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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学校文化已经成为当下学校管理理论研究工作者和学校管理实践工作者共同关注的问题。“对校园文化进行系统研究，在我国是1985年之后的事”[1]，自此之后，出现了相当数量的“校园文化”的研究成果；大约从80年代后期开始，有研究者较早开始使用“学校文化”[2]，学校文化开始取代校园文化成为理论研究者更认同的说法。国内陆续出版了多部理论研究者和中小学校长的以学校文化为主题的专著。至于学校管理实践工作者对学校文化关注的表现更是令人兴奋：有些学校大搞“学校文化建设年”；有些政府对学校的评估里要求学校必须把学校文化具体为“三风一训”；有些学校提出“文化立校”策略；有些校长在汇报、交流的时候言必称学校文化，甚至在市场上更是出现了以学校文化规划与设计为业务的咨询项目。在目睹学校文化在研究和实践上貌似繁荣的景象时，我们有必要对眼下的“繁荣”作出冷静的思考，以期使学校文化在理论上更加清晰，在实践上更加理性。
一、学校文化到底是什么：兼议学校文化与校园文化的异同
尽管学校文化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如此繁荣，但如果真正想对学校文化到底是什么取得共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况且，其中还不断掺杂着更被中小学校长们常用的“校园文化”；再者，共识也未必能代替学校文化的本质。我们从已经出版的著作中摘录校园文化和学校文化“是什么”的代表性观点如下：
“中小学校园文化是指以中小学校园为地理环境圈，以社会文化为背景，以学校管理者和全体师生员工组成的校园人为主体，在学校教育、教学、生活、管理过程中的活动方式和结果，这种方式和结果以具有校園特色的物质形式和精神形式为其外部表现并影响和制约着校园人的活动和校园人的发展”[3]。
“学校文化是学校特有的文化现象，是以师生价值观（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为核心以及承载这些价值观的活动形式和物质形态”[4]。
“一所学校同样也有自己的个性，这种个性在管理学上被称为组织文化”，“将组织文化的有关理论运用于学校管理实践，就有了学校组织文化，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校园文化。所谓校园文化，就是学校全体员工在学习、工作和生活的过程中所共同拥有的价值观、信仰、态度、作风和行为准则”[5]。
“所谓学校文化，是指一所学校内部形成的为其成员共同遵循并得到同化的价值观体系、行为准则和共同的作风的总和。它表明一所学校的独特的风格和精神，是联系和协调一所学校所有成员行为的纽带，是学校的灵魂所在”[2]。
“学校文化是师生员工在学校组织背景下以特定价值观念为基础进行物质与精神创造的结果及其过程。作为一种组织文化，学校文化是以学校为背景，以师生员工尤其是学生为主体，以多学科多领域广泛交流及特有的交往——教学、科研、生产、生活等各个领域的相互作用为基本形态，以各种文化活动为载体和主要运作方式，以积淀、凝聚、内控为优化机制的具有学校特色的一种组织文化”[1]。
“学校组织文化指的是，学校在长期的教育实践和与各种环境要素的互动过程中创造和积淀下来并为其组织成员认同和遵循的信念、价值、假设、态度、期望、故事、轶事等价值观念体系，制度、程序、仪式、准则、纪律、气氛、教与学的行为方式等行为规范体系，以及学校布局、校园环境、校舍建筑、设施设备、符号、标志物等物质风貌体系”[6]。
“学校文化的表象是学校中大多数人在组织中表现出来的做事方式和处世态度，其核心是这些做事方式和处世态度的‘内隐规矩’和‘内隐概念’”，而所谓的“内隐规矩”则是指“大多数组织成员在主导的或者说强势的做事方式的左右中形成不约而同的某种做事方式”，所谓的“内隐概念”指的是“做事方式中体现的对于某个问题的价值判断”[7]。
“上网搜索‘校园文化’的资料，共有633000项，搜索‘学校文化’共有2150000项，细细往下看，会发现几乎所有资料都把两者混为一谈了。但我认为，校园文化有别于学校文化。”“校园文化和学校文化的相同点是以‘文化’为主体的反映学校面貌、制度规范和学校精神特征方面的内容。不同点有二：一是遣词上的不同，‘校园’一般指一定的空间形式，而学校一般是指作为社会重要的分支机构，这样称呼在于它更强调学校与社会的联系；二是校园文化常用来指学生的活动，而学校文化是涵盖教师文化、学生文化、课程文化、组织文化和环境文化等在内的。‘校园文化’可以看作是‘学校文化’的一个子系统”[8]。
