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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我国3-6岁孩子的学前教育有了巨大发展，学前教育服务政策措施也不断完善，但幼托服务的发展、规划、 整体性结构等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调整完善，相信随着新政策新思路的出台，“幼托难”将逐步得到缓解。
目前幼儿的托管，已经成为让很多年轻父母头疼的问题，尤其是3岁以下幼儿的入托问题，更是公众关注的热点话题。“幼有所育”究竟怎么育，尤其是在“二孩”政策出台后，政府会有怎样的引导和相应政策支持，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幼托服务”一般是指为2-3岁适龄儿童为主提供保育为主、保教结合的服务，幼托机构就是提供这类服务的机构。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幼托机构就已经存在了，如当时的托儿所，几乎是政府、国营企业、事业单位的“标配”，为职工解决“带孩子”的问题。市场经济制度建立后，大部分企业都取消了托儿所，托儿所在城市中逐渐消失，托儿服务由单位责任内化为家庭责任。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访问研究员黄靖洋去年曾在博客中指出，在围绕着单位体制建立的福利供给体系解体后，学前教育也是近5年才被政府重新重视，成为教育政策倾斜的重点。当整个公共财政还在为过去幼儿园阶段投入不足补课时，人们赫然发现，0-3岁幼托服务也已经迫在眉睫。这是处于高速“挤压型发展”的中国社会必然要面对的难题。
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这个供需矛盾。目前，我国已进入全面两孩政策新时期，许多育龄夫妻选择或打算生育二孩，但在婴幼儿照护问题上却面临现实压力和困难。尤其是那些没有祖父辈提供照料支持的城镇双职工家庭，女性生育二孩后，要么中断或放弃工作，要么高价聘请保姆或月嫂，这对女性就业和职业发展，对家庭经济生活和长期发展势必造成负面影响，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独生子女政策在一段时期内降低了托儿需求，托儿所消失暂时没看出有太大影响，但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我国的托育难题显现了出来。”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菊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家庭负担、工作压力日益加剧，“带孩子”越来越成为一个严峻的问题。2016年11月，国家卫计委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目前我国近八成婴幼儿都是由祖辈参与日间看护，其中近50%的祖辈感到“无可奈何”，特别是照顾过“一孩”的祖辈不愿再照顾“二孩”的比例在上升。“孩子上幼儿园以前是否有人帮助照料”成为七成以上的年轻人决定是否生孩子时考虑的首要问题。公立的幼儿教育机构招收的适龄标准为3周岁以上，但调查显示，超六成家长选择在孩子2-3岁时送入幼托机构。
2013年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妇幼卫生教研室的一项研究表明：上海地区有婴儿母亲中有2%在产后2个月返回工作岗位，在产后6个月返岗工作的比例是67.9%，产后12个月返岗工作的比例是82.6%。0到3岁婴幼儿母亲大量返岗就业，对于替代母亲育儿的角色产生了较高的要求。
全面二孩政策带来一定规模人口的增长，并由此带来家庭对幼托服务需求的增长，对政府提出了新要求。
一方面家长们对幼托机构的需求在增大，另一方面市场的培育在萎缩，导致了家长们不得不在良莠不齐的幼托机构中进行盲目选择。“出现问题是必然，不是偶然”，华东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系主任、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教师发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张明红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如是表示。
上海市教委基教处调研员颜慧芬在接受采访时曾指出，国家相应的托幼政策一直是随着人口需求的变化在变化的，此前托儿所数量的萎缩也是受到了这样的影响，而如今需要从政府层面再次发挥力量来解决难题。在2017年上海两会上，上海市政协常委、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黄绮也认为，0-3岁婴幼儿的托育难问题出现在家庭中，但与社会需求以及国家政策的变化是分不开的。所以，解决问题时，不能把压力全部归结到家庭去承担，政府需要充分调动社会资源，发挥作用。
张明红表示，政府加快完善对幼托机构和行业的监管机制，必须加大对幼托机构和行业发展的政策扶持力度，增加非营利性幼托机构的数量，并构建一个完善的政策体系和幼托服务体系。据她透露，国家正在研究出台相应的指导意见和管理办法等一揽子政策，政府的引导作用，一定是一个组织者、指导者、监督者，在政策法规上确保育儿工作科学规范的发展。
