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内容提要】长期以来，虽然国内外学界业界普遍将美国媒体视为全球最具权威性与公信力、最具影响力的新闻机构，但在重大事件和敏感问题的国际新闻报道中，一些美国媒体的价值选择与舆论倾向始终以其国家利益为最终考量。诚然，《美國宪法第一修正案》保证了美国媒体免于政治权力干涉的自由，可以说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文件。但它却并没有规定媒体和政治权力之间究竟要保持什么样的关系，也没有规定政治权力不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影响媒体。在国际舆论场中，大部分美国媒体往往对美国政府既定的外交、国防等主流论调予以支持及认同，只会在某些涉内政的细节上提出批评和异议。从2020年美国媒体涉新冠肺炎疫情报道、涉香港暴乱报道等都能明显看出，一些美国媒体对类似事件的报道经常因国家利益站位而背弃了新闻的客观公正，大肆采取双重标准，继而服务于军事战争、意识形态斗争以及国际战略等的需要。研究发现，其双重标准主要表现在议程设置、话题选择、文本叙事、报道态度等方面。
【关键词】美国媒体 对外报道 双重标准 国家利益
一、美国媒体对外报道双重标准的表现形式
1.议程设置的双重标准
国内外相关研究显示，一些美国媒体对于国际重大事件报道的议程设置，不是严格基于客观事实，而是以美国自身利益为重要考量，有意制造特定的国际议程，放大某些舆情。
例如，2019年，虽然世界各地街头示威频发，但美国主流媒体却“格外关照”我国香港。美国媒体独立监督组织“公正与准确报道”（FAIR）调查报告显示，部分美国媒体用绝大部分篇幅，报道了发生在香港的示威活动，且不遗余力地偏袒示威者，无视他们制造的暴乱。统计显示，截至2019年11月22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和《纽约时报》共刊发737篇涉港报道、36篇涉智利报道、28篇涉海地报道和12篇涉厄瓜多尔报道。①
尽管智利、海地及厄瓜多尔等国社会动乱中伤亡和被逮捕者人数更多，事态也明显更加严重，但美国媒体对香港动乱局势的报道数量和密集程度却居高不下。甚至在上述三国动乱形势最为严峻之时，涉港报道仍然占据美国新闻媒体的主要版面，而且以长篇独家报道居多，且内容有刻意引导香港民众与中国政府对立的倾向。
2.话题选择的双重标准
长期以来，美国媒体不断向世界传播其所谓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并借助人权、宗教、民族等话题攻击美国的非盟友国家。而对于美国自身或与其具有共同利益国家存在的问题，很多美国媒体却在报道议题和话题选择上有意进行了规避。
例如，2019年12月，印度因通过《公民身份修正案》引发民众大规模抗议活动，该法案使生活在印度的穆斯林边缘化。②实际上，印度民族、宗教矛盾异常复杂。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印度发生了激烈的大规模穆斯林暴力示威，大多数美国媒体却没有对此话题进行持续关注，只是轻描淡写地播发了政府官方表态。而几乎在同一时期，美国《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却将同类话题的报道聚焦于我国新疆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上，杜撰出不少充满偏见和未经核实的负面结论。③
在一些国际性重大事件报道上，美国媒体的话题选择也经常采取双重标准。相关研究显示，美国媒体对1996年至2008年期间举办的四届奥运会在报道数量上虽无显著差异，但关于北京奥运会的报道更多围绕政治类话题，而对亚特兰大、悉尼、雅典奥运会的报道则更多侧重于商业、体育等方面，这展现出明显的话题选择双重标准。④
3.文本叙事的双重标准
很多美国媒体在报道相似事件或话题时，往往根据报道客体、报道对象的不同采取不一样的文本叙事和表达方式。
例如，2014年3月1日，我国云南昆明火车站暴力恐怖案件发生后，CNN、《纽约时报》、福克斯新闻网等美国主流媒体在描述事件时使用了“维汉族冲突”（UighurHan conflicts）、“持刀砍杀”（Knife-wielding）、“刺伤大众”（Mass stabbing）、“简陋的武器”（Rudimentary in weaponry）等弱化暴力和淡化恐怖主义色彩的描述，妄图将该恐怖主义事件定性为民族冲突。
而在2013年英国伦敦砍杀事件发生时，虽然其民众伤亡、暴力性质都不及昆明暴力恐怖案件严重，但大多数美国媒体明显采用表现截然不同立场的新闻措辞，纷纷使用“恐怖主义”（Terrorism）、“恐怖袭击”（Terror attack/Terrorist attack）、“残暴行为”（Brutality）、“凶残谋杀”（Brutally murdered）等词汇，借以凸显、放大该事件的恐怖主义性质。
