是由于中国的社会经济水平相对较低,因而电影的生产和管理成本远远低于好莱坞,在美国,电影的平均成本近年来已经达到了7000万美元以上,而中国电影的平均制作成本才大约为400万人民币,仅仅为好莱坞电影的不到1%。这种低成本生产和流通作为一种积极经济策略,正如在家电、纺织等行业所证明的那样,可能成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进行电影的产业和市场角逐的重要手段。
归根结底,中国电影无论是要在国内市场立足或者是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目前来说都不是没有可能,甚至从一定程度上来说,都可能具备某些机不可失的有利条件,关键在于中国电影必须从计划经济的模式中解放出来,尽快完成符合文化经济发展规律的产业改造,按照电影市场的不同需要、按照不同电影市场的需要来制定电影发展规划、确定电影的经济、文化、艺术乃至技术策略。因而,产业化而且是符合现代经济发展规律的产业化是中国电影的前途所在。我们在等待,有一天中国电影不在执着于走出世界;我们在期待,有一天中国电影不在强求西方的认可,期待有一天,有百年历史的中国电影真正成为世界电影的而一部分。□
(作者:山东大学新闻传播专业2007级本科生)
参考文献:
[1]尹鸿.从新中国电影到中国新电影的历史转型.
[2]杰姆逊.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当代电影.1989年6期.
[3]解玺璋.分析:大片市场缘何难做大?.北京晚报.2000年3月31日.
关键词 走向世界 改变世界 立足之本 强势文化
中图分类号: J992文献标识码:A
当二十年前以张艺谋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以不断重复中国式的民俗寓言的方式使中国电影在世界舞台上成功地崭露头角;当十年前以勇夺当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卧虎藏龙》为起点全中国的电影导演开始热衷于竹林轻功与打斗;当本就在夹缝中生存的第六代、第七代导演不惜以挑战中国大陆合法的电影制作体制的冒险姿态另辟“独立电影”的蹊径;当越来越多的国籍不明、身份复杂的以“中外合作电影”为名的疑似国产片出现在中国的电影市场上,当中国内地电影早已习惯以“走向国际市场”作为最高纲领进行探索。二十年的探索历程早已模糊了走出世界和尚未走出的界限,在越来越多的“中国电影已经走出世界”的声音中,我们依旧还是“强势文化”定义下的“边缘地区”的一部分。在这个本身以“强势文化”的评价为判断依据的探索中,我们是选择让世界改变我们,抑或让我们改变世界。
一、中国内地电影是否已走向世界?
2003年的博鳌论坛上进行了“中国电影走向世界杰出人物表彰大会”,李小龙,成龙,章子怡等一批杰出的中国电影人名列其中,几十位电影人济济一堂共襄“中国电影走向世界”这一盛举。的确,国内有越来越多的声音开始觉得中国电影已然立于世界之林,“我们斩获了所有A级电影节的重要奖项,甚至担任这些电影节的评委”,“以李安,章子怡等为代表的中国电影人已在好莱坞有了一席之地”“《英雄》《梅兰芳》等中国电影卖到了海外且票房不俗”,在这个意义上而言,中国电影已然立于世界之林。但是“走向世界”的意义远不止以上这些。
我们在“走向世界”的探索过程中更多的是在寻求这种强势文化的认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奥斯卡始终是国内诸多导演不变的梦想。我们可以肯定西方人所理解的中国电影或者说优秀的中国电影是从他们自己在强势文化影响下的的文化背景和文化视点上来判断的,因此当中国大陆电影被国际电影节所认可时,往往并不意味着是中国文化对世界的一种胜利的征服,相反却往往可能是被西方文化所招安、所征服,作为被胸怀开阔的西方文化所慷慨"接纳"的来自遥远它乡的一个神秘而谦恭的"他者",成为一种落入他者囚笼的的囚徒。所以,极端的说,即使有一天中国电影包揽了世界电影最高荣誉——奥斯卡的所有奖项,这也并不意味着中国电影已经征服强势文化,毕竟奥斯卡的评委还是……。
同理可证,有多少中国人在好莱坞名声显赫,中国电影如何在海外市场创造奇迹这都不能作为“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佐证,我们始终是在以权威文化的认可作为认可本身的依据,而真正地走向世界是如同日本成为权威文化的构成部分或是如同印度彻底不理会权威文化独辟蹊径。在全球文化流动中,中国电影或者适应市场竞争,在保持市场份额的同时保持中国电影的文化主权;或者退出市场竞争,在失去市场的同时失去文化的主体性。而真正地走向世界无疑是更倾向于备选答案的前者——改变世界,成为“强势文化”的组成部分,成为制定“游戏规则”“评判标准”的一员。