“校园文化与学校文化是两个含义十分相近的概念。……我们认为，校园文化是中国人自己提出的一个概念（此类概念在教育领域还有一些），它的提出差不多与国外的‘学校文化’的概念同时，但双方是从不同角度提出和用这两个概念的。我们目前的看法是，学校文化与校园文化在实质上是没有区别的，但在倾向上又是有微妙区别的，区别主要在于：学校文化凸显的是组织价值和组织行为；校园文化是区域（空间）文化，凸显的是主体价值和主体行为。不能简单地用一个代替另一个，更不能以‘接轨’的名义侵夺我们的发明权”[1]。
“尽管有的学者所使用的‘校园文化’概念几乎是‘学校文化’的同义词，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使用‘校园文化’一语的内涵要窄得多，往往指反映学校价值的外在的现象，有时甚至变为学校校园环境的代名词，而且，人们通常将‘校园文化’与‘建设’两字联系起来，从而使‘校园文化’又体现为‘活动’的性质”[6]。
综合分析上述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我们不难发现：学校文化不同于校园文化，校园文化可能只是学校文化的一部分或具体表现；尽管论者的出发点不同，但学校文化属于组织文化是基本的共识，或者说，学校文化研究借鉴了企业中的组织文化理论研究框架和研究成果；学校文化是有结构属性的，无论是精神文化、规范文化（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物质文化，或者教师文化、学生文化，亦或者是课程文化、管理文化，学校文化都必然“由里及表”地表现为沙因的“默许假设、共享价值观、共享行为规范和象征性活动”，其中，默许假设是学校文化的核心，更进一步说，默许假设是学校精神文化的核心。 二、学校为什么需要有学校文化：兼议学校文化的功能
也许在有些人看来，“学校需要有学校文化”是个“不证自明”的问题，因为，学校就是个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社会组织。但我们有必要反思，我们的学校真的在传承与创新文化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们的学校究竟在传承与创新什么样的文化？其实，“传承与创新什么样的文化”问题正是学校文化无法回避的问题，或者说，“传承与创新什么样的文化”正是学校文化面对的最根本的问题。虽然在一般意义上使用文化一词时不去刻意提及文化中的糟粕或者文化的负向功能，在承认文化多元性这一事实的前提下，事实上每种文化里都存在着精华与糟粕，或者说优势与劣势。未必像有些学者所说的，“文化无好坏之分，学校文化亦是如此。各个学校所处的实际环境状况有所不同，而这必然就决定了学校获得成功的方式以及学校文化的类型——这也正是不同的学校文化可以在不同的学校获得成功，同一学校文化在不同的学校遭到不同境遇的原因所在”[9]。
学校之所以需要学校文化，我们可以尝试从管理实践、学校管理实践发展的视角加以讨论。从常识的意义上说，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管理实践，自从有了学校，就有了学校管理实践。但我们能否以生产方式中的生产力（或者说劳动工具）为根据，把管理实践大致分为农耕文明时代的管理、工业文明时代的管理和后工业文明时代的管理？依此，将学校管理实践分为农耕文明时代的学校管理、工业文明时代的学校管理和后工业文明时代的学校管理。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么这三个不同时代的管理实践的最显著的特点有可能是什么？从某种意义上说，农耕文明时代的管理实践是“人治”——人亡政息、一朝天子一朝臣；工业文明时代的管理实践是“法治”——制度、规则至上、效率优先、人成了组织目标实现的工具；那么后工业文明时代的管理呢？我们能否称之为“文治”——回歸到人是万物的尺度，找回人的尊严？组织文化的研究刚好回答了这个问题，因为组织文化研究从原来对技术、制度、效率等“硬件”的关注转向了对价值观、人的价值和人的高层次需要等“软件”的关注，尽管有研究者认为这只不过是换了一种更温柔、更具欺骗性的剥削花样。
学校之所以需要学校文化，源于学校之间日趋激烈的竞争，以及人们应对竞争的手段的考察。有相当多数的人认为，学校之间的竞争是生源的竞争，因为没有好的生源，再好的教师也培养不出好的学生；学校之间的竞争是师资的竞争，没有好的老师，好的学生将无从谈起；学校之间的竞争是校长的竞争，因为，“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学校之间的竞争是政策的竞争，如果没有好的政策，好些学校根本就没有好的基础。这些看法都具有一定条件的合理性，但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考察这个问题，好的学校就是生源好吗？好学生的标准是什么？好学校的标准是什么？好教师的标准又是什么？而现实中某些好的标准其实是畸形社会背景下孕育的“怪胎”！从根本的意义上说，学校之间的竞争是学校文化的竞争，学校文化是学校之间竞争的软实力，学校文化是学校的核心竞争力。因为，学校文化是学校发展的遗传密码，学校文化具有不可“移植性”和不可“复制性”。这也正是学校文化的最基本功能之一。
