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编者的话
社会价值观是一个社会发展水平的标尺之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发生了结构性转变，其基本特征或表现形式，就是价值观念的多样化、复杂化。其中，在道德层面，出现诚信缺失、良知溃乏、盲目拜金、行为失范等丑恶现象，种种表现在拷问人们道德底线的同时，也暴露出社会道德现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背离，暴露出道德文化建设的漏洞。社会价值观绝不应迷失在价值的多元化之中。如何走出价值迷失，重建社会价值规范，成为值得社会各界深思的问题。
国民的品德高低与该国的经济体制和政治形式密切相关，德富律和德福律即反映国民品德高低与经济、政府内在关系的两个规律。建立自由且公正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形成国民做一个好人的道德愿望的前提和基础，是提高国民品德的基本方法；民主则是政治清廉和德福一致的保障，是提高国民品德的主要方法。
国民品德高低与发展变化同一国的经济发展、政治体制、科教文化等都有一定关系，深入分析其内在规律有助于国民整体品德的提高。德富律和德福律即其中两个规律，德富律即品德与经济的内在关系，而德富律探讨的则是品德与政治的内在关系。
德富律
物质财富的增加是个人满足的前提。国民品德的高低与发展变化，无疑取决于他们做一个好人的道德需要、欲望的强弱多少；而这种道德需要和欲望的强弱多少，正如马斯洛所言，取决于国民物质需要或生理需要的相对满足是否充分。马斯洛将人的需要及欲望由低级到高级分为生理、安全、爱、自尊、自我实现五种，进而发现，比较低级的需要优先于、强烈于比较高级的需要，而比较高级的需要则是比较低级的需要得到相对满足的结果，即人的需要和欲望建立在生理需要基础之上，是生理需要相对满足的产物。①管子“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也是相同的道理。
可是，一个人的生理需要、物质需要相对满足的充分不充分又取决于什么？显然，不仅取决于他所拥有的物质财富的多少，同时也取决于他物质需要的多少：物质需要越少、物质财富越多，他的物质需要的相对满足便越充分；反之，物质需要越多、物质财富越少，他的物质需要的相对满足便越不充分。换言之，一个人的生理需要、物质需要相对满足的充分不充分，取决于物质财富和物质需要双重因素：一方面取决于他所拥有的物质财富的多少而与之成正比；另一方面则取决于他的物质需要的多少而与之成反比。
准此观之，并非只有在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社会，人们的物质需要才会得到相对的满足。在任何社会，人们的物质需要都可能得到相对的满足，也都可能得不到相对的满足。因为社会发展的较高阶段，物质财富固然较多，但人们的物质需要也较多，因而人们的物质需要也可能得不到相对的满足。反之，社会发展的较低阶段，物质财富固然较少；但人们的物质需要也较少，因而他们的物质需要也可能得到相对的满足。
那么，人们的物质需要能否得到相对满足究竟取决于什么？取决于人们生活其中的社会的经济发展速度：经济发展慢，财富的增加便慢，便不能适应人们物质需要的不断增长，不能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经济发展快，财富的增加便快，因而便能够适应人们物质需要的不断增长，便能够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那么，人们物质需要的相对满足，是否仅仅取决于经济发展速度呢？否！
分配公平影响个人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是否得到满足，还取决于物质财富的分配是否公平。假如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迅速、物质财富增加得快，但该社会对于这些财富的分配却不公平，应该多得者得到的却少，应该少得者得到的却多，那么，人们绝不会感到满足，即使他们拥有的财富并不算少；只有当经济发展迅速，社会财富增加得快，而且分配公平的情况下，人们才会感到满足，即使他们拥有的财富并不算多。因此，我们往往看到，一个社会虽然经济发展比以往快得多，物质财富增加比以往多得多，个人收入也比以前翻了几番，但人们还是不满足。究其原因，岂不就在于分配不公？岂不就在于应该多得者得到的却少，应该少得者得到的却多？