又如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媒体更是完全充当了美国政府的“牧羊狗”，⑤在文本叙事上对美国政府的战争政策给予了毫无保留的支持。大量报道将美军标榜为“正义之师”，将侵略战争美化为“爱国之战”，并将萨达姆政府的官员、军队都描述为“反人类的罪犯”。
4.报道态度的双重标准
国内外诸多研究表明，一些美国媒体在涉华新闻报道时往往戴着有色眼镜，存有较为明显的态度偏见，其自诩的“客观公正”则更多服务于美国国家利益。
例如，2014年，英国《卫报》、美国新闻评论网站（Vox）等都曾对美国媒体有关巴以冲突的报道进行过调查分析，发现美国媒体在相关报道中表现出明显亲以色列的态度倾向，并没有客观公正地进行报道。⑥CNN、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等在电视直播节目中大多选择以色列的官员为采访对象，潜移默化地为以色列站台，而美国政府也正是以色列最大的支持者。⑦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美国媒体在国际舆论场中妄加指责中国的抗疫举措，却对西方国家借鉴中国做法推出的类似政策给予舆论支持。典型如《纽约时报》，2020年3月8日在其推特（Twitter）账号上攻击我国武汉“封城”是“极大损害了人们的生活与自由”，却同时又宣称意大利米兰、威尼斯等地“封城”是“冒着牺牲自己经济的风险在阻止这场欧洲最严重疫情的蔓延”，其双重标准显而易见。《纽约时报》官网相关报道的留言板也被海外民众“双标”（double standards）、“偏见”（bias）等带有质疑的评论所淹没。 二、美国媒体对外报道双重标准的典型事实
1.涉华报道的双重标准
长期以来，美国媒体涉华报道的双重标准主要集中在涉港、涉疆、涉藏等议题方面，制度、人权、民族等选题更是成为其“双标”的重灾区。
2019年10月香港暴力活动升级以后，一些美国媒体在片面将香港警方正常维持秩序阐释为“暴力镇压”的同时，诸如暴力示威者殴打70岁老人致死等事件他们却视而不见。例如，暴力示威者用弓箭袭警一事在《纽约时报》报道中被轻描淡写为“示威者试图反抗警察的暴力镇压”。CNN报道画面中出现的香港示威者的自制炸弹，与2013年美国波士顿马拉松恐怖袭击事件中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的炸弹相似，甚至威力更大，但CNN却对暴徒毫无底线使用暴力的证据视而不见，反而将他们美化为“民主抗议人士”，严重偏离事实真相。
2008年“3？14”拉萨打砸抢烧暴力犯罪事件、2009年“7？5”乌鲁木齐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等发生后，美国媒体迅速将这些恐怖主义暴力活动定性为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民族冲突，单方面大幅援引达赖流亡政府、境外“东突”分裂势力等的谬论。但在报道发生在西方国家的伦敦砍杀案事件、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时，CNN、《纽约时报》等却将其定性为严重的恐怖主义活动，并着重渲染了暴徒袭击的场景，却并不从西方国家普遍存在宗教、民族等问题的角度进行阐释和解读。
2.涉伊斯兰报道的双重标准
美国批判学者爱德华·萨义德在《报道伊斯兰》一文中梳理了美国媒体从自身国家利益出发，借由伊朗人质事件、波斯湾战争、美国纽约世贸中心大楼爆炸案等事件，塑造负面的伊斯兰刻板印象。通过对美国媒体近年来涉伊斯兰报道分析来看，其所谓的新闻“客观性”与“公正性”全面让位于国家利益。
2003年，当美国政府决定攻打伊拉克时，美国媒体大肆鼓吹美将实施民主革命，并严重脱离伊拉克国情和发展实际，把伊拉克定义为恐怖主义国家，声称其严重危害世界安全，从而为美国侵略战争塑造有利的舆论环境。而当伊拉克受此次战争影响，民不聊生，催生出真正的宗教极端主义组织“伊斯兰国”（ISIS）后，美国媒体却回避由美国发动战争所引起的严重区域安全甚至世界安全问题。这种对外报道的双重标准其实就是实用主义，只要契合国家利益的事情就一定大力维护，无论是否客观公正。
当受俄罗斯支持的土耳其入侵叙利亚时，美国媒体一片指责与批评。而当沙特阿拉伯入侵也门时，美国媒体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美国与沙特阿拉伯之间有很强的利益捆绑。
3.涉美盟友国家报道的双重标准
美国媒体对外新闻报道的双重标准，有时也会因利益需要对欧洲国家，以及日本、韩国、加拿大、墨西哥等其亲密的盟友国家使用。
例如，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和日本之间贸易摩擦不断，在美国政府出台各项打压政策的同时，一些美国媒体也在国际舆论场中不断进行舆论施压。又如，2018年，特朗普政府发起了针对欧盟、加拿大、墨西哥等国家的贸易战，美主流媒体对特朗普政府采取的不平等贸易政策大加赞赏，甚至打出标签“特朗普是对的”（Trump is Right），在对外报道中采取了与美国政府贸易政策一致的双重标准。⑧
此外，在美国政府要求韩国、日本等国增加驻军军费时，美国主流媒体集体为特朗普政府站台，充当美国政府的“打手”，通过舆论不断施压、威胁，并鼓吹美军的存在对亚太、欧洲安全的重要性，却对因美驻军在当地产生的诸多社会矛盾及其他盟友国的诉求避而不谈。
