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8日上午10点,父亲的电话把我吵醒,60岁的他在电话那头哭得像个小孩,告诉我爷爷老了。来广州的6年多里,我曾经多次预想这一刻的到来,但接电话的那刻,我却冷静得自己都不敢相信。
　　挂了电话,我在沙发上愣了片刻,拆了前一天送来的书,阎连科的《我与父辈》躺在最上面,撕掉上面的塑料皮,翻开前面的序言:奔丧。我一下子就被击倒了,狠狠地战栗了几下。天很阴冷。仿佛一切都是命中注定。选在这一天,选在这样的天气,选在这本书。即使这样,我还是没有流下一滴眼泪。1000多公里的距离阻挡了所有的情绪。
　　阎连科的父辈和爷爷岁数相差无几,分别出生在两个贫穷大省——河南和安徽的农村,他们的人生如出一辙。抗战、内战、三年自然灾害、文革,中国历史上最苦难的年代,他们都承受过。
　　70年前,战火连天,17岁的奶奶来到我们村。身处乱世,女方一定要跟着男方跑荒。那时,爷爷在镇上的集市有一间铺子,自己酿酒卖,时常夜不归宿,奶奶总是在城门关闭之前摸黑踏着石板路,循着牌九的声音找到他,把他拉回家。1949年之前,作为乡村主要娱乐手段的牌九终于让爷爷输掉了所有家产。我小时候总是听到奶奶不断数落爷爷的败家,末了又庆幸幸亏输了家产,要不然资产阶级地主的帽子在后面的二三十年可有他受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的苦难,只能用“艰巨”一个词来形容。多年之后在《定西孤儿院纪事》和《夹边沟记事》读到的饥饿和死亡场面,都曾在夏日乘凉的打谷场上听那些老人聊过。
　　爷爷因为突出的心算和珠算能力,在那几年当过一阵村长,天性胆小的他并没有利用这个职位给家里带来丝毫好处,反而为其所累。当奶奶趁夜偷回南瓜和扁豆的时候,爷爷连连拍着大腿数落奶奶。读过几年私塾的爷爷一定不会想到,生存会把一个人逼得忘记了所有的耻辱。在村子里的懒人和胆小的人一个接一个饿死的时候,奶奶和全家靠着偷来的东西活了下来,爷爷的哥哥和嫂子跟爷爷和奶奶共住一间屋的两个厢房,虽然他们也偶尔尝到奶奶偷回来的食物,但无奈他们的子女要多于爷爷的子女,一方面让给孩子吃,一方面自己不愿意偷,最终饿死在床上。
　　苦难的日子对老实巴交的庄稼人来说,永远没有尽头。“文革”的劫难在农村虽然不如城里那般惨烈,但也不是毫无声息。
　　70年代,每家每户的堂屋都挂着主席像。有一天爷爷去浇粪,扛着粪瓢经过堂屋,高高翘起的粪漏正好擦过主席像,这一场景正好被一位“追求进步”的老奶奶看到,告到了村里。老实的爷爷,一着急话就说不清楚,以他的胆量也根本不敢做任何辩解。好在总有好人,奶奶找到了爷爷当村长时的同事、当时的大队书记。大队书记替爷爷说情,奶奶也抗辩:“难道你还不在家里堂屋放屁?你在有毛主席像的屋里放屁算不算不尊重?”凭着奶奶粗俗的理论和大队书记的求情,爷爷躲过一劫。
　　我3岁那年,母亲去帮在城里做木工活的父亲烧锅做饭。家里少了一个劳动力,田并没有少做,还要带两个正在上小学的姐姐和一个需要天天背着的“惯宝宝”,奶奶的重心从种田转移到家务上来,爷爷便更多地承担着种地的任务,这时候他们都已经过了60岁了。爷爷和奶奶一直做田,直到爷爷去世的3年之前。虽然家里的经济状况已经无需他们再做田了,但他们始终割舍不下做了一辈子的田,这透支了他的全部精力,两年时间里,他衰弱得连走路都直不起腿来。要是早几年不种田,也许他能活得更久。
　　在爷爷日渐衰老的最后十几年,我正好离家进城上高中、大学,到离家千里的广州工作。在最应该享受天伦之乐的晚年,他和奶奶在寂寞的乡村相互依偎,一天一天地撕着日历,盼着过年的那一个星期。
　　冬天是老人们的鬼门关,爷爷只熬了两年。或许他不想再难为奶奶了——那两年,每天半夜奶奶都要起床照顾他,这对奶奶也是一种艰难的消耗。也许他觉得自己的死亡对于奶奶来说是一种解脱,这个老实小气的老头,可能在弥留的片刻还在为他人着想。他卑微的一生,除了把3个孙儿抚养成人,所做的另外一件伟大的事情,就是结束自己的生命。
　　爷爷的去世,算是喜丧,他临终前还回光返照让姑妈给他煮了饭吃。3天之后“上山”,全家人都劝奶奶躺在床上,但她挣扎着起来,嘱咐我把爷爷的旧衣服都带去烧了,教我头七的时候要如何祭奠。我不知道她承受的悲伤有多大,这个跟她一起生活了70多年的人马上就要化为灰烬了,她怎能不伤心呢?
　　爷爷出葬的那一刻终究到来了,大姑父和姑姑都把奶奶往房间推,怕忙乱中碰到她,她用了全身的力气摆脱他们,站在灵堂前不走。终于,开始有人抬起了爷爷,奶奶哭了。30年来,这是我第二次见到奶奶哭。
　　阎连科在《我与父辈》中说,父亲的去世就像一堵墙豁开的口子,总有一天这堵墙会全部倒下。爷爷的去世也许就是我们家的这个口子,是不得不面对的事实。但是我想,在这个和睦相处的家族里,每个人都会苦苦支撑着这堵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