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概念
　　
　　俞孔坚（博士，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
　　景观的完整意义，至少包括景观作为风景的视觉审美意义、景观作为人类生活其中的栖居地的含义、景观作为生态系统的含义和景观作为符号的意义。景观设计学（Landscape architecture）要解决的问题是“一切关于人类使用土地及户外空间的问题”（西蒙兹）。很多人认为搞绿化、造喷泉、建雕塑、栽花种树即是景观设计，这种理解是不确切的。景观设计是一项系统的科学的艺术工程，它是科学和艺术的统一。
　　


　　朱尚熹（中国工艺美术学会雕塑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实际上，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到改革开放，由于受到苏联的影响，雕塑在中国主要是指纪念碑雕像。之后，中国人自己造了一个概念——城市雕塑。与此同时，还出现了环境艺术这一概念。环境艺术概念出来以后，中国很多建筑学院、美术学院都有环境艺术系。当时艺术家言必城雕或环艺，近年来又突然谈起公共艺术。从纪念碑艺术、城市雕塑、环境艺术到公共雕塑，中国出现了这么多的概念，这里边存在概念整合的问题。现在我们讲景观艺术，也有概念整合的问题。公共艺术这个概念是不是要有个标准？但是这又可能引发其它问题，譬如多元的状态在整合后可能又会消失。我认为，公共艺术本身是多元的。现在国内有狭义的公共艺术概念，也有一个比较广义的公共艺术。这是一个现状。海外的公共艺术现状也是这样。在欧美地区，公共艺术是有法律依据的。我前一段时间一直和伦敦的网站联系，了解到伦敦市面上没有公共艺术百分比，但是在县一级却有。在法国，则是部分地区有公共艺术百分比；而在美洲地区，连学校都有了百分比。由于美国的公共艺术是通过民主程序由社区自己选择一个艺术委员会来决策，所以其特点比较模糊，水平也良莠不齐。而德国的公共艺术，却以前卫为主流，以创意性的展示为主流。可以这么说，美国的公共艺术可能更通俗，德国的公共艺术可能更前卫。可见，公共艺术是个大体系，包括很多问题。我们艺术家谈公共艺术的时候，公共性就意味着参与性；在城市文化方面，公共艺术则牵涉规划问题；在社会学上，公共艺术又是法制概念和民主概念。公共艺术是多元的，即使要整合概念也是有问题的。
　　


　　◎北京城市空间中的症结
　　
　　王中（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从大体上看，整个北京城市景观状态，包括城雕，可以归纳为一个字：“乱”。这种混乱造成大量视觉垃圾，给老百姓留下很多不好的印象。现在，我们为什么要大倡景观艺术与公共艺术呢?因为城市空间中的症结已经极端突出，必须引起全社会关注，并通力解决问题。
　　


　　俞孔坚
　　北京缺乏具有地方特色的当代景观，其景观现状就像一道菜，叫做“东北乱炖”。近几年，北京景观设计体现了三大风格：中国传统风格、欧陆风格、香港风格。这三大风格都没有体现出北京真正的特色。作为民族身份证的中国建筑文化在今天正面临着多方面的危机，包括欣欣向荣的建筑市场下地域文化的失落、城市大建设高潮中对传统文化的大破坏、全球化对地域文化的撞击等等。这是文化认同的危机，城市景观建设中的贪大求洋、欧陆风的兴起无不与之相关。暴发户加封建帝王式的城市景观，成为当今城市化妆运动的主角。作为中国封建意识形态庇护所的士大夫园林，与横行于中国城市的化妆运动相杂交，再交配西方巴洛克的腐朽基因，附会以古罗马废墟和圆明园废墟的亡灵，生出了一个个中国当代城市景观的怪胎。一百个国家大剧院或一千个央视大楼这样看似“现代西方”的建筑、一万条“世纪大道”、十万个巴洛克式的“市政广场”和百万个以展示政绩为目的和移植堆积大树而形成的“中央公园”，都只能使我们的城市和景观离平民越来越远，离科学与民主越来越远，离现代化愈来愈远，离和谐的人地关系愈来愈远。因为，它们是古典西方君主意识和暴发户意识以及中国封建意识的幽灵附体，是幼稚的城市现代观的体现。
　　


