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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政治稳定看得高于一切，毕生精力都在考虑如何牢牢控制江南地区的康熙帝，非但没有给东南沿海的商船队松绑，并给它们注入国家的有力支持反而不断地念起紧箍咒。大海商张元隆就成了被紧箍套牢的牺牲品。这绝不仅仅是一支船队的悲剧。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正月底，紫禁城。
春节的喜庆气氛尚未散尽，但养心殿里的气氛却格外凝重。康熙帝看着摆在案头的一份奏折。
这份奏折出自两江总督赫寿之手。虽说不是奏报军情大事，可其中的内容着实复杂：
几年前，江苏巡抚张伯行与当时的两江总督噶礼互相攻讦。张伯行参劾“租船开铺之人”张元隆系海贼，因其弟张令涛系噶礼的女婿，而得到噶礼的包庇。张伯行对张元隆和张令涛的一再追查，“将无辜之人、商船俱牵扯进去”。
噶礼与张伯行的督抚互参案是康熙末年的重要政治事件。作为清官的张伯行，为何要揪住张元隆和张令涛不放？这两人究竟是何许人也？赫寿为何会认为张伯行冤枉“无辜之人”呢？看到这份奏折，康熙帝又当有何想法？如何处置呢？还是从张元隆和他的船队说起吧。
张元隆：大海商的理想
张元隆，上海县人，“声名甚著，家拥厚资，东西两洋，南北各省，倾财结纳……党援甚众”，是江浙沿海有名大海商。他在上海开设洋行，贩运货物，财大气粗，“立意要造洋船百艘，以百家姓为号……往来东西二洋及关东等处”。到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他已拥有一支洋船数十只，贸易范围远达日本及东南亚的庞大商船队。当时每造一船，需银七八千两，张元隆的总资本可见一斑。
其实，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统一台湾后，清廷便逐步取消了旨在针对郑成功等海上反清力量的“迁界禁海”政策，逐步开放了广州、泉州、宁波、松江（即上海）为外贸口岸，并设置粤、闽、浙、江四海关，管理外贸事务，外贸税率也有大幅度削减。这以后的30年间，平均每年停泊在广州海面的外国商船在10艘以上。而据日本长崎交易所的统计，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到日本的中国商船为26艘，二十七年增至194艘，五年间上升了6倍。此外，每年到东南亚做买卖的中国商船多达千余艘。
作为长江三角洲龙头的上海，得太湖流域丝织品资源丰富之便利，海上贸易极其繁盛，推动了造船业的发展和商船队的兴起。加之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清廷取消了顺治年间制订的不许民间私造双桅以及多桅海船的禁令，发展大型船队的法律障碍已彻底清除。崇明县的殷氏，侨居上海，有沙船十多艘，折合资本一二十万两，这还不算巨富。崇明东乡的富户“率以是起家，沙船盛时多至百余艘”，如汤源兴、沙益、张元利等。可见上海的大型船队，并不只是张元隆一家。
上海的主要贸易对象是日本和东南亚。
18世纪初的日本，虽处于江户幕府时代，其颁布的锁国令虽然禁止日本商人出海贸易，但并不禁止中国商人到日本贸易。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进入日本的中国人就多达9128人，其中大多数为江浙商人。在长崎还建有专供中国商人居住的唐人坊，占地面积达到3万平方米。前往长崎的上海商船，吨位庞大，特大型船可载货120-200万斤，大船可载50-60万斤，中小船可载20-30万斤。它们把丝绸、纸张、笔墨、瓷器、砚台、药材等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日本。换回中国紧缺的黄铜、金银和海产品。据记载，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一艘开往日本的江浙商船，就载有各种丝绸4000多匹，鹿皮5600张，漆3000斤，朱砂2000斤，冰糖10000斤，白糖70000斤，乌糖90000斤，墨3000斤，山萸肉6000斤等，贸易规模非常壮观。