二、传统与现实的支撑:论证中国电影改变世界的可能性
正如前文论证,在改变世界,成为“强势文化”中的一员抑或者迎合“强势文化”来改变自身,前者才是中国电影走向世界,成为“主流价值体系”的根本。
但是就目前的现实而言,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因为自己特殊的历史进程和社会制度,不仅还没有积累足够的经济实力,而且也没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验和文化传统,这一切都意味着中国电影在以美国电影为代表的全球化扩展中必然会处于竞争劣势。这种劣势不仅仅体现为资金缺乏、设备陈旧、人才短缺,最重要的是中国电影根本没有成熟的产业机制,也缺乏成熟的市场支持,更缺乏适应文化产业发展的体制保证。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在这场斗争中毫无胜算可言。
对于中国民族电影来说,最显而易见的优势就在于中国有着自己完全不同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悠久的而且渗透到现代生活的各个层面的文化传统。中国有几千年的相对独立的文明发展历程,尽管从19世纪末以来,西方文化对中国产生了广泛影响,但中国人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语言使用方面,仍然与西方文化有着深刻的差异。正因为这样,在欧美国家轰动一时的《星球大战前传》在中国却没有得到人们认可,取材于东方故事的《花木兰》在美国获得了成功但在中国市场却遭遇了失败,由华人导演李安执导的《卧虎藏龙》在中国没有引起轰动但在西方却备受欢迎。这些例子证明,尽管由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地球村的形成,使得文化的民族疆界越来越模糊,但中国与西方世界毕竟有着巨大的文化传统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意味着好莱坞电影很难替代中国本土电影的文化亲同性,而且也意味着中国电影在亚洲、在世界的华人文化区都可能具有好莱坞电影所不能替代的文化亲同性。因此,中国电影如果能够创造性地利用中国的文化传统资源,不仅是题材的资源,而且也是价值观、审美观的资源,中国民族电影就可能在中国自己的电影市场,甚至亚洲和世界的华人电影市场、乃至华文化圈中获得广阔的位置,电视剧《三国演义》、《水浒》、《雍正王朝》等在亚洲地区受到广泛的关注就是文化亲同性的重要例证。从另外角度来说,东方文化传统也可能为西方观众提供一种新鲜的文化参照和互补,从而进入西方电影主流,在这一点上,《卧虎藏龙》的成功就是一种启示。
更重要的是,中国有自己特殊的国情。与西方发达国家不一样,中国正在经历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渡时期,任何过渡时代都是本土电影的黄金时代。急剧的社会变迁使社会关系、人际关系、家庭关系都处在不断的变动和调整中,人的命运以及人们的价值观念、心理状态都在转型中动荡、变化,几乎所有人都在这个翻云覆雨的社会动荡中丢失和寻找自己的人生位置,现实的生活本身已经提供了比任何戏剧都更加富于戏剧性的素材,也提供了比任何故事都更加鲜活的人生传奇,因而,对于中国观众来说,当然不仅仅是需要好莱坞电影带给人们一段短暂的梦幻想象和心理刺激,同时也需要通过电影这面“镜子”来“反映”心灵的变异和外观世界的诡异,通过电影来与同样处在转型时期的其他人共享苦难、迷惘、欣悦和渴望,通过电影来理解、面对和解释人们所遭遇的现实。因而,中国本土电影可以比好莱坞电影更加直接地连通中国观众对现实的体验。本土现实是好莱坞电影目前还不可能替代的中国电影的文化优势。