　　翁剑青（博士，北京大学副教授）
　　在北京的夜色中，用塑料制成的椰子树似乎到处可见，五光十色却大煞风景。我觉得，它和北京地域文化没有关系。即便是椰子树，也只在热带和亚热带才生长，北京不生长这种植物。北京地处北国，自有北国的生态与地景地物。把南方的这种非常商业化的塑料椰子树弄到北京的马路边来，这是比较搞笑的。虽然艺术不一定要追求绝对的真，但是拿这个假树放在北京这个地方，从设计的角度讲，其档次低到了非常幼稚的程度。在北京的很多建筑与建筑之间，混乱不堪之处颇多。尽管很多建筑下了很多功夫，花了很多钱，但是当工程结束以后，建筑与建筑的过渡地带里的公共设施和绿化缺乏精细的设计。整体的规划包括建筑竣工后的商业的管理和广告的管理，停车场、路标甚至垃圾箱都可以反映一个城市的景观和风貌。城市景观应该是文化艺术的一种积淀。从景观的创意设计到具体的制作施工，都应该是一个非常有步骤、非常精到的过程。建筑以及周边围挡、灯具、坐椅的空间尺度、造型、色调都要有统一的景观构思，规划在实施时要有控制。否则，即使每个单体建筑做得再好，整体景观也会凌乱不堪。如果仅仅为了一个商业活动或者政治宣传活动而草草行事，其结果就只能造成视觉污染。这有碍于城市的美好设计，有碍于景观的高品质展现。比如说，把青铜器样式的雕塑放在安定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就显得不伦不类、莫名奇妙——鼎之类的礼器在商周时期是代表权力的，以此来象征什么呢？象征现在的政治文化？这难道不荒唐吗？亚运村熊猫环岛所安放的世界保护动物的雕塑，则是缺乏艺术想象力的例子，无论在艺术构思还是处理手法上，都没有使艺术真正得到提升。城市公共设施的整体规划、设计、管理和维护都非常不足，比如电线杆到处都是，电缆横陈街头，广告牌到处乱树。此外，大量抛光的不锈钢球体和网架式的东西充斥于北京的景区、园林里，破坏了整个景区的和谐宁静。这些东西虽然体现了某种现代感和工业时代的特色，但从造型到材质处理都非常有欠考虑,所以往往喧宾夺主，就像一个马戏团小丑。它们和整体建筑以及环境中的人没有任何内在的必然关联，所以这是一种失败。又如颐和园外墙有一排鹿一类的小雕塑，非常丑陋，而且显得很小气、很简陋、很幼稚。这些东西不土不洋、不古不新，和大众正常生活也没有必然的联系，怎么能展现北京的形象？我认为，北京作为首都，是中国文化精神的首善之区，景观建设不得再随意做加法，而要适当做减法。
　　


　　张念（北京自由艺术家）
　　在北京，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流行球状雕塑，不锈钢的大球比比皆是。有些是大球上面落小球；有些是两个棍子夹个球；有些还带有尖锐的飘带状装饰，非常危险，很容易伤及儿童。据说，这样的雕塑在南京早已批量生产，一件报价三四万，一年能够带来好几千万产值。不仅在许多杂志封面上常见它们的广告，而且街头巷尾常有它们的同类。这怎么能叫景观雕塑？真是匪夷所思。
　　


　　◎千奇百怪的北京房地产园区景观
　　
　　翁剑青
　　这些年，北京的一些房地产园区出现了很多低劣的仿欧古典雕塑、古罗马柱式、古希腊柱式、山墙。其造型拼凑，语言杂乱，急功近利，贪大求洋，毫无原创性。从文化的根性或者文化和本土生活经验的关系上讲，这些东西简直是荒唐透顶，令人啼笑皆非。市场需求导致的莫名奇妙的欧美风情景观，正好迎合了那些想过上所谓的国外贵族或者新贵生活的购房者，但是在尺度、造型和工艺上它们只不过是东施效颦而已。北京现在突然冒出来这样一种东西，暴露的只是一种幼稚的拼凑和无能的复制。其实，它们的榜样是慢慢自然生成的样式，是一种历史延续的文化脉络；它们的榜样有特定的文化指向和历史内涵，和目前中国老百姓所受的教育及生活体验没有直接的关系。这种东西和周边环境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滑稽可笑。什么罗马花园、什么柏林街……难道中国人的幸福和我们对美的向往就寄托在这个方面吗？这些就是美好家园的最高体现吗?就是幸福的体现吗?我认为，幸福生活的要旨在于不断追求充实、亲和的空间环境，而不是贪大求洋，成天想把欧洲那些古代样式简单搬到中国来。贪大求洋的景观，是商业炒作的庸俗结果，是一种没有文化的表现，有悖于一个城市应该提倡的长远的文化策略。现在中国经济在腾飞，我们应该有自己的本土文化思考。
　　