具体到学校文化的功能，从功能的对象加以讨论也许会变得简单可行。学校文化的功能对象包括社会、社区（家庭和家长在内）、学校、员工、学生。在讨论学校文化功能问题时，已有研究者注意到学校文化的负向功能[6]。由此看来，学校不仅需要文化，更需要正向功能强大的文化。而这样说的后果自然带来了下一个问题，学校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文化。
三、学校文化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兼议学校文化的生成机制
应该说，文化问题本就是个复杂的问题，文化生成机制问题更是一个涉及哲学、人类学、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等多个学科的综合性问题，绝不是校长、几位校领导或者他们邀请的专家在一起就能够设计或规划的。
依照文化哲学有关“文化生成机制”的研究成果，依照学校文化是组织文化的基本逻辑，依照已经被实践证明具有优良学校文化的学校管理实践，在此尝试将学校文化的生成机制概括为“观念、制度、行为、习惯、风气”逻辑进程，这个逻辑进程在实践中形象地表现为“无形—有形—无形”。
之所以将“学校文化”的生成机制概括为这个逻辑进程，是因为人的行为除了受“自然属性”支配之外，作为“社会性动物”、“目的性存在”和“理性的存在”，人的行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更受“社会属性”支配。
1.学校文化生成与变革中的观念
观念是学校文化生成的“基因”，制度、行为、习惯和风气都是在这个基因的基础上生长的。人的行为、制度设计、习惯与风气的形成都无法摆脱观念的支配。
这里的“观念”从根本上讲是学校管理者尤其是学校初创者的观念，这里的观念是学校管理者对于人生、人类社会、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教育与国家的关系、教育与个体发展的关系的系统思考，是学校管理者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在学校管理实践中的具体化，这里的观念最集中地表现为学校管理者的教育哲学和管理哲学，它是学校管理者在管理实践中取舍的依据。
问题的关键是，作为学校管理者取舍依据的“观念”又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会不会由此陷入“观念决定论”？在这里，文化哲学的“自在的文化”和“自觉的文化”这一研究视角为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并且，“就我们的文化哲学的课题而言，对于文化的存在形态作关于自在的文化和自觉的文化，比关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区分更为重要。”因为，“这一区分与比较不仅有助于我们对文化自身的理解，而且为我们理解人类历史的演进开启独特的地平线”[10]，同样地，这一比较与分析也为我们分析“学校管理者的观念”究竟从哪里而来提供了可信的分析框架。
所谓“自在的文化是指以传统、习俗、经验、常识、天然感情等自在的因素构成的自在的存在方式或活动图式”，“这些自在的文化因素通过家庭、学校、社会示范等方式而潜移默化地融进每个人的生活血脉中，顽固地然而往往是自在自发地左右着人的行为”。而“所谓自觉的文化则是指以自觉的知识或自觉的思维方式为背景的人的自觉的存在方式或活动图式”，它是通过“教育、理论、系统化的道德规范、有意树立的社会典范等自觉地、有意识地、有目的地引导和左右着人们的行为”。由此可见，尽管学校管理者的“观念”的形成离不开其因生活时代和地区影响而形成的“自在的文化”，但重要的是，学校管理者的“观念”应更加表现为“自觉的文化”，正是学校管理者的“自觉的文化”，才会使学校管理者的“观念”更加理性，更加接近于社会发展规律，更加符合人性的追求。从宏观与微观的文化生成来看，“一般来说，文化的演进或进步离不开文化内在的动力机制。我们认为，正是自在的文化和自觉的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或张力构成了文化演进的内在动力机制”[10]。 2.学校文化生成与变革中的制度
