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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9日晚祷后开始的埃及警民冲突，究竟是“第二次革命”或“第三次革命”，似乎并不重要。正如法国电视二台记者所评论的，关键在于，这次冲突的场景似曾相识：成千上万的民众聚集在诸如解放广场、内政部大楼门前，以及亚历山大和苏伊士等地，要求当权者赶紧交权，而当权者则试图用高压手段“清场”，“清场”不力后则改取缓兵之计力图“时间换空间”。甚至这出戏的细节，如警方射向示威人群的催泪弹、橡皮子弹或实弹，和示威者回敬的燃烧瓶、石块和口号，也让人恍惚回到了今年1~2月间的“尼罗河革命”。
“广场派”和军方分道扬镳
本轮示威主要发起方为“青年革命同盟”、“4月6日运动”等曾在“尼罗河革命”中冲到广场一线的激进派示威者，即通常所称的“广场派”，而参与者还包括自由派和穆斯林兄弟会的部分支持群众。“青年革命同盟”在网上号召“百万大示威”。据接近示威者的网站统计，最多时聚集在解放广场的示威者约3万人，亚历山大的示威则有约5000人参加。
11月20日，试图拆除示威者帐篷的军警与示威者在解放广场发生冲突，示威者高呼“解散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坦塔维下台”等口号，对抗“清场”。21日清晨，在塔利尔清真寺阿訇谢赫·马扎尔·查希尔的调停下，示威者短暂撤离解放广场，冲突暂时平息，但22日示威者再度回到了原地，打算在解放广场安营扎寨，作持久抗争。
这是2月21日穆巴拉克下台以来，埃及所发生的规模最大、冲突最激烈、伤亡最惨烈的示威者和军警间对抗。据埃及卫生部宣布，4天的冲突已导致23人死亡，其中绝大多数在开罗，至少750人受伤，而开罗当地医院有消息称，至少有36人死亡，受伤者更达1200~1800多。示威者和一些医生宣称，有些人受到明显枪伤，但军方否认使用了实弹。
追究此次冲突的导火索，乃是埃及过渡政府副总理希尔米宣布，将在修宪中加入两项特别条款。这两项“军队特权条款”，一则规定“埃及军队是宪法的保护者”，二则规定“成立由国家元首直接领导的国防委员会”。如果这两条生效，即便军方“交权”，也依然能“合法地”确保自己对埃及政治的高度干预能力。
原本激进派就对军方的恋栈不满。根据3月19日全民公决结果，埃及本应在今年9月举行立法选举、明年选出新总统，届时过渡政府将把权力移交给新政府，但在一系列变故后，立法选举被推迟到11月28日，总统选举和军方交权更可能被推迟到明年底甚至后年初。如今“修正案”的条款则显示，即便到了那时，“交权”也会极不彻底，这便引发部分激进派的不满，后者继6月后再度发出“二次革命”的呼吁，试图再借广场运动的威力，彻底将一直稳当“太上皇”的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AFSC），和其首脑坦塔维元帅赶下台。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在9个月前受到示威者夹道欢呼、被誉为“挽救国家命运英雄”的军方，如今却被同一群“革命者”斥为“反革命的源泉”，要打倒而后已；9个月前信誓旦旦称“军队的职责是保卫国家而非镇压示威者”的军方，如今却正做着当时他们拒绝穆巴拉克要他们做的事。