18世纪初，印度尼西亚等部分国家已沦为荷兰的殖民地，而暹罗等国还保持独立，并与中国保持朝贡贸易关系。每年二三月份，上海以及其它港口的中国商船队，就运载大批丝绸前往暹罗，将货物售出后，又于六七月份满载海参、燕窝、鱼翅、蔗糖、象牙等大批物资起航返回。上海的商船队还将江浙生产的大批丝织品运往广州，卖给在这里等候的荷兰、英国商人，获取巨额利润。
然而，海上的生活并不平静。商人们不但要面对惊涛骇浪的考验，还要时刻提防海盗的袭击。由于官府对出海的中国商船，在携带武器和铁器等方面做出了严格限制，使其在遭遇海盗时毫无还手之力。于是，一些商人就依附官府，借助官方力量，或偷带武器，或借兵船保护。还有些商人，为了在海外贸易的竞争中占优势，赚大钱，便不惜以行贿的手段，换得官府对其进行非法贸易的默认甚至袒护。张元隆就利用其弟张令涛是两江总督噶礼之女婿的便利，其远洋贸易活动长期得到官府的庇护。
康熙四十九年夏，张伯行在查办张元隆船只屡遭海盗抢劫的案件时，无意间发现其船队的水手“假名冒籍”，私贩海上，经年不归。更让他惊讶的是，他查知张元隆派张令涛向噶礼行贿，贿赂品足足装了十多船。作为回报，噶礼调用水师战船以缉私为名，帮助张元隆偷运从苏州采购的大宗稻米到宁波，而后将稻米转移到张元隆的洋船上出海贩卖。用战船运送稻米，在当时是有先例的，但仅限于官方运送赈灾物资和异地调剂供应之用。张元隆借用战船运米，瞒天过海，避开海关的盘查，顺利实现了其卖米牟利的目的。
清前期的中外贸易中，稻米并非主要商品。中国的贸易对象国，并非稻米净进口国。然而，由于17世纪中叶长期的“迁界禁海”，导致江浙地区白银奇缺，当地稻米价格远远低于国际市场价格，况且官方还没有明文禁止出口稻米，因此，出口稻米是一桩非常赚钱但又并不违法的买卖。张伯行也注意到，“江南之米，被下海船只带去者甚多”。这说明，做稻米出口生意，在江浙沿海绝不只是张元隆一家。然而，张元隆贩卖稻米，为何还要重金贿赂噶礼，利用战船运输，这其中会不会另有隐情呢？
张伯行：清官的努力
带着这样的疑惑，张伯行反复查证。在他的心目中，张元隆似乎就是海贼的化身，他贩卖稻米出洋，除了赚钱，很可能还有资助海贼的目的。可是，除了贿赂噶礼之外，他始终拿不到更有利的证据。
张伯行（1651-1725），字孝先，河南仪封（今兰考县）人，时任江苏巡抚。他曾以这样的对联自勉：“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二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他的清正廉洁得到了康熙的肯定，从而赢得了“天下清官第一”的美誉。
使命感和责任心，使他不能容忍官商勾结的事情。于是，他就抓住涉嫌受贿和包庇纵容张元隆贩卖稻米出洋这两宗罪状，具折弹劾噶礼，要求朝廷按律严惩。而当时康熙帝忙于应付发生在苏州的科场案，无暇应付张伯行的奏折，没有给予明确批示。与此同时，张元隆希望获得进一步的证据，特别是想弄清张元隆贩卖稻米出洋的真正目的，遂下令逮捕张元隆及其属下船主，进行一一审查。然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意外发生了。
