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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宗祥谈书法
谭建丞
我与张宗祥先生交游数十年，为重振西冷印社，曾同尽微力。平日张冷老在闲谈时，关于书道的论述，或杂诙谐，或借比喻，因人而施启迪。这里忆及的虽是一鳞半爪，似也可供爱好书法的同志参考。
关于笔法问题，张冷老有次直率痛快地说过无所谓『法』。只是用笔以中锋为主，偏锋为辅，随宜适用。断不能只用中锋或只用偏锋。一僵化，就很难写出好字来。谈到执笔，张冷老说，以大指距笔头二、三寸之间，乃可写小字，如要写大字，则要高些。字越大就越要高，运笔时就连眼睛也要高，身体也得随眼距而高，挺臂，悬腕，直至站着身写，浑身力气，多贯达笔端。『掌虚指实，持之以恒』，他说此八字也可称得上是写字执笔中的『八字宪法』。接着又解释道，所谓掌虚，虚则自然灵活运动自如，指实，实则是使笔不飘浮而已。又谈及，有教人手掌中握一鸡蛋，练到蛋不下落而后字成，算是掌虚到家。教人背后撮笔，笔不被撮脱手，算是指实到家。且说这是王羲之传授王献之的秘法，实属左道旁门。相传所谓『笔阵图』『拨镫法』，自古以来，各人各说，纠缠不清，迄今无定论，习字者又何必去自寻烦恼呢？
张冷老还谈过汉隶中为何有用方笔和用圆笔之分的问题。他说，凡是用毛笔写字，自然不圆而圆。倘用刷子作字，势必转折处皆方。有人指张迁碑是方笔，实在是误认了张迁字公方的『方』字了。
张冷老一贯重视大章法。他认为写字并不难，难在布局。字有大小、繁简、长短。一句中有时几个字重叠相连，如『一山复一山』，或『行行重行行』『知之为知之』等，如果在落笔前不先把它在思想上安排一下、在写时中途思索变化，就不能达到通篇一气呵成之妙。即使每个字都写得很好，也不甚可观了。
张冷老谈过他幼年学写字的情况，说早年用羊毫，中年应举后始用兼毫，因兼毫写字利落，这是指写小字而言。后来则常用狼毫，于抄书时取其快。但是羊毫和兼毫也并非不用。用羊毫学书，转折处很不方便，蘸墨一多，毫毛就要散开。若写大字，毫软就容易伏倒，这就非要添劲不可。对初学写字者来说，这倒是好事，置易就难，利于练功。他说他幼年惯用羊毫的道理，亦即在此。
张冷老知我常为商店及一些单位写匾额、招牌，曾向我指出，凡作匾额大字，字形结构要稍长些，因从下仰望，字方就觉得扁了，稍加长些就恰到好处。这是由于人的视线的关系。
同张冷老多年的交游中，得到过不少教益。可惜这位在国内外享有声誉的大书法家，先我而逝。殊悔当年不曾多做笔录，今天追忆，因领会不深，或有出入吧。张冷老生前亲笔写给我的《论书韵语》一篇，在外似无见过，今全文抄附，与爱好书法的同志来共同研参：
我欲师晋人，晋帖钩摹神已损。我欲师宋人，宋贤规范去晋远。平生自许有墨缘，真迹八千曾披看。虽为写经少名手，楷法端妍亦强半。其中六卷最名高，二为东晋四六朝。用墨之浓若点漆，运笔之快如挥刀。乃知魏晋诸名帖，自上石后存皮毛。况历宋明将数纪，翻刻纷纭不可记。裹锋滞笔类冻蝇，百字难存一字意。会心墨迹苦追求，戎路数行差有致。宋人学晋米家奇，纵横突过王献之，可惜不能作楷字。东坡居士能书碑。执笔过低亦憾事，墨肥肉重非我师。君谟拘谨山谷怪，蔡京笔妙名节卑。风子《韭花》成绝响，宋人风尚从可知。我言学书如练卒，须择一家致精力。倘然基础未能坚，乌合万人难部勒。宋疏晋远两难宗，低首唐贤求一得。晋书最重贞观初，则天继集王家书。《万岁通天》渺不见，《兰亭》尚有千本摹。欧褚颜虞各树帜，若求笔法承规模。况有雄深北海李，遥遥千载宗王起。神龙巨象思翁评，何处能容赵承旨。入晋之室唐为堂，六朝名迹供参详。用力能匀用笔快，贡君一语君莫忘。
徐重庆整理，原载《文化娱乐》一九八二年第十一期。作者生前为西泠印社社员，浙江省篆刻研究会顾问，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我和张阆声先生
钱君匋
我开始知道张宗祥一阆声先生一的大名时，是在二十出头的时候。当时屠甸有两位长者，一位是书画家孙增禄一雨陂先生一，他除擅长大写意人物、山水、花卉外，并长于书法，是他在闲谈中首先告诉我阆声先生的名字；同时另一位人物、仕女、花鸟画家徐容一菊庵先生一也附和说，硖石的张阆声先生，很有学问，在武汉做事，写得一手出色的『董字』。自从听了他们的介绍，知道硖石的张先生书法是极其著名的。不久，我的远房兄弟钱镜塘，也谈起阆老来，说他的书法在海宁是数一数二的，加深了我对他的仰慕。有一次我去硖石薄游审山，在山麓上看见一座崭新的『三不朽祠』，大门上的『三不朽祠』四个榜书，即出于阆老的手笔。到这时我才看到了他的亲笔所书，的确是写『董字』的，功力精湛，瘦硬活泼，为时下不可多得的名手。当时我看了四个大字，不禁油然而生想请他为我写些什么，悬在我的书室作为一种欣赏，以满足我爱好书法的欲望。但是没有人能为我介绍，只好停留在想念之中。又过了几年，我在上海开明书店工作，不久硖石的宋云彬兄也进了开明，大家都是同乡，彼此之间自然很谈得来，有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问他与张阆声先生相熟否，云彬说当然很熟，反问我有什么事？我就直说想托他代向阆声老求书一副对联，不知能否满足我的要求？云彬说这很容易，我去办就是。不到半个月后，果然一副行书七言联送来了，我自然感谢阆老的慷慨赠与和云彬的办事迅捷利落，我得到这幅对联时非常兴奋，如获至宝，晚上酒也增加了半斤。可惜在『八·一三』日寇的魔爪侵略到我的老家屠句时，我一家都赤手空拳转移到他处，留下的这个家，被敌人糟蹋得不成样子，连阆老、于右任先生所书的对联也不放过，跟其他的细软一古脑儿被烧毁或掠走了。