一般来说，制度与行为本不可分。因为，行为乃制度规范下的行为，制度乃为鼓励或约束行为发生订立的制度。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有的学者把“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合称为“规范文化”[6]。
我们需对文化生成意义上的“制度”作广义的理解，它不仅指我们熟知的显性的、具有强制力的法律、规章、制度，也指隐性的、强制力较弱的习俗、舆论，简言之，凡能够对人的行为产生鼓励与约束的要素都可以被称为广义的制度。具体到学校之中，学校章程、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学生行为规范、学生守则、岗位职责规定、考核制度、奖惩制度、仪式规则属于显性制度；学校风气、学校心理氛围、学校舆论等则属于隐性制度。无论是显性制度还是隐性制度，制度的根本属性则是对学校成员的个体行为和集体行为的“鼓励或约束”，换言之，学校制度的根本追求就是使学校提倡的“观念”得以在实践中、组织成员的行为上得以体现。在这里有必要对学校制度的产生作出逻辑说明，简单地说，制度乃是观念的具体化。或者说，有什么样的观念就会有与之匹配的制度。因为，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度文化的提法才能够成立，因为，冷冰冰的制度背后存在着生动、鲜活的观念。
3.学校文化生成与变革中的行为
所谓“行为”是指马克思所说的人的“类本质特征”，即实践活动。具体到学校，从实践活动的主体看，学校中的行为包括：管理者的管理行为、决策行为、沟通行为、交往行为；教师的教育、教学、管理行为和交往行为；学生的学习行为、交往行为。作为实践活动的上述行为具有明显的个体与集体双重属性，但作为学校组织一员的管理者、教师或学生，其行为的个体性或者说个性追求势必会因为组织利益受到程度不同的约束，因为，“文化对个体行为的规范和制约作用首先表现为文化是满足人的各种需要的价值规范体系；进而还表现为文化提供了特定时代公认的、普遍起制约作用的个体行为规范。”[10]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价值观除了在人的言谈和论述中表达出来，更多地是通过人的行为真实地表现出来”[10]。
4.学校文化生成与变革中的习惯与风气
对于学校组织而言，习惯、风气与行为密不可分，习惯是“长期养成的不易改变的动作、生活方式、社会风尚”；风气是“社会上或集体中流行的爱好、习惯等”。因此，与其说是习惯还不如说是“行为方式”；所謂的风气就是集体成员的习惯或行为方式所体现出来的一贯的风尚和气度，是学校成员行动的“自然依据”。因为，“每一所学校的校风，实际上就表达了一种学校文化，但校风不同于学校文化。学校文化蕴含着校风，是校风的基础，校风则是学校文化的集中体现。”因为，“把‘校训’变成学校中普遍存在的事实，直到形成传统，即使不立文字，也可被人感受到，才可谓之‘校风’”[11]。
对一所学校而言，它的风气无外乎是我们常说的“校风”、“学风”、“教风”。对于学校集体而言，集体成员的行为习惯以及由此形成和表现出来的风气，对学校的发展至关重要，因为，“风气就是空气。‘空气好’使一班青年朝夕浸染其中，无论上课不上课，考试不考试，学问都会好的。‘空气不好’，无论考试如何严格，校纪如何整饬，学问都不会好的”[11]；因为，“如果说简单而独立的个人习惯力量是伟大的，而互相结合、联系及交融的集体习惯力量则更伟大。因为在这里有榜样的教诲，同伴的安慰，竞争的促进及荣誉的推动，在这里甚至连习惯的力量也达到了顶峰”[12]。
学校文化的生成总是在特定背景下进行的，或者说，学校文化必然会带有特定的时代背景色彩。与此同时，作为反作用于社会发展的学校教育，在社会现实中并不是完全处于被动接受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校文化不仅必然具有时代烙印，同时，学校文化更应该体现社会进步的方向。正因此，学校文化的变革是必然的。学校文化的变革同样遵循了“观念—制度—行为—习惯—风气”这个逻辑。
值得指出的是，学校文化的生成与变革历程并不是“自然的过程”，因此，学校是否有自己的独特文化，与学校办学时间长短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真正决定一所学校是否有独特学校文化的，是办学者特别是学校创办者对教育与人的发展、教育与社会发展关系独特性的理解，即所谓的观念。
参考文献
[1] 葛金国，吴玲，周元宽.课程改革与学校文化重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
[2] 朱颜杰.学校管理论.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
[3] 安文铸.学校管理研究专题.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97.