受不了牢狱之苦的张元隆，尚未来及招供就突然病倒，由于得不到有效治疗而死在了监狱里。有十二名船主耐不住严刑拷打而毙命。张伯行不仅顿时陷入死无对证的被动境地，而且还沾上了草菅人命之嫌。就在此时，不甘示弱的噶礼向康熙帝具折辩白曰：“前冬（张伯行）泊船上海，阻臣出洋，恨臣不从，迁怒船埠张元隆，陷以通贼，牵连监毙。”
张伯行似乎有些乱了方寸。他先是觉得“该县以收管之人不先报病，身故之后又不验明具结”，怀疑张元隆死因可疑，遂下令搜捕张元隆商行的各船船主，希望从中发现新线索。恰恰此时，上海县民顾协一，起诉张令涛占其房屋，并说他“有水寨数处，窝藏海贼”，其人就藏匿在牟钦元的衙门里。于是，张伯行找牟钦元交涉，要求其交出人犯，得到的答复却是牟钦元矢口否认自己藏匿人犯。张伯行情急之下，竟派兵包围并搜查了布政使司衙门，但一无所获。而张伯行此举激怒了牟钦元，后者甚至声称张伯行丧心病狂，到处诬告，应当烧其衙门，杀其本人。张伯行十分恐惧，便向康熙帝弹劾牟钦元。
看到事态日益严重，康熙帝派遣赫寿前往调查。江南地区的高官“无对张伯行称善者”。因而，这位新任两江总督很快就采纳众议：张令涛“与海贼交结，分得海贼之处”的说法，是顾协一听人所言，并无实据。牟钦元的衙门经过反复搜查，并无张令涛的踪迹。根据张令涛之子张二的供述，张令涛已前往湖广、福建一带。这样，赫寿完全否定了张伯行对张令涛、牟钦元的指控。
康熙帝不太放心，又派吏部尚书张鹏翮及副都御史阿锡鼐前往复审。 张鹏翮虽与张伯行同为清官，但对张伯行的做法似乎并不认同，反而觉得他有点“瞎折腾”。在调查过程中，他丝毫没有袒护张伯行的意思，反而不自觉地站在了江南高官一边。“审事大人张鹏翮等审问抚臣张伯行有无海贼，张伯行回称原无海贼。大人即驳问既无海贼，则你明是欺诳皇上了。张伯行倔强如故，终不自认欺诳”。他觉得自己“为绥靖海洋起见，急欲杜渐防微，张元隆虽报身故，而其多党众，造船出洋，人人可以冒名，处处皆能领照。且张令涛之在藩幕……纵非通洋，亦系豪恶，臣为地方大吏，焉能置之不究？”
一再的审问，让张伯行无力支撑，只好被迫“自认诬参”，接受革职处分。于是，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七月，张鹏翮奏陈：张伯行“诬陷良民，诳奏海贼甚多，挟诈欺公，妄生异议”，应处以斩监候（即死刑缓期执行）。刑部批准了张鹏翮的建议。仅仅五年，张伯行就从封疆大吏坠落到地狱边缘。张伯行的命运究竟如何？大海商张元隆的案件如何处置？一切都要看康熙帝的旨意了。
康熙：皇帝的决断
张伯行的“清廉”是有口皆碑的，这一点康熙帝很欣赏。但从《康熙起居注》和现存康熙朝的满文朱批奏折中，不难看出，康熙在和一些大臣的交流时，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对张伯行办事能力的不满。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十二月二十日，康熙帝在与大学士们的交谈中，认为牟钦元“居官甚好”，张伯行“操守虽清，为人糊涂无办事之才”，其对牟钦元的弹劾皆属妄言。两天之后，在召见新任浙江巡抚徐元梦的时候，再次指出，“张伯行操守虽好，而办事多糊涂执拗之处”。因此，赫寿、张鹏翮等人对张伯行一再审查的过程中，康熙帝并未加以干涉。然而，当“斩监候”的处置建议提交到御前时，他犹豫了。
张伯行对张元隆的锲而不舍的追查，体现了其以国事为己任的责任心。张伯行为官清廉，在汉族士大夫中声望很高，甚至在他革职的时候，苏州出现“众人竖起黄旗，逼勒罢市，赴大人（张鹏翮）公馆，具呈保留巡抚”的场景。显然，照张鹏翮的建议，把张伯行处以“斩监候”，政治上的负面影响可想而知。