一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期，西泠印社做六十周年纪念，始在会上见到了张阆声先生。他身体魁梧，精神饱满，言谈诙谐，平易近人，一谈到我的刻印，就毫不客气地要我为他刻两方，彼此都心照不宣，我欣然从命，他说也不致刻润，只能写字交换，我正为以前所求的已被日寇焚毁，正想请他再写，他却先提出来要为我写字，真是使我高兴极了。第二天到会，就把纸送给他，是一副楹帖、四副屏条。会议还没有结束，我为他刻的两方章已经刻就，带去缴卷，而他也在这个时候，从他的文件包中取出一叠纸来交给我，一看，是一副楹帖、四副屏条，瘦硬的董字，飞舞在纸上，他看了我刻印的拓本，也在叫绝，互相欣赏着，连旁观者都笑了，说我们都像小孩，得到了心爱的东西而在相互争论，相互掠夺！这份童心感染了会上许多人，我们自己当然陶醉在其中了。接着他说，他写字很专注，除了写大件外，也用小楷抄书，他说抄书不能一行一行抄，要在一页上先定好行格字数的位置，随后在一页的开头、中间、末尾处像著围棋一样，散点式地先断续地个别抄几个字，然后一一补抄就绪，这样不致脱漏，这是抄书的一种秘诀，听到抄书要如此抄法，还是第一次，后来我抄自己的诗集时，也学他的抄法，果然不容易出错。 试上吴山，凭高一望，荡胸尘虑多消。西湖左挹，南对浙江潮。赵氏离宫何在？斜阳外、荒草萧条。从头数，今来古往，白浪去滔滔。
人间新气象，万家绿护，三帜红飘。早扫除社鼠，驱走山魈。还我湖山无恙，重兴建、楼阁苕晓。逢佳日，观棋品茗，少长乐陶陶。
我当时错记得词牌是《望海潮》，后来查证了词谱，应是《满庭芳》。
可是我万万没有料到的是，我那次的向先生辞行，竟是与先生的永别。仅仅相隔一个月左右，我还在中村军营，读到了《浙江日报》刊登的先生去世的噩耗。军训结束后，我急忙赶去先生家，先生的女儿递给我一帧先生的遗照，说是先生嘱咐留给学生们的纪念。可惜，这帧遗照，连同我一些其他资料，在后来『文革』的动乱中被抄没了。
我们失去的是一位多么值得尊敬的先生。而我们的后人，又要在什么时候，再遇着一位这么值得尊敬的先生呢？
作者系西冷印社副秘书长、西泠印社出版社总编辑
父亲的爱好与成就
张珏
父亲张宗祥毕生除了整理、校勘古籍之外，还爱好诗词、书画、戏剧、医学等。在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上，他排除困难和忧虑，始终怀着一颗对祖国、对民族热爱的心，在这几个方面，尽最大努力，为人类做一些有益的事。这里介绍的是他在多方面的爱好和成就。
父亲幼年被誉为『奇童』。他曾写过青少年时学诗词的情况，『少时为诗崛强不就范。忆十三岁时与诸同学拈题分咏，予得「探明月在手」，句中一联云「擘开蛟室千层浪，捧出龙宫一颗珠。」迄今思之一何可笑！嗣后嚣嚣然谈时务，益薄诗不为。丁未春，与逸云同年同客宣南。逸云好为近体诗，悱恻清俊极尽其妙。诗成，必强余作和。不得已发古今名集，读之，劳人倦无，良友相勉，沉溺其中，遂将十年。然所作总不能及逸云也！』
父亲在五十岁之前写诗词，向不留稿，有时仅腹稿。一九三六年起，我悄悄抄录数首，如《哭周豫才兄》诗，就是我在他书桌上发现抄录下来的。正如父亲的《不满砚斋稿》中所写：『予诗向不留稿。珏女既长，略将其所见者录之。然亦十存二一而已。己卯冬，珏女自滇至渝，携有此稿，而予又长日无事，因手录之。纸则同儿自白沙购来者。其中诸诗前后倒置，懒不整理……奔走万里，砚石独一折角泥相从。前人铭之日「不满」，即取以名此稿』（注：《不满砚斋稿》是小楷抄写，现存浙江图书馆）。
抗日战争时期，父亲自武汉转桂林入川。抗战胜利，由四川到南京。解放后，到杭州。这时期，他作有《游桂草》《入川草》《还都草》《归杭草》。『四草』记载着这时期他的经历。其中，有描写敌机轰炸桂林、重庆的惨景，叙述自己的感情，有用百韵写了自清朝到辛亥革命的历史，也有用百韵记下他在书法上的心得等等。此外，还有《铁如意馆题画诗》。其中有题文徵明诗画卷、题任阜长画、题王石谷画、题吴昌硕画、题黄宾虹画、题吴兔床《拜经览古图》、题傅沅叔《西汀校书图》卷、题张菊生所藏《涉园图》、为陈叔通题《梅花书屋》遗卷、题《思旧馆图》、题徐行可藏查伊璜画、题丰子恺画、题曹克家画猫等。也有为自己作的画题诗如：寿沈钧儒画竹七枝、为徐森玉兄画山水等。还有《论书绝句》《论昔人书法》（注：手迹存浙江图书馆）。
父亲最后整理『四草』等编为《铁如意馆诗草》，『文革』中不知去向。一九八二年，我自北京回上海，设法依据尚存的草稿，编成一本，请吴世昌先生校阅。吴世昌先生仔细校阅两遍，拟写序言，因患脑血栓，字体歪斜，无力完成。
父亲少年时爱写词，曾积一百余首，后不知所往，仅存《茶花女》一首。晚年又写词，常与沈尹默酬答，均用『临江仙』。他的诗词朋友有黄炎培、陈叔通、马一浮等。
父亲学画自四十余岁开始。那时，他在上海，每日抄校古书，有暇则学画，临摹古人名迹，摹拟唐、宋、元、明、清诸家山水，曾临《卢鸿草堂十志册》。摹拟资料，除『珂罗版』外，朋友蒋益苹、蒋聪甫、周梦坡都以真品、精品相借，又有张大千兄弟、徐悲鸿和黄宾虹相与议论研究。有一次，他们小集会，拟成立国画研究性组织。父亲想与黄宾虹谈论石溪画法，事先请设席位的人，把座位安排在黄宾虹旁边，由于没有说姓，只说『宾虹』，排席位的人误听为『悲鸿』。入席时，徐悲鸿坐在父亲旁边，而黄宾虹反坐在对面。那是一九二八年春天的事，是父亲初次与黄宾虹相识。解放后父亲担任浙江图书馆馆长，有机会与黄宾虹时相往来，研讨画法。一九六二年九月，黄宾虹谢世六年之后，浙江美术学院举办他的画展。父亲写了《谈黄宾虹的画》，收藏黄氏画三十三帧。一九六五年，父亲谢世，全部捐赠给浙江省文物保管委员会。