[4] 俞国良等.学校文化新论.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5] 吴志宏.学校管理理论与实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6] 范国睿.学校管理的理论与实务.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7] 季苹.学校文化自我诊断.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
[8] 陈桂生.学校管理实话.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9] 赵中建.学校文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0] 衣俊卿.文化哲学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1] 林语堂.谁最会享受.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
[12] 刘光前，张春悦.中外教育名文100篇.海口：海南教育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 付一静）
一、学校文化到底是什么：兼议学校文化与校园文化的异同
尽管学校文化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如此繁荣，但如果真正想对学校文化到底是什么取得共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况且，其中还不断掺杂着更被中小学校长们常用的“校园文化”；再者，共识也未必能代替学校文化的本质。我们从已经出版的著作中摘录校园文化和学校文化“是什么”的代表性观点如下：
“中小学校园文化是指以中小学校园为地理环境圈，以社会文化为背景，以学校管理者和全体师生员工组成的校园人为主体，在学校教育、教学、生活、管理过程中的活动方式和结果，这种方式和结果以具有校園特色的物质形式和精神形式为其外部表现并影响和制约着校园人的活动和校园人的发展”[3]。
“学校文化是学校特有的文化现象，是以师生价值观（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为核心以及承载这些价值观的活动形式和物质形态”[4]。
“一所学校同样也有自己的个性，这种个性在管理学上被称为组织文化”，“将组织文化的有关理论运用于学校管理实践，就有了学校组织文化，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校园文化。所谓校园文化，就是学校全体员工在学习、工作和生活的过程中所共同拥有的价值观、信仰、态度、作风和行为准则”[5]。
“所谓学校文化，是指一所学校内部形成的为其成员共同遵循并得到同化的价值观体系、行为准则和共同的作风的总和。它表明一所学校的独特的风格和精神，是联系和协调一所学校所有成员行为的纽带，是学校的灵魂所在”[2]。
“学校文化是师生员工在学校组织背景下以特定价值观念为基础进行物质与精神创造的结果及其过程。作为一种组织文化，学校文化是以学校为背景，以师生员工尤其是学生为主体，以多学科多领域广泛交流及特有的交往——教学、科研、生产、生活等各个领域的相互作用为基本形态，以各种文化活动为载体和主要运作方式，以积淀、凝聚、内控为优化机制的具有学校特色的一种组织文化”[1]。
“学校组织文化指的是，学校在长期的教育实践和与各种环境要素的互动过程中创造和积淀下来并为其组织成员认同和遵循的信念、价值、假设、态度、期望、故事、轶事等价值观念体系，制度、程序、仪式、准则、纪律、气氛、教与学的行为方式等行为规范体系，以及学校布局、校园环境、校舍建筑、设施设备、符号、标志物等物质风貌体系”[6]。
“学校文化的表象是学校中大多数人在组织中表现出来的做事方式和处世态度，其核心是这些做事方式和处世态度的‘内隐规矩’和‘内隐概念’”，而所谓的“内隐规矩”则是指“大多数组织成员在主导的或者说强势的做事方式的左右中形成不约而同的某种做事方式”，所谓的“内隐概念”指的是“做事方式中体现的对于某个问题的价值判断”[7]。
“上网搜索‘校园文化’的资料，共有633000项，搜索‘学校文化’共有2150000项，细细往下看，会发现几乎所有资料都把两者混为一谈了。但我认为，校园文化有别于学校文化。”“校园文化和学校文化的相同点是以‘文化’为主体的反映学校面貌、制度规范和学校精神特征方面的内容。不同点有二：一是遣词上的不同，‘校园’一般指一定的空间形式，而学校一般是指作为社会重要的分支机构，这样称呼在于它更强调学校与社会的联系；二是校园文化常用来指学生的活动，而学校文化是涵盖教师文化、学生文化、课程文化、组织文化和环境文化等在内的。‘校园文化’可以看作是‘学校文化’的一个子系统”[8]。