三、美国媒体对外报道双重标准的国家利益考量
1.服务于军事战争需要
从二战到海湾战争，再到反恐战争，美国经历的历次战争表明，庞大的媒体力量为美国赢得战争胜利和夺取舆论主导权发挥了巨大作用。
二战期间，美国媒体在美国政府的授意下对战争相关报道采取了双重标准，刻意丑化敌军，放大美化友军，以争取国内民众的支持和选票。1941年日本突袭珍珠港后，美国媒体将日本人描述为“黄色害虫”，对其进行了“非人性化”（subhuman）宣传，将美国海军塑造为受上帝支持的“正义之师”。
20世纪70年代后， 美国政府制定了所谓“兼顾新闻界与政府利益”的战时新闻政策，逐步加紧政府对新闻媒介的战时报道控制。阿富汗战争结束后，美国国防部专门雇佣公关公司成立了战略影响办公室，旨在影响世界舆论。为了实现有效的舆论引导，美国动用公共关系产业帮助政府权力机构实现对媒体的隐性控制，美国媒体在面对涉美国际争端时则甘愿做美国政府的舆论宣传武器。
2.服务于意识形态斗争
有研究表明，美国成功遏制苏联并最终取得冷战胜利的重要武器之一，便是新闻媒体。美国媒体借助其话语优势与传播优势，在对外报道中潜移默化地采取双重标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报道刻意贬低其政治制度，放大其阶级矛盾，忽略其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对盟友国家的相关报道却刻意隐匿其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片面放大资本主义制度优势。
1953年，时任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国会证词中首先提出了对社会主义阵营搞“和平演变”的《十条诫命》，美国媒体始终作為该战略最重要的一线实施者之一。在国家利益为上的导向下，美国媒体的双重标准成为美国国际舆论宣传战运用的具体手段之一。
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中提出，媒体是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利用意识、观念等来教育、感化、规训民众。⑨在国际舆论场中，媒体作为美国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对外成功输出了美国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和世界观，却刻意规避了美自身存在的发展问题以及对其他国家的侵略与破坏。
随着互联网以及自媒体的不断发展，美国媒体更是将对外报道的双重标准发挥得淋漓尽致，“阿拉伯之春”“茉莉花革命”等事件的发生无疑与美国媒体的网络舆论引导密切相关。 3.服务于国际战略需要
二战以后，美国全球霸权的建立得益于其“硬扩张”和“软拓展”相结合的国际战略，媒体在美国国际战略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美国媒体对外报道中的双重标准，实际上与美国政府国际战略中所秉持的双重标准一脉相承，二者均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
长期以来，各国学界、业界常常被美国大力宣传的“新闻自由”所迷惑，误认为美国新闻界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以及《信息自由法》等法律的庇护下拥有至高无上的“第四权力”。关于美国媒体与政府的关系，学界曾有一个经典的论断，即：美国媒体与政府是“共生”的“情人”关系。⑩
在法律层面，美国媒体的确受到多重保护，具备监督政府甚至“扒粪”的可能。但在美国推行国际战略实际进程中，美国媒体和政府一般都保持相同步调，而非扮演大众普遍印象中对政治权力进行监督的角色。
2017年，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定义为“修正主义”国家，将中国视为美国“战略上的竞争对手”。可以预见，未来，美国媒體在涉港、涉疆、涉藏等诸多重大且敏感的涉华议题上，极有可能会继续以国家利益为考量，更加变本加厉地采用双重标准。鉴于此，面对日益激烈的舆论斗争，我国应科学组织精锐力量，用事实说话，有理有据地对美国媒体的双重标准进行定向批驳，深刻揭露其本质与危害。
作者：新华通讯社编辑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注释」
①Alan Macleod：With People in the Streets Worldwide， Media Focus Uniquely on Hong Kong， FAIR， December 6，2019， https：//fair.org/home/with-peoplein-the-streets-worldwide-media-focus-uniquely-on-hong-kong/.