穆巴拉克的下台，导致前执政党—民族民主党的解体，和由军方幕后操盘、各阶层人士组成的过渡政府的上台。最初示威者和军方相处还算融洽：“4月6日运动”等示威组织完成了推翻穆巴拉克政权的夙愿，享受到更大的政治自由度；军官团通过推翻穆巴拉克，摆脱了做穆巴拉克家族世袭两代“臣子”的“陪太子读书”命运，获得了更大的权力，双方存在一定的利益共同点。最初的几个月里，示威者的主要动作，集中在对穆巴拉克政治机器的穷追猛打上，先后把穆巴拉克父子和许多旧政权要人送上法庭，解散民族民主党和全埃及1750个市镇委员会，在这些方面，他们与军方同样不无共同语言。
但随着对穆巴拉克清算的告一段落，示威者和军方的矛盾开始突出。
在军方看来，“革命”并未能解决埃及动乱的根源—贫困问题、失业问题和经济低迷，且由于示威者“欲求不满”，示威频仍，仍习惯于“上广场”，而非诉诸正常渠道解决问题，导致外国投资大量流失，经济和社会秩序长期无法恢复。不仅如此，频繁的教派冲突、流血，也让“尼罗河革命”时“埃及人大团结”的幻象破灭，在埃及共和国历史上长期扮演重要角色的军官团由此认为，自己有责任继续充当“宪法守护者”，而不能容忍示威者继续“胡闹”下去。
可在示威者，尤其是最早发动街头示威的激进派看来，埃及局势至今不能平静，症结恰在于军方恋栈，不愿彻底退出政治舞台。他们指责军方“纵容腐败”、“包庇贪官污吏”，要求他们尽快让位。在许多“革命者”看来，2月的“胜利”最后成了替他人火中取栗：军官团的地位不降反升，而在“革命”中首鼠两端的穆斯林兄弟会更渔翁得利，很可能在立法选举中获胜，他们这些“正宗革命党”反倒被“遗忘”，只能无奈地继续做街头抗争者。
自由派和兄弟会借力打力
无奈退场的是埃及过渡政府。11月21日，过渡政府总理夏拉夫提交辞呈，次日，军方AFSC宣布接受辞呈，并将和各方协商，组成“民族拯救政府”。
表面上看，军方作了妥协：22日他们不但宣布接受过渡政府辞职，且强调将确保按期甚至提前交权，期限不迟于明年6月30日。一些接近AFSC的人士预计，两项修正案在新政府组建后，也将被取消或修改。
但实际上这种妥协是有限的：“广场派”如今的要求已不是“如期交权”，而是解散AFSC，让坦塔维元帅如穆巴拉克那样“立即滚蛋”，对此军方显然不想妥协；“广场派”希望成立的“救国政府”，是一个以自由派巴拉迪等人出头、“青年革命同盟”、“4月6日运动”等激进派唱实际主角的“广场派内阁”，而军方所同意组建的“民族拯救政府”，将是又一个过渡性质的“维持会”—其领导人不论是自由派的巴拉迪，还是兄弟会的福图赫，其性质都不会有多大变化，乃是又一个军方和各派妥协的过渡品。
而这场妥协再次把“广场派”边缘化—11月21日AFSC和各派的对话，共有5个政党代表、4名总统候选人应邀出席，发起示威的8个激进派别再度被拒之门外。情况一如“2月革命”那样：上街的是一群人，登堂入室的，却是另一群人。
夏拉夫政府的无奈退场不难理解：原本他们就是由各派组成的折中产物，主要功能是维持、调解，确保几项重大选举的顺利，和交权前过渡期的平稳。如今弄到左右不讨好，里外不是人，本就不作长久打算的他们自然更想早日抽身。
自由派和兄弟会想得更多的，却是借力打力。
自由派和“广场派”的主张其实并不一致。实力较单薄的他们认为，原定11月28日的选举太仓促，自己根本没准备好，过渡期并非太长，而是太短。在要求军方更多放权方面，他们和“广场派”有共同语言，也谴责军方暴力，但在其它方面却并不一致。“广场派”曾表示，自由派的代表人物，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巴拉迪，是“救国政府”领导人的“最佳人选”，结果后者几小时后便表示“不感兴趣”。