“校园文化与学校文化是两个含义十分相近的概念。……我们认为，校园文化是中国人自己提出的一个概念（此类概念在教育领域还有一些），它的提出差不多与国外的‘学校文化’的概念同时，但双方是从不同角度提出和用这两个概念的。我们目前的看法是，学校文化与校园文化在实质上是没有区别的，但在倾向上又是有微妙区别的，区别主要在于：学校文化凸显的是组织价值和组织行为；校园文化是区域（空间）文化，凸显的是主体价值和主体行为。不能简单地用一个代替另一个，更不能以‘接轨’的名义侵夺我们的发明权”[1]。
“尽管有的学者所使用的‘校园文化’概念几乎是‘学校文化’的同义词，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使用‘校园文化’一语的内涵要窄得多，往往指反映学校价值的外在的现象，有时甚至变为学校校园环境的代名词，而且，人们通常将‘校园文化’与‘建设’两字联系起来，从而使‘校园文化’又体现为‘活动’的性质”[6]。
综合分析上述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我们不难发现：学校文化不同于校园文化，校园文化可能只是学校文化的一部分或具体表现；尽管论者的出发点不同，但学校文化属于组织文化是基本的共识，或者说，学校文化研究借鉴了企业中的组织文化理论研究框架和研究成果；学校文化是有结构属性的，无论是精神文化、规范文化（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物质文化，或者教师文化、学生文化，亦或者是课程文化、管理文化，学校文化都必然“由里及表”地表现为沙因的“默许假设、共享价值观、共享行为规范和象征性活动”，其中，默许假设是学校文化的核心，更进一步说，默许假设是学校精神文化的核心。 二、学校为什么需要有学校文化：兼议学校文化的功能
也许在有些人看来，“学校需要有学校文化”是个“不证自明”的问题，因为，学校就是个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社会组织。但我们有必要反思，我们的学校真的在传承与创新文化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们的学校究竟在传承与创新什么样的文化？其实，“传承与创新什么样的文化”问题正是学校文化无法回避的问题，或者说，“传承与创新什么样的文化”正是学校文化面对的最根本的问题。虽然在一般意义上使用文化一词时不去刻意提及文化中的糟粕或者文化的负向功能，在承认文化多元性这一事实的前提下，事实上每种文化里都存在着精华与糟粕，或者说优势与劣势。未必像有些学者所说的，“文化无好坏之分，学校文化亦是如此。各个学校所处的实际环境状况有所不同，而这必然就决定了学校获得成功的方式以及学校文化的类型——这也正是不同的学校文化可以在不同的学校获得成功，同一学校文化在不同的学校遭到不同境遇的原因所在”[9]。
学校之所以需要学校文化，我们可以尝试从管理实践、学校管理实践发展的视角加以讨论。从常识的意义上说，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管理实践，自从有了学校，就有了学校管理实践。但我们能否以生产方式中的生产力（或者说劳动工具）为根据，把管理实践大致分为农耕文明时代的管理、工业文明时代的管理和后工业文明时代的管理？依此，将学校管理实践分为农耕文明时代的学校管理、工业文明时代的学校管理和后工业文明时代的学校管理。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么这三个不同时代的管理实践的最显著的特点有可能是什么？从某种意义上说，农耕文明时代的管理实践是“人治”——人亡政息、一朝天子一朝臣；工业文明时代的管理实践是“法治”——制度、规则至上、效率优先、人成了组织目标实现的工具；那么后工业文明时代的管理呢？我们能否称之为“文治”——回歸到人是万物的尺度，找回人的尊严？组织文化的研究刚好回答了这个问题，因为组织文化研究从原来对技术、制度、效率等“硬件”的关注转向了对价值观、人的价值和人的高层次需要等“软件”的关注，尽管有研究者认为这只不过是换了一种更温柔、更具欺骗性的剥削花样。
学校之所以需要学校文化，源于学校之间日趋激烈的竞争，以及人们应对竞争的手段的考察。有相当多数的人认为，学校之间的竞争是生源的竞争，因为没有好的生源，再好的教师也培养不出好的学生；学校之间的竞争是师资的竞争，没有好的老师，好的学生将无从谈起；学校之间的竞争是校长的竞争，因为，“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学校之间的竞争是政策的竞争，如果没有好的政策，好些学校根本就没有好的基础。这些看法都具有一定条件的合理性，但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考察这个问题，好的学校就是生源好吗？好学生的标准是什么？好学校的标准是什么？好教师的标准又是什么？而现实中某些好的标准其实是畸形社会背景下孕育的“怪胎”！从根本的意义上说，学校之间的竞争是学校文化的竞争，学校文化是学校之间竞争的软实力，学校文化是学校的核心竞争力。因为，学校文化是学校发展的遗传密码，学校文化具有不可“移植性”和不可“复制性”。这也正是学校文化的最基本功能之一。