父亲与张大千也有交往。曾说过：『张大千师石涛，时作石涛假画蒙人。人尽知之。然意境奇特，运笔灵活，自是所长。人物衣褶，纤劲飘逸，大似子畏，又与苦瓜不同。所惜仅得石涛轻笔，厚重处一无所得，尤见于山水中画竹。石涛竹凡三种。大千作此，无一似者。予曾笑语之曰：「此后假石涛，慎勿画竹。画竹原形立见矣。」所摹敦煌壁画，则真足传世。』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父亲在杭州结识经子渊（经亨颐），曾称他的画『直自写其性情，别成一种风格』，在北京结识陈师曾（陈衡恪），称其画『师吴昌硕而有书卷气者』，曾应邀为其选作品在日本展览。
父亲六十六岁时，在南京参加傅抱石等组织的画会，两周一叙，随意挥笔。『畸社』画家发起展览会，父亲的画也在会上展出。抗战时，父亲的画也参加过两次展出。
临摹古画，与画家交朋友和在原有的对古画、今画鉴别力的基础上，父亲自学成才 学会了画。《冷僧书画集》中收有他的几幅画。知道他能画的人不多。一九六五年八月谢世后，我曾将十六帧墨画付杭州书画社装裱，引来不少观众。
据说，父亲童年住在浙江海宁硖石镇西寺桥头，喜吹凤凰箫，从小接触音律。科举时到杭州赶考，每场很早完卷，就在西湖边吹凤凰箫。后在北京工作，喜看梅兰芳的『嫦娥奔月』、杨小楼的『林冲夜奔』，爱听韩世昌、白芸生的北昆。在上海时听南昆。那时『传』字辈演员只有十余岁，先后以仙霞社、新乐府名义在大世界演出，父亲不但带了曲本听他们唱，看他们演，还请他们到家为他们解释曲词意义。父亲和爱好戏曲者来往，和演员交朋友，如王国维、李叔同一弘一法师一、郑振铎、俞振飞都是他的朋友。解放后，党和国家极为重视戏剧艺术的发展，大力培养各种剧种的接班人，并多次举行汇演。这使父亲更有机会接触戏剧。七十三岁时，他在杭州参加地方剧观摩演出大会。会后写道：『日夜忙于听戏，暇则略书所见，成《中国戏曲琐谈》一种。学做语体文，极可笑。』 为了纪念洪昉思，父亲为浙江苏昆剧团选『定情』『密誓』『惊变』『骂贼』『埋玉』五折上演。一九五五年，为了纪念吴敬梓，编写《马二先生》一剧。七十五岁时，为苏昆剧团改定《十五贯》一这一出戏的上演救活了昆剧剧种一。七十六岁，改编《浣纱记》。一九五八年，七十七岁时，有人在纪念关汉卿筹备会议上，提议编一本批判关羽的自高自大的剧本并请父亲先编成昆曲。因此，他编写了《荆州记》。
为了配合《新婚姻法》的宣传，父亲曾编写京剧《卓文君》。他在『编者小说明里』写道：『历史剧是拣取历史的人或故事，来配合着现代，作为启发和教育之用。因此，第一要考察现在需要的是什么，再到历史中找出对象来应用。现在《新婚姻法》尚未广泛深入，旧社会遗毒尚未扫尽。卓文君一流人物，在二千年前，已能够撕毁所谓礼教，抛弃豪门享受，不顾面子，去开酒店；这是值得选取出来做模范的。』他把卓文君的故事编成『大归』『琴心』『私奔』『当炉』四幕剧，而把重点放在最后二幕，以卓文君为主要人物，意在改良婚姻。
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发扬人定胜天的精神，他又编写了神话科学剧《平飓母》，（飓母即飓风），『不自量力地写成此剧。希望多多加以评定和纠正。』
父亲称自己的著作为『冷书』。已发现『冷书』有二十余本。这里专门介绍他的医书。《神农本草经新疏》共十二卷。一九五九年，七十八岁时写成，计序录一卷，上品药四卷，中品药四卷，下品药三卷，共六十万字。他在《浙江历代名医录》序中写道：『……宗祥自三十岁后，始纵览医药诸书，又周旋于当世中西医之间，若郭沈粹甫、张简斋诸友，相与讨论得失。五十岁后，始敢诊断处方，迄今又三十余年矣。每遇险症危病，诊后归来，彷徨室中，至忘寝食。此，非徒重人命，实智力短浅，欲求真理，苦不可得之故也。尝憾汉人崇尚纬学，以五行生克之说羼入医药。遇不可解者，不复深求。动以五行之说，强为附会。叶天士至以木乘土三字为病名，列入医案，愈离愈远。医药真理日以晦亡，拙著《神农本草经新疏》因此而作……』《医药浅说》标为『冷书十二』，是父亲根据所读医书，与医生交友并积累为人诊病的经验而写成。他主张中西医结合。
《本草简要方》是六十二岁时写的，共八卷。他说：『常恨国医喜以五行生克之说，谈病理论药剂，则也泥於寒温润燥之言，不究真正治病之效。濒湖所编虽为《本草》最博之书，又或少取药方，多收无用之物，徒费纸墨，且为时已三百年，药之产地，药之功用，均已不同。又无人为之修正。故屡欲成一书，专载重要之药及主治。择古方之无流弊者附於其下，俾阅者了然於此药之功用。今年春乃从事于此，凡六阅月成此卷，专载各药功用，气性寒温皆置不问。近年时时施诊，略有经验，另存笔记数卷，尚未删定，当俟异日矣。』六十七岁时，他曾说：『《本草简要方》一书，极愿早印。此为中医中糟粕存精华之作，平生所愿为人类尽心者。独恨穷，不能付印耳！』
上述两种医书，曾被浙江中医学院借去抄用。一九八五年，为了纪念父亲谢世二十周年，与五弟两人集款，请上海书店影印出版。
此文写于一九八四年，作者系张宗祥长女，曾任宋庆龄英文秘书
张宗祥谈笔法
姜东舒
已故西泠印社社长、浙江图书馆馆长张宗祥先生，是近代著名学者和著名书法家。据张先生自己说，在将近八十年间，就书法研习方面，从没有一天间断过，清早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练字，写足四、五十个大字后，才准吃早饭。七十岁后，每天早餐之前，总是背临一通《神龙兰亭》。他一生中除创作了许多书法作品外，还用毛笔手抄了六千多卷孤本和善本书，校印了数百万字的古籍。
