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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哥哥“撤职查办”
周恩来的弟弟周同宇1924年春就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冬天就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受党组织派遣，以入北平宏达学院学习为掩护，做党的地下交通和宣传工作。1927年蒋介石“清党”时，周同宇是“武汉中央军校各期学生共同讨蒋筹委会”执行委员，并在《讨蒋宣言》上署名，后遭蒋介石通缉。那时周同宇23岁，正在和一个姑娘谈恋爱，然而不知为什么忽然有一天那个姑娘没有和周同宇打招呼就跟着一个男人去了四川，痴心的周同宇不知道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他一定要去四川找那个姑娘问个清楚。
当时共产党在北伐军的最高代表是周恩来，正在上海组织工人武装起义，周同宇便向另一位负责同志请假，得允许后立即直奔四川。他找到那个姑娘才知她早已移情别恋,周同宇痛苦得一连几天只能借酒消愁。正在这时，国共两党分裂的形势波及到四川，国民党和四川的军阀联合起来大肆逮捕枪杀共产党人，周同宇清醒起来，急急忙忙地赶回武汉去找组织报到。遇到从上海赶到武汉的周恩来，周恩来听说了周同宇去四川的事，觉得弟弟实在荒唐至极，他厉声斥责周同宇为什么擅离职守，不配做革命军人。那个准许周同宇请假的领导又不在场，没有人能为周同宇作证，周同宇也没有为自己申辩，他怕连累那位领导同志。周同宇越不说话，周恩来越生气，最后干脆亲笔写下文件对他“撤职查办”，“关禁闭”。
本来就满心委屈的周同宇听说周恩来要关他禁闭，也不禁动了气，他不想和这个正在大发脾气的哥哥论理，说：“既然你认为我不配做革命军人，那我还不做了呢。”周同宇一转身跑出了北伐军总部的大门，搬到他在黄埔军校结识的好朋友文强所在的湖南会馆。文强劝周同宇不要和自己的哥哥闹意见了，就去认个错吧，怎奈周同宇正在火头上，说什么也不肯去认错。哥俩儿就这么僵持着。因为周同宇不申辩，周恩来便作了“撤职查办”的处理，并把他派到上海去做地下工作。1927年11月末周恩来由香港到达上海，见了弟弟又是一顿批评。当时周同宇年轻气盛，一怒之下就离开了革命队伍。
离开党组织影响了周同宇一生的命运。直到几十年以后有人向周恩来谈起这件事，周恩来也坦诚地说：“我那时年轻，火气大，是我对他帮助不够。”表现了他对弟弟的负疚和惋惜。
叮嘱办理提前退休
20世纪60年代初，周同宇胃溃疡越来越厉害，因为胃痛时常发作，他经常请假在家休息，周恩来曾安排他到外地疗养了几次，还请邓颖超联系当时协和医院外科名医吴蔚然大夫为他开刀，希望他的病尽快好起来，但他仍不能正常上班。1963年一次开会后，周恩来留下了曾山部长，向他交代说：我弟弟身体不好，不能坚持正常上班，请你让他提前退休。
曾山部长开始只是口头答应着，并没有去办。因为按常理退休后工资再没有机会调整，许多在职时的待遇都会取消，他猜想周恩来工作忙，一定不会老记住这件事。然而不久，周恩来十分严肃地再次提出：“曾山同志，我弟弟退休手续的事我已经交代你几次了，为什么还不办？”
“总理，最近比较忙……”
“不要找理由，你回去立即办，你再拖着不办，我就要给你处分了，他是我的弟弟，怎么能拿着全工资不上班呢?!”
