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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日子。麻利勇和队员们一样，迎着风、冒着雪，正在一座铁塔上，用木棒和橡胶锤，一下一下地、艰难而又坚决地敲打着高压线和那些绝缘设备上的积冰。突然间，他隔壁的另一座铁塔，一阵哗啦啦嘎喳喳轰然巨响，以大厦坍塌之势，向他所在的铁塔倒了过来……
短短的几秒钟时间，麻利勇没一点儿准备，更没跟我们任何一个人告别上一声，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麻利勇这一走，留给我们的，是对他那说不完道不尽的种种好的回想。比如，他在单位上跟我们抢事儿做，热情而又自然地喊上一声哥或者姐后说：“我正好眼下没事，你忙，这事就交给我吧，有什么不知道的或拿不定的再请你指教！”我们都知道，他为我们的事，常常熬更守夜，牺牲周末，所以在他要为我们“分担”任务时，都说算了。这不，他反倒带着乞求的语气说我们事儿多，他能为我们分担点事儿，是他的荣幸。还说，那是我们给他锻炼、给他学习的机会，他还得谢谢我们。再比如，单位上一大姐，她的儿子当兵回来，要参加工作分配考试，说麻利勇是刚毕业的大学生，请麻利勇帮着找资料，帮着辅导。麻利勇一点儿没犹豫，还很高兴样的一口承接了下来。更有一同事，她读小学的孩子的一本数学练习书被弄丢了，到书店去买了几次没买到，就让孩子向同学借了一本来，让麻利勇带到打印室去复印……
哎，我不想在这儿再比如了。关于麻利勇的好，你就是给我三天三夜的时间，我也怕比如不完。不是我在这儿夸海口，我们单位上的人，谁不说麻利勇的好呢？你去我们单位走走看看听听，若有一人说麻利勇不好，我拿手板心煎鸡蛋给你吃！
无论是工作上的，还是私下里的，同事们一有支使，麻利勇绝对不会加以一点点推辞。就是没支使，他也常常主动请缨。这样的结果，是麻利勇在单位极得人缘，每年年底，他差不多都能评上“先进工作者”称号。有时我在想，麻利勇所做的一切，就是为那“先进”而来的。我甚至在心里想过，麻利勇肯定还不只是为了这些“先进”，他肯定还有着更大的目标的，比如科室的科长、中心的主任，甚至公司的一把把由下而上的交椅。想着这些的时候，我曾短暂的鄙视过麻利勇。是的，这鄙视是短暂的，甚至只是一瞬间的事儿。毕竟，作为从农村走出来、没啥靠山没啥背景的麻利勇，用这种方式来为自己寻求发展，无可匪议。至少，他没为了他的目的，向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使过绊子。这世上，为名为利为权所用的手段可谓千千万，有几人能像麻利勇，使用这最笨且可能最无效的一种呢？
……怎么？你不相信！哎，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罢，现在都无所谓了。现在，麻利勇都走了，永远的走了，你相信与否，又有什么关系呢……
领导让我联系麻利勇的家人。麻利勇还没结婚，连找女友了没有我们也不知道。联系他的家人，就只有联系他的父母。我不知道他的父母是否还健在。我甚至连他的老家在哪儿也不知道。在麻利勇办公桌的抽屉里，我找到了麻利勇身份证的复印件，上面的地址“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普家河乡普家河村28组”。这既不是我们公司的地址，也不是他所读的大学校址，我想一定是他老家的地址。在麻利勇的档案里，我又在多处看到了这个地址。要找到麻利勇的父母，看来只有去这个普家河村了。只是去普家河村要怎么走，我没一点儿底。我请示领导同意后，跟我们的昭通分公司联系了，我让他们派人去找去接。在昭通分公司的人说他们已找到麻利勇的家人，并已按我的要求把他们接着往昆明来了后，我又请示了领导，按领导的意思，在湖滨酒楼为他们开好了房间。