张宗祥先生在进行书法创作时，最讲究用笔、用墨和章法。他认为这是构成一幅书法作品的成功与失败的基本条件。他写字时，喜欢用硬毫笔作行、草书，在表现效果上，要求纸墨调和，他常说：『写字要纸墨相称，写旧纸最好用旧墨，写新纸最好用新墨，这样写出的字才能纸墨「不打架儿」，显得气韵和谐、生动。』当他提笔写字时，总是聚精会神，『一鼓作气』，其用笔之快，用力之匀，简直叫人吃惊。看他写字，很容易联想到他称颂明末清初的傅青主草书时所写下的诗句：『笔如风雨气如虹，积健为雄见此翁！』当然，他的书风与傅青主不同，傅是以雄浑见长，他则是以飘逸取胜。他作草书用笔讲究起迄分明，反对刻意缭绕和故作狂怪。这一点在他评论王觉斯的草书诗中曾明显透露过：『颇有传奇倜傥情，微嫌缭绕不分明。』他通晓各种书体，但最擅长的是行书、草书，字与字间虽似『各自为战』，互不联属，但由于用笔灵活，书写时一气呵成，从整幅看，就给人一种浑然一体或者『一笔书』的感觉。在书法理论上，他很赞赏清代包慎伯所倡导的『气满』，他认为只有『气满』，写出的点画才经得起推敲：『如果就整幅看，一张字能像一个字一样和谐才成。』
张宗祥先生一生积累的书法经验非常丰富，现在仅就书写技法和学习方法等方面再简要地介绍以下三点：
一是执笔和用笔。在张先生的《临池随笔》一文中开头就说：『执笔之法，聚讼纷纭，半是欺人之谈。予不为古人所欺，自守予法。』其实，他所说的『自守予法』之『法』，就是现在一般所公认的『五指执笔法』，要求『掌虚指实』。至于悬腕与否，要从实际出发，他说：『凡不须运用腕力之字，而必悬腕以赴，此真烦恼自找。』在执笔松紧高低方面，认为『虽作小楷，……大指距毫必须二寸以上』，执笔松紧则以适中为宜。在笔法上，他是主张『中锋』用笔的，其理由是：中国书体的点画要求如此，毛笔的构造特点和使用性能如此，『五指执笔』『掌虚指实』之后，就能笔正锋正。他常说：写毛笔字——特别是写大字，总是要根据点画以及笔势笔意的规律要求，将一支笔不停顿地起倒使转地灵活运用，但笔心（锋）却必须『常在画中行』。关于这个问题，他在《临池随笔》中有一段论述，他说：『聚毛成笔，概名之日毫，毫之端日锋。毫有逆用、顺用、转用、侧用，或逆人顺出，或顺入逆出种种不同，然其锋必居毫之中，方能无弊。何也？锋者毫之将帅也，此中锋之说也。世人乃就字形中求之，碰壁宜矣。』为了证实中锋用笔的正确，他在《论书绝句》中曾批评了翁同龢，说翁晚年的字『极姿肆苍劲，然一生用笔毫不能直，锋不能挺，时有浮烟涨墨之病。』但中锋用笔并不是绝对的，他认为在整幅书法作品中偶用几下侧锋或偏锋是可以的，而且也是善书者所惯用的技法之一。为此，他曾多次指点晋唐法书中的某些点画给学生们看，说：『这里是用的侧锋，侧锋是为了取妍。』 二是硬毫和软毫。书体是跟随时代的演变而演变的，书写工具也在跟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因此，学习书法在工具上也应『趋变适时』，他在《临池随笔》中曾说：『至篆则笔墨皆异，汉人所写碑头已因工具不同之故，变其体势。』在书写工具的使用上，他十分推重邓石如，认为『完白山人（邓石如）深知后世笔墨悉异古人……故篆书专仿汉碑头，且笔锋转折尽皆露锋，此实深明古今作书工具不同之理，不能以其异古而议之也。』当前，毛笔的种类很多，但就其使用性能来说，大致不外硬毫、软毫、兼毫三种。张先生一生惯用硬毫或兼毫，但他却经常教导学生说：『硬毫软毫各有各的好处。』『但作为初学的人来说，最好先用软毫，因为用惯了硬毫改用软毫很难，但软毫用好了改用硬毫，不仅容易，而且写出的字，会别具一种韵致。』
三是读、摹、临。他认为读、摹、临，临碑帖和法书、墨迹是继承书法优良传统的一个好方法，也是从事书法艺术的人必须毕生坚持的一项基本功。从他收藏的大量碑帖中，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密密麻麻的红、黑小字眉批和夹注，这就是他在学习中所体会到的一些心得记录。在学习进程中，他主张：『学书要吃透一家，遍学百家，自成一家。』他反对那种不讲传统空言创新的『才子气』，也反对那种死守师承、食古不化的腐儒陋习，以及见帖就临的『大杂烩』作风。他临法书主张整幅对临，『这样可以学到章法』。对于碑刻——尤其是魏碑，必须注意刀与笔的关系，不能『浑刀笔而不分』，他认为碑与帖之笔法实『出自一源』，『碑之误于刻……帖之亦误于刻』，尤其是辗转翻刻，更易失去原来笔意，而学者往往不察，『并其刀刻方棱之处，亦皆仿之。』他认为，当学书有了一定基础之后，就要遍览勤临各家，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使自己从古人的窠臼中跳出来，写出新的独创风格。
我拜识张宗祥先生是在一九四九年秋天，当时我正在《浙江日报》编副刊；但真正做张先生的学生，向张先生学习书法，却是从一九六二年春天开始的。张先生对学书的要求很严，但主要是：『要想把字写好，第一要学做人，第二要多读书，第三才是学写字。』我每次从张先生那里回来，总是把他的谆谆教导记录在专用的笔记本上。然而深感痛心的是，这些笔记本在十年浩劫时，连同我的其他一些有关书籍和学习资料统统被『红卫兵』抄家时抄去，一把火给烧掉了！不久前，编辑部要我写一篇纪念张宗祥先生的文章，我遥望南天，痛心疾首，最后只能凭借零星记忆和手头劫余资料东拼西凑地写了下以上这么一鳞半爪。