于是，1963年6月，周同宇提前一年办理了退休手续。提前退休后他的工资明显减少，可是家中６个孩子中４个上学，负担很重。周恩来对侄女周秉德说：“秉德，我会交代成元功他们从现在起，每月从我工资里拿出200元，还是由你拿回去给家里。”其实从1950年到1968年，每个月周秉德都从卫士长成元功那儿签字领钱：从每月105元到120元，后来每月200元，一直到1968年，6个孩子全部参加工作为止。周恩来、邓颖超在世时经常讲：他们之所以用自己的工资来补助亲属和部下，是不愿亲友因困难向国家申请补助，是为了减轻国家的负担。
被周恩来批示逮捕
1968年，红卫兵向江青报告，周秉德的父亲周同宇参加了“反革命组织”——“聚餐会”。江青将案卷送到总理
办公室，周恩来亲笔批示逮捕了自己的亲弟弟。当然，真正的内情直到“文革”结束后，周家人才辗转从逮捕周同宇的王金岭口中得知真相。
1968年，王金岭从野战部队调到北京卫戍区，他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抓捕周同宇。那天，王金岭奉命先来到谢富治的办公室。谢富治没开口，先递给他一份文件。他一看，是周恩来总理亲笔批示的逮捕令：立即逮捕周同宇。旁边周总理还用蝇头小楷注明其家庭成员和住址。
“总理的亲弟弟!”王金岭的头“嗡嗡”地响了起来，“周总理亲笔批抓自己亲弟弟的逮捕令?”“是啊，严格地说，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家务事，你要多动脑子，实事求是，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分忧解难。我现在还要去开会，具体如何执行，由傅崇碧司令员给你布置。”谢富治完全是政治家的口吻，话说得中性、简洁，看不出他的倾向性，说罢便起身出门去了。
王金岭跟着出门，他敲响傅崇碧司令员办公室的门，心里依然在忐忑不安地猜想。“把你从野战军调来，就是相信你有战斗力!”一身军装的傅崇碧司令员声音洪亮，态度明朗，“这个案子是红卫兵搞起来的，周同宇就是与王光美的哥哥一块吃过几次饭，红卫兵就说是什么阴谋‘聚餐会’，是特务活动!完全是无中生有，无限上纲嘛!谁知案子报到江青那里，她倒动作快，不问青红皂白送到了总理办公室。”
“周总理找我去商量，我立即向他建议，与其让红卫兵乱来，不如由卫戍区出面用拘留的形式把周同宇保护起来，以免落在心术不正的坏人手里遭人暗算……总理接受了我的建议，不过他提笔批示时想了想，把‘拘留’改为‘拘捕’，这是总理想得周到：拘留不能时间太长，而且不能搜查住所，拘捕当然就不同了!”
“执行这个任务确实十分艰巨，而且政策性、机密性很强!光有勇没有智不行。”傅司令员交代说，“这案子是红卫兵弄起来的，人抓起来后，还不能完全抛开红卫兵，还要他们继续介入调查，但你必须左右局面，该怎么办这是难点之一；第二，如果总理的弟弟被捕的消息在社会上传开，肯定有居心不良的人唯恐天下不乱，借题发挥把矛头指向周总理。所以拘捕周同宇的事，只能你知我知，绝对保密，最好不要让社会上知道，而且拖得时间越长越好。你看有没有什么办法?”
王金岭从傅司令前面的讲述中，已经明白了拘捕的真正含义是保护，心里已经轻松许多，脑袋顿时清醒灵活，点子也多了。“我一定牢记傅司令员的指示，决不给红卫兵乱来的机会。况且，周同宇在我们保护之中，安全是没有问题的!”周同宇被关了整整7年多，直至1975年5月才释放出来……
（责编：孙展）
周恩来的弟弟周同宇1924年春就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冬天就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受党组织派遣，以入北平宏达学院学习为掩护，做党的地下交通和宣传工作。1927年蒋介石“清党”时，周同宇是“武汉中央军校各期学生共同讨蒋筹委会”执行委员，并在《讨蒋宣言》上署名，后遭蒋介石通缉。那时周同宇23岁，正在和一个姑娘谈恋爱，然而不知为什么忽然有一天那个姑娘没有和周同宇打招呼就跟着一个男人去了四川，痴心的周同宇不知道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他一定要去四川找那个姑娘问个清楚。
当时共产党在北伐军的最高代表是周恩来，正在上海组织工人武装起义，周同宇便向另一位负责同志请假，得允许后立即直奔四川。他找到那个姑娘才知她早已移情别恋,周同宇痛苦得一连几天只能借酒消愁。正在这时，国共两党分裂的形势波及到四川，国民党和四川的军阀联合起来大肆逮捕枪杀共产党人，周同宇清醒起来，急急忙忙地赶回武汉去找组织报到。遇到从上海赶到武汉的周恩来，周恩来听说了周同宇去四川的事，觉得弟弟实在荒唐至极，他厉声斥责周同宇为什么擅离职守，不配做革命军人。那个准许周同宇请假的领导又不在场，没有人能为周同宇作证，周同宇也没有为自己申辩，他怕连累那位领导同志。周同宇越不说话，周恩来越生气，最后干脆亲笔写下文件对他“撤职查办”，“关禁闭”。
本来就满心委屈的周同宇听说周恩来要关他禁闭，也不禁动了气，他不想和这个正在大发脾气的哥哥论理，说：“既然你认为我不配做革命军人，那我还不做了呢。”周同宇一转身跑出了北伐军总部的大门，搬到他在黄埔军校结识的好朋友文强所在的湖南会馆。文强劝周同宇不要和自己的哥哥闹意见了，就去认个错吧，怎奈周同宇正在火头上，说什么也不肯去认错。哥俩儿就这么僵持着。因为周同宇不申辩，周恩来便作了“撤职查办”的处理，并把他派到上海去做地下工作。1927年11月末周恩来由香港到达上海，见了弟弟又是一顿批评。当时周同宇年轻气盛，一怒之下就离开了革命队伍。
离开党组织影响了周同宇一生的命运。直到几十年以后有人向周恩来谈起这件事，周恩来也坦诚地说：“我那时年轻，火气大，是我对他帮助不够。”表现了他对弟弟的负疚和惋惜。
叮嘱办理提前退休
20世纪60年代初，周同宇胃溃疡越来越厉害，因为胃痛时常发作，他经常请假在家休息，周恩来曾安排他到外地疗养了几次，还请邓颖超联系当时协和医院外科名医吴蔚然大夫为他开刀，希望他的病尽快好起来，但他仍不能正常上班。1963年一次开会后，周恩来留下了曾山部长，向他交代说：我弟弟身体不好，不能坚持正常上班，请你让他提前退休。
曾山部长开始只是口头答应着，并没有去办。因为按常理退休后工资再没有机会调整，许多在职时的待遇都会取消，他猜想周恩来工作忙，一定不会老记住这件事。然而不久，周恩来十分严肃地再次提出：“曾山同志，我弟弟退休手续的事我已经交代你几次了，为什么还不办？”
“总理，最近比较忙……”
“不要找理由，你回去立即办，你再拖着不办，我就要给你处分了，他是我的弟弟，怎么能拿着全工资不上班呢?!”