因此，人们的生理需要、物质需要满足与否，一方面取决于经济发展、物质财富增加的速度，且与之成正比，另一方面则取决于这些物质财富分配的公平性：社会的经济发展越快、物质财富增加的速度越快，对于这些物质财富的分配越公平，人们的生理需要、物质需要的满足程度便越充分；社会的经济发展越慢、物质财富增加的速度越慢，对于这些物质财富的分配越不公平，人们生理需要、物质需要的满足便越不充分。
总而言之，可以得出结论说：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越快，物质财富增加的越多，对于这些物质财富的分配越公平，人们的生理需要、物质需要的相对满足程度便越充分，人们做一个好人的道德需要和欲望便越多，人们的品德便越高尚；反之，经济发展越慢，物质财富的增加越少，对于这些物质财富的分配越不公平，人们生理需要、物质需要的相对满足便越不充分，人们做一个好人的道德需要和欲望便越少，人们的品德便越恶劣。这个品德高低发展变化的规律，关乎人们的道德需要、道德欲望与经济以及财富的关系，属于品德的道德感情因素高低变化的前提和基础之规律，因而可以名之为“德富律：品德与经济的内在联系”。根据这个规律，国民品德培养的根本方法显然就是：迅速发展经济、公平分配财富从而使国民物质需要得到相对充分的满足。这也是“仓廪实则知礼节”的真谛所在。
经济体制与财富分配。那么，究竟怎样才能迅速发展经济和公平分配财富呢？或者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和财富分配的公平程度究竟取决于什么？
不难看出，任何社会的经济发展速度和财富分配的公平程度，固然取决于劳动者和管理者的个人品质，但是，根本说来，则取决于国家的经济体制。因为劳动者和管理者的个人品质不过是经济发展快慢和财富分配是否公平的偶然的、特殊的根源；而国家的经济体制则是经济发展快慢和财富分配是否公平的普遍的、必然的根源。那么，能够保障经济迅速发展和财富公平分配的经济体制究竟是怎样的呢？是市场经济。
因为市场经济是一种没有外在强制的自发的、自愿的经济，因而在这种经济体制下，每个人都享有经济自由；而经济自由无疑是经济繁荣昌盛的必要的、根本的条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哪个国家实行市场经济而经济自由，哪个国家的经济便繁荣昌盛的缘故。不过，如果没有政府干预，仅凭市场经济自身不但不能实现经济公正，而且不能实现公正的收入分配，经济自由也不能实现，市场经济自身无法自动消除垄断。因此，为了实现自由而公正的市场经济，必需由政府干预市场经济活动。但是，政府的干预应该只限于确立和实现市场经济自由且公正地运行，而不应该指挥市场经济活动：政府应该是经济活动规范的制定者与仲裁者，而不应该是经济活动的指挥者。
因此，如果一个国家实行了市场经济，并且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只限于对经济自由与经济公正等市场经济规范的制定和执行，因而只是充当市场经济的仲裁人而不是市场经济的指挥者，那么，该国便建立了自由而公正的市场经济体制。这样一来，该国的经济便必定迅速发展、物质财富必定迅猛增加，对于这些财富的分配必定公正，从而国民的物质需要必定得到相对充分的满足，因而做一个好人的道德需要和欲望必定强烈，最终势必导致国民品德的普遍提高，势必导致好人普遍增多。因此，建立自由且公正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形成国民做一个好人的道德愿望的前提和基础，是提高国民品德的基本方法。
德福律