麻利勇为救灾抢险而不幸牺牲的事迹，在电视报纸及相关媒体的纷纷报道中，已扬扬的传开。很快的，省人民政府追认麻利勇为烈士，省总工会追授麻利勇“五一劳动奖章”荣誉称号，共青团云南省委追授他“五四青年奖章标兵”荣誉称号。这些消息是我们领导在我去宾馆的路上电话告诉我的。他没说告诉我这消息的目的。我不知道他这样给我说了，是不是要我在见到麻利勇的父母时跟他们说。他没明示，我也不知道这些称号该不该跟麻利勇的父母说，有没有必要说。这些荣誉，是麻利勇用生命换来的。但我不知道，麻利勇的父母，能不能感受到这些荣誉的含义，以及沉重。或许，他们连这些荣誉是个什么都不知道。也或许，他们没必要知道，他们的儿子都没了，这些荣誉对他们来说，还有什么意义呢。从麻利勇的档案里，我知道他的父母都是农民，根据麻利勇当时填写的时间推算，现在他们差不多都是年过六旬的人了。我想他们不会说出因为麻利勇为国家为人民作出这样的贡献而高兴而自豪的话来，不会说出麻利勇这样的死死得值的话来。要他们有这样的觉悟，实在是不太可能。
麻利勇的家人来了四个，分别是麻利勇的父亲、母亲、哥哥和堂间的一个叔。看去，麻利勇的父母，都差不多七十了，身上穿的都是手工缝制的卡机布对襟衣，有些长衫的样子，下摆一直飘到膝盖处。麻利勇的父亲的脚上，穿的是一双解放牌胶鞋，已被泥泞沾染得不成样子。他母亲的脚上踩的是双毛布底鞋，同样被泥泞沾染得看不清原来布料的颜色。他们的头发都已花白，如秋风中的枯草一般。他们的脸，都一律的沟壑纵横。他们的眼，都深深地陷了进去，眼珠子如豆如粒，一时动一下，一时又动一下。麻利勇的哥和他叔的身上穿的都是夹克。麻利勇的哥的夹克，有一个衣兜破了，在他的胸前披挂着，如风中的树叶，一动也不动。他们的脚上，穿的都是皮鞋，尖尖的，长长的，都变了形，满鞋上都是已风干了的黄泥。看着他们，我就像看见了我的父老乡亲，心里有着一种温暖。只是，我的心里更又有着一份悲痛。翻看麻利勇的档案时，我知道麻利勇有着三个哥哥，他是他父母的幺儿，也是他几个兄弟姊妹中唯一一个读了大学在外有了工作的人。也许，麻利勇是他们家唯一的骄傲，是他们家最大的盼头；也许，他们还在麻利勇的身上做着让其光宗耀祖的梦；也许，麻利勇的父母，眼前这双白发苍苍的老人，还在盼着他们的儿子什么时候带他们来省城过过他们想象中的天堂般的日子。但这一切，都被一场搓棉扯絮般下了数日的大雪覆盖了，被一座轰然倒塌的铁塔砸灭了。
招呼麻利勇的家人吃了晚饭，我带他们住进了宾馆。按我们单位领导的意思，是暂时不带他们到殡仪馆去的，得先稳定一下他们的情绪。当然，这种稳定，不同于那些工程上的老板在工人发生了死亡事故后，对其家属所进行的这样劝说那样安慰。领导的意思是让我先陪陪他们，晚上，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都要来看望他们。我们单位的领导说：“你现在的任务，就是陪好麻利勇的家人。”
我原以为，麻利勇的家人一来就会争吵着要去看麻利勇，但他们没有，他们倒显出了我意料之外的冷静。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中，麻利勇的母亲说：“不是听说他一直在广州的么，怎么跑到这昆明来了，都那么多年了，都到这儿了，又要过年了，咋就不早几日回去呢？早几日回去，不就捡了条命了……”我不知道她这话从何说起，麻利勇怎么会说他一直在广州呢，难道麻利勇会欺骗他的父母？那么好那么善良的麻利勇，怎么会欺骗他的父母呢！我想，这怕是她老人家乱说的罢，对这样的老人家的话，较不得真的。再说，这是工作，要是往年，只要没有特殊情况，春节的假我们也还是有的，但今年，咱们遇上了这百年不遇的雪灾，还有啥年可过？我说：“利勇一直在这儿的呢，他没在广州啊，而且今年下了这么大的雪，我们都走不了的。”麻利勇的母亲“哦”了一声，叹了一口气。就在这同时，麻利勇的父亲拿眼睃了麻利勇的母亲一眼。这一眼，让我的心愣了一下。我不知道我这一愣是愣个什么。难道麻利勇在他这些家人的心目中，根本就不像我先前想象的那样？还是，还是麻利勇的家里，有着让人想象不到的什么事儿？要不，在农村，一个像麻利勇这样的大学毕业生，一个在省城有着工作的人，这样的死了，他的家人怎么会如此平静呢？难道是……我的心里再次愣了一下。
