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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旦（1899-1967）是我国著名优生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和教育家。他的学生，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评价道：“先生学识的广博、理解的精辟、文思的流畅、词汇的丰富，我实在没有见过有与他匹敌之人。”鲜为人知的是，潘光旦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为确定土家族为单一民族做出了突出贡献，为土家族人所牢记。
1949年10月1日，潘光旦拄着双拐到天安门广场，欢呼新中国的诞生。不久，作为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的他，倡议并鼓励大学师生积极参加土地改革工作。他本人也和清华大学教员全慰天到苏南农村搞社会调查。潘光旦什么事情都不甘人后，很快就和全慰天合作写出了《苏南土地改革访问记》。1954年担任了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潘光旦和一批清华、燕京社会学系的教师一起被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他的学生费孝通此时是该学院的副院长。潘光旦在民院担任教授和研究部第三室（中南室）的主任。对他来说，专业研究方向会有所变化，但是他凭着深厚的学术根底，视满足国家的需要为己任，将自己的研究重点转向民族问题。短短几年时间，他就在研究民族问题方面做出了卓著的成绩。
新中国成立后，彻底废除了旧中国的民族压迫制度，不少群众恢复了少数民族身份。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各种各样民族称谓的认定。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各地统计出来的少数民族达400多个。对当时的新中国来说，民族识别已不仅是学术问题，更是落实民族平等政策的首要问题。
1950年，湖南省湘西地区的女教师田心桃以苗族身份参加了少数民族国庆观礼团。她向中央领导人反映，自己可能不是苗族，而是另一个有着不同语言和风俗习惯的少数民族土家族。她的意见引起了中央领导人的重视。1952年，中央确定了一批学者参与此项工作，潘光旦被分配研究与土家族有关的历史。
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认定工作是个较为复杂的过程，有许多标准。为了追寻土家族先民的来龙去脉，潘光旦在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中探寻，广泛阅读了先秦史籍、《二十四史》、各代记载南方民族的史籍、地志、野史笔记以及其他文献，摘抄了有关土家族的资料卡片3万余张。1953年9月，中央派出调查组赴湘西调查。调查组回到北京后提交了调查报告。中央根据调查材料，进一步组织专家学者进行研究，并将撰写论文的重任交给了担任全国政协民族工作组组长的潘光旦。历时近两年的努力，潘光旦于1955年11月完成了近14万字的长篇论文《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巴人》，该文直接参考征引的文献达187种（部）之多，严密论证出了土家族是单一的少数民族的结论，体现了潘光旦进行科学研究的严谨勤奋、翔实完备的钻研精神。
为了把研究做得尽可能完善，潘光旦在完成论文后的第二年，毅然决定前往交通极为不便的土家族居住地区，进行实地考察。中央统战部考虑到他身有残疾，拄着拐杖出行山区有诸多不便，开始没有同意。但经不住潘的再三要求，最后还是放行。这样，潘光旦先后两次考察了土家族地区。
尽管路上艰难异常，有时还危及生命安全，但每到一地的所见所闻，使潘光旦感到确实不虚此行。当地的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都怀着崇敬感激的心情，载歌载舞热烈欢迎。潘光旦采用了听取汇报、小型座谈、个别叙话、逢人便谈和接转信件等五种方式开展工作，圆满达到了实地考察的目的。
有关学者认为，无论从调查效率、调查质量，还是最终成果，都是西方人类学和民族学家所不能比拟的。潘光旦采用的五种方式，实际上也是在西方人类学和民族学的中国化或本土化上树立了榜样。四五十年后，北京有人到湘西对土家族进行新的调查时，还听到当地有些老人家在谈潘光旦，说他们后来再也没见过这样好的大学问家，土家族的百姓都很感激他。
当年土家族的代表人物田心桃后来撰文回忆，当她知道潘光旦教授要来湘西时，“我闻后很感动，因为潘教授行动不便，我们家乡全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大山区……专家教授做民族工作是很辛苦的。”
1957年9月，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成立。不幸的是，不久潘光旦被错划为“右派”。反“右派”斗争之后，他到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一年。1959年摘掉“右派”的帽子后回到中央民族学院从事资料编译工作。
尽管遭到不公正对待，潘光旦并没有太多的纠结。他想得更多的还是怎样一如既往地抓紧时间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多做点事，尽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他于1961年10月被安排到历史系民族史教研室工作。虽然一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事情比较多，但他仍尽可能地集中时间翻译完达尔文的原著《人类的由来》，全稿近80万字，了却了“他多年的心愿”。
同时，潘光旦把很大的精力放在少数民族问题的研究上。他通过阅读、摘录古籍中的民族史资料，摘抄出卡片5000余张。通过这项工作，结合他曾经做过的重点研究，潘光旦头脑中逐步有了我国各民族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流动、迁移和中华民族形成、民族关系变迁的一个整体画面。为了配合教学，他打算先开“先秦民族形势鸟瞰”专题课，以后逐年扩展充实，为两三年以后形成一门完整的课程打基础。可惜这项工作最后未能完成，他因病于1967年逝世。