孟子赞成管子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进而断言“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可是，他又谈到：“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这岂不自相矛盾？并不矛盾。因为物质需要的相对满足，只是一个人做一个好人的道德需要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物质需要的相对满足，并不必然地导致好人的产生。因此，使人们具有强烈的做一个好人的道德需要，除了必须使他们的物质需要得到相对满足，还必须具备一些其他条件。那么，这些条件究竟是什么？主要是德福一致：越有美德便越有幸福。
作为手段和目的的美德需要。物质需要的相对满足只是做一个有美德的好人的道德需要产生、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而获得幸福则是做一个有美德的好人的道德需要产生、发展的目的和动力：幸福是美德的唯一动力。一个人所具有的做一个有美德的好人的道德需要，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把美德作为利己的手段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把美德作为目的的需要。美德自身是对自我欲望和自由的一种限制、约束、侵害，因而一个人最初决不会以美德为目的，为美德而美德；相反，他最初只可能把美德作为求得利益和幸福的手段，为了利己而求美德。美德之所以会成为一个人利己的手段，是因为人作为社会动物，每个人的生活都有赖于社会和他人：他的一切利益都是社会和他人给的。所以，能否得到社会和他人的赞许，便是他一切利益中最根本最重大的利益：得到赞许，便意味着得到一切；遭到谴责，便意味着丧失一切。不言而喻，能否得到社会和他人的赞许之关键，在于他的品德如何：如果社会和他人认为他品德好，那么，他便会得到社会和他人的赞许和给与；反之，则会受到社会和他人的谴责和惩罚。
这就是一个人最初会有做一个有美德的人的道德需要的缘故：他需要美德，因为美德就其自身来说，虽然是对他的某些欲望和自由的压抑、侵犯，因而是一种害和恶；但就其结果和目的来说，却能够防止更大的害或恶（社会和他人的唾弃、惩罚）和求得更大的利或善（社会和他人的赞许、赏誉），因而是净余额为善的恶，是必要的恶。因此，美德乃是他求得幸福的最根本、最重要的手段：他对美德的需要是一种手段的需要。但是，逐渐地，他便会因美德不断给他莫大利益而日趋爱好美德、欲求美德，从而为了美德而求美德，使美德由手段变成目的；就像他会爱金钱、欲求金钱，使金钱由手段变成目的一样。这时，他对美德的需要便由手段的需要转变成目的的需要了。
可见，一个人以美德为目的的道德需要，源于以美德为手段的道德需要；而以美德为手段的道德需要又源于个人的利益和幸福，源于社会和别人因他品德的好坏所给予他的赏罚。因此，说到底，一个人做一个有美德的好人的道德需要，不论是以美德为手段的需要，还是以美德为目的的需要，均以个人的利益和幸福为动因、动力。换言之，个人利益和幸福虽然不是一切美德的目的，却必定是一切美德的动因、动力。这意味着：
如果德福背离，有德无福、无德有福，那么，美德便失去了动因、动力，人们便不会追求美德；如果德福一致，有德有福、无德无福，那么美德便有了动因、动力，人们便必定会追求美德。因此，德福越一致，人们追求美德的动力便越强大，做一个有美德的好人的道德愿望便越强大，他们的道德意志便越强大，他们的品德便越高尚。
政治清明与德福一致。各个社会人们德福一致的程度则主要取决于各个社会的政治状况：社会的政治越清明，人们的德福一致程度便越高，便越接近德福完全一致，以致每个人越有德便越有福，越无德便越无福；社会的政治越腐败，人们的德福一致程度便越低，便越接近德福背离，以致一个人越有德却可能越无福，越无德却可能越有福。由此，也可以得出结论，人们的品德高尚与否，归根结底，取决于社会的政治清明与否：
一个国家的政治越清明，人们的德福便越一致，人们做一个有美德的人的动力便越强大，他们做一个有美德的好人的道德愿望便越强大，他们善的动机便越强大以致能够克服恶的动机和实现善的动机，他们的道德意志便越强大，他们的品德便越高尚；一个国家的政治越腐败，人们的德福便越背离，人们追求美德的动力便越弱小，他们做一个有美德的好人的道德愿望便越弱小，他们善的动机便越弱小以致难以克服恶的动机和实现善的动机，他们的道德意志便越弱小，他们的品德便越低劣。
