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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俄罗斯学者在学习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时，总结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改革应该为了发展，为了提高全民的福利。
米哈伊尔·季塔连科的两个主要头衔都与中国有关。其一是俄中友协会长，其二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
远东研究所是俄罗斯政府中国问题最重要的智囊机构之一，身为所长的季塔连科，对于俄政府制定对华政策的影响力举足轻重。
经过9昼夜到达北京
今年75岁的季塔连科读中学时，中国国内正是解放战争，历史课老师让他向同学们通报自己从报纸和广播中了解到的战况，以及解放军进城的情形。
后来，季塔连科考入阿尔泰地区一所师范学校，他对孔子、孟子、墨子的哲学思想产生了兴趣。1953年，他被推荐到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深造，开始自学汉语。
1956年，中苏达成有关大学生互换的政府间协议，中方邀请大批苏联留学生到中国学习。季塔连科的同学闻讯后，就向老师推荐了这位苦苦自学汉语的小伙子。
季塔连科回忆，1957年2月14日，正巧是《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签订7周年，火车从莫斯科启程，开往北京。这是第一批留学中国的苏联学生，一共56人。经过9个昼夜，他们才到达北京前门火车站。中国的老师和学生们热情迎接。他最先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老师包括冯友兰、任继愈、翦伯赞等。
季塔连科还回忆起1957年“反右”，自己在北京大学见到了第一份大字报。后来大字报铺天盖地，从墙上到树上都是，“我当时很惊讶，中国朋友从哪里搞来那么多的纸?”
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间，他在上海复旦大学学习。对于这段经历，他的老师、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潘富恩2007年在《新民晚报》上撰文写道：
“校、系领导都很重视这位苏联留学生，特指派我担任他的中国哲学史辅导教师。根据他的要求，每星期四次(足足12个小时)到他家里讲中国哲学原著。我一字一句讲，他一字一句地译记。后来他说话也常常‘之乎者也’起来了。他毕业论文选定以《墨子思想研究》为题。我整整花了两年半的时间辅导他，直至他论文答辩结束归国。”
苏联中国问题专家对十一届三中全会激烈争论
后来，中苏关系恶化，甚至导致了边界冲突。季塔连科在回忆这段艰难岁月时对本刊记者说，他认为这只是暂时的，“我没有失去对两国关系的信心”。
20世纪60年代中期，季塔连科开始积极投身于苏中友协的工作。
“文革”期间，他在苏联倡导并出版了中国古代哲学文选。此外，当“四人帮”迫害中国的大批优秀知识分子，如老舍、赵树理、茅盾等人的时候，季塔连科和苏中友协的朋友则出版和再版了这些名家的作品。
季塔连科回忆，1976年，在中国领导人相继去世和唐山大地震后，他和其他苏联汉学家都认为，中国将出现巨大转变。最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方针。
而当时的苏联方面没有立刻理解中方这一步的意义。他回忆，苏联的中国问题专家之间有过激烈的争论，有人觉得中国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当时，苏联有自身的社会主义标准，而中国改革中的市场经济、市场关系、家庭联产承包制、号召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在苏方部分人看起来是追随布哈林路线、小资产阶级意识。再后来，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中表示，市场经济不是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准，而是一种手段。再之后，问题就清楚了。
季塔连科对记者说，后来的俄罗斯学者在学习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时，总结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改革应该为了发展，为了提高全民的福利。当然，部分人应该先富起来，但这是为了带动所有人共同富裕，而且必须将个人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
边界问题的解决是“革命性跨越”
季塔连科还特别提到俄中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他说，他基本上到过俄中边界俄方境内所有主要的地段，包括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赤塔州、滨海边疆区、阿穆尔州等。