于是，1963年6月，周同宇提前一年办理了退休手续。提前退休后他的工资明显减少，可是家中６个孩子中４个上学，负担很重。周恩来对侄女周秉德说：“秉德，我会交代成元功他们从现在起，每月从我工资里拿出200元，还是由你拿回去给家里。”其实从1950年到1968年，每个月周秉德都从卫士长成元功那儿签字领钱：从每月105元到120元，后来每月200元，一直到1968年，6个孩子全部参加工作为止。周恩来、邓颖超在世时经常讲：他们之所以用自己的工资来补助亲属和部下，是不愿亲友因困难向国家申请补助，是为了减轻国家的负担。
被周恩来批示逮捕
1968年，红卫兵向江青报告，周秉德的父亲周同宇参加了“反革命组织”——“聚餐会”。江青将案卷送到总理
办公室，周恩来亲笔批示逮捕了自己的亲弟弟。当然，真正的内情直到“文革”结束后，周家人才辗转从逮捕周同宇的王金岭口中得知真相。
1968年，王金岭从野战部队调到北京卫戍区，他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抓捕周同宇。那天，王金岭奉命先来到谢富治的办公室。谢富治没开口，先递给他一份文件。他一看，是周恩来总理亲笔批示的逮捕令：立即逮捕周同宇。旁边周总理还用蝇头小楷注明其家庭成员和住址。
“总理的亲弟弟!”王金岭的头“嗡嗡”地响了起来，“周总理亲笔批抓自己亲弟弟的逮捕令?”“是啊，严格地说，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家务事，你要多动脑子，实事求是，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分忧解难。我现在还要去开会，具体如何执行，由傅崇碧司令员给你布置。”谢富治完全是政治家的口吻，话说得中性、简洁，看不出他的倾向性，说罢便起身出门去了。
王金岭跟着出门，他敲响傅崇碧司令员办公室的门，心里依然在忐忑不安地猜想。“把你从野战军调来，就是相信你有战斗力!”一身军装的傅崇碧司令员声音洪亮，态度明朗，“这个案子是红卫兵搞起来的，周同宇就是与王光美的哥哥一块吃过几次饭，红卫兵就说是什么阴谋‘聚餐会’，是特务活动!完全是无中生有，无限上纲嘛!谁知案子报到江青那里，她倒动作快，不问青红皂白送到了总理办公室。”
“周总理找我去商量，我立即向他建议，与其让红卫兵乱来，不如由卫戍区出面用拘留的形式把周同宇保护起来，以免落在心术不正的坏人手里遭人暗算……总理接受了我的建议，不过他提笔批示时想了想，把‘拘留’改为‘拘捕’，这是总理想得周到：拘留不能时间太长，而且不能搜查住所，拘捕当然就不同了!”
“执行这个任务确实十分艰巨，而且政策性、机密性很强!光有勇没有智不行。”傅司令员交代说，“这案子是红卫兵弄起来的，人抓起来后，还不能完全抛开红卫兵，还要他们继续介入调查，但你必须左右局面，该怎么办这是难点之一；第二，如果总理的弟弟被捕的消息在社会上传开，肯定有居心不良的人唯恐天下不乱，借题发挥把矛头指向周总理。所以拘捕周同宇的事，只能你知我知，绝对保密，最好不要让社会上知道，而且拖得时间越长越好。你看有没有什么办法?”
王金岭从傅司令前面的讲述中，已经明白了拘捕的真正含义是保护，心里已经轻松许多，脑袋顿时清醒灵活，点子也多了。“我一定牢记傅司令员的指示，决不给红卫兵乱来的机会。况且，周同宇在我们保护之中，安全是没有问题的!”周同宇被关了整整7年多，直至1975年5月才释放出来……
（责编：孙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