　　俞孔坚
　　土地开发商是暴发户。他的资源就是土地和利用土地做大量的房地产交易。这种现象也是在中国当下才有的。房地产商的利润本来是很低的，在国外达到20％就不得了，在中国则达到30％、40％甚至50％。看看我们的富豪排行榜，有多少都是靠房地产暴富的？暴发者的心态就是要用金钱价值来衡量一切。他就要把楼盖得豪华，装饰得壮丽，我们可以看看街上的广告，都是在以富豪的消费模式导引时尚和潮流。北京有的开发商生硬地照搬与模仿，一会儿古典园林，一会儿欧陆风格，一会儿又学广州、香港风格……这说明开发商在景观设计上有急功近利思想，只是在炒作，没有尊重地方文化特色；说明开发商不成熟，使用者要求也不高，对景观的理解也不够成熟。
　　
　　张大力（北京自由艺术家）
　　贪大求洋的景观之所以出现，既与房地产发展商有关，又与设计者有关。艺术家为业主服务，可能业主无知或者不领情。如果一个发展商让我去做景观雕塑，我就不会做一堆丢人的球。我会建议他接受我的东西，如果他不接受就算了，因为他并不欣赏你。假设艺术家永远低级到在楼盘前面造什么大狮、大马或者手执宝剑的古罗马人，北京房地产园区景观永远都会令人侧目。
　　


　　◎制度性问题
　　
　　翁剑青
　　我认为，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建立一种可以对设计的项目进行总体评估、审议和修订的机制，应该建立由艺术家、批评家、建筑师、景观设计师、管理部门构成的公共艺术委员会，避免暗箱操作所造成的对资源、环境的浪费和破坏。西方某些城市公共艺术的运作方式我们也可以参照。比方说，建一个艺术家的档案库，小区招标或者政府投资可以通过信息库了解艺术家的业绩、水准、学养，给那些确实有责任和水平的艺术家提供更多的实现他们艺术抱负的机会。这样也可以避免一些鱼目混珠的现象。当然有些社区的作品不一定要艺术家来做，可以让一些居民参与进来。因为作品能否和社区居民的情感和生活记忆发生关系，是衡量公共艺术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尽管大众有盲目、无知的一面，但是在公共艺术导入的过程中艺术家有责任与他们进行交流。这种导入过程，就有公共性和民主性。当然，也可以一些代表来参与一些方案，通过听证会的这种形式实现间接民主。这样产生艺术品也许会使专业艺术家不甚满意，但其导入过程容纳了很多人的意见、热情和愿望，从公共艺术的角度来说它是比较成功的。
　　


　　俞孔坚
　　一个理想的城市景观决策机制应该是科学、民主和法治的。首先专家要科学理性地分析这个城市的构造和功能，然后要有公众的听证，决策要体现市民的需求，而不仅是长官的意志。
　　
　　朱尚熹
　　公共艺术也好，景观艺术也好，目前存在不少问题，老百姓在埋怨，艺术家更不满意。这里有体制方面的问题。大到城市的领导，小到各个街区的出资人，最要命的问题就是他们不尊重文化，不尊重知识。要使他们尊重文化、尊重知识，就必须需要建立体制。什么体制呢？就像国外一样，必须要有公共艺术委员会，这样出资人就不能左右公共艺术了。小到社区，大到整个政府，一定要建构公共艺术决策体制。这一旦成了法律，谁也不能任意改动。英国有个叫做《迈向城市的复兴》报告，已经把当代城市的复兴提高到文艺复兴的历史高度上来了。其依据是跨时代的：一是现代信息产业革命引发的时代变化；二是资源紧缺导致的生态观念；三是高品质的生活需求。中国的大城市进入这种状态以后，文化需求必然就不一样了。
　　