我借空走出房间，到楼梯间给昭通分公司打了个电话，我让他们再核实一下，在普家河村28组会不会有两个叫麻利勇的人。同时，我又让我们单位的一值班人员找出麻利勇的档案，叫他把麻利勇的父母及兄弟姐妹们的名字年龄等基本情况用短信发到我手机上。没多时，昭通分公司的人回话说，普家河村不但28组就一个麻利勇，全村都就一个麻利勇。这同时，同事的短信也已发到我手机。我认认真真地看了、记得差不多了后，回到了房间。我以闲聊的方式，问着麻利勇的兄弟姐妹的名字和年龄。问下来，一切都是那么的一致。我的心里踏实了些，却又踏实得不彻底。按说，都这样了，我不应该再有什么不踏实的。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还会不踏实。只是麻利勇的父亲睃他母亲的那一个眼神，挥之不去的在我眼前浮现。我说不清，那一眼里，究竟是藏了什么。麻利勇的叔似乎看出了我的异样，他说：“小勇已经出来八九年了，是跟他爹吵了架出来的，这一出来就没回去过……谁知，这一来，是永远的回不去了！”
我的嘴张开，却不知说什么。我不敢想象麻利勇会是这样。八九年，差不多就是他读高中读大学的时间。连家都没回过的麻利勇，是如何读的书？没有家庭的经济供给，他是如何读下来的书？在我读大学的时候，我们班倒是有个同学，因为家庭贫困，四年大学期间，差不多没用过家里的钱，学费、生活费啥的，就靠助学金和他周末、节假日打工挣的钱度过。那是大学，可以想象。可麻利勇的高中是如何读下来的？难道高中三年他也能自己挣钱读书？挣钱也行，毕竟那时他也应该十六七岁了。只是让我想不通的是，无论他通过哪种渠道挣钱，他都得花时间和精力。高中阶段的学业，时间本来就紧，压力本来就大，他花去挣钱的时间和精力后，他是如何考上这么一所在中国赫赫有名的电力大学的？这是无数的学子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读书，甚至还反复补习了都考不上的一所学校呢。我真是不敢相信！
我的心踏实了下来，却踏实得无比的沉重。想着麻利勇走过来的这八九年时间，想着麻利勇这些现在就在我面前的家人，我不知道是麻利勇的自豪，还是悲哀！不知经历了多少愁风苦雨才走出来的麻利勇，现在走了，而且是以这种方式走的，我不知道这该是他的家人们的自豪还是悲哀！
我们单位的领导引着省委、省政府的领导来了。来人是很多了，除了领导，还有一批电台、电视台、报社的记者。从领导们走进宾馆房间的一刹那起，那哗啦啦的镁光灯就闪个不停。我的心情是沉重的。我被麻利勇这个叔的一句话拽进了麻利勇那离家出走的八九年时间里，在里面左冲右撞，老也走不出来。我无法走出来。我被迷失在了一条胡同里。这条胡同，似乎是麻利勇特意为我设下的。迷迷糊糊中，我想拽着麻利勇的衣襟，跟着他走出来，但终归无果，我连麻利勇的影子都找不到了。以至于他是怎么走出来的，后来又是怎么走成我们的同事的，我都不知道了。以至于领导们跟麻利勇的这些家人说了些什么，最后又是怎么离开的，我也全然不知了。
领着麻利勇的家人们走进殡仪馆，我看到了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也陌生得不能再陌生的麻利勇的照片。它装在一个框里，竖立在麻利勇尸体的前面。照片上的麻利勇，穿着一套蓝色西服。粉白的衫衣上，打了水红的领带。脸上，也露着笑的，只是此时我觉得那笑是多么的苦涩。“咋长得都让人认不出来了呢！”像是麻利勇的父亲说的。我的心里有了一种嗤之以鼻的感觉。八九年了，这样的八九年，麻利勇若有知，怕是也羞于让你们认出来的。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反感起了麻利勇的这些家人。我觉得，他们不配做麻利勇的家人。