具体到学校文化的功能，从功能的对象加以讨论也许会变得简单可行。学校文化的功能对象包括社会、社区（家庭和家长在内）、学校、员工、学生。在讨论学校文化功能问题时，已有研究者注意到学校文化的负向功能[6]。由此看来，学校不仅需要文化，更需要正向功能强大的文化。而这样说的后果自然带来了下一个问题，学校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文化。
三、学校文化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兼议学校文化的生成机制
应该说，文化问题本就是个复杂的问题，文化生成机制问题更是一个涉及哲学、人类学、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等多个学科的综合性问题，绝不是校长、几位校领导或者他们邀请的专家在一起就能够设计或规划的。
依照文化哲学有关“文化生成机制”的研究成果，依照学校文化是组织文化的基本逻辑，依照已经被实践证明具有优良学校文化的学校管理实践，在此尝试将学校文化的生成机制概括为“观念、制度、行为、习惯、风气”逻辑进程，这个逻辑进程在实践中形象地表现为“无形—有形—无形”。
之所以将“学校文化”的生成机制概括为这个逻辑进程，是因为人的行为除了受“自然属性”支配之外，作为“社会性动物”、“目的性存在”和“理性的存在”，人的行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更受“社会属性”支配。
1.学校文化生成与变革中的观念
观念是学校文化生成的“基因”，制度、行为、习惯和风气都是在这个基因的基础上生长的。人的行为、制度设计、习惯与风气的形成都无法摆脱观念的支配。
这里的“观念”从根本上讲是学校管理者尤其是学校初创者的观念，这里的观念是学校管理者对于人生、人类社会、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教育与国家的关系、教育与个体发展的关系的系统思考，是学校管理者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在学校管理实践中的具体化，这里的观念最集中地表现为学校管理者的教育哲学和管理哲学，它是学校管理者在管理实践中取舍的依据。
问题的关键是，作为学校管理者取舍依据的“观念”又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会不会由此陷入“观念决定论”？在这里，文化哲学的“自在的文化”和“自觉的文化”这一研究视角为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并且，“就我们的文化哲学的课题而言，对于文化的存在形态作关于自在的文化和自觉的文化，比关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区分更为重要。”因为，“这一区分与比较不仅有助于我们对文化自身的理解，而且为我们理解人类历史的演进开启独特的地平线”[10]，同样地，这一比较与分析也为我们分析“学校管理者的观念”究竟从哪里而来提供了可信的分析框架。
所谓“自在的文化是指以传统、习俗、经验、常识、天然感情等自在的因素构成的自在的存在方式或活动图式”，“这些自在的文化因素通过家庭、学校、社会示范等方式而潜移默化地融进每个人的生活血脉中，顽固地然而往往是自在自发地左右着人的行为”。而“所谓自觉的文化则是指以自觉的知识或自觉的思维方式为背景的人的自觉的存在方式或活动图式”，它是通过“教育、理论、系统化的道德规范、有意树立的社会典范等自觉地、有意识地、有目的地引导和左右着人们的行为”。由此可见，尽管学校管理者的“观念”的形成离不开其因生活时代和地区影响而形成的“自在的文化”，但重要的是，学校管理者的“观念”应更加表现为“自觉的文化”，正是学校管理者的“自觉的文化”，才会使学校管理者的“观念”更加理性，更加接近于社会发展规律，更加符合人性的追求。从宏观与微观的文化生成来看，“一般来说，文化的演进或进步离不开文化内在的动力机制。我们认为，正是自在的文化和自觉的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或张力构成了文化演进的内在动力机制”[10]。 2.学校文化生成与变革中的制度
一般来说，制度与行为本不可分。因为，行为乃制度规范下的行为，制度乃为鼓励或约束行为发生订立的制度。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有的学者把“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合称为“规范文化”[6]。