“我的确看到了睦邻友好的情况，完全是新的关系，这是我们关系中革命性的跨越。我们为许多国家在解决边界问题这个最复杂的问题树立了榜样。我们认为这是很重要的经验，有助于维护世界稳定。俄中为新的国际民主秩序的形成正在做出巨大贡献，这个秩序应该是建立在多极化、平等、和平共处、互利合作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的。”
米哈伊尔·季塔连科的两个主要头衔都与中国有关。其一是俄中友协会长，其二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
远东研究所是俄罗斯政府中国问题最重要的智囊机构之一，身为所长的季塔连科，对于俄政府制定对华政策的影响力举足轻重。
经过9昼夜到达北京
今年75岁的季塔连科读中学时，中国国内正是解放战争，历史课老师让他向同学们通报自己从报纸和广播中了解到的战况，以及解放军进城的情形。
后来，季塔连科考入阿尔泰地区一所师范学校，他对孔子、孟子、墨子的哲学思想产生了兴趣。1953年，他被推荐到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深造，开始自学汉语。
1956年，中苏达成有关大学生互换的政府间协议，中方邀请大批苏联留学生到中国学习。季塔连科的同学闻讯后，就向老师推荐了这位苦苦自学汉语的小伙子。
季塔连科回忆，1957年2月14日，正巧是《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签订7周年，火车从莫斯科启程，开往北京。这是第一批留学中国的苏联学生，一共56人。经过9个昼夜，他们才到达北京前门火车站。中国的老师和学生们热情迎接。他最先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老师包括冯友兰、任继愈、翦伯赞等。
季塔连科还回忆起1957年“反右”，自己在北京大学见到了第一份大字报。后来大字报铺天盖地，从墙上到树上都是，“我当时很惊讶，中国朋友从哪里搞来那么多的纸?”
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间，他在上海复旦大学学习。对于这段经历，他的老师、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潘富恩2007年在《新民晚报》上撰文写道：
“校、系领导都很重视这位苏联留学生，特指派我担任他的中国哲学史辅导教师。根据他的要求，每星期四次(足足12个小时)到他家里讲中国哲学原著。我一字一句讲，他一字一句地译记。后来他说话也常常‘之乎者也’起来了。他毕业论文选定以《墨子思想研究》为题。我整整花了两年半的时间辅导他，直至他论文答辩结束归国。”
苏联中国问题专家对十一届三中全会激烈争论
后来，中苏关系恶化，甚至导致了边界冲突。季塔连科在回忆这段艰难岁月时对本刊记者说，他认为这只是暂时的，“我没有失去对两国关系的信心”。
20世纪60年代中期，季塔连科开始积极投身于苏中友协的工作。
“文革”期间，他在苏联倡导并出版了中国古代哲学文选。此外，当“四人帮”迫害中国的大批优秀知识分子，如老舍、赵树理、茅盾等人的时候，季塔连科和苏中友协的朋友则出版和再版了这些名家的作品。
季塔连科回忆，1976年，在中国领导人相继去世和唐山大地震后，他和其他苏联汉学家都认为，中国将出现巨大转变。最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方针。
而当时的苏联方面没有立刻理解中方这一步的意义。他回忆，苏联的中国问题专家之间有过激烈的争论，有人觉得中国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当时，苏联有自身的社会主义标准，而中国改革中的市场经济、市场关系、家庭联产承包制、号召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在苏方部分人看起来是追随布哈林路线、小资产阶级意识。再后来，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中表示，市场经济不是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准，而是一种手段。再之后，问题就清楚了。
季塔连科对记者说，后来的俄罗斯学者在学习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时，总结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改革应该为了发展，为了提高全民的福利。当然，部分人应该先富起来，但这是为了带动所有人共同富裕，而且必须将个人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
边界问题的解决是“革命性跨越”
季塔连科还特别提到俄中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他说，他基本上到过俄中边界俄方境内所有主要的地段，包括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赤塔州、滨海边疆区、阿穆尔州等。
“我的确看到了睦邻友好的情况，完全是新的关系，这是我们关系中革命性的跨越。我们为许多国家在解决边界问题这个最复杂的问题树立了榜样。我们认为这是很重要的经验，有助于维护世界稳定。俄中为新的国际民主秩序的形成正在做出巨大贡献，这个秩序应该是建立在多极化、平等、和平共处、互利合作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