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

　　我常常想：究竟是什么样的机缘，将两个并不亲切的人共同捆绑在了此时此地？由此及远，夜幕下，还有多少条穷街陋巷里，清洁工认了母子，发廊女认了姐妹，装卸工认了兄弟？还有更多的洗衣工，小裁缝，看门人;厨师，泥瓦匠，快递员;容我狂想：不管多么不堪多么贫贱，是不是人人都有机会迎来如此一场福分？上帝造人之后，将一个个的扔到这世上，孤零零的，各自朝着死而活，各自去遭逢疾病，别离，背叛，死亡，这自是一出生就已注定的大不幸，但好在，眼前也并不全都是绝路，上帝又用這些遭逢，让我们一点点朝外部世界奔去，类似溺水者，死命都要往更远一点的水域里挣扎，最终，命中注定的人便会来到我们的眼前;如此，那些疾病和别离，那些背叛和死亡，反倒成了一根蜡烛，蜡烛点亮之后，渐渐就会有人聚拢过来，他们和你一样，既有惊恐的喘息，又有一张更加惊恐的脸。
　　就像月老手中的红线，如此福分和机缘，也应当有一条线绳，穿过了幽冥乃至黑暗，从一个人的手中抵达了另外一个人的手中。其实，这条线绳比月老的红线更加准确和救命，它既不让你们仅仅是陌路人，也不给你们添加更多迷障纠缠，爱与恨，情和义，画眉深浅，添花送炭，都是刚刚好，刚刚准确和救命。
　　就像病房里的岳老师。还有那个七岁的小病号。在住进同一间病房之前，两人互不相识，我只知道：他们一个是一家矿山子弟小学的语文老师，但是，由于那家小学已经关闭多年，岳老师事实上好多年都没再当过老师了;一个是只有七岁的小男孩，从三岁起就生了骨病，自此便在父母带领下，踏破了河山，到处求医问药，于他来说，医院就是学校，而真正的学校，他一天都没踏足过。
　　在病房里，他们首先是病人，其次，他们竟然重新变作了老师和学生。除了在这家医院，几年下来，我已经几度和岳老师在别的医院遇见，这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女子，早已经被疾病，被疾病带来的诸多争吵、伤心、背弃折磨得满头白发。可是，当她将病房当作课堂以后，某种奇异的喜悦降临了她，终年苍白的脸容上竟然现出了一丝红晕;每一天，只要两个人的输液都结束了，一刻也不能等，她马上就要开始给小病号上课。虽说从前她只是语文老师，但在这里她却什么都教，古诗词，加减乘除，英文单词。为了教好小病号，她甚至要她妹妹每次看她时都带了一堆书来。
　　中午时分，病人和陪护者挤满了病房之时，便是岳老师一天中最是神采奕奕的时候。有意无意地，她就要拎出许多问题，故意来考小病号，古诗词，加减乘除，英文单词，什么都考。最后，如果小病号能在众人的赞叹中结束考试，那简直就像是有一道神赐之光破空而来，照得她通体发亮。但小病号毕竟生性顽劣，病情只要稍好，就在病房里奔来跑去，所以，岳老师的问题他便经常答不上来，比如那句古诗词，上句是“长安陌上无穷树”，下一句，小病号一连三天都没背下来。
　　这可伤了岳老师的心，她罚他背三百遍。也是奇怪，无论背多少遍，就像是那句诗活生生地在小病号的身体里打了结，一到了考试的时候，他死活就背不出来。到了最后，连他自己都愤怒了，他愤怒地问岳老师：“医生都说了，我反正再活几年就要死了，背这些干什么？”
　　说起来，前前后后，我目睹过岳老师的两次哭泣，这两场泪水其实都是为小病号流的。这天中午，小病号愤怒地问完，岳老师借口去打开水，出了走廊，就号啕大哭。说是号啕，但其实没有发出声音，她用嘴巴紧紧地咬住了袖子，一边走，一边哭，走到开水房前面，她没进去，而是扑倒在潮湿的墙壁上，继续哭。
　　哭泣的结果，不是罢手，反倒是要教他更多。甚至，跟他在一起的时间也要更多。她自己的骨病本就不轻，但自此之后，我却经常能看见她跛着脚，跟在小病号的后面，喂给他饭吃，递给他水喝，还陪他去院子里，采了一朵叫不出名字的花回来。但是，不管是送君千里，还是教你单词，她和他还是终有一别——小病号的病更重了，他的父母已经决定，要带他转院，去北京。闻听这个消息之后的差不多一个星期，她几乎每天晚上都耿耿难眠。