张伯行追查张元隆、张令涛的行动，违反了官场的潜规则，触动了江南高官的利益，因而犯了众怒，使其在江南官场愈加孤立。晚年的康熙帝，被皇储问题搞得焦头烂额，凡是“务求安静”，并不希望江南地区发生政治地震，甚至官场大换血。相比之下，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张伯行调离江苏。于是，张伯行被从宽免死，调进京城，命南书房行走，署仓场侍郎，后来又授户部侍郎兼管仓场及钱法堂事务。而噶礼则早已被免职，几年后赐死。
既然大海商事件给张伯行惹了这么多麻烦，那么康熙帝会不会给张元隆翻案呢？如果说康熙帝对张伯行书呆子般的行事风格不太满意的话，那么在对张元隆的处置上，这对君臣确实想到了一起，而且康熙帝想得更远。进入18世纪，不断扩大的中国对外贸易呈现出这样的特点：由于中国自然经济自给自足的特点，加之大众购买力较小，导致对海外商品的需求量极其有限。而深受西方市场欢迎的中国茶、南京布和中国瓷器，则大量出口，源源不断地换回大批白银。于是，在中外贸易中，中国长期处于出超地位，中国市场似乎成为全球白银流动的终点站。
然而，白银大量内流，必然引发通货膨胀，虽然其带来的物价上涨是温和的，但一旦累积很多年，涨幅也是很明显的。细心的康熙帝敏锐地注意到：“朕前巡幸南方时，米价每石不过六七钱。近闻江浙米价，每石竟至一两二三钱”。他不可能懂得现代经济学的道理，当然无法把白银内流与米价上涨联系起来。但在他眼中，“天生物产，只有此数”，如果稻米大量出口国外，国内一定供给不足，米价也就必然上涨，不利于社会稳定。特别是米价上涨发生在素称“鱼米之乡”，但政治上似乎并不完全听话的江南地区，就更让他心惊肉跳。
尽管清王朝早在17世纪中叶已定鼎中原，并在随后的四十年里完成了对中国内地的统一，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仍令清代统治者记忆犹新。南方及海外反清势力，仍像达摩克利特之剑一样高悬于他们的头顶，使他们不得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而这似乎也是他们比起明朝皇帝更加勤政的动力之一。18世纪初对外贸易的扩大，使康熙帝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因此，张伯行奏陈的“内地之米，下海者甚多……其载往千百石之米，特为卖与彼处耳”的说法，不免触目惊心。在他看来，“米粮贩往福建、广东内地尤可，若卖与外洋海贼，关系不小”。他担心张元隆这样的大海商串通海外反清势力，为了牟取暴利，把稻米出口给后者，威胁清朝对东南地区的统治。于是，张伯行禁止稻米出口的建议，在张元隆死后的第四年被纳入了《大清律例》的例文：“至渔船出洋，不许装载米、酒……违者严加治罪”。乾隆元年（1736年），这条例文又被具体化：“奸徒偷运米谷潜出外洋接待奸匪者，拟绞立决。”
诚然，张元隆的经济理想很伟大，可当遭遇统治集团的现实政治利益时，他的理想又是那样虚无缥缈；诚然，康熙帝的文治武功很伟大，可当他面对机遇和挑战并存的选择之时，他秉承了各打五十大板的中庸之道，为了规避挑战，而与机遇擦肩而过。把政治稳定看得高于一切，毕生精力都在考虑如何牢牢控制江南地区的康熙帝，非但没有给东南沿海的商船队松绑，并给它们注入国家的有力支持反而不断地念起紧箍咒。大海商张元隆就成了被紧箍套牢的牺牲品。这绝不仅仅是一支船队的悲剧。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深秋的一天。
松江码头继续着往日的节奏。商船来来往往，繁忙而又喧闹。只是张元隆的百艘洋船再也不见踪影。江海关的官员每天按时上班，查验货物，收受红包，发给凭证，准许出海。只是没人再敢贩卖稻米。
苏州的巡抚衙门里正在升堂议事。不过，坐在巡抚位子上的，不再是清官张伯行。下班回家的官员们，仍旧例行公事般的寻欢作乐，花天酒地。
京城西郊的畅春园，康熙帝照常早起批阅奏折，召见大臣。只是他厌倦了紫禁城的生活，厌倦了大臣们的喋喋不休，就干脆搬到西郊的这所皇家花园里来，寻求片刻的休憩。