谭建丞
我与张宗祥先生交游数十年，为重振西冷印社，曾同尽微力。平日张冷老在闲谈时，关于书道的论述，或杂诙谐，或借比喻，因人而施启迪。这里忆及的虽是一鳞半爪，似也可供爱好书法的同志参考。
关于笔法问题，张冷老有次直率痛快地说过无所谓『法』。只是用笔以中锋为主，偏锋为辅，随宜适用。断不能只用中锋或只用偏锋。一僵化，就很难写出好字来。谈到执笔，张冷老说，以大指距笔头二、三寸之间，乃可写小字，如要写大字，则要高些。字越大就越要高，运笔时就连眼睛也要高，身体也得随眼距而高，挺臂，悬腕，直至站着身写，浑身力气，多贯达笔端。『掌虚指实，持之以恒』，他说此八字也可称得上是写字执笔中的『八字宪法』。接着又解释道，所谓掌虚，虚则自然灵活运动自如，指实，实则是使笔不飘浮而已。又谈及，有教人手掌中握一鸡蛋，练到蛋不下落而后字成，算是掌虚到家。教人背后撮笔，笔不被撮脱手，算是指实到家。且说这是王羲之传授王献之的秘法，实属左道旁门。相传所谓『笔阵图』『拨镫法』，自古以来，各人各说，纠缠不清，迄今无定论，习字者又何必去自寻烦恼呢？
张冷老还谈过汉隶中为何有用方笔和用圆笔之分的问题。他说，凡是用毛笔写字，自然不圆而圆。倘用刷子作字，势必转折处皆方。有人指张迁碑是方笔，实在是误认了张迁字公方的『方』字了。
张冷老一贯重视大章法。他认为写字并不难，难在布局。字有大小、繁简、长短。一句中有时几个字重叠相连，如『一山复一山』，或『行行重行行』『知之为知之』等，如果在落笔前不先把它在思想上安排一下、在写时中途思索变化，就不能达到通篇一气呵成之妙。即使每个字都写得很好，也不甚可观了。
张冷老谈过他幼年学写字的情况，说早年用羊毫，中年应举后始用兼毫，因兼毫写字利落，这是指写小字而言。后来则常用狼毫，于抄书时取其快。但是羊毫和兼毫也并非不用。用羊毫学书，转折处很不方便，蘸墨一多，毫毛就要散开。若写大字，毫软就容易伏倒，这就非要添劲不可。对初学写字者来说，这倒是好事，置易就难，利于练功。他说他幼年惯用羊毫的道理，亦即在此。
张冷老知我常为商店及一些单位写匾额、招牌，曾向我指出，凡作匾额大字，字形结构要稍长些，因从下仰望，字方就觉得扁了，稍加长些就恰到好处。这是由于人的视线的关系。
同张冷老多年的交游中，得到过不少教益。可惜这位在国内外享有声誉的大书法家，先我而逝。殊悔当年不曾多做笔录，今天追忆，因领会不深，或有出入吧。张冷老生前亲笔写给我的《论书韵语》一篇，在外似无见过，今全文抄附，与爱好书法的同志来共同研参：
我欲师晋人，晋帖钩摹神已损。我欲师宋人，宋贤规范去晋远。平生自许有墨缘，真迹八千曾披看。虽为写经少名手，楷法端妍亦强半。其中六卷最名高，二为东晋四六朝。用墨之浓若点漆，运笔之快如挥刀。乃知魏晋诸名帖，自上石后存皮毛。况历宋明将数纪，翻刻纷纭不可记。裹锋滞笔类冻蝇，百字难存一字意。会心墨迹苦追求，戎路数行差有致。宋人学晋米家奇，纵横突过王献之，可惜不能作楷字。东坡居士能书碑。执笔过低亦憾事，墨肥肉重非我师。君谟拘谨山谷怪，蔡京笔妙名节卑。风子《韭花》成绝响，宋人风尚从可知。我言学书如练卒，须择一家致精力。倘然基础未能坚，乌合万人难部勒。宋疏晋远两难宗，低首唐贤求一得。晋书最重贞观初，则天继集王家书。《万岁通天》渺不见，《兰亭》尚有千本摹。欧褚颜虞各树帜，若求笔法承规模。况有雄深北海李，遥遥千载宗王起。神龙巨象思翁评，何处能容赵承旨。入晋之室唐为堂，六朝名迹供参详。用力能匀用笔快，贡君一语君莫忘。
徐重庆整理，原载《文化娱乐》一九八二年第十一期。作者生前为西泠印社社员，浙江省篆刻研究会顾问，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我和张阆声先生
钱君匋
我开始知道张宗祥一阆声先生一的大名时，是在二十出头的时候。当时屠甸有两位长者，一位是书画家孙增禄一雨陂先生一，他除擅长大写意人物、山水、花卉外，并长于书法，是他在闲谈中首先告诉我阆声先生的名字；同时另一位人物、仕女、花鸟画家徐容一菊庵先生一也附和说，硖石的张阆声先生，很有学问，在武汉做事，写得一手出色的『董字』。自从听了他们的介绍，知道硖石的张先生书法是极其著名的。不久，我的远房兄弟钱镜塘，也谈起阆老来，说他的书法在海宁是数一数二的，加深了我对他的仰慕。有一次我去硖石薄游审山，在山麓上看见一座崭新的『三不朽祠』，大门上的『三不朽祠』四个榜书，即出于阆老的手笔。到这时我才看到了他的亲笔所书，的确是写『董字』的，功力精湛，瘦硬活泼，为时下不可多得的名手。当时我看了四个大字，不禁油然而生想请他为我写些什么，悬在我的书室作为一种欣赏，以满足我爱好书法的欲望。但是没有人能为我介绍，只好停留在想念之中。又过了几年，我在上海开明书店工作，不久硖石的宋云彬兄也进了开明，大家都是同乡，彼此之间自然很谈得来，有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问他与张阆声先生相熟否，云彬说当然很熟，反问我有什么事？我就直说想托他代向阆声老求书一副对联，不知能否满足我的要求？云彬说这很容易，我去办就是。不到半个月后，果然一副行书七言联送来了，我自然感谢阆老的慷慨赠与和云彬的办事迅捷利落，我得到这幅对联时非常兴奋，如获至宝，晚上酒也增加了半斤。可惜在『八·一三』日寇的魔爪侵略到我的老家屠句时，我一家都赤手空拳转移到他处，留下的这个家，被敌人糟蹋得不成样子，连阆老、于右任先生所书的对联也不放过，跟其他的细软一古脑儿被烧毁或掠走了。