这个品德高低发展变化的规律，关乎人们做一个好人的道德需要、道德欲望、道德意志与政治以及幸福的关系，属于品德的道德感情和道德意志因素高低变化之规律，主要属于品德的道德感情因素高低变化的目的和动力之规律，因而可以名之为“德福律：品德与政治的内在联系”。
根据这个规律，国民品德培养的主要方法是：政治清明从而使国民德福一致。那么，究竟怎样才能做到政治清明、国民德福一致呢？或者说，一个国家的政治清明抑或腐败以及德福一致与否究竟取决于什么？
不难理解，只有民主的政治体制才可能保障政治清明和德福一致进而防止政治腐败和德福背离。一方面，只有民主才符合政治自由和政治平等两大国家制度价值标准。因为只有在民主政体中，每个人才能平等地共同执掌国家最高权力，平等地享有政治自由，平等地使国家的政治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这也是民主政体能够保障政治清明的缘故。另一方面，民主政体意味着国家最高权力完全平等地共同掌握在每个公民手中，因而造成最高权力最大限度的分散和分立，使立法、行政和司法等政治权力互相分立、牵制、监督和抗衡，从而能够有效防止各级官员的腐败和德福背离，从而保障其清廉和德福一致。
这样一来，如果一个国家实现了民主，那么，恒久说来，该国的政治必定清明，国民的德福必定一致，最终势必导致国民品德的普遍提高，势必导致君子、仁人乃至圣人的普遍增多：民主是形成国民做一个好人的道德愿望的目的和动力之方法，因而是培养国民品德道德感情因素的主要方法，是提高国民品德的主要方法。
综观德富律和德福律中关于国民品德的变化规律和培养方法可知，良好国民品德的培养涉及市场经济、政治建设等因素。这些方法虽然并不能保证提高一个具体的、特殊的个人品德境界的提升，但对于一个国家国民总体品德境界的提高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本文受“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经费资助）
注释
①Abraham H. Maslow, 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 （New York: Harper
社会价值观是一个社会发展水平的标尺之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发生了结构性转变，其基本特征或表现形式，就是价值观念的多样化、复杂化。其中，在道德层面，出现诚信缺失、良知溃乏、盲目拜金、行为失范等丑恶现象，种种表现在拷问人们道德底线的同时，也暴露出社会道德现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背离，暴露出道德文化建设的漏洞。社会价值观绝不应迷失在价值的多元化之中。如何走出价值迷失，重建社会价值规范，成为值得社会各界深思的问题。
国民的品德高低与该国的经济体制和政治形式密切相关，德富律和德福律即反映国民品德高低与经济、政府内在关系的两个规律。建立自由且公正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形成国民做一个好人的道德愿望的前提和基础，是提高国民品德的基本方法；民主则是政治清廉和德福一致的保障，是提高国民品德的主要方法。
国民品德高低与发展变化同一国的经济发展、政治体制、科教文化等都有一定关系，深入分析其内在规律有助于国民整体品德的提高。德富律和德福律即其中两个规律，德富律即品德与经济的内在关系，而德富律探讨的则是品德与政治的内在关系。
德富律
物质财富的增加是个人满足的前提。国民品德的高低与发展变化，无疑取决于他们做一个好人的道德需要、欲望的强弱多少；而这种道德需要和欲望的强弱多少，正如马斯洛所言，取决于国民物质需要或生理需要的相对满足是否充分。马斯洛将人的需要及欲望由低级到高级分为生理、安全、爱、自尊、自我实现五种，进而发现，比较低级的需要优先于、强烈于比较高级的需要，而比较高级的需要则是比较低级的需要得到相对满足的结果，即人的需要和欲望建立在生理需要基础之上，是生理需要相对满足的产物。①管子“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也是相同的道理。