②《西方双标矛头锁定中国，这不奇怪》，《环球时报》2019年12月16日，第5版。
③Ajit Singh：China detaining millions of Uyghurs？ Serious problems with claims by US-backed NGO and far-right researcher “led by God” against Beijing，Grayzone，December 21，2019， https：//thegrayzone.com/2019/12/21/ china-detaining-millions-uyghurs-problems-claims-us-ngo-researcher/.
④董小英等：《奥运会与国家形象：国外媒体对四个奥运举办城市的报道主题分析》，《中国软科学》2005年第2期，第1-9页。
⑤明安香：《从“叭儿狗”到“牧羊狗”：美国传媒与政府关系的角色转变》，《国际新闻界》2005年第4期，第16-23页。
⑥Chris McGreal：American media’s new pro-Israel bias： the same party line at the wrong time，The Guardian，July 31，2014， https：//www.theguardian.com/ commentisfree/2014/jul/31/american-media-israel-bias-netanyahu.
⑦Max Fisher：Is the American media biased in favor of Israel？，Vox，July 23，2014， https：//www.vox.com/2014/7/23/5929971/is-the-american-mediabiased-in-favor-of-israel.
⑧刘雯、刘笑盈：《美国媒体对外报道“双重标准”的背后》，《新闻战线》2019年第5期，第122-125页。
⑨[法]路易·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李迅译），《当代电影》1987年第3期，第100-112页。
⑩张巨岩：《权力的声音》，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04年，第56页。
责编：荆江
【关键词】美国媒体 对外报道 双重标准 国家利益
一、美国媒体对外报道双重标准的表现形式
1.议程设置的双重标准
国内外相关研究显示，一些美国媒体对于国际重大事件报道的议程设置，不是严格基于客观事实，而是以美国自身利益为重要考量，有意制造特定的国际议程，放大某些舆情。
例如，2019年，虽然世界各地街头示威频发，但美国主流媒体却“格外关照”我国香港。美国媒体独立监督组织“公正与准确报道”（FAIR）调查报告显示，部分美国媒体用绝大部分篇幅，报道了发生在香港的示威活动，且不遗余力地偏袒示威者，无视他们制造的暴乱。统计显示，截至2019年11月22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和《纽约时报》共刊发737篇涉港报道、36篇涉智利报道、28篇涉海地报道和12篇涉厄瓜多尔报道。①
尽管智利、海地及厄瓜多尔等国社会动乱中伤亡和被逮捕者人数更多，事态也明显更加严重，但美国媒体对香港动乱局势的报道数量和密集程度却居高不下。甚至在上述三国动乱形势最为严峻之时，涉港报道仍然占据美国新闻媒体的主要版面，而且以长篇独家报道居多，且内容有刻意引导香港民众与中国政府对立的倾向。
2.话题选择的双重标准
长期以来，美国媒体不断向世界传播其所谓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并借助人权、宗教、民族等话题攻击美国的非盟友国家。而对于美国自身或与其具有共同利益国家存在的问题，很多美国媒体却在报道议题和话题选择上有意进行了规避。
例如，2019年12月，印度因通过《公民身份修正案》引发民众大规模抗议活动，该法案使生活在印度的穆斯林边缘化。②实际上，印度民族、宗教矛盾异常复杂。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印度发生了激烈的大规模穆斯林暴力示威，大多数美国媒体却没有对此话题进行持续关注，只是轻描淡写地播发了政府官方表态。而几乎在同一时期，美国《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却将同类话题的报道聚焦于我国新疆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上，杜撰出不少充满偏见和未经核实的负面结论。③