兄弟会则一如既往地表现出两面性：他们的会众大批参加广场运动，甚至许多人都表示，若没有兄弟会支持者参加，仅凭“广场派”很难聚集起如此人潮，而兄弟会的大本营亚历山大，也成为示威声势最浩大的地方，冲突爆发后，兄弟会立即对军警的镇压行为表示谴责。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在声明中呼吁冷静和克制，反对“一切暴力和对抗”，并积极参加了AFSC召开的政治对话。作为“尼罗河革命”最大赢家，即便选举在一片混乱中如期举行，他们也有极大希望获胜，且军方即便保留一定影响力，对他们也未必是一件不可接受的事，因此谨慎对他们而言是最佳选择。
美国的态度耐人寻味
事件发生后，“人权观察”等国际组织和许多国家都谴责了埃及军警对示威者的镇压，但较诸2月的声势逊色很多，对埃及军方的压力是相对温和的。
不仅如此，埃及最大盟友和援助者美国的态度耐人寻味。
直拖到22日，美国政府才做出正式表态，但白宫发言人杰伊·卡尼仅对暴力“感到悲伤”，并呼吁双方克制，实际上将责任归咎于冲突双方，而国务院发言人维多利亚·努兰的表态也同样含糊（一些埃及示威者讥讽道“面对死亡威胁，让我们怎么保持克制”）。正如《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一篇文章中指出的，美国事实上又回到穆巴拉克倒台前的状况，即为了确保美国利益不受损，尤其多达13亿美元的美援不至于打水漂，政府对批评埃及军事当局始终小心翼翼。尽管“后穆巴拉克时代”开始之初，美国曾逼迫军事当局尽快解除《紧急状态法》，加快交权进程，但对AFSC的直接批评却如凤毛麟角。问题是明摆着的，随着巴以局势的不稳，和埃及-以色列边境的紧张，美国政府如今重新认为，埃及的稳定比其它一切都重要，而埃及军队则是稳定的保障。
本质上，美国既渴望“阿拉伯之春”所带来的政治利益，又担心这些变革造成阿拉伯保守势力的抬头，并威胁以色列和周边国家的“冷和平”，因此寄希望于循序渐进的变革，倾向于支持军队控制下的政体过渡，而非直接甩开军方，让文职过渡政府直接负责到新政体诞生。之所以如此，正如卡内基和平基金会中东计划主任玛丽娜·奥特维所言，问题在于美国如今并没有好的“备胎”，一旦撤销对军方的支持，就意味着在埃及事务上基本失控。自由派巴拉迪等人，在国际事务上对美国和以色列多有批评，一直沉潜的兄弟会就更不用说了。
当然，不管是美国的含糊其词，或其它一些国家、组织对埃及军方的高调批评，他们都希望选举如期举行，军方“按程序”交权，这样至少在理论上，“尼罗河革命”总算有个可以摆在陈列室里的“阶段性成果”。
在军方和埃及各大门派达成的妥协中，各派均表示将确保11月28日立法选举如期举行，甚至一向主张推迟选举，以便自己更充分准备的自由派也不例外。唯一的例外，恐怕是未获谈判邀请券的“广场派”：如今的结果不啻于让他们又一次扮演火中取栗、为人作嫁的角色，且从大半年来的走势可知，这一派声势虽大，群众根基并不牢固，在选举中他们未必是自由派的对手，更不用说和根深蒂固的穆斯林兄弟会抗衡。于情于理，他们自不能喊出“抵制11月28日选举”的口号，在此情形下，“先交权后选举”、“不达目的不走人”就成了他们顺理成章的选项。
如果照此情形发展下去，立法选举将不得不在示威喧嚣中举行。当然，在最渴望选举的兄弟会主导下，示威群众中的大部分会参加投票，而不是在广场上和“广场派”枯坐到底。至于“民族拯救政府”，鉴于巴拉迪或福图赫均未必愿意扮演“维持会长”，这个政府很可能会在28日立法选举后，视选举结果而组建，以赋予其足够的法理性和执行力，而不必急于在选举前的短短一周中，匆忙搞一个“七日京兆”。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军方允诺“交权”，也很可能放弃两项修宪案，但埃及军队和军官团的势力庞大，根基深厚，军事干政传统源远流长。由于埃及系前线国家，加上美国一向视埃及军队为其在埃唯一能明确施加影响的着力点，不论以何种名目、方式，他们在“交权”后都不会甘于蛰伏，届时削弱与反削弱、制衡与反制衡的冲突，仍将十分激烈。
