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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家出身
无论走到哪里，左小祖咒都像是一个当地人。“你可能觉得我很有钱，也可能觉得我像卖瓜的。”他大笑，“我套路比较庞杂。”
1993年，他还叫吴红巾，从上海来到北京。他会弹吉他，当过五年卫生兵，帮人做过阑尾切除手术，也曾拿着刀子去追债。作为一个打口碟贩子，他最大的理想是成为钱大成，传说中的“中国打口带教父”。他从未料到，多年后，听遍东西方摇滚音乐的钱大成不但信了佛，而且只喜欢听左小祖咒一个人的歌。
吴红巾像盲流，脑子里盘算着怎么把碟卖给那群文艺青年：张洹、窦唯、汪峰、郝舫……那两年，他做了三件重要的事。一是把名字改成左小祖咒；二是撺掇众人把所住的大山庄改成“北京东村”，与纽约东村遥相呼应，与圆明园画家村分庭抗礼；三是和张洹、马六明、孔布等人做了一个行为艺术，脱光衣服在一座无名的山丘上叠了一堆罗汉。这个《为无名山增高一米》，为北京东村带来国际声誉。
那时，左小祖咒已是村里最酷最狠的角色之一，年纪小，脾气大，长发披肩，喜欢穿黑皮夹克、黑牛仔裤、黑大头靴，手指上戴着骷髅戒指，鼻梁上架着墨镜——他半夜也戴着，以至于很多人从未见过他的眼睛长什么样。
他还组建了NO乐队，天天在院子的厢房里练习叫喊。他说：“怎么喊才能让别人听着感觉惨不忍睹，自己又不太费劲，才是我要练的秘籍。”
东村解体后，左小祖咒搬到宋庄的小堡村。他养了九条狗，开始不大乐意跟艺术家们一起玩了。
游击战士
1994年，左小祖咒对香港《明报》记者说：“中国真正的摇滚乐是从我开始的。”那时，“魔岩三杰”已经成为象征中国摇滚巅峰的符号，左小祖咒却连一张唱片都没出。他的潜台词是：“中国摇滚乐是从我开始才有了多样性。”
这种多样性，也许体现在他著名的口音和跑调，体现在他早期专辑中绝对不让人听着舒服的“难听”，体现在他后期把小提琴和钢琴掺杂进摇滚，弄得比民歌还好听。
这些都是1999年之后的事儿了。左小祖咒发行《走失的主人》和《庙会之旅》，把“手术刀”对准社会，表达他的怀疑、愤怒和对权力的反抗。
2001年，左小祖咒已经很穷。他离开北京，隐匿在青岛，每天悠闲地逛花市。海风拂面，他看得见远处的教堂和身边人们安详的脸。
那几年，一些艺术家忽然不吃肉了，有的遁入空门，神神道道地不做艺术。摇滚圈很多人玩起民谣，迷失的人群去了西藏，挂着佛珠回来，变成另一个人……当时的唱片产业，就像拉双眼皮手术失败，惨不忍睹。
左小祖咒写下歌曲《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乐评人李皖说：“他就用这么一种方式，把难听的歌唱得无与伦比地好听，唱得像一罐五味杂陈的老酱坛子，充满了一个艺术盲流、一个活跃在文化边境的游击战士难以解释的复杂心情。”
这个赌徒为这个复杂的时代作了一次诡谲而贴切的注脚——发行同名专辑，定价150元，这在当时是天价。他居然成功了。媒体日后的解读是，那年中国奢侈品市场虚火攻心，左小祖咒的专辑正好击中有钱人——别人买不起的，我买。乐评人张晓舟说：“这些年文化与政治、商业之间的空隙、空间越来越大，导致左小祖咒这种妖怪能把主流搞乱。”
左小祖咒就是从那时开始发达的。他说：“我觉得自己就像一艘船上的舵手，船出了问题，眼看就要翻了。船上的人开始跳水，我身边连个水手都没有，船上连一点油都没有。我对准油箱撒了一泡尿，船就开动了。船摆脱危险，还捞了很多鱼。我也说不清这是怎么回事，我的运气被硬生生地给扳回来了。第二年，我竟然买了所大房子，结了婚，在郡王府搞了个很恶俗的婚礼。朋友差点没找到新郎官。我理了个分头，形象全变了。之前，大家都觉得我是个瞎搞的，本来是写诗的，却跑过来做音乐。”
他后来写道：“实际上，我是个大夫。”
无所束缚