在一些国际性重大事件报道上，美国媒体的话题选择也经常采取双重标准。相关研究显示，美国媒体对1996年至2008年期间举办的四届奥运会在报道数量上虽无显著差异，但关于北京奥运会的报道更多围绕政治类话题，而对亚特兰大、悉尼、雅典奥运会的报道则更多侧重于商业、体育等方面，这展现出明显的话题选择双重标准。④
3.文本叙事的双重标准
很多美国媒体在报道相似事件或话题时，往往根据报道客体、报道对象的不同采取不一样的文本叙事和表达方式。
例如，2014年3月1日，我国云南昆明火车站暴力恐怖案件发生后，CNN、《纽约时报》、福克斯新闻网等美国主流媒体在描述事件时使用了“维汉族冲突”（UighurHan conflicts）、“持刀砍杀”（Knife-wielding）、“刺伤大众”（Mass stabbing）、“简陋的武器”（Rudimentary in weaponry）等弱化暴力和淡化恐怖主义色彩的描述，妄图将该恐怖主义事件定性为民族冲突。
而在2013年英国伦敦砍杀事件发生时，虽然其民众伤亡、暴力性质都不及昆明暴力恐怖案件严重，但大多数美国媒体明显采用表现截然不同立场的新闻措辞，纷纷使用“恐怖主义”（Terrorism）、“恐怖袭击”（Terror attack/Terrorist attack）、“残暴行为”（Brutality）、“凶残谋杀”（Brutally murdered）等词汇，借以凸显、放大该事件的恐怖主义性质。
又如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媒体更是完全充当了美国政府的“牧羊狗”，⑤在文本叙事上对美国政府的战争政策给予了毫无保留的支持。大量报道将美军标榜为“正义之师”，将侵略战争美化为“爱国之战”，并将萨达姆政府的官员、军队都描述为“反人类的罪犯”。
4.报道态度的双重标准
国内外诸多研究表明，一些美国媒体在涉华新闻报道时往往戴着有色眼镜，存有较为明显的态度偏见，其自诩的“客观公正”则更多服务于美国国家利益。
例如，2014年，英国《卫报》、美国新闻评论网站（Vox）等都曾对美国媒体有关巴以冲突的报道进行过调查分析，发现美国媒体在相关报道中表现出明显亲以色列的态度倾向，并没有客观公正地进行报道。⑥CNN、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等在电视直播节目中大多选择以色列的官员为采访对象，潜移默化地为以色列站台，而美国政府也正是以色列最大的支持者。⑦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美国媒体在国际舆论场中妄加指责中国的抗疫举措，却对西方国家借鉴中国做法推出的类似政策给予舆论支持。典型如《纽约时报》，2020年3月8日在其推特（Twitter）账号上攻击我国武汉“封城”是“极大损害了人们的生活与自由”，却同时又宣称意大利米兰、威尼斯等地“封城”是“冒着牺牲自己经济的风险在阻止这场欧洲最严重疫情的蔓延”，其双重标准显而易见。《纽约时报》官网相关报道的留言板也被海外民众“双标”（double standards）、“偏见”（bias）等带有质疑的评论所淹没。 二、美国媒体对外报道双重标准的典型事实
1.涉华报道的双重标准
长期以来，美国媒体涉华报道的双重标准主要集中在涉港、涉疆、涉藏等议题方面，制度、人权、民族等选题更是成为其“双标”的重灾区。
2019年10月香港暴力活动升级以后，一些美国媒体在片面将香港警方正常维持秩序阐释为“暴力镇压”的同时，诸如暴力示威者殴打70岁老人致死等事件他们却视而不见。例如，暴力示威者用弓箭袭警一事在《纽约时报》报道中被轻描淡写为“示威者试图反抗警察的暴力镇压”。CNN报道画面中出现的香港示威者的自制炸弹，与2013年美国波士顿马拉松恐怖袭击事件中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的炸弹相似，甚至威力更大，但CNN却对暴徒毫无底线使用暴力的证据视而不见，反而将他们美化为“民主抗议人士”，严重偏离事实真相。
2008年“3？14”拉萨打砸抢烧暴力犯罪事件、2009年“7？5”乌鲁木齐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等发生后，美国媒体迅速将这些恐怖主义暴力活动定性为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民族冲突，单方面大幅援引达赖流亡政府、境外“东突”分裂势力等的谬论。但在报道发生在西方国家的伦敦砍杀案事件、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时，CNN、《纽约时报》等却将其定性为严重的恐怖主义活动，并着重渲染了暴徒袭击的场景，却并不从西方国家普遍存在宗教、民族等问题的角度进行阐释和解读。
2.涉伊斯兰报道的双重标准