可是，一个人的生理需要、物质需要相对满足的充分不充分又取决于什么？显然，不仅取决于他所拥有的物质财富的多少，同时也取决于他物质需要的多少：物质需要越少、物质财富越多，他的物质需要的相对满足便越充分；反之，物质需要越多、物质财富越少，他的物质需要的相对满足便越不充分。换言之，一个人的生理需要、物质需要相对满足的充分不充分，取决于物质财富和物质需要双重因素：一方面取决于他所拥有的物质财富的多少而与之成正比；另一方面则取决于他的物质需要的多少而与之成反比。
准此观之，并非只有在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社会，人们的物质需要才会得到相对的满足。在任何社会，人们的物质需要都可能得到相对的满足，也都可能得不到相对的满足。因为社会发展的较高阶段，物质财富固然较多，但人们的物质需要也较多，因而人们的物质需要也可能得不到相对的满足。反之，社会发展的较低阶段，物质财富固然较少；但人们的物质需要也较少，因而他们的物质需要也可能得到相对的满足。
那么，人们的物质需要能否得到相对满足究竟取决于什么？取决于人们生活其中的社会的经济发展速度：经济发展慢，财富的增加便慢，便不能适应人们物质需要的不断增长，不能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经济发展快，财富的增加便快，因而便能够适应人们物质需要的不断增长，便能够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那么，人们物质需要的相对满足，是否仅仅取决于经济发展速度呢？否！
分配公平影响个人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是否得到满足，还取决于物质财富的分配是否公平。假如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迅速、物质财富增加得快，但该社会对于这些财富的分配却不公平，应该多得者得到的却少，应该少得者得到的却多，那么，人们绝不会感到满足，即使他们拥有的财富并不算少；只有当经济发展迅速，社会财富增加得快，而且分配公平的情况下，人们才会感到满足，即使他们拥有的财富并不算多。因此，我们往往看到，一个社会虽然经济发展比以往快得多，物质财富增加比以往多得多，个人收入也比以前翻了几番，但人们还是不满足。究其原因，岂不就在于分配不公？岂不就在于应该多得者得到的却少，应该少得者得到的却多？
因此，人们的生理需要、物质需要满足与否，一方面取决于经济发展、物质财富增加的速度，且与之成正比，另一方面则取决于这些物质财富分配的公平性：社会的经济发展越快、物质财富增加的速度越快，对于这些物质财富的分配越公平，人们的生理需要、物质需要的满足程度便越充分；社会的经济发展越慢、物质财富增加的速度越慢，对于这些物质财富的分配越不公平，人们生理需要、物质需要的满足便越不充分。
总而言之，可以得出结论说：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越快，物质财富增加的越多，对于这些物质财富的分配越公平，人们的生理需要、物质需要的相对满足程度便越充分，人们做一个好人的道德需要和欲望便越多，人们的品德便越高尚；反之，经济发展越慢，物质财富的增加越少，对于这些物质财富的分配越不公平，人们生理需要、物质需要的相对满足便越不充分，人们做一个好人的道德需要和欲望便越少，人们的品德便越恶劣。这个品德高低发展变化的规律，关乎人们的道德需要、道德欲望与经济以及财富的关系，属于品德的道德感情因素高低变化的前提和基础之规律，因而可以名之为“德富律：品德与经济的内在联系”。根据这个规律，国民品德培养的根本方法显然就是：迅速发展经济、公平分配财富从而使国民物质需要得到相对充分的满足。这也是“仓廪实则知礼节”的真谛所在。
经济体制与财富分配。那么，究竟怎样才能迅速发展经济和公平分配财富呢？或者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和财富分配的公平程度究竟取决于什么？
不难看出，任何社会的经济发展速度和财富分配的公平程度，固然取决于劳动者和管理者的个人品质，但是，根本说来，则取决于国家的经济体制。因为劳动者和管理者的个人品质不过是经济发展快慢和财富分配是否公平的偶然的、特殊的根源；而国家的经济体制则是经济发展快慢和财富分配是否公平的普遍的、必然的根源。那么，能够保障经济迅速发展和财富公平分配的经济体制究竟是怎样的呢？是市场经济。