在外人看来，左小祖咒已不再是个纯粹的艺术家，因为艺术家是不可以有钱的。他成了老板，一个忧伤的老板。
接下来的专辑，《美国》是150元，《你知道东方在哪一边》忽然飙升到500元。到了《大事》，价格又回落到150元。人们正猜测下一张专辑会是多少钱时，左小祖咒把价格定为免费。
他说，无论是卖150元还是500元，其实都是在“耍性子，是撒娇。他们讨厌我，那我就炒作嘛。你可以恨我，但你要抓住机会”。
这样的行为和话语，远非“对时代的自嘲”那么简单。左小祖咒用造房子来比喻做唱片，“要实用而不漏雨，价格便宜，在很好的地段买到。如果地段上没有卖的，我们要以最快的速度送到他家”。他有自己的网店，大部分唱片都是直销的。他把每一位顾客的资料存档，一旦接到投诉，会立刻召回问题唱片。总之，提供最好的服务。
用好人、坏人、聪明人、狂妄者等词汇来描述左小祖咒已经显得贫乏，他的行事是如此出人意表，既有街头学来的智慧，也有对消费心理的精准把握。更要命的是，他还有一副难听而又好听的嗓子，就像韩寒在博客里为他“推销”的：“不是因为这个人为无名山增高一米，不是因为这个人在天安门露出底裤，不是因为这个人对现实的嘲笑调戏，不是因为这个人一张唱片卖500元，而是在我能接受的那部分里，他很结实地感动了我。”
左小祖咒感谢韩寒，毕竟，后者的博客据说有四亿多的点击量；他更感谢自己，在艺术和商业之间，始终游刃有余。他说：“很少有艺术家会直面金钱和权力的问题，我是一个直视两者的人。”
理想，或者是歌迷“粉丝”理解的“理想”，早已不能束缚左小祖咒的手脚。他嘲笑拥戴者们的不清醒：“很多年轻人喜欢我，或者是因为我的歌词深深地不打动他们，或者深深地迷惑了他们，或者深深地忽悠了他们。他们实在搞不清楚我写了些什么。”
现在，左小祖咒待在他那个大院子里，有阿姨帮他做饭，时而在湖边发呆、钓鱼，接受记者的采访，愿意诚实地讲一个出生于船工和农民家庭的年轻人，是如何“靠诚实赢得尊敬，赢得油盐酱醋和房子”的。
（摘自《看天下》2010年第27期图/库里尼奇）
无论走到哪里，左小祖咒都像是一个当地人。“你可能觉得我很有钱，也可能觉得我像卖瓜的。”他大笑，“我套路比较庞杂。”
1993年，他还叫吴红巾，从上海来到北京。他会弹吉他，当过五年卫生兵，帮人做过阑尾切除手术，也曾拿着刀子去追债。作为一个打口碟贩子，他最大的理想是成为钱大成，传说中的“中国打口带教父”。他从未料到，多年后，听遍东西方摇滚音乐的钱大成不但信了佛，而且只喜欢听左小祖咒一个人的歌。
吴红巾像盲流，脑子里盘算着怎么把碟卖给那群文艺青年：张洹、窦唯、汪峰、郝舫……那两年，他做了三件重要的事。一是把名字改成左小祖咒；二是撺掇众人把所住的大山庄改成“北京东村”，与纽约东村遥相呼应，与圆明园画家村分庭抗礼；三是和张洹、马六明、孔布等人做了一个行为艺术，脱光衣服在一座无名的山丘上叠了一堆罗汉。这个《为无名山增高一米》，为北京东村带来国际声誉。
那时，左小祖咒已是村里最酷最狠的角色之一，年纪小，脾气大，长发披肩，喜欢穿黑皮夹克、黑牛仔裤、黑大头靴，手指上戴着骷髅戒指，鼻梁上架着墨镜——他半夜也戴着，以至于很多人从未见过他的眼睛长什么样。
他还组建了NO乐队，天天在院子的厢房里练习叫喊。他说：“怎么喊才能让别人听着感觉惨不忍睹，自己又不太费劲，才是我要练的秘籍。”
东村解体后，左小祖咒搬到宋庄的小堡村。他养了九条狗，开始不大乐意跟艺术家们一起玩了。
游击战士
1994年，左小祖咒对香港《明报》记者说：“中国真正的摇滚乐是从我开始的。”那时，“魔岩三杰”已经成为象征中国摇滚巅峰的符号，左小祖咒却连一张唱片都没出。他的潜台词是：“中国摇滚乐是从我开始才有了多样性。”
这种多样性，也许体现在他著名的口音和跑调，体现在他早期专辑中绝对不让人听着舒服的“难听”，体现在他后期把小提琴和钢琴掺杂进摇滚，弄得比民歌还好听。