这天，一切都像往常那样按部就班。
也许这就是盛世。但这样的盛世，对清王朝，对中国，是福？是祸？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正月底，紫禁城。
春节的喜庆气氛尚未散尽，但养心殿里的气氛却格外凝重。康熙帝看着摆在案头的一份奏折。
这份奏折出自两江总督赫寿之手。虽说不是奏报军情大事，可其中的内容着实复杂：
几年前，江苏巡抚张伯行与当时的两江总督噶礼互相攻讦。张伯行参劾“租船开铺之人”张元隆系海贼，因其弟张令涛系噶礼的女婿，而得到噶礼的包庇。张伯行对张元隆和张令涛的一再追查，“将无辜之人、商船俱牵扯进去”。
噶礼与张伯行的督抚互参案是康熙末年的重要政治事件。作为清官的张伯行，为何要揪住张元隆和张令涛不放？这两人究竟是何许人也？赫寿为何会认为张伯行冤枉“无辜之人”呢？看到这份奏折，康熙帝又当有何想法？如何处置呢？还是从张元隆和他的船队说起吧。
张元隆：大海商的理想
张元隆，上海县人，“声名甚著，家拥厚资，东西两洋，南北各省，倾财结纳……党援甚众”，是江浙沿海有名大海商。他在上海开设洋行，贩运货物，财大气粗，“立意要造洋船百艘，以百家姓为号……往来东西二洋及关东等处”。到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他已拥有一支洋船数十只，贸易范围远达日本及东南亚的庞大商船队。当时每造一船，需银七八千两，张元隆的总资本可见一斑。
其实，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统一台湾后，清廷便逐步取消了旨在针对郑成功等海上反清力量的“迁界禁海”政策，逐步开放了广州、泉州、宁波、松江（即上海）为外贸口岸，并设置粤、闽、浙、江四海关，管理外贸事务，外贸税率也有大幅度削减。这以后的30年间，平均每年停泊在广州海面的外国商船在10艘以上。而据日本长崎交易所的统计，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到日本的中国商船为26艘，二十七年增至194艘，五年间上升了6倍。此外，每年到东南亚做买卖的中国商船多达千余艘。
作为长江三角洲龙头的上海，得太湖流域丝织品资源丰富之便利，海上贸易极其繁盛，推动了造船业的发展和商船队的兴起。加之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清廷取消了顺治年间制订的不许民间私造双桅以及多桅海船的禁令，发展大型船队的法律障碍已彻底清除。崇明县的殷氏，侨居上海，有沙船十多艘，折合资本一二十万两，这还不算巨富。崇明东乡的富户“率以是起家，沙船盛时多至百余艘”，如汤源兴、沙益、张元利等。可见上海的大型船队，并不只是张元隆一家。
上海的主要贸易对象是日本和东南亚。
18世纪初的日本，虽处于江户幕府时代，其颁布的锁国令虽然禁止日本商人出海贸易，但并不禁止中国商人到日本贸易。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进入日本的中国人就多达9128人，其中大多数为江浙商人。在长崎还建有专供中国商人居住的唐人坊，占地面积达到3万平方米。前往长崎的上海商船，吨位庞大，特大型船可载货120-200万斤，大船可载50-60万斤，中小船可载20-30万斤。它们把丝绸、纸张、笔墨、瓷器、砚台、药材等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日本。换回中国紧缺的黄铜、金银和海产品。据记载，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一艘开往日本的江浙商船，就载有各种丝绸4000多匹，鹿皮5600张，漆3000斤，朱砂2000斤，冰糖10000斤，白糖70000斤，乌糖90000斤，墨3000斤，山萸肉6000斤等，贸易规模非常壮观。