因为市场经济是一种没有外在强制的自发的、自愿的经济，因而在这种经济体制下，每个人都享有经济自由；而经济自由无疑是经济繁荣昌盛的必要的、根本的条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哪个国家实行市场经济而经济自由，哪个国家的经济便繁荣昌盛的缘故。不过，如果没有政府干预，仅凭市场经济自身不但不能实现经济公正，而且不能实现公正的收入分配，经济自由也不能实现，市场经济自身无法自动消除垄断。因此，为了实现自由而公正的市场经济，必需由政府干预市场经济活动。但是，政府的干预应该只限于确立和实现市场经济自由且公正地运行，而不应该指挥市场经济活动：政府应该是经济活动规范的制定者与仲裁者，而不应该是经济活动的指挥者。
因此，如果一个国家实行了市场经济，并且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只限于对经济自由与经济公正等市场经济规范的制定和执行，因而只是充当市场经济的仲裁人而不是市场经济的指挥者，那么，该国便建立了自由而公正的市场经济体制。这样一来，该国的经济便必定迅速发展、物质财富必定迅猛增加，对于这些财富的分配必定公正，从而国民的物质需要必定得到相对充分的满足，因而做一个好人的道德需要和欲望必定强烈，最终势必导致国民品德的普遍提高，势必导致好人普遍增多。因此，建立自由且公正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形成国民做一个好人的道德愿望的前提和基础，是提高国民品德的基本方法。
德福律
孟子赞成管子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进而断言“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可是，他又谈到：“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这岂不自相矛盾？并不矛盾。因为物质需要的相对满足，只是一个人做一个好人的道德需要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物质需要的相对满足，并不必然地导致好人的产生。因此，使人们具有强烈的做一个好人的道德需要，除了必须使他们的物质需要得到相对满足，还必须具备一些其他条件。那么，这些条件究竟是什么？主要是德福一致：越有美德便越有幸福。
作为手段和目的的美德需要。物质需要的相对满足只是做一个有美德的好人的道德需要产生、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而获得幸福则是做一个有美德的好人的道德需要产生、发展的目的和动力：幸福是美德的唯一动力。一个人所具有的做一个有美德的好人的道德需要，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把美德作为利己的手段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把美德作为目的的需要。美德自身是对自我欲望和自由的一种限制、约束、侵害，因而一个人最初决不会以美德为目的，为美德而美德；相反，他最初只可能把美德作为求得利益和幸福的手段，为了利己而求美德。美德之所以会成为一个人利己的手段，是因为人作为社会动物，每个人的生活都有赖于社会和他人：他的一切利益都是社会和他人给的。所以，能否得到社会和他人的赞许，便是他一切利益中最根本最重大的利益：得到赞许，便意味着得到一切；遭到谴责，便意味着丧失一切。不言而喻，能否得到社会和他人的赞许之关键，在于他的品德如何：如果社会和他人认为他品德好，那么，他便会得到社会和他人的赞许和给与；反之，则会受到社会和他人的谴责和惩罚。
这就是一个人最初会有做一个有美德的人的道德需要的缘故：他需要美德，因为美德就其自身来说，虽然是对他的某些欲望和自由的压抑、侵犯，因而是一种害和恶；但就其结果和目的来说，却能够防止更大的害或恶（社会和他人的唾弃、惩罚）和求得更大的利或善（社会和他人的赞许、赏誉），因而是净余额为善的恶，是必要的恶。因此，美德乃是他求得幸福的最根本、最重要的手段：他对美德的需要是一种手段的需要。但是，逐渐地，他便会因美德不断给他莫大利益而日趋爱好美德、欲求美德，从而为了美德而求美德，使美德由手段变成目的；就像他会爱金钱、欲求金钱，使金钱由手段变成目的一样。这时，他对美德的需要便由手段的需要转变成目的的需要了。