我们需对文化生成意义上的“制度”作广义的理解，它不仅指我们熟知的显性的、具有强制力的法律、规章、制度，也指隐性的、强制力较弱的习俗、舆论，简言之，凡能够对人的行为产生鼓励与约束的要素都可以被称为广义的制度。具体到学校之中，学校章程、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学生行为规范、学生守则、岗位职责规定、考核制度、奖惩制度、仪式规则属于显性制度；学校风气、学校心理氛围、学校舆论等则属于隐性制度。无论是显性制度还是隐性制度，制度的根本属性则是对学校成员的个体行为和集体行为的“鼓励或约束”，换言之，学校制度的根本追求就是使学校提倡的“观念”得以在实践中、组织成员的行为上得以体现。在这里有必要对学校制度的产生作出逻辑说明，简单地说，制度乃是观念的具体化。或者说，有什么样的观念就会有与之匹配的制度。因为，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度文化的提法才能够成立，因为，冷冰冰的制度背后存在着生动、鲜活的观念。
3.学校文化生成与变革中的行为
所谓“行为”是指马克思所说的人的“类本质特征”，即实践活动。具体到学校，从实践活动的主体看，学校中的行为包括：管理者的管理行为、决策行为、沟通行为、交往行为；教师的教育、教学、管理行为和交往行为；学生的学习行为、交往行为。作为实践活动的上述行为具有明显的个体与集体双重属性，但作为学校组织一员的管理者、教师或学生，其行为的个体性或者说个性追求势必会因为组织利益受到程度不同的约束，因为，“文化对个体行为的规范和制约作用首先表现为文化是满足人的各种需要的价值规范体系；进而还表现为文化提供了特定时代公认的、普遍起制约作用的个体行为规范。”[10]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价值观除了在人的言谈和论述中表达出来，更多地是通过人的行为真实地表现出来”[10]。
4.学校文化生成与变革中的习惯与风气
对于学校组织而言，习惯、风气与行为密不可分，习惯是“长期养成的不易改变的动作、生活方式、社会风尚”；风气是“社会上或集体中流行的爱好、习惯等”。因此，与其说是习惯还不如说是“行为方式”；所謂的风气就是集体成员的习惯或行为方式所体现出来的一贯的风尚和气度，是学校成员行动的“自然依据”。因为，“每一所学校的校风，实际上就表达了一种学校文化，但校风不同于学校文化。学校文化蕴含着校风，是校风的基础，校风则是学校文化的集中体现。”因为，“把‘校训’变成学校中普遍存在的事实，直到形成传统，即使不立文字，也可被人感受到，才可谓之‘校风’”[11]。
对一所学校而言，它的风气无外乎是我们常说的“校风”、“学风”、“教风”。对于学校集体而言，集体成员的行为习惯以及由此形成和表现出来的风气，对学校的发展至关重要，因为，“风气就是空气。‘空气好’使一班青年朝夕浸染其中，无论上课不上课，考试不考试，学问都会好的。‘空气不好’，无论考试如何严格，校纪如何整饬，学问都不会好的”[11]；因为，“如果说简单而独立的个人习惯力量是伟大的，而互相结合、联系及交融的集体习惯力量则更伟大。因为在这里有榜样的教诲，同伴的安慰，竞争的促进及荣誉的推动，在这里甚至连习惯的力量也达到了顶峰”[12]。
学校文化的生成总是在特定背景下进行的，或者说，学校文化必然会带有特定的时代背景色彩。与此同时，作为反作用于社会发展的学校教育，在社会现实中并不是完全处于被动接受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校文化不仅必然具有时代烙印，同时，学校文化更应该体现社会进步的方向。正因此，学校文化的变革是必然的。学校文化的变革同样遵循了“观念—制度—行为—习惯—风气”这个逻辑。
值得指出的是，学校文化的生成与变革历程并不是“自然的过程”，因此，学校是否有自己的独特文化，与学校办学时间长短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真正决定一所学校是否有独特学校文化的，是办学者特别是学校创办者对教育与人的发展、教育与社会发展关系独特性的理解，即所谓的观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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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衣俊卿.文化哲学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1] 林语堂.谁最会享受.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
[12] 刘光前，张春悦.中外教育名文100篇.海口：海南教育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 付一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