这些都是1999年之后的事儿了。左小祖咒发行《走失的主人》和《庙会之旅》，把“手术刀”对准社会，表达他的怀疑、愤怒和对权力的反抗。
2001年，左小祖咒已经很穷。他离开北京，隐匿在青岛，每天悠闲地逛花市。海风拂面，他看得见远处的教堂和身边人们安详的脸。
那几年，一些艺术家忽然不吃肉了，有的遁入空门，神神道道地不做艺术。摇滚圈很多人玩起民谣，迷失的人群去了西藏，挂着佛珠回来，变成另一个人……当时的唱片产业，就像拉双眼皮手术失败，惨不忍睹。
左小祖咒写下歌曲《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乐评人李皖说：“他就用这么一种方式，把难听的歌唱得无与伦比地好听，唱得像一罐五味杂陈的老酱坛子，充满了一个艺术盲流、一个活跃在文化边境的游击战士难以解释的复杂心情。”
这个赌徒为这个复杂的时代作了一次诡谲而贴切的注脚——发行同名专辑，定价150元，这在当时是天价。他居然成功了。媒体日后的解读是，那年中国奢侈品市场虚火攻心，左小祖咒的专辑正好击中有钱人——别人买不起的，我买。乐评人张晓舟说：“这些年文化与政治、商业之间的空隙、空间越来越大，导致左小祖咒这种妖怪能把主流搞乱。”
左小祖咒就是从那时开始发达的。他说：“我觉得自己就像一艘船上的舵手，船出了问题，眼看就要翻了。船上的人开始跳水，我身边连个水手都没有，船上连一点油都没有。我对准油箱撒了一泡尿，船就开动了。船摆脱危险，还捞了很多鱼。我也说不清这是怎么回事，我的运气被硬生生地给扳回来了。第二年，我竟然买了所大房子，结了婚，在郡王府搞了个很恶俗的婚礼。朋友差点没找到新郎官。我理了个分头，形象全变了。之前，大家都觉得我是个瞎搞的，本来是写诗的，却跑过来做音乐。”
他后来写道：“实际上，我是个大夫。”
无所束缚
在外人看来，左小祖咒已不再是个纯粹的艺术家，因为艺术家是不可以有钱的。他成了老板，一个忧伤的老板。
接下来的专辑，《美国》是150元，《你知道东方在哪一边》忽然飙升到500元。到了《大事》，价格又回落到150元。人们正猜测下一张专辑会是多少钱时，左小祖咒把价格定为免费。
他说，无论是卖150元还是500元，其实都是在“耍性子，是撒娇。他们讨厌我，那我就炒作嘛。你可以恨我，但你要抓住机会”。
这样的行为和话语，远非“对时代的自嘲”那么简单。左小祖咒用造房子来比喻做唱片，“要实用而不漏雨，价格便宜，在很好的地段买到。如果地段上没有卖的，我们要以最快的速度送到他家”。他有自己的网店，大部分唱片都是直销的。他把每一位顾客的资料存档，一旦接到投诉，会立刻召回问题唱片。总之，提供最好的服务。
用好人、坏人、聪明人、狂妄者等词汇来描述左小祖咒已经显得贫乏，他的行事是如此出人意表，既有街头学来的智慧，也有对消费心理的精准把握。更要命的是，他还有一副难听而又好听的嗓子，就像韩寒在博客里为他“推销”的：“不是因为这个人为无名山增高一米，不是因为这个人在天安门露出底裤，不是因为这个人对现实的嘲笑调戏，不是因为这个人一张唱片卖500元，而是在我能接受的那部分里，他很结实地感动了我。”
左小祖咒感谢韩寒，毕竟，后者的博客据说有四亿多的点击量；他更感谢自己，在艺术和商业之间，始终游刃有余。他说：“很少有艺术家会直面金钱和权力的问题，我是一个直视两者的人。”
理想，或者是歌迷“粉丝”理解的“理想”，早已不能束缚左小祖咒的手脚。他嘲笑拥戴者们的不清醒：“很多年轻人喜欢我，或者是因为我的歌词深深地不打动他们，或者深深地迷惑了他们，或者深深地忽悠了他们。他们实在搞不清楚我写了些什么。”
现在，左小祖咒待在他那个大院子里，有阿姨帮他做饭，时而在湖边发呆、钓鱼，接受记者的采访，愿意诚实地讲一个出生于船工和农民家庭的年轻人，是如何“靠诚实赢得尊敬，赢得油盐酱醋和房子”的。
（摘自《看天下》2010年第27期图/库里尼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