同时，张明红也指出，除了政府的相应指导扶持政策外，社区应该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辅助和补充。托儿所和幼托中心之类的机构，应该办在社区附近，西方国家一直是这样操作的。现在很多父母起早摸黑地接送孩子，因为托儿所距离远。因此社区在规划时，就应该有相关的配套设施。
另外，张明红也强调，家庭还是应该成为0-3岁幼儿养育的主体。目前我国的幼儿一般到1岁半—2岁才入托，这之前基本是在家里养育，因此必须加强对父母，包括祖辈在科学养育上的教育培训。据她介绍，我国台湾地区采取的政策就是老人拿了养育上岗证书，才能去带孩子。这种培训可以利用体检和产检同步完成。这种做法不仅仅是指导孕期保健，还可以增加父母对胎教、对孩子出生后，以及0-3岁的年龄特点等知识。
张明红还提到，目前全国有70多所大专院校开设了早期教育专业，是培养0-3岁机构的老师的，她是参加全国评审这个新专业的专家之一。但是现在有高校来培养这样一个大专专业，毕业生却拿不到早教专业的资格证书，因为国家根本没有这个标准。早教专业的教师如果和幼儿园老师一样的认证，多半会去幼儿园就职，而不去托儿所，这也成为早期教育师资质量提高的一个障碍。
在调动社会资源协力解决幼托难的问题上，张明红认为有一些曾经的尝试和模式是值得肯定的。比如上海市妇联在1996年就开始做的亲子学院，对0-3亲子活动进行了率先探索，效果还是不错的，让不少家长意识到和孩子亲近互动，关心陪伴孩子成长的重要性。她还觉得上海市教委在2001年开始的托幼一体化是一个好模式。
在去年3月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会上，国家卫计委领导在详解“健康中国”建设的路线图时就提到，国家卫计委将会同相关部门，优先配置妇幼保健、幼托、学前和中小学教育等公共服务资源，构建生育友好的社會环境。很多专家也呼吁，必须尽快制定出台对幼托行业的扶持政策，从政策保障上鼓励社会各界力量参与，探索从供给侧发力，增加供给、提升质量，建立居家养育、社区体验、机构服务等多位一体的模式，综合开展幼托服务。“政府可以给予0-3岁幼托机构一些鼓励性措施，为其提供一些补贴、贷款、减税等方面的支持，降低其运营成本，并动员社会力量，鼓励市场、社会资源进入到0～3岁托幼机构领域里。”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李建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曾如此表示。
近十几年来，很多发达国家都开始不约而同地关注幼托服务的发展，并越来越重视作为社会政策之一的幼托政策措施的发展和完善。相信随着新政策新思路的出台，“幼托难”将逐步得到缓解。
目前幼儿的托管，已经成为让很多年轻父母头疼的问题，尤其是3岁以下幼儿的入托问题，更是公众关注的热点话题。“幼有所育”究竟怎么育，尤其是在“二孩”政策出台后，政府会有怎样的引导和相应政策支持，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全面二孩政策下的现实需求
“幼托服务”一般是指为2-3岁适龄儿童为主提供保育为主、保教结合的服务，幼托机构就是提供这类服务的机构。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幼托机构就已经存在了，如当时的托儿所，几乎是政府、国营企业、事业单位的“标配”，为职工解决“带孩子”的问题。市场经济制度建立后，大部分企业都取消了托儿所，托儿所在城市中逐渐消失，托儿服务由单位责任内化为家庭责任。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访问研究员黄靖洋去年曾在博客中指出，在围绕着单位体制建立的福利供给体系解体后，学前教育也是近5年才被政府重新重视，成为教育政策倾斜的重点。当整个公共财政还在为过去幼儿园阶段投入不足补课时，人们赫然发现，0-3岁幼托服务也已经迫在眉睫。这是处于高速“挤压型发展”的中国社会必然要面对的难题。
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这个供需矛盾。目前，我国已进入全面两孩政策新时期，许多育龄夫妻选择或打算生育二孩，但在婴幼儿照护问题上却面临现实压力和困难。尤其是那些没有祖父辈提供照料支持的城镇双职工家庭，女性生育二孩后，要么中断或放弃工作，要么高价聘请保姆或月嫂，这对女性就业和职业发展，对家庭经济生活和长期发展势必造成负面影响，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独生子女政策在一段时期内降低了托儿需求，托儿所消失暂时没看出有太大影响，但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我国的托育难题显现了出来。”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菊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家庭负担、工作压力日益加剧，“带孩子”越来越成为一个严峻的问题。2016年11月，国家卫计委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目前我国近八成婴幼儿都是由祖辈参与日间看护，其中近50%的祖辈感到“无可奈何”，特别是照顾过“一孩”的祖辈不愿再照顾“二孩”的比例在上升。“孩子上幼儿园以前是否有人帮助照料”成为七成以上的年轻人决定是否生孩子时考虑的首要问题。公立的幼儿教育机构招收的适龄标准为3周岁以上，但调查显示，超六成家长选择在孩子2-3岁时送入幼托机构。