我的同事们，站在麻利勇的灵榻旁，带着一脸悲怆的表情，看着我和我身后的麻利勇的家人。面对我的同事们，我不知道我的表情会不会让他们失望。我想我的表情一定是木然的，一定是连一点悲怆的感觉都找不到的。或者，就是我的悲怆超过了他们所有人的悲怆，是一种悲怆到了极致后的木然。
麻利勇的脸，倒真是让我认不出来了。虽然已经过殡仪馆里那些美容师的精细处理，但被铁塔的相撞和挤压伤得变了形的一张脸，怎能恢复得逼真如生前呢！看着此时麻利勇那和留在我记忆中的有着天壤之别的脸，我的泪水滂沱而出。我的双眼，似乎成了两条专门淌泪的泪眼，其它所有的组织，眼球眼膜什么的，都不复存在。接着，我竟又身不由己地趴到麻利勇的灵榻上，嚎啕大哭了起来。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同事们弄离灵堂的，我也不知道自己就是离开了灵堂，又在那间休息室里哭了多长时间。在我不再哭泣、走出休息室后，我们领导说：“我们都知道你和小麻的关系好，但人死不能复生，要注意你自己的身体！还有很多事需要你做！”我只能点头，却说不出一个字。我们领导又说：“再过两天就要过年了，小麻的家人明天要回去，你还是要接着做好送他们的工作。”我抬起头来望着我们的领导，似乎想问什么，但又问不出来。我们领导说：“没事，都处理好了，你只管把他们送回家去就行了。”
麻利勇的尸体是这天中午被送去火化的，我没有跟着进火化厂，却独自站在外面一个能看到烟窗的地方。当那烟窗里冒出一缕缕青烟时，我想，麻利勇该随着那一缕缕青烟的飘散，把他所有的不幸、仇恨都忘却了。或许，像麻利勇这样的人，本身就没有记挂着什么不幸和仇恨。麻利勇那样的人，怎会是有着什么不幸和仇恨的人呢？
我没把麻利勇的家人送回到家。我只把他们送到车站。为他们买了票。等他们上了车，我给他们留了我的电话号码，没等车出站就离开了他们。
回到家里，我身心疲惫地躺在了床上。饭不想吃，水不想喝。似睡非睡中，一不小心，我又再一次走进了麻利勇离家出走或者说自行求学的那段时间隧道。走进去，我同样找不到出口。是什么时候，我走到了什么地方，是怎样睡去的，我一点儿也不知道。
这一睡，我竟睡了一天多，直到大年三十的早上才醒来，而且是我们的领导的电话弄醒的。我们的领导说：“今年的年夜饭就别在家吃了，我已在湖滨酒楼订了两桌，我们在那儿吃了饭后，一起去再陪陪小麻，算是集体性的再陪他一程。”我应了后，继续在床上躺着，回想着自己睡梦中的一些情景。在睡梦中，我变成了那八九年时间里的麻利勇，在我曾生活了四五年的小县城里，或者蹬人力三轮车，或者挑灰浆，或者用板板车拉蜂窝煤，或者拣拾矿泉水瓶、易拉罐……
我们单位的人本很多，但因为这百年不遇的雪灾，大多都外出抢险救灾去了。这一晚，在湖滨酒楼去吃饭的人，也就二十来个，被并成了一桌。饭桌的正位没人坐，却摆放着一套一应俱全的杯碟碗筷。我们的领导和同事们，倒从那空位两边依次坐了下来。也许就因为那个空空的位置，平日里吃饭都说笑不已的我们，一个个都肃然静穆了起来。直到服务员上完了菜，斟齐了酒，我们的领导才站起来说：“来吧，这头一杯酒，就让我们一起敬敬小麻，祝他一路走好！我们就干了！”说着，他用另一只手把空位前的那杯酒拿起来，缓缓地倒在了桌子前，随着才一仰脖子，把他自己的那杯喝了个底朝天。我们也都接着把杯中的酒喝了个底朝天。我们的酒都喝得很干脆、很利落，但整个的席间，却又都很寂静、很严肃。就因为这寂静和严肃，所以我的电话响起来的时候，那铃声有如一声惊雷，接着又是一连串的冰雹：“哦嗬嗬，哦