“广场派”和军方分道扬镳
本轮示威主要发起方为“青年革命同盟”、“4月6日运动”等曾在“尼罗河革命”中冲到广场一线的激进派示威者，即通常所称的“广场派”，而参与者还包括自由派和穆斯林兄弟会的部分支持群众。“青年革命同盟”在网上号召“百万大示威”。据接近示威者的网站统计，最多时聚集在解放广场的示威者约3万人，亚历山大的示威则有约5000人参加。
11月20日，试图拆除示威者帐篷的军警与示威者在解放广场发生冲突，示威者高呼“解散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坦塔维下台”等口号，对抗“清场”。21日清晨，在塔利尔清真寺阿訇谢赫·马扎尔·查希尔的调停下，示威者短暂撤离解放广场，冲突暂时平息，但22日示威者再度回到了原地，打算在解放广场安营扎寨，作持久抗争。
这是2月21日穆巴拉克下台以来，埃及所发生的规模最大、冲突最激烈、伤亡最惨烈的示威者和军警间对抗。据埃及卫生部宣布，4天的冲突已导致23人死亡，其中绝大多数在开罗，至少750人受伤，而开罗当地医院有消息称，至少有36人死亡，受伤者更达1200~1800多。示威者和一些医生宣称，有些人受到明显枪伤，但军方否认使用了实弹。
追究此次冲突的导火索，乃是埃及过渡政府副总理希尔米宣布，将在修宪中加入两项特别条款。这两项“军队特权条款”，一则规定“埃及军队是宪法的保护者”，二则规定“成立由国家元首直接领导的国防委员会”。如果这两条生效，即便军方“交权”，也依然能“合法地”确保自己对埃及政治的高度干预能力。
原本激进派就对军方的恋栈不满。根据3月19日全民公决结果，埃及本应在今年9月举行立法选举、明年选出新总统，届时过渡政府将把权力移交给新政府，但在一系列变故后，立法选举被推迟到11月28日，总统选举和军方交权更可能被推迟到明年底甚至后年初。如今“修正案”的条款则显示，即便到了那时，“交权”也会极不彻底，这便引发部分激进派的不满，后者继6月后再度发出“二次革命”的呼吁，试图再借广场运动的威力，彻底将一直稳当“太上皇”的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AFSC），和其首脑坦塔维元帅赶下台。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在9个月前受到示威者夹道欢呼、被誉为“挽救国家命运英雄”的军方，如今却被同一群“革命者”斥为“反革命的源泉”，要打倒而后已；9个月前信誓旦旦称“军队的职责是保卫国家而非镇压示威者”的军方，如今却正做着当时他们拒绝穆巴拉克要他们做的事。
穆巴拉克的下台，导致前执政党—民族民主党的解体，和由军方幕后操盘、各阶层人士组成的过渡政府的上台。最初示威者和军方相处还算融洽：“4月6日运动”等示威组织完成了推翻穆巴拉克政权的夙愿，享受到更大的政治自由度；军官团通过推翻穆巴拉克，摆脱了做穆巴拉克家族世袭两代“臣子”的“陪太子读书”命运，获得了更大的权力，双方存在一定的利益共同点。最初的几个月里，示威者的主要动作，集中在对穆巴拉克政治机器的穷追猛打上，先后把穆巴拉克父子和许多旧政权要人送上法庭，解散民族民主党和全埃及1750个市镇委员会，在这些方面，他们与军方同样不无共同语言。