美国批判学者爱德华·萨义德在《报道伊斯兰》一文中梳理了美国媒体从自身国家利益出发，借由伊朗人质事件、波斯湾战争、美国纽约世贸中心大楼爆炸案等事件，塑造负面的伊斯兰刻板印象。通过对美国媒体近年来涉伊斯兰报道分析来看，其所谓的新闻“客观性”与“公正性”全面让位于国家利益。
2003年，当美国政府决定攻打伊拉克时，美国媒体大肆鼓吹美将实施民主革命，并严重脱离伊拉克国情和发展实际，把伊拉克定义为恐怖主义国家，声称其严重危害世界安全，从而为美国侵略战争塑造有利的舆论环境。而当伊拉克受此次战争影响，民不聊生，催生出真正的宗教极端主义组织“伊斯兰国”（ISIS）后，美国媒体却回避由美国发动战争所引起的严重区域安全甚至世界安全问题。这种对外报道的双重标准其实就是实用主义，只要契合国家利益的事情就一定大力维护，无论是否客观公正。
当受俄罗斯支持的土耳其入侵叙利亚时，美国媒体一片指责与批评。而当沙特阿拉伯入侵也门时，美国媒体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美国与沙特阿拉伯之间有很强的利益捆绑。
3.涉美盟友国家报道的双重标准
美国媒体对外新闻报道的双重标准，有时也会因利益需要对欧洲国家，以及日本、韩国、加拿大、墨西哥等其亲密的盟友国家使用。
例如，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和日本之间贸易摩擦不断，在美国政府出台各项打压政策的同时，一些美国媒体也在国际舆论场中不断进行舆论施压。又如，2018年，特朗普政府发起了针对欧盟、加拿大、墨西哥等国家的贸易战，美主流媒体对特朗普政府采取的不平等贸易政策大加赞赏，甚至打出标签“特朗普是对的”（Trump is Right），在对外报道中采取了与美国政府贸易政策一致的双重标准。⑧
此外，在美国政府要求韩国、日本等国增加驻军军费时，美国主流媒体集体为特朗普政府站台，充当美国政府的“打手”，通过舆论不断施压、威胁，并鼓吹美军的存在对亚太、欧洲安全的重要性，却对因美驻军在当地产生的诸多社会矛盾及其他盟友国的诉求避而不谈。
三、美国媒体对外报道双重标准的国家利益考量
1.服务于军事战争需要
从二战到海湾战争，再到反恐战争，美国经历的历次战争表明，庞大的媒体力量为美国赢得战争胜利和夺取舆论主导权发挥了巨大作用。
二战期间，美国媒体在美国政府的授意下对战争相关报道采取了双重标准，刻意丑化敌军，放大美化友军，以争取国内民众的支持和选票。1941年日本突袭珍珠港后，美国媒体将日本人描述为“黄色害虫”，对其进行了“非人性化”（subhuman）宣传，将美国海军塑造为受上帝支持的“正义之师”。
20世纪70年代后， 美国政府制定了所谓“兼顾新闻界与政府利益”的战时新闻政策，逐步加紧政府对新闻媒介的战时报道控制。阿富汗战争结束后，美国国防部专门雇佣公关公司成立了战略影响办公室，旨在影响世界舆论。为了实现有效的舆论引导，美国动用公共关系产业帮助政府权力机构实现对媒体的隐性控制，美国媒体在面对涉美国际争端时则甘愿做美国政府的舆论宣传武器。
2.服务于意识形态斗争
有研究表明，美国成功遏制苏联并最终取得冷战胜利的重要武器之一，便是新闻媒体。美国媒体借助其话语优势与传播优势，在对外报道中潜移默化地采取双重标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报道刻意贬低其政治制度，放大其阶级矛盾，忽略其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对盟友国家的相关报道却刻意隐匿其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片面放大资本主义制度优势。
1953年，时任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国会证词中首先提出了对社会主义阵营搞“和平演变”的《十条诫命》，美国媒体始终作為该战略最重要的一线实施者之一。在国家利益为上的导向下，美国媒体的双重标准成为美国国际舆论宣传战运用的具体手段之一。
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中提出，媒体是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利用意识、观念等来教育、感化、规训民众。⑨在国际舆论场中，媒体作为美国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对外成功输出了美国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和世界观，却刻意规避了美自身存在的发展问题以及对其他国家的侵略与破坏。
随着互联网以及自媒体的不断发展，美国媒体更是将对外报道的双重标准发挥得淋漓尽致，“阿拉伯之春”“茉莉花革命”等事件的发生无疑与美国媒体的网络舆论引导密切相关。 3.服务于国际战略需要