一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期，西泠印社做六十周年纪念，始在会上见到了张阆声先生。他身体魁梧，精神饱满，言谈诙谐，平易近人，一谈到我的刻印，就毫不客气地要我为他刻两方，彼此都心照不宣，我欣然从命，他说也不致刻润，只能写字交换，我正为以前所求的已被日寇焚毁，正想请他再写，他却先提出来要为我写字，真是使我高兴极了。第二天到会，就把纸送给他，是一副楹帖、四副屏条。会议还没有结束，我为他刻的两方章已经刻就，带去缴卷，而他也在这个时候，从他的文件包中取出一叠纸来交给我，一看，是一副楹帖、四副屏条，瘦硬的董字，飞舞在纸上，他看了我刻印的拓本，也在叫绝，互相欣赏着，连旁观者都笑了，说我们都像小孩，得到了心爱的东西而在相互争论，相互掠夺！这份童心感染了会上许多人，我们自己当然陶醉在其中了。接着他说，他写字很专注，除了写大件外，也用小楷抄书，他说抄书不能一行一行抄，要在一页上先定好行格字数的位置，随后在一页的开头、中间、末尾处像著围棋一样，散点式地先断续地个别抄几个字，然后一一补抄就绪，这样不致脱漏，这是抄书的一种秘诀，听到抄书要如此抄法，还是第一次，后来我抄自己的诗集时，也学他的抄法，果然不容易出错。 试上吴山，凭高一望，荡胸尘虑多消。西湖左挹，南对浙江潮。赵氏离宫何在？斜阳外、荒草萧条。从头数，今来古往，白浪去滔滔。
人间新气象，万家绿护，三帜红飘。早扫除社鼠，驱走山魈。还我湖山无恙，重兴建、楼阁苕晓。逢佳日，观棋品茗，少长乐陶陶。
我当时错记得词牌是《望海潮》，后来查证了词谱，应是《满庭芳》。
可是我万万没有料到的是，我那次的向先生辞行，竟是与先生的永别。仅仅相隔一个月左右，我还在中村军营，读到了《浙江日报》刊登的先生去世的噩耗。军训结束后，我急忙赶去先生家，先生的女儿递给我一帧先生的遗照，说是先生嘱咐留给学生们的纪念。可惜，这帧遗照，连同我一些其他资料，在后来『文革』的动乱中被抄没了。
我们失去的是一位多么值得尊敬的先生。而我们的后人，又要在什么时候，再遇着一位这么值得尊敬的先生呢？
作者系西冷印社副秘书长、西泠印社出版社总编辑
父亲的爱好与成就
张珏
父亲张宗祥毕生除了整理、校勘古籍之外，还爱好诗词、书画、戏剧、医学等。在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上，他排除困难和忧虑，始终怀着一颗对祖国、对民族热爱的心，在这几个方面，尽最大努力，为人类做一些有益的事。这里介绍的是他在多方面的爱好和成就。
父亲幼年被誉为『奇童』。他曾写过青少年时学诗词的情况，『少时为诗崛强不就范。忆十三岁时与诸同学拈题分咏，予得「探明月在手」，句中一联云「擘开蛟室千层浪，捧出龙宫一颗珠。」迄今思之一何可笑！嗣后嚣嚣然谈时务，益薄诗不为。丁未春，与逸云同年同客宣南。逸云好为近体诗，悱恻清俊极尽其妙。诗成，必强余作和。不得已发古今名集，读之，劳人倦无，良友相勉，沉溺其中，遂将十年。然所作总不能及逸云也！』
父亲在五十岁之前写诗词，向不留稿，有时仅腹稿。一九三六年起，我悄悄抄录数首，如《哭周豫才兄》诗，就是我在他书桌上发现抄录下来的。正如父亲的《不满砚斋稿》中所写：『予诗向不留稿。珏女既长，略将其所见者录之。然亦十存二一而已。己卯冬，珏女自滇至渝，携有此稿，而予又长日无事，因手录之。纸则同儿自白沙购来者。其中诸诗前后倒置，懒不整理……奔走万里，砚石独一折角泥相从。前人铭之日「不满」，即取以名此稿』（注：《不满砚斋稿》是小楷抄写，现存浙江图书馆）。
抗日战争时期，父亲自武汉转桂林入川。抗战胜利，由四川到南京。解放后，到杭州。这时期，他作有《游桂草》《入川草》《还都草》《归杭草》。『四草』记载着这时期他的经历。其中，有描写敌机轰炸桂林、重庆的惨景，叙述自己的感情，有用百韵写了自清朝到辛亥革命的历史，也有用百韵记下他在书法上的心得等等。此外，还有《铁如意馆题画诗》。其中有题文徵明诗画卷、题任阜长画、题王石谷画、题吴昌硕画、题黄宾虹画、题吴兔床《拜经览古图》、题傅沅叔《西汀校书图》卷、题张菊生所藏《涉园图》、为陈叔通题《梅花书屋》遗卷、题《思旧馆图》、题徐行可藏查伊璜画、题丰子恺画、题曹克家画猫等。也有为自己作的画题诗如：寿沈钧儒画竹七枝、为徐森玉兄画山水等。还有《论书绝句》《论昔人书法》（注：手迹存浙江图书馆）。
父亲最后整理『四草』等编为《铁如意馆诗草》，『文革』中不知去向。一九八二年，我自北京回上海，设法依据尚存的草稿，编成一本，请吴世昌先生校阅。吴世昌先生仔细校阅两遍，拟写序言，因患脑血栓，字体歪斜，无力完成。
父亲少年时爱写词，曾积一百余首，后不知所往，仅存《茶花女》一首。晚年又写词，常与沈尹默酬答，均用『临江仙』。他的诗词朋友有黄炎培、陈叔通、马一浮等。
父亲学画自四十余岁开始。那时，他在上海，每日抄校古书，有暇则学画，临摹古人名迹，摹拟唐、宋、元、明、清诸家山水，曾临《卢鸿草堂十志册》。摹拟资料，除『珂罗版』外，朋友蒋益苹、蒋聪甫、周梦坡都以真品、精品相借，又有张大千兄弟、徐悲鸿和黄宾虹相与议论研究。有一次，他们小集会，拟成立国画研究性组织。父亲想与黄宾虹谈论石溪画法，事先请设席位的人，把座位安排在黄宾虹旁边，由于没有说姓，只说『宾虹』，排席位的人误听为『悲鸿』。入席时，徐悲鸿坐在父亲旁边，而黄宾虹反坐在对面。那是一九二八年春天的事，是父亲初次与黄宾虹相识。解放后父亲担任浙江图书馆馆长，有机会与黄宾虹时相往来，研讨画法。一九六二年九月，黄宾虹谢世六年之后，浙江美术学院举办他的画展。父亲写了《谈黄宾虹的画》，收藏黄氏画三十三帧。一九六五年，父亲谢世，全部捐赠给浙江省文物保管委员会。