费孝通与潘光旦两家1946年在清华时就住得很近。到中央民族学院后比邻而居，朝夕相见。费孝通后来在评价潘光旦时说道：“潘先生这一代人不为名，不为利，觉得一心为社会做事情才对得起自己。他们有名气，是人家给他们的，不是自己争取的。他们写文章也不是为了面子，不是做给人家看的，而是要解决实际问题。这是他们自己的‘己’之所需。”
1949年10月1日，潘光旦拄着双拐到天安门广场，欢呼新中国的诞生。不久，作为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的他，倡议并鼓励大学师生积极参加土地改革工作。他本人也和清华大学教员全慰天到苏南农村搞社会调查。潘光旦什么事情都不甘人后，很快就和全慰天合作写出了《苏南土地改革访问记》。1954年担任了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潘光旦和一批清华、燕京社会学系的教师一起被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他的学生费孝通此时是该学院的副院长。潘光旦在民院担任教授和研究部第三室（中南室）的主任。对他来说，专业研究方向会有所变化，但是他凭着深厚的学术根底，视满足国家的需要为己任，将自己的研究重点转向民族问题。短短几年时间，他就在研究民族问题方面做出了卓著的成绩。
新中国成立后，彻底废除了旧中国的民族压迫制度，不少群众恢复了少数民族身份。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各种各样民族称谓的认定。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各地统计出来的少数民族达400多个。对当时的新中国来说，民族识别已不仅是学术问题，更是落实民族平等政策的首要问题。
1950年，湖南省湘西地区的女教师田心桃以苗族身份参加了少数民族国庆观礼团。她向中央领导人反映，自己可能不是苗族，而是另一个有着不同语言和风俗习惯的少数民族土家族。她的意见引起了中央领导人的重视。1952年，中央确定了一批学者参与此项工作，潘光旦被分配研究与土家族有关的历史。
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认定工作是个较为复杂的过程，有许多标准。为了追寻土家族先民的来龙去脉，潘光旦在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中探寻，广泛阅读了先秦史籍、《二十四史》、各代记载南方民族的史籍、地志、野史笔记以及其他文献，摘抄了有关土家族的资料卡片3万余张。1953年9月，中央派出调查组赴湘西调查。调查组回到北京后提交了调查报告。中央根据调查材料，进一步组织专家学者进行研究，并将撰写论文的重任交给了担任全国政协民族工作组组长的潘光旦。历时近两年的努力，潘光旦于1955年11月完成了近14万字的长篇论文《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巴人》，该文直接参考征引的文献达187种（部）之多，严密论证出了土家族是单一的少数民族的结论，体现了潘光旦进行科学研究的严谨勤奋、翔实完备的钻研精神。
为了把研究做得尽可能完善，潘光旦在完成论文后的第二年，毅然决定前往交通极为不便的土家族居住地区，进行实地考察。中央统战部考虑到他身有残疾，拄着拐杖出行山区有诸多不便，开始没有同意。但经不住潘的再三要求，最后还是放行。这样，潘光旦先后两次考察了土家族地区。
尽管路上艰难异常，有时还危及生命安全，但每到一地的所见所闻，使潘光旦感到确实不虚此行。当地的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都怀着崇敬感激的心情，载歌载舞热烈欢迎。潘光旦采用了听取汇报、小型座谈、个别叙话、逢人便谈和接转信件等五种方式开展工作，圆满达到了实地考察的目的。
有关学者认为，无论从调查效率、调查质量，还是最终成果，都是西方人类学和民族学家所不能比拟的。潘光旦采用的五种方式，实际上也是在西方人类学和民族学的中国化或本土化上树立了榜样。四五十年后，北京有人到湘西对土家族进行新的调查时，还听到当地有些老人家在谈潘光旦，说他们后来再也没见过这样好的大学问家，土家族的百姓都很感激他。
当年土家族的代表人物田心桃后来撰文回忆，当她知道潘光旦教授要来湘西时，“我闻后很感动，因为潘教授行动不便，我们家乡全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大山区……专家教授做民族工作是很辛苦的。”
1957年9月，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成立。不幸的是，不久潘光旦被错划为“右派”。反“右派”斗争之后，他到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一年。1959年摘掉“右派”的帽子后回到中央民族学院从事资料编译工作。
尽管遭到不公正对待，潘光旦并没有太多的纠结。他想得更多的还是怎样一如既往地抓紧时间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多做点事，尽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他于1961年10月被安排到历史系民族史教研室工作。虽然一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事情比较多，但他仍尽可能地集中时间翻译完达尔文的原著《人类的由来》，全稿近80万字，了却了“他多年的心愿”。
同时，潘光旦把很大的精力放在少数民族问题的研究上。他通过阅读、摘录古籍中的民族史资料，摘抄出卡片5000余张。通过这项工作，结合他曾经做过的重点研究，潘光旦头脑中逐步有了我国各民族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流动、迁移和中华民族形成、民族关系变迁的一个整体画面。为了配合教学，他打算先开“先秦民族形势鸟瞰”专题课，以后逐年扩展充实，为两三年以后形成一门完整的课程打基础。可惜这项工作最后未能完成，他因病于1967年逝世。
费孝通与潘光旦两家1946年在清华时就住得很近。到中央民族学院后比邻而居，朝夕相见。费孝通后来在评价潘光旦时说道：“潘先生这一代人不为名，不为利，觉得一心为社会做事情才对得起自己。他们有名气，是人家给他们的，不是自己争取的。他们写文章也不是为了面子，不是做给人家看的，而是要解决实际问题。这是他们自己的‘己’之所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