18世纪初，印度尼西亚等部分国家已沦为荷兰的殖民地，而暹罗等国还保持独立，并与中国保持朝贡贸易关系。每年二三月份，上海以及其它港口的中国商船队，就运载大批丝绸前往暹罗，将货物售出后，又于六七月份满载海参、燕窝、鱼翅、蔗糖、象牙等大批物资起航返回。上海的商船队还将江浙生产的大批丝织品运往广州，卖给在这里等候的荷兰、英国商人，获取巨额利润。
然而，海上的生活并不平静。商人们不但要面对惊涛骇浪的考验，还要时刻提防海盗的袭击。由于官府对出海的中国商船，在携带武器和铁器等方面做出了严格限制，使其在遭遇海盗时毫无还手之力。于是，一些商人就依附官府，借助官方力量，或偷带武器，或借兵船保护。还有些商人，为了在海外贸易的竞争中占优势，赚大钱，便不惜以行贿的手段，换得官府对其进行非法贸易的默认甚至袒护。张元隆就利用其弟张令涛是两江总督噶礼之女婿的便利，其远洋贸易活动长期得到官府的庇护。
康熙四十九年夏，张伯行在查办张元隆船只屡遭海盗抢劫的案件时，无意间发现其船队的水手“假名冒籍”，私贩海上，经年不归。更让他惊讶的是，他查知张元隆派张令涛向噶礼行贿，贿赂品足足装了十多船。作为回报，噶礼调用水师战船以缉私为名，帮助张元隆偷运从苏州采购的大宗稻米到宁波，而后将稻米转移到张元隆的洋船上出海贩卖。用战船运送稻米，在当时是有先例的，但仅限于官方运送赈灾物资和异地调剂供应之用。张元隆借用战船运米，瞒天过海，避开海关的盘查，顺利实现了其卖米牟利的目的。
清前期的中外贸易中，稻米并非主要商品。中国的贸易对象国，并非稻米净进口国。然而，由于17世纪中叶长期的“迁界禁海”，导致江浙地区白银奇缺，当地稻米价格远远低于国际市场价格，况且官方还没有明文禁止出口稻米，因此，出口稻米是一桩非常赚钱但又并不违法的买卖。张伯行也注意到，“江南之米，被下海船只带去者甚多”。这说明，做稻米出口生意，在江浙沿海绝不只是张元隆一家。然而，张元隆贩卖稻米，为何还要重金贿赂噶礼，利用战船运输，这其中会不会另有隐情呢？
张伯行：清官的努力
带着这样的疑惑，张伯行反复查证。在他的心目中，张元隆似乎就是海贼的化身，他贩卖稻米出洋，除了赚钱，很可能还有资助海贼的目的。可是，除了贿赂噶礼之外，他始终拿不到更有利的证据。
张伯行（1651-1725），字孝先，河南仪封（今兰考县）人，时任江苏巡抚。他曾以这样的对联自勉：“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二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他的清正廉洁得到了康熙的肯定，从而赢得了“天下清官第一”的美誉。
使命感和责任心，使他不能容忍官商勾结的事情。于是，他就抓住涉嫌受贿和包庇纵容张元隆贩卖稻米出洋这两宗罪状，具折弹劾噶礼，要求朝廷按律严惩。而当时康熙帝忙于应付发生在苏州的科场案，无暇应付张伯行的奏折，没有给予明确批示。与此同时，张元隆希望获得进一步的证据，特别是想弄清张元隆贩卖稻米出洋的真正目的，遂下令逮捕张元隆及其属下船主，进行一一审查。然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意外发生了。
受不了牢狱之苦的张元隆，尚未来及招供就突然病倒，由于得不到有效治疗而死在了监狱里。有十二名船主耐不住严刑拷打而毙命。张伯行不仅顿时陷入死无对证的被动境地，而且还沾上了草菅人命之嫌。就在此时，不甘示弱的噶礼向康熙帝具折辩白曰：“前冬（张伯行）泊船上海，阻臣出洋，恨臣不从，迁怒船埠张元隆，陷以通贼，牵连监毙。”