在全球化过程中,中国电影还有一个重要的本土优势,就是中国潜在的巨大的电影消费市场。美国商人对中国电影市场早已垂涎三尺,美方估计,中国电影市场每年具有10至15亿美元的“票房潜力”,此后,每年还可能增长5.1%。仅以北京为例,如果市民人均每年看5场电影,就会有6个亿的票房收入。而中国有12亿以上的人口,如果达到平均每人每年看1场电影,即便按照5元钱的平均票价计算,全年票房收入也能够达到60个亿。换句话讲,如果一部国产片在全国有1%的人观看,按照5元钱的票价计算,全国票房收入就能够达到6000万人民币,这个市场回报完全可以支撑中国制作本土“大片”。更何况,中国还有一个巨大的后电影开放市场,1999年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91.6%,全国有线电视用户7700万户,电影如果通过电视传送也将拥有广阔的用户资源。而目前,由于电影产品的品种单一、从消费意义上看的“伪劣”产品众多、电影消费环境落后、盗版猖獗、电影市场无序,加上国民经济和文化状况的总体水平不高,因而,中国电影市场根本没有形成,观众的电影消费习惯也没有得到培养。但是,众多的人口、迅速发展的经济、人口质量的不断提高,人们生活方式的不断改变都决定了中国电影具有世界上多数国家和地区都不具备的本土市场的巨大潜力。因而,即便中国电影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都很难具有好莱坞电影那样的国际性优势,但是广阔的本土市场仍然可以成为中国民族电影生存和发展的根据地。巨大的华语市场对于中国电影的发展来说是一种重要的支撑。
特别应该提到的是,中国电影目前并没有完全置身于一个“自由”的全球市场处境中,中国政府还通过种种行政和经济措施保护着中国的民族电影业,因而,国家还可以“作为构成的角色”通过“民族建构”来支持本土电影的经济规则来抵抗全球的经济规则。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对民族电影一直实行资金注入政策。如国家财政部要求中央电视台每年拿出广告纯收入的3%支持电影事业,地方电视台也将在地方政府的协助下拿出3%的广告纯收入贴补地方电影,估计每年在全国范围内总资金有近亿元用来扶持国产电影生产。此外,国家电影事业管理局还发布了《关于加强宏观调控发行放映好国产影片的实施细则》,规定各地电影公司发行放映节目数量必须达到年度推荐国产影片节目数量的75%。此外,中国政府在未来估计还会长期坚持将电影不列入“贸易自由化”的交易范围之中,对进口电影实行限额或限制,并对外国资金和人员进入中国电影生产、发行个放映行业继续给予种种限制……。应该说,如果国家不仅仅只是一个限制和保护的角色而是一种积极的“构成角色”,利用政府力量来支持本土电影工业的发展和成熟,来为本土电影开辟国际国内市场,客观上就可能为中国电影自身的存在和发展提供缓冲的空间,也即是说,如果政府措施不仅是一种政治保护措施,而且是一种产业保护措施,那么中国电影就可能在这种国家保护下争取到发展的时间和空间。
更何况,中国还有近30万的电影从业人员、近100年的电影经验、几十家电影制片厂、一批在各种环境中都仍然能够生存和发展的电影人才,这些都是中国电影的竞争资源。特别是由于中国的社会经济水平相对较低,因而电影的生产和管理成本远远低于好莱坞,在美国,电影的平均成本近年来已经达到了7000万美元以上,而中国电影的平均制作成本才大约为400万人民币,仅仅为好莱坞电影的不到1%。这种低成本生产和流通作为一种积极经济策略,正如在家电、纺织等行业所证明的那样,可能成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进行电影的产业和市场角逐的重要手段。
归根结底,中国电影无论是要在国内市场立足或者是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目前来说都不是没有可能,甚至从一定程度上来说,都可能具备某些机不可失的有利条件,关键在于中国电影必须从计划经济的模式中解放出来,尽快完成符合文化经济发展规律的产业改造,按照电影市场的不同需要、按照不同电影市场的需要来制定电影发展规划、确定电影的经济、文化、艺术乃至技术策略。因而,产业化而且是符合现代经济发展规律的产业化是中国电影的前途所在。我们在等待,有一天中国电影不在执着于走出世界;我们在期待,有一天中国电影不在强求西方的认可,期待有一天,有百年历史的中国电影真正成为世界电影的而一部分。□
(作者:山东大学新闻传播专业2007级本科生)
参考文献:
[1]尹鸿.从新中国电影到中国新电影的历史转型.
[2]杰姆逊.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当代电影.1989年6期.
[3]解玺璋.分析:大片市场缘何难做大?.北京晚报.2000年3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