父亲与张大千也有交往。曾说过：『张大千师石涛，时作石涛假画蒙人。人尽知之。然意境奇特，运笔灵活，自是所长。人物衣褶，纤劲飘逸，大似子畏，又与苦瓜不同。所惜仅得石涛轻笔，厚重处一无所得，尤见于山水中画竹。石涛竹凡三种。大千作此，无一似者。予曾笑语之曰：「此后假石涛，慎勿画竹。画竹原形立见矣。」所摹敦煌壁画，则真足传世。』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父亲在杭州结识经子渊（经亨颐），曾称他的画『直自写其性情，别成一种风格』，在北京结识陈师曾（陈衡恪），称其画『师吴昌硕而有书卷气者』，曾应邀为其选作品在日本展览。
父亲六十六岁时，在南京参加傅抱石等组织的画会，两周一叙，随意挥笔。『畸社』画家发起展览会，父亲的画也在会上展出。抗战时，父亲的画也参加过两次展出。
临摹古画，与画家交朋友和在原有的对古画、今画鉴别力的基础上，父亲自学成才 学会了画。《冷僧书画集》中收有他的几幅画。知道他能画的人不多。一九六五年八月谢世后，我曾将十六帧墨画付杭州书画社装裱，引来不少观众。
据说，父亲童年住在浙江海宁硖石镇西寺桥头，喜吹凤凰箫，从小接触音律。科举时到杭州赶考，每场很早完卷，就在西湖边吹凤凰箫。后在北京工作，喜看梅兰芳的『嫦娥奔月』、杨小楼的『林冲夜奔』，爱听韩世昌、白芸生的北昆。在上海时听南昆。那时『传』字辈演员只有十余岁，先后以仙霞社、新乐府名义在大世界演出，父亲不但带了曲本听他们唱，看他们演，还请他们到家为他们解释曲词意义。父亲和爱好戏曲者来往，和演员交朋友，如王国维、李叔同一弘一法师一、郑振铎、俞振飞都是他的朋友。解放后，党和国家极为重视戏剧艺术的发展，大力培养各种剧种的接班人，并多次举行汇演。这使父亲更有机会接触戏剧。七十三岁时，他在杭州参加地方剧观摩演出大会。会后写道：『日夜忙于听戏，暇则略书所见，成《中国戏曲琐谈》一种。学做语体文，极可笑。』 为了纪念洪昉思，父亲为浙江苏昆剧团选『定情』『密誓』『惊变』『骂贼』『埋玉』五折上演。一九五五年，为了纪念吴敬梓，编写《马二先生》一剧。七十五岁时，为苏昆剧团改定《十五贯》一这一出戏的上演救活了昆剧剧种一。七十六岁，改编《浣纱记》。一九五八年，七十七岁时，有人在纪念关汉卿筹备会议上，提议编一本批判关羽的自高自大的剧本并请父亲先编成昆曲。因此，他编写了《荆州记》。
为了配合《新婚姻法》的宣传，父亲曾编写京剧《卓文君》。他在『编者小说明里』写道：『历史剧是拣取历史的人或故事，来配合着现代，作为启发和教育之用。因此，第一要考察现在需要的是什么，再到历史中找出对象来应用。现在《新婚姻法》尚未广泛深入，旧社会遗毒尚未扫尽。卓文君一流人物，在二千年前，已能够撕毁所谓礼教，抛弃豪门享受，不顾面子，去开酒店；这是值得选取出来做模范的。』他把卓文君的故事编成『大归』『琴心』『私奔』『当炉』四幕剧，而把重点放在最后二幕，以卓文君为主要人物，意在改良婚姻。
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发扬人定胜天的精神，他又编写了神话科学剧《平飓母》，（飓母即飓风），『不自量力地写成此剧。希望多多加以评定和纠正。』
父亲称自己的著作为『冷书』。已发现『冷书』有二十余本。这里专门介绍他的医书。《神农本草经新疏》共十二卷。一九五九年，七十八岁时写成，计序录一卷，上品药四卷，中品药四卷，下品药三卷，共六十万字。他在《浙江历代名医录》序中写道：『……宗祥自三十岁后，始纵览医药诸书，又周旋于当世中西医之间，若郭沈粹甫、张简斋诸友，相与讨论得失。五十岁后，始敢诊断处方，迄今又三十余年矣。每遇险症危病，诊后归来，彷徨室中，至忘寝食。此，非徒重人命，实智力短浅，欲求真理，苦不可得之故也。尝憾汉人崇尚纬学，以五行生克之说羼入医药。遇不可解者，不复深求。动以五行之说，强为附会。叶天士至以木乘土三字为病名，列入医案，愈离愈远。医药真理日以晦亡，拙著《神农本草经新疏》因此而作……』《医药浅说》标为『冷书十二』，是父亲根据所读医书，与医生交友并积累为人诊病的经验而写成。他主张中西医结合。
《本草简要方》是六十二岁时写的，共八卷。他说：『常恨国医喜以五行生克之说，谈病理论药剂，则也泥於寒温润燥之言，不究真正治病之效。濒湖所编虽为《本草》最博之书，又或少取药方，多收无用之物，徒费纸墨，且为时已三百年，药之产地，药之功用，均已不同。又无人为之修正。故屡欲成一书，专载重要之药及主治。择古方之无流弊者附於其下，俾阅者了然於此药之功用。今年春乃从事于此，凡六阅月成此卷，专载各药功用，气性寒温皆置不问。近年时时施诊，略有经验，另存笔记数卷，尚未删定，当俟异日矣。』六十七岁时，他曾说：『《本草简要方》一书，极愿早印。此为中医中糟粕存精华之作，平生所愿为人类尽心者。独恨穷，不能付印耳！』
上述两种医书，曾被浙江中医学院借去抄用。一九八五年，为了纪念父亲谢世二十周年，与五弟两人集款，请上海书店影印出版。
此文写于一九八四年，作者系张宗祥长女，曾任宋庆龄英文秘书
张宗祥谈笔法
姜东舒
已故西泠印社社长、浙江图书馆馆长张宗祥先生，是近代著名学者和著名书法家。据张先生自己说，在将近八十年间，就书法研习方面，从没有一天间断过，清早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练字，写足四、五十个大字后，才准吃早饭。七十岁后，每天早餐之前，总是背临一通《神龙兰亭》。他一生中除创作了许多书法作品外，还用毛笔手抄了六千多卷孤本和善本书，校印了数百万字的古籍。