张伯行似乎有些乱了方寸。他先是觉得“该县以收管之人不先报病，身故之后又不验明具结”，怀疑张元隆死因可疑，遂下令搜捕张元隆商行的各船船主，希望从中发现新线索。恰恰此时，上海县民顾协一，起诉张令涛占其房屋，并说他“有水寨数处，窝藏海贼”，其人就藏匿在牟钦元的衙门里。于是，张伯行找牟钦元交涉，要求其交出人犯，得到的答复却是牟钦元矢口否认自己藏匿人犯。张伯行情急之下，竟派兵包围并搜查了布政使司衙门，但一无所获。而张伯行此举激怒了牟钦元，后者甚至声称张伯行丧心病狂，到处诬告，应当烧其衙门，杀其本人。张伯行十分恐惧，便向康熙帝弹劾牟钦元。
看到事态日益严重，康熙帝派遣赫寿前往调查。江南地区的高官“无对张伯行称善者”。因而，这位新任两江总督很快就采纳众议：张令涛“与海贼交结，分得海贼之处”的说法，是顾协一听人所言，并无实据。牟钦元的衙门经过反复搜查，并无张令涛的踪迹。根据张令涛之子张二的供述，张令涛已前往湖广、福建一带。这样，赫寿完全否定了张伯行对张令涛、牟钦元的指控。
康熙帝不太放心，又派吏部尚书张鹏翮及副都御史阿锡鼐前往复审。 张鹏翮虽与张伯行同为清官，但对张伯行的做法似乎并不认同，反而觉得他有点“瞎折腾”。在调查过程中，他丝毫没有袒护张伯行的意思，反而不自觉地站在了江南高官一边。“审事大人张鹏翮等审问抚臣张伯行有无海贼，张伯行回称原无海贼。大人即驳问既无海贼，则你明是欺诳皇上了。张伯行倔强如故，终不自认欺诳”。他觉得自己“为绥靖海洋起见，急欲杜渐防微，张元隆虽报身故，而其多党众，造船出洋，人人可以冒名，处处皆能领照。且张令涛之在藩幕……纵非通洋，亦系豪恶，臣为地方大吏，焉能置之不究？”
一再的审问，让张伯行无力支撑，只好被迫“自认诬参”，接受革职处分。于是，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七月，张鹏翮奏陈：张伯行“诬陷良民，诳奏海贼甚多，挟诈欺公，妄生异议”，应处以斩监候（即死刑缓期执行）。刑部批准了张鹏翮的建议。仅仅五年，张伯行就从封疆大吏坠落到地狱边缘。张伯行的命运究竟如何？大海商张元隆的案件如何处置？一切都要看康熙帝的旨意了。
康熙：皇帝的决断
张伯行的“清廉”是有口皆碑的，这一点康熙帝很欣赏。但从《康熙起居注》和现存康熙朝的满文朱批奏折中，不难看出，康熙在和一些大臣的交流时，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对张伯行办事能力的不满。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十二月二十日，康熙帝在与大学士们的交谈中，认为牟钦元“居官甚好”，张伯行“操守虽清，为人糊涂无办事之才”，其对牟钦元的弹劾皆属妄言。两天之后，在召见新任浙江巡抚徐元梦的时候，再次指出，“张伯行操守虽好，而办事多糊涂执拗之处”。因此，赫寿、张鹏翮等人对张伯行一再审查的过程中，康熙帝并未加以干涉。然而，当“斩监候”的处置建议提交到御前时，他犹豫了。
张伯行对张元隆的锲而不舍的追查，体现了其以国事为己任的责任心。张伯行为官清廉，在汉族士大夫中声望很高，甚至在他革职的时候，苏州出现“众人竖起黄旗，逼勒罢市，赴大人（张鹏翮）公馆，具呈保留巡抚”的场景。显然，照张鹏翮的建议，把张伯行处以“斩监候”，政治上的负面影响可想而知。
张伯行追查张元隆、张令涛的行动，违反了官场的潜规则，触动了江南高官的利益，因而犯了众怒，使其在江南官场愈加孤立。晚年的康熙帝，被皇储问题搞得焦头烂额，凡是“务求安静”，并不希望江南地区发生政治地震，甚至官场大换血。相比之下，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张伯行调离江苏。于是，张伯行被从宽免死，调进京城，命南书房行走，署仓场侍郎，后来又授户部侍郎兼管仓场及钱法堂事务。而噶礼则早已被免职，几年后赐死。