但随着对穆巴拉克清算的告一段落，示威者和军方的矛盾开始突出。
在军方看来，“革命”并未能解决埃及动乱的根源—贫困问题、失业问题和经济低迷，且由于示威者“欲求不满”，示威频仍，仍习惯于“上广场”，而非诉诸正常渠道解决问题，导致外国投资大量流失，经济和社会秩序长期无法恢复。不仅如此，频繁的教派冲突、流血，也让“尼罗河革命”时“埃及人大团结”的幻象破灭，在埃及共和国历史上长期扮演重要角色的军官团由此认为，自己有责任继续充当“宪法守护者”，而不能容忍示威者继续“胡闹”下去。
可在示威者，尤其是最早发动街头示威的激进派看来，埃及局势至今不能平静，症结恰在于军方恋栈，不愿彻底退出政治舞台。他们指责军方“纵容腐败”、“包庇贪官污吏”，要求他们尽快让位。在许多“革命者”看来，2月的“胜利”最后成了替他人火中取栗：军官团的地位不降反升，而在“革命”中首鼠两端的穆斯林兄弟会更渔翁得利，很可能在立法选举中获胜，他们这些“正宗革命党”反倒被“遗忘”，只能无奈地继续做街头抗争者。
自由派和兄弟会借力打力
无奈退场的是埃及过渡政府。11月21日，过渡政府总理夏拉夫提交辞呈，次日，军方AFSC宣布接受辞呈，并将和各方协商，组成“民族拯救政府”。
表面上看，军方作了妥协：22日他们不但宣布接受过渡政府辞职，且强调将确保按期甚至提前交权，期限不迟于明年6月30日。一些接近AFSC的人士预计，两项修正案在新政府组建后，也将被取消或修改。
但实际上这种妥协是有限的：“广场派”如今的要求已不是“如期交权”，而是解散AFSC，让坦塔维元帅如穆巴拉克那样“立即滚蛋”，对此军方显然不想妥协；“广场派”希望成立的“救国政府”，是一个以自由派巴拉迪等人出头、“青年革命同盟”、“4月6日运动”等激进派唱实际主角的“广场派内阁”，而军方所同意组建的“民族拯救政府”，将是又一个过渡性质的“维持会”—其领导人不论是自由派的巴拉迪，还是兄弟会的福图赫，其性质都不会有多大变化，乃是又一个军方和各派妥协的过渡品。
而这场妥协再次把“广场派”边缘化—11月21日AFSC和各派的对话，共有5个政党代表、4名总统候选人应邀出席，发起示威的8个激进派别再度被拒之门外。情况一如“2月革命”那样：上街的是一群人，登堂入室的，却是另一群人。
夏拉夫政府的无奈退场不难理解：原本他们就是由各派组成的折中产物，主要功能是维持、调解，确保几项重大选举的顺利，和交权前过渡期的平稳。如今弄到左右不讨好，里外不是人，本就不作长久打算的他们自然更想早日抽身。
自由派和兄弟会想得更多的，却是借力打力。
自由派和“广场派”的主张其实并不一致。实力较单薄的他们认为，原定11月28日的选举太仓促，自己根本没准备好，过渡期并非太长，而是太短。在要求军方更多放权方面，他们和“广场派”有共同语言，也谴责军方暴力，但在其它方面却并不一致。“广场派”曾表示，自由派的代表人物，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巴拉迪，是“救国政府”领导人的“最佳人选”，结果后者几小时后便表示“不感兴趣”。
兄弟会则一如既往地表现出两面性：他们的会众大批参加广场运动，甚至许多人都表示，若没有兄弟会支持者参加，仅凭“广场派”很难聚集起如此人潮，而兄弟会的大本营亚历山大，也成为示威声势最浩大的地方，冲突爆发后，兄弟会立即对军警的镇压行为表示谴责。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在声明中呼吁冷静和克制，反对“一切暴力和对抗”，并积极参加了AFSC召开的政治对话。作为“尼罗河革命”最大赢家，即便选举在一片混乱中如期举行，他们也有极大希望获胜，且军方即便保留一定影响力，对他们也未必是一件不可接受的事，因此谨慎对他们而言是最佳选择。
