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应聘到这家公司，继续做文字工作，美其名曰杂志副主编，其实除了排版和印刷，承包了所有的活儿，主编的头衔派给一个没见过面只见过名字的人。
　　 公司规定，试用期一到三个月，其间工资是一千五，转正后是两千，其中还有二百块的业务绩效金，完不成就要被扣除掉。我从来不会搞业务，注定工资数只有一千八百块。好在公司环境不错，还提供免费午餐，算是一点安慰。我想好了，如果没有大的诱惑，就乖乖地在这里呆着。
　　 在过去的一年里，有好几个单位想聘用我，开的工资比这里高得多，可我没去。我刚刚结束一份月资五千的活儿，心高气傲，能接受不到三千的待遇吗？不能！于是我闲散游荡，尽享自由的快乐。
　　 天有不测风云，这风云竟然落到了我的头上。老爸有病住院，六万块钱的医药费由我和哥哥分摊。我是个今日有酒今日醉的主儿，一年来把仅有的积蓄坐吃山空了，又不想示弱，哪怕向朋友们举债，也坚持不让重担偏向哥哥。负债使人沉重。面对账单，我不敢再任性，敛翅落地，老老实实地做着上下班打卡、严格遵守纪律的职员。
　　 上班不久，就遇到了市艺术研究院的邵院长。那天，他来到公司，我看到他，忙低头做忙碌状，想躲开他的视线。但不知就里的李总把我叫过去，说我们公司想和商报合作，微笑着对我说，来介绍一下，这是我的朋友。邵院长接着说，不用介绍了，我们老早就认识，她在我那儿工作过一段时间。还加上一句，这可是个大才女。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尴尬地坐着。想当初，邵院长给我开出的工资比这里高，而且承诺将来提拔我做主管。可那时候我多骄傲呀，自恃才高，怕受约束，想像风一样自由地飞翔。于是，工作一个月便辞职，那天正是光棍节，办公室的同事一起吃饭为我送行，我还女汉子一样地说，是真光棍儿自风流。
　　 两个老板是朋友，自然是常来常往，友情关系免不了要溢进公司的工作范畴。这不，研究院要搞活动，我们公司就成了赞助商之一，为了彰显情意，邵院长特意安排李总上台发言。发言稿自然由我来写，活动当天还需随行前往，以便于事后写新闻。来到研究院，旧地重游，以前的同事看到我礼貌地打招呼，如果一定要交谈，我也是言词闪烁，非常不大方。吃饭的时候，话题又落到目前的状况上，身边的主任问我，为什么弃此而就彼？其实这话也不是第一次听到。李总也曾对我说，没想到你能留下来，为什么？我想了想，说，这里的午饭很好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