　　王中
　　北京这个城市，整个大格局就有问题，无论整个景观还是建筑，方方面面都有问题。我们的城市规划整个就是拉线摆布局，但真正一个城市是要靠视觉系统来支撑的。但打造视觉化的城市体系，是靠一个公共艺术体制来制约才能行得通。假如说以前的城市是围绕经济为核心来运作的话，那么以后的城市肯定是围绕文化为核心来运作。这种文化是与城市景观艺术有关的，它把城市景观上升到一个文化的高度，从而能够综合考虑城市的历史文脉、地域特色、地貌特征，甚至人居因素。我想，应该尽快建立一个有序的公共艺术体制，这样就不会出现那么多乱七八糟的视觉垃圾。现在专家还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联合体，所以也解决不了城市问题。媒体或者学会应该创造某种平台来把大家给整合起来，以便共同平心静气地把这个城市建设好。
　　
　　◎艺术家的责任
　　
　　翁剑青
　　无论如何，艺术家、景观设计师都有责任去改善城市景观。如果艺术家做景观艺术仅仅把别人的东西搬过来，我觉得是耻辱和可悲的。尽管他可以挣到一笔钱，甚至在商业圈子里面还小有名气，但这毕竟是对自己艺术追求的放弃,是一种投降，是一种无能。他在政治或商业的某种强权下变得非常脆弱,就像一个婢女可以被随便拿来，随便又扔掉，仅仅是成了商业或政治的一个工具。艺术一旦仅仅是一个活儿，那就太悲哀了。当然，这不完全归咎于艺术家，因为现在开发商为了商业利益绞尽脑汁诱惑着艺术家，导致有的艺术家放弃了艺术原则，所以才出现很多粗制滥造的视觉垃圾。这些互相抄袭的东西既没有美感，也没有和这个社区的文化历史产生必然的关系，所以它们缺乏人民性，缺乏艺术性，缺乏原创性。
　　