美国的态度耐人寻味
事件发生后，“人权观察”等国际组织和许多国家都谴责了埃及军警对示威者的镇压，但较诸2月的声势逊色很多，对埃及军方的压力是相对温和的。
不仅如此，埃及最大盟友和援助者美国的态度耐人寻味。
直拖到22日，美国政府才做出正式表态，但白宫发言人杰伊·卡尼仅对暴力“感到悲伤”，并呼吁双方克制，实际上将责任归咎于冲突双方，而国务院发言人维多利亚·努兰的表态也同样含糊（一些埃及示威者讥讽道“面对死亡威胁，让我们怎么保持克制”）。正如《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一篇文章中指出的，美国事实上又回到穆巴拉克倒台前的状况，即为了确保美国利益不受损，尤其多达13亿美元的美援不至于打水漂，政府对批评埃及军事当局始终小心翼翼。尽管“后穆巴拉克时代”开始之初，美国曾逼迫军事当局尽快解除《紧急状态法》，加快交权进程，但对AFSC的直接批评却如凤毛麟角。问题是明摆着的，随着巴以局势的不稳，和埃及-以色列边境的紧张，美国政府如今重新认为，埃及的稳定比其它一切都重要，而埃及军队则是稳定的保障。
本质上，美国既渴望“阿拉伯之春”所带来的政治利益，又担心这些变革造成阿拉伯保守势力的抬头，并威胁以色列和周边国家的“冷和平”，因此寄希望于循序渐进的变革，倾向于支持军队控制下的政体过渡，而非直接甩开军方，让文职过渡政府直接负责到新政体诞生。之所以如此，正如卡内基和平基金会中东计划主任玛丽娜·奥特维所言，问题在于美国如今并没有好的“备胎”，一旦撤销对军方的支持，就意味着在埃及事务上基本失控。自由派巴拉迪等人，在国际事务上对美国和以色列多有批评，一直沉潜的兄弟会就更不用说了。
当然，不管是美国的含糊其词，或其它一些国家、组织对埃及军方的高调批评，他们都希望选举如期举行，军方“按程序”交权，这样至少在理论上，“尼罗河革命”总算有个可以摆在陈列室里的“阶段性成果”。
在军方和埃及各大门派达成的妥协中，各派均表示将确保11月28日立法选举如期举行，甚至一向主张推迟选举，以便自己更充分准备的自由派也不例外。唯一的例外，恐怕是未获谈判邀请券的“广场派”：如今的结果不啻于让他们又一次扮演火中取栗、为人作嫁的角色，且从大半年来的走势可知，这一派声势虽大，群众根基并不牢固，在选举中他们未必是自由派的对手，更不用说和根深蒂固的穆斯林兄弟会抗衡。于情于理，他们自不能喊出“抵制11月28日选举”的口号，在此情形下，“先交权后选举”、“不达目的不走人”就成了他们顺理成章的选项。
如果照此情形发展下去，立法选举将不得不在示威喧嚣中举行。当然，在最渴望选举的兄弟会主导下，示威群众中的大部分会参加投票，而不是在广场上和“广场派”枯坐到底。至于“民族拯救政府”，鉴于巴拉迪或福图赫均未必愿意扮演“维持会长”，这个政府很可能会在28日立法选举后，视选举结果而组建，以赋予其足够的法理性和执行力，而不必急于在选举前的短短一周中，匆忙搞一个“七日京兆”。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军方允诺“交权”，也很可能放弃两项修宪案，但埃及军队和军官团的势力庞大，根基深厚，军事干政传统源远流长。由于埃及系前线国家，加上美国一向视埃及军队为其在埃唯一能明确施加影响的着力点，不论以何种名目、方式，他们在“交权”后都不会甘于蛰伏，届时削弱与反削弱、制衡与反制衡的冲突，仍将十分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