　　深夜，她悄悄离开了病房，借着走廊上的微光，坐在长条椅上写写画画。她跟我说过，她要在小病号离开之前，给他编一本教材，这个教材上什么内容都有，有古诗词，有加减乘除，也有英文单词。
　　这一晚，不知何故，当我看见微光映照下的她，难以自禁地，身体里再度涌起了剧烈的哽咽之感：无论如何，这一场人世，终究值得一过——蜡烛点亮了，惊恐和更加惊恐的人们聚拢了，但这聚也好散也好，都还只是一副名相，一场开端;生为弃儿，对，人人都是弃儿，在被开除工作时是生计的弃儿，在离婚登记处是婚姻的弃儿，在终年蛰居的病房是身体的弃儿，同为弃儿，迟早相见，再迟早分散，但是，就在你我的聚散之间，背了单词，再背诗词，采了花朵，又编教材，这丝丝缕缕，它们不光是点滴的生趣，更是真真切切的反抗。
　　其实，是反抗将我们连接在了一起。在贫困里，去认真地听窗子外的风声;在孤独中，干脆自己给自己造一座非要坐穿不可的牢房;这都叫作反抗。在反抗中，我们会变得可笑，无稽，甚至令人憎恶，但这就是人人都不能推卸的命，就像一只鹦鹉，既然已经被关在笼子里了，我能怎么办？也唯有先认了这笼子，再去说人的话，唱人的歌，哪怕到了最后，我也没有逃离樊笼，直至死亡降临，我仍然只是一个玩物，可是且慢，世间众生，谁不都是在一生里上下颠簸，到了最后，才明白自己不过是个玩物，不过是被造物者当作傀儡，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徒劳中度过，直至肉体与魂魄全都灰飞烟灭？
　　但是，有一桩事情足以告慰自己：你并不是什么东西都没有剩下。你至少而且必须留下过反抗的痕迹。在这世上走过一遭，反抗，唯有反抗二字，才能匹配最后时刻的尊严。就像此刻，黯淡的灯光反抗漆黑的后半夜;岳老师又在用如入无人之境的写写画画反抗着黯淡的灯光，她要编一本教材，使它充当线绳，一头放在小病号的手中，一头往外伸展，伸展到哪里算哪里，最终，总会有人握住它，到了那时候，躲在暗处的人定会现形，隐秘的情感定会显露，再如河水，涌向手握线头的人;果真到了那时候，疾病，别离，背叛，死亡，不过都是自取其辱。
　　后半夜快要结束的时候，岳老师睡着了，但是我并没有去叫醒她，护士路过时也没有叫醒，她迟早会醒来——稍晚一点，天上要起风，大风撞击窗户，窗玻璃会在她的脚边碎裂一地，她会醒来;再晚一点，骨病会发作，疼痛使她惊叫了一声，再抽搐着身体睁开眼睛，她会醒来;醒来即是命运。这命运里也包含着突然的离别：一大早，小病号的父母就接到北京的消息，要他们赶紧去北京，如此，他们赶紧忙碌起来，收拾行李，补交拖欠的医药费，再去买来火车上要吃的食物，最后才叫醒小病号。当小病号醒来，他还懵懂不知，一个小时之后，他就要离开这家医院了。
　　九点钟，小病号跟着父母离开了，离开之前，他跟病房里的人一一道别，自然也跟岳老师道别了，可是，那本教材，虽说只差了一点点就要编完，终究还是没编完，岳老师将它放在了小病号的行李中，然后捏了他的脸，跟他挥手，如此，告别便潦草地结束了。
　　哪知道，几分钟之后，有人在楼下呼喊着岳老师的名字，一开始，她全然没有注意，只是呆呆地坐在病床上不发一语，突然，她跳下病床，跛着脚，狂奔到窗户前，打开窗子，这样，全病房的人都听到了小病号在院子里的叫喊，那竟然是一句诗，正在被他扯破了嗓子叫喊出来：“唯有垂杨管别离！”可能是怕岳老师没听清楚，他便继续喊：“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喊了一遍，又再喊一遍：“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
　　离别的时候，小病号终于完整地背诵出了那两句诗，但岳老师却并没有应答，她正在号啕大哭，一如既往，她没有哭出声来，而是用嘴巴紧紧咬住了袖子。除了隐约而号啕的哭声，病房里只剩下巨大的沉默，没有一个人上前劝说她，全都陷于沉默之中，听凭她哭下去，似乎是，人人都知道：此时此地，哭泣，就是她唯一的垂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