可见，一个人以美德为目的的道德需要，源于以美德为手段的道德需要；而以美德为手段的道德需要又源于个人的利益和幸福，源于社会和别人因他品德的好坏所给予他的赏罚。因此，说到底，一个人做一个有美德的好人的道德需要，不论是以美德为手段的需要，还是以美德为目的的需要，均以个人的利益和幸福为动因、动力。换言之，个人利益和幸福虽然不是一切美德的目的，却必定是一切美德的动因、动力。这意味着：
如果德福背离，有德无福、无德有福，那么，美德便失去了动因、动力，人们便不会追求美德；如果德福一致，有德有福、无德无福，那么美德便有了动因、动力，人们便必定会追求美德。因此，德福越一致，人们追求美德的动力便越强大，做一个有美德的好人的道德愿望便越强大，他们的道德意志便越强大，他们的品德便越高尚。
政治清明与德福一致。各个社会人们德福一致的程度则主要取决于各个社会的政治状况：社会的政治越清明，人们的德福一致程度便越高，便越接近德福完全一致，以致每个人越有德便越有福，越无德便越无福；社会的政治越腐败，人们的德福一致程度便越低，便越接近德福背离，以致一个人越有德却可能越无福，越无德却可能越有福。由此，也可以得出结论，人们的品德高尚与否，归根结底，取决于社会的政治清明与否：
一个国家的政治越清明，人们的德福便越一致，人们做一个有美德的人的动力便越强大，他们做一个有美德的好人的道德愿望便越强大，他们善的动机便越强大以致能够克服恶的动机和实现善的动机，他们的道德意志便越强大，他们的品德便越高尚；一个国家的政治越腐败，人们的德福便越背离，人们追求美德的动力便越弱小，他们做一个有美德的好人的道德愿望便越弱小，他们善的动机便越弱小以致难以克服恶的动机和实现善的动机，他们的道德意志便越弱小，他们的品德便越低劣。
这个品德高低发展变化的规律，关乎人们做一个好人的道德需要、道德欲望、道德意志与政治以及幸福的关系，属于品德的道德感情和道德意志因素高低变化之规律，主要属于品德的道德感情因素高低变化的目的和动力之规律，因而可以名之为“德福律：品德与政治的内在联系”。
根据这个规律，国民品德培养的主要方法是：政治清明从而使国民德福一致。那么，究竟怎样才能做到政治清明、国民德福一致呢？或者说，一个国家的政治清明抑或腐败以及德福一致与否究竟取决于什么？
不难理解，只有民主的政治体制才可能保障政治清明和德福一致进而防止政治腐败和德福背离。一方面，只有民主才符合政治自由和政治平等两大国家制度价值标准。因为只有在民主政体中，每个人才能平等地共同执掌国家最高权力，平等地享有政治自由，平等地使国家的政治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这也是民主政体能够保障政治清明的缘故。另一方面，民主政体意味着国家最高权力完全平等地共同掌握在每个公民手中，因而造成最高权力最大限度的分散和分立，使立法、行政和司法等政治权力互相分立、牵制、监督和抗衡，从而能够有效防止各级官员的腐败和德福背离，从而保障其清廉和德福一致。
这样一来，如果一个国家实现了民主，那么，恒久说来，该国的政治必定清明，国民的德福必定一致，最终势必导致国民品德的普遍提高，势必导致君子、仁人乃至圣人的普遍增多：民主是形成国民做一个好人的道德愿望的目的和动力之方法，因而是培养国民品德道德感情因素的主要方法，是提高国民品德的主要方法。
综观德富律和德福律中关于国民品德的变化规律和培养方法可知，良好国民品德的培养涉及市场经济、政治建设等因素。这些方法虽然并不能保证提高一个具体的、特殊的个人品德境界的提升，但对于一个国家国民总体品德境界的提高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本文受“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经费资助）
注释
①Abraham H. Maslow, 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 （New York: Harp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