张宗祥先生在进行书法创作时，最讲究用笔、用墨和章法。他认为这是构成一幅书法作品的成功与失败的基本条件。他写字时，喜欢用硬毫笔作行、草书，在表现效果上，要求纸墨调和，他常说：『写字要纸墨相称，写旧纸最好用旧墨，写新纸最好用新墨，这样写出的字才能纸墨「不打架儿」，显得气韵和谐、生动。』当他提笔写字时，总是聚精会神，『一鼓作气』，其用笔之快，用力之匀，简直叫人吃惊。看他写字，很容易联想到他称颂明末清初的傅青主草书时所写下的诗句：『笔如风雨气如虹，积健为雄见此翁！』当然，他的书风与傅青主不同，傅是以雄浑见长，他则是以飘逸取胜。他作草书用笔讲究起迄分明，反对刻意缭绕和故作狂怪。这一点在他评论王觉斯的草书诗中曾明显透露过：『颇有传奇倜傥情，微嫌缭绕不分明。』他通晓各种书体，但最擅长的是行书、草书，字与字间虽似『各自为战』，互不联属，但由于用笔灵活，书写时一气呵成，从整幅看，就给人一种浑然一体或者『一笔书』的感觉。在书法理论上，他很赞赏清代包慎伯所倡导的『气满』，他认为只有『气满』，写出的点画才经得起推敲：『如果就整幅看，一张字能像一个字一样和谐才成。』
张宗祥先生一生积累的书法经验非常丰富，现在仅就书写技法和学习方法等方面再简要地介绍以下三点：
一是执笔和用笔。在张先生的《临池随笔》一文中开头就说：『执笔之法，聚讼纷纭，半是欺人之谈。予不为古人所欺，自守予法。』其实，他所说的『自守予法』之『法』，就是现在一般所公认的『五指执笔法』，要求『掌虚指实』。至于悬腕与否，要从实际出发，他说：『凡不须运用腕力之字，而必悬腕以赴，此真烦恼自找。』在执笔松紧高低方面，认为『虽作小楷，……大指距毫必须二寸以上』，执笔松紧则以适中为宜。在笔法上，他是主张『中锋』用笔的，其理由是：中国书体的点画要求如此，毛笔的构造特点和使用性能如此，『五指执笔』『掌虚指实』之后，就能笔正锋正。他常说：写毛笔字——特别是写大字，总是要根据点画以及笔势笔意的规律要求，将一支笔不停顿地起倒使转地灵活运用，但笔心（锋）却必须『常在画中行』。关于这个问题，他在《临池随笔》中有一段论述，他说：『聚毛成笔，概名之日毫，毫之端日锋。毫有逆用、顺用、转用、侧用，或逆人顺出，或顺入逆出种种不同，然其锋必居毫之中，方能无弊。何也？锋者毫之将帅也，此中锋之说也。世人乃就字形中求之，碰壁宜矣。』为了证实中锋用笔的正确，他在《论书绝句》中曾批评了翁同龢，说翁晚年的字『极姿肆苍劲，然一生用笔毫不能直，锋不能挺，时有浮烟涨墨之病。』但中锋用笔并不是绝对的，他认为在整幅书法作品中偶用几下侧锋或偏锋是可以的，而且也是善书者所惯用的技法之一。为此，他曾多次指点晋唐法书中的某些点画给学生们看，说：『这里是用的侧锋，侧锋是为了取妍。』 二是硬毫和软毫。书体是跟随时代的演变而演变的，书写工具也在跟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因此，学习书法在工具上也应『趋变适时』，他在《临池随笔》中曾说：『至篆则笔墨皆异，汉人所写碑头已因工具不同之故，变其体势。』在书写工具的使用上，他十分推重邓石如，认为『完白山人（邓石如）深知后世笔墨悉异古人……故篆书专仿汉碑头，且笔锋转折尽皆露锋，此实深明古今作书工具不同之理，不能以其异古而议之也。』当前，毛笔的种类很多，但就其使用性能来说，大致不外硬毫、软毫、兼毫三种。张先生一生惯用硬毫或兼毫，但他却经常教导学生说：『硬毫软毫各有各的好处。』『但作为初学的人来说，最好先用软毫，因为用惯了硬毫改用软毫很难，但软毫用好了改用硬毫，不仅容易，而且写出的字，会别具一种韵致。』
三是读、摹、临。他认为读、摹、临，临碑帖和法书、墨迹是继承书法优良传统的一个好方法，也是从事书法艺术的人必须毕生坚持的一项基本功。从他收藏的大量碑帖中，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密密麻麻的红、黑小字眉批和夹注，这就是他在学习中所体会到的一些心得记录。在学习进程中，他主张：『学书要吃透一家，遍学百家，自成一家。』他反对那种不讲传统空言创新的『才子气』，也反对那种死守师承、食古不化的腐儒陋习，以及见帖就临的『大杂烩』作风。他临法书主张整幅对临，『这样可以学到章法』。对于碑刻——尤其是魏碑，必须注意刀与笔的关系，不能『浑刀笔而不分』，他认为碑与帖之笔法实『出自一源』，『碑之误于刻……帖之亦误于刻』，尤其是辗转翻刻，更易失去原来笔意，而学者往往不察，『并其刀刻方棱之处，亦皆仿之。』他认为，当学书有了一定基础之后，就要遍览勤临各家，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使自己从古人的窠臼中跳出来，写出新的独创风格。
我拜识张宗祥先生是在一九四九年秋天，当时我正在《浙江日报》编副刊；但真正做张先生的学生，向张先生学习书法，却是从一九六二年春天开始的。张先生对学书的要求很严，但主要是：『要想把字写好，第一要学做人，第二要多读书，第三才是学写字。』我每次从张先生那里回来，总是把他的谆谆教导记录在专用的笔记本上。然而深感痛心的是，这些笔记本在十年浩劫时，连同我的其他一些有关书籍和学习资料统统被『红卫兵』抄家时抄去，一把火给烧掉了！不久前，编辑部要我写一篇纪念张宗祥先生的文章，我遥望南天，痛心疾首，最后只能凭借零星记忆和手头劫余资料东拼西凑地写了下以上这么一鳞半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