既然大海商事件给张伯行惹了这么多麻烦，那么康熙帝会不会给张元隆翻案呢？如果说康熙帝对张伯行书呆子般的行事风格不太满意的话，那么在对张元隆的处置上，这对君臣确实想到了一起，而且康熙帝想得更远。进入18世纪，不断扩大的中国对外贸易呈现出这样的特点：由于中国自然经济自给自足的特点，加之大众购买力较小，导致对海外商品的需求量极其有限。而深受西方市场欢迎的中国茶、南京布和中国瓷器，则大量出口，源源不断地换回大批白银。于是，在中外贸易中，中国长期处于出超地位，中国市场似乎成为全球白银流动的终点站。
然而，白银大量内流，必然引发通货膨胀，虽然其带来的物价上涨是温和的，但一旦累积很多年，涨幅也是很明显的。细心的康熙帝敏锐地注意到：“朕前巡幸南方时，米价每石不过六七钱。近闻江浙米价，每石竟至一两二三钱”。他不可能懂得现代经济学的道理，当然无法把白银内流与米价上涨联系起来。但在他眼中，“天生物产，只有此数”，如果稻米大量出口国外，国内一定供给不足，米价也就必然上涨，不利于社会稳定。特别是米价上涨发生在素称“鱼米之乡”，但政治上似乎并不完全听话的江南地区，就更让他心惊肉跳。
尽管清王朝早在17世纪中叶已定鼎中原，并在随后的四十年里完成了对中国内地的统一，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仍令清代统治者记忆犹新。南方及海外反清势力，仍像达摩克利特之剑一样高悬于他们的头顶，使他们不得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而这似乎也是他们比起明朝皇帝更加勤政的动力之一。18世纪初对外贸易的扩大，使康熙帝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因此，张伯行奏陈的“内地之米，下海者甚多……其载往千百石之米，特为卖与彼处耳”的说法，不免触目惊心。在他看来，“米粮贩往福建、广东内地尤可，若卖与外洋海贼，关系不小”。他担心张元隆这样的大海商串通海外反清势力，为了牟取暴利，把稻米出口给后者，威胁清朝对东南地区的统治。于是，张伯行禁止稻米出口的建议，在张元隆死后的第四年被纳入了《大清律例》的例文：“至渔船出洋，不许装载米、酒……违者严加治罪”。乾隆元年（1736年），这条例文又被具体化：“奸徒偷运米谷潜出外洋接待奸匪者，拟绞立决。”
诚然，张元隆的经济理想很伟大，可当遭遇统治集团的现实政治利益时，他的理想又是那样虚无缥缈；诚然，康熙帝的文治武功很伟大，可当他面对机遇和挑战并存的选择之时，他秉承了各打五十大板的中庸之道，为了规避挑战，而与机遇擦肩而过。把政治稳定看得高于一切，毕生精力都在考虑如何牢牢控制江南地区的康熙帝，非但没有给东南沿海的商船队松绑，并给它们注入国家的有力支持反而不断地念起紧箍咒。大海商张元隆就成了被紧箍套牢的牺牲品。这绝不仅仅是一支船队的悲剧。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深秋的一天。
松江码头继续着往日的节奏。商船来来往往，繁忙而又喧闹。只是张元隆的百艘洋船再也不见踪影。江海关的官员每天按时上班，查验货物，收受红包，发给凭证，准许出海。只是没人再敢贩卖稻米。
苏州的巡抚衙门里正在升堂议事。不过，坐在巡抚位子上的，不再是清官张伯行。下班回家的官员们，仍旧例行公事般的寻欢作乐，花天酒地。
京城西郊的畅春园，康熙帝照常早起批阅奏折，召见大臣。只是他厌倦了紫禁城的生活，厌倦了大臣们的喋喋不休，就干脆搬到西郊的这所皇家花园里来，寻求片刻的休憩。
这天，一切都像往常那样按部就班。
也许这就是盛世。但这样的盛世，对清王朝，对中国，是福？是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