2013年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妇幼卫生教研室的一项研究表明：上海地区有婴儿母亲中有2%在产后2个月返回工作岗位，在产后6个月返岗工作的比例是67.9%，产后12个月返岗工作的比例是82.6%。0到3岁婴幼儿母亲大量返岗就业，对于替代母亲育儿的角色产生了较高的要求。
全面二孩政策带来一定规模人口的增长，并由此带来家庭对幼托服务需求的增长，对政府提出了新要求。
一方面家长们对幼托机构的需求在增大，另一方面市场的培育在萎缩，导致了家长们不得不在良莠不齐的幼托机构中进行盲目选择。“出现问题是必然，不是偶然”，华东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系主任、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教师发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张明红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如是表示。
专家呼吁政府主导完善体系
上海市教委基教处调研员颜慧芬在接受采访时曾指出，国家相应的托幼政策一直是随着人口需求的变化在变化的，此前托儿所数量的萎缩也是受到了这样的影响，而如今需要从政府层面再次发挥力量来解决难题。在2017年上海两会上，上海市政协常委、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黄绮也认为，0-3岁婴幼儿的托育难问题出现在家庭中，但与社会需求以及国家政策的变化是分不开的。所以，解决问题时，不能把压力全部归结到家庭去承担，政府需要充分调动社会资源，发挥作用。
张明红表示，政府加快完善对幼托机构和行业的监管机制，必须加大对幼托机构和行业发展的政策扶持力度，增加非营利性幼托机构的数量，并构建一个完善的政策体系和幼托服务体系。据她透露，国家正在研究出台相应的指导意见和管理办法等一揽子政策，政府的引导作用，一定是一个组织者、指导者、监督者，在政策法规上确保育儿工作科学规范的发展。
同时，张明红也指出，除了政府的相应指导扶持政策外，社区应该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辅助和补充。托儿所和幼托中心之类的机构，应该办在社区附近，西方国家一直是这样操作的。现在很多父母起早摸黑地接送孩子，因为托儿所距离远。因此社区在规划时，就应该有相关的配套设施。
另外，张明红也强调，家庭还是应该成为0-3岁幼儿养育的主体。目前我国的幼儿一般到1岁半—2岁才入托，这之前基本是在家里养育，因此必须加强对父母，包括祖辈在科学养育上的教育培训。据她介绍，我国台湾地区采取的政策就是老人拿了养育上岗证书，才能去带孩子。这种培训可以利用体检和产检同步完成。这种做法不仅仅是指导孕期保健，还可以增加父母对胎教、对孩子出生后，以及0-3岁的年龄特点等知识。
张明红还提到，目前全国有70多所大专院校开设了早期教育专业，是培养0-3岁机构的老师的，她是参加全国评审这个新专业的专家之一。但是现在有高校来培养这样一个大专专业，毕业生却拿不到早教专业的资格证书，因为国家根本没有这个标准。早教专业的教师如果和幼儿园老师一样的认证，多半会去幼儿园就职，而不去托儿所，这也成为早期教育师资质量提高的一个障碍。
在调动社会资源协力解决幼托难的问题上，张明红认为有一些曾经的尝试和模式是值得肯定的。比如上海市妇联在1996年就开始做的亲子学院，对0-3亲子活动进行了率先探索，效果还是不错的，让不少家长意识到和孩子亲近互动，关心陪伴孩子成长的重要性。她还觉得上海市教委在2001年开始的托幼一体化是一个好模式。
在去年3月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会上，国家卫计委领导在详解“健康中国”建设的路线图时就提到，国家卫计委将会同相关部门，优先配置妇幼保健、幼托、学前和中小学教育等公共服务资源，构建生育友好的社會环境。很多专家也呼吁，必须尽快制定出台对幼托行业的扶持政策，从政策保障上鼓励社会各界力量参与，探索从供给侧发力，增加供给、提升质量，建立居家养育、社区体验、机构服务等多位一体的模式，综合开展幼托服务。“政府可以给予0-3岁幼托机构一些鼓励性措施，为其提供一些补贴、贷款、减税等方面的支持，降低其运营成本，并动员社会力量，鼓励市场、社会资源进入到0～3岁托幼机构领域里。”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李建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曾如此表示。
近十几年来，很多发达国家都开始不约而同地关注幼托服务的发展，并越来越重视作为社会政策之一的幼托政策措施的发展和完善。相信随着新政策新思路的出台，“幼托难”将逐步得到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