　　张大力
　　如果艺术家把做景观雕塑仅仅当成揽活儿，那么肯定做不出来好作品。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影响了整个城市的景观。我觉得，一个人只要有点钱足够活下去，就不应该妥协了，不能没有底线。然后，情况慢慢就会好转。在这个城市里，如果每个艺术家都在推卸责任，北京最后就会变成大垃圾堆。比如在十字街放个鼎，在股票市场前面弄个牛，这种思维简直降到幼儿水平了。北京人没那么傻，也没那么笨，用不着用这种简单的东西去教化他们。实际上，艺术家不能光批评体制，也应该守住一个底线：你在贫穷的时候，你可以去揽活儿，但你有饭吃了，可以维持自己生活的时候，就要发挥你的影响力，而不该再做这样的事情了。
　　
　　俞孔坚
　　艺术，当然更指置于公共领域的艺术，可以兴国，也可以亡国；它甚至可以拯救地球，当然也可以毁灭地球。公共艺术，如太阳能之采集器，如原子能之催化剂，将公众的能量、意志和精神凝聚而后爆发成一种伟大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被导向一个伟大的事业，当然也可能被导向相反的方向。而这个责任便落到公共艺术家的肩上。表达我们时代的景观，提倡城市景观的“白话文”，回到人性与公民性，回到土地与地方性、让城市平民化、地方化、生态化、正是科学与理性，自由与民主，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的真正体现。这是一种现代设计学必须抱有的新的社会和土地的伦理。正是平民的、日常的、适宜技术的景观，构成城市景观的“白话文”，也是景观和城市特色的源泉。设计白话的城市和白话的景观无疑是中国现代设计学，特别是景观设计学所面临的艰巨而令人激动的任务。
　　
　　◎城市景观的内在逻辑
　　
　　俞孔坚
　　现代化城市景观应该考虑两大问题，就是民族身份的问题和人地关系的问题。我有两个指标作为判断城市景观好坏的标准，首先，看它的景观是不是有民族身份证，是不是有民族特色、地方特色，它既是现代的，又是中国人的；其次，看它是不是有利于环境的改善，有利于环境负荷的减少。在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人的民族身份到底何在，是什么，是每一个设计师所应该回答的问题。作为现象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文化认同在文化景观与人文地理学中的含义是一个地方有别于其他地方的地理特性，是对场所精神的适应，即认定自己属于某一地方，这个地方由自然的手口文化的一切现象所构成，是一个环境的总体。通过认同该地方，人类拥有其外部世界，感到自己与更大的世界相联系，并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如果说景观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体现和符号的话，那么，我们有理由说景观是一个民族及其文化的身份证。虽然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民族身份和文化认同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但在当今中国尤其令人担忧。综观近百年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可以看出中华民族身份和文化认同危机的发生有其历史性，是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开始就有了。时代发展到今天，在封闭多年打开国门之后，西方世界和我们自身的落差再一次凸现在中国知识界面前，加之市场经济的冲击，文化认同的危机再次发生。如果说殖民建筑、“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式的公园以及对传统中国建筑的模仿，是“五四”时代第一次文化认同危机在设计学领域的反映的话，“城市化妆运动”正是当代第二次文化认同危机给城市景观建设带来的恶果。当代中国设计师的责任在于努力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文化的进步，而决不应让“城市化妆运动”背后的落后思想遮挡设计学的现代化，特别是城市和景观设计领域民主和科学的现代化之路。边缘上的中国使我们的文化与民族面临身份的危机：是古典的西方帝国？封建的中国古典？还是帝国的现代西方? 从平常和当代生活中找回属于当代中华民族自己的身份，“以界他国而自立于大地”，以界他时而自立于当代。它的对立面就是封建帝王和士大夫的古典中国、巴洛克式的西方古典、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西方现代。那些强调形式主义和纪念性的、无病呻吟的城市化妆，是白话和平常景观的敌人。科学地建设城市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城市社会学的，也就是关怀城市的居民。比如，在城市出现的大量的平民，这么多的平民没有居所怎么办？这么多平民的卫生条件差怎么办？科学地建设城市不仅仅只是造一个景观，造一座大楼，造一条大道和广场，它要关注和解决城市的社会问题。还有就是关注城市的生态环境，城市如何有好的生态环境，城市如何对待山川，如何对待土地。
　　


　　姬旭明（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学术部主任）
　　城市景观设计要有定位，要突出它的特性。事实上，我们再怎么抄外国的东西也超不过国外，只有民族的东西才是自己的东西。景观雕塑是一个城市文化的艺术象征，也是城市文脉的延续。雕塑属于大环境的一部分，如果大环境没有多样性，建筑没有特色，雕塑放在千篇一律却杂乱无章的建筑环境中，也不可能营造和谐的景观。所以，很多科学性的东西、艺术性东西还需要研究。我个人认为，弘扬中国民族建筑，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职责。
　　
　　翁剑青
　　城市文化有区域性、特殊性，城市景观和大众生活是紧密相连的，不可能模仿谁就突然变成谁。它是在一代一代的生活中自然生长下来的，其历史文脉是很自然的。一个时代要有一个时代的风貌，城市景观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应该是顺理成章地积淀起来的。城市景观建设决不能贪大图快、揠苗助长，更不能杀鸡取卵！
　　
　　[相关链接]
　　
　　据《北京城市雕塑普查成果展暨<北京城市雕塑发展规划纲要>公示新闻稿》:北京城市雕塑普查工作截至2004年11月30日取得初步成果。本次普查初步掌握北京市拥有城市雕塑1836座，另外在案登记的已经拆除的城市雕塑34座。北京市建设有纪念性的城市雕塑464座，占总数的25%；标志性的雕塑有47座，占总数的3%；园林环境雕塑有1273座，占总数的69%；装饰装置雕塑有52座，占总数的3%。北京有10米以上的大型城市雕塑作品139座，占总数的8%；3米以上至10米的中型作品有727座，占总数的40%；3米以下的小型作品有970座，占总数的52%。北京市有不锈钢雕塑499座，占总数的27%；铜雕443座，占总数的24%；石材雕塑672座，占总数的36%；其它材质的222座，占总数的12%。
　　此外《北京城市雕塑建设发展规划纲要》（2004-2014）经北京市规划委员会批准编制，已完成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