二战以后，美国全球霸权的建立得益于其“硬扩张”和“软拓展”相结合的国际战略，媒体在美国国际战略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美国媒体对外报道中的双重标准，实际上与美国政府国际战略中所秉持的双重标准一脉相承，二者均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
长期以来，各国学界、业界常常被美国大力宣传的“新闻自由”所迷惑，误认为美国新闻界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以及《信息自由法》等法律的庇护下拥有至高无上的“第四权力”。关于美国媒体与政府的关系，学界曾有一个经典的论断，即：美国媒体与政府是“共生”的“情人”关系。⑩
在法律层面，美国媒体的确受到多重保护，具备监督政府甚至“扒粪”的可能。但在美国推行国际战略实际进程中，美国媒体和政府一般都保持相同步调，而非扮演大众普遍印象中对政治权力进行监督的角色。
2017年，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定义为“修正主义”国家，将中国视为美国“战略上的竞争对手”。可以预见，未来，美国媒體在涉港、涉疆、涉藏等诸多重大且敏感的涉华议题上，极有可能会继续以国家利益为考量，更加变本加厉地采用双重标准。鉴于此，面对日益激烈的舆论斗争，我国应科学组织精锐力量，用事实说话，有理有据地对美国媒体的双重标准进行定向批驳，深刻揭露其本质与危害。
作者：新华通讯社编辑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注释」
①Alan Macleod：With People in the Streets Worldwide， Media Focus Uniquely on Hong Kong， FAIR， December 6，2019， https：//fair.org/home/with-peoplein-the-streets-worldwide-media-focus-uniquely-on-hong-kong/.
②《西方双标矛头锁定中国，这不奇怪》，《环球时报》2019年12月16日，第5版。
③Ajit Singh：China detaining millions of Uyghurs？ Serious problems with claims by US-backed NGO and far-right researcher “led by God” against Beijing，Grayzone，December 21，2019， https：//thegrayzone.com/2019/12/21/ china-detaining-millions-uyghurs-problems-claims-us-ngo-researcher/.
④董小英等：《奥运会与国家形象：国外媒体对四个奥运举办城市的报道主题分析》，《中国软科学》2005年第2期，第1-9页。
⑤明安香：《从“叭儿狗”到“牧羊狗”：美国传媒与政府关系的角色转变》，《国际新闻界》2005年第4期，第16-23页。
⑥Chris McGreal：American media’s new pro-Israel bias： the same party line at the wrong time，The Guardian，July 31，2014， https：//www.theguardian.com/ commentisfree/2014/jul/31/american-media-israel-bias-netanyahu.
⑦Max Fisher：Is the American media biased in favor of Israel？，Vox，July 23，2014， https：//www.vox.com/2014/7/23/5929971/is-the-american-mediabiased-in-favor-of-israel.
⑧刘雯、刘笑盈：《美国媒体对外报道“双重标准”的背后》，《新闻战线》2019年第5期，第122-125页。
⑨[法]路易·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李迅译），《当代电影》1987年第3期，第100-112页。
⑩张巨岩：《权力的声音》，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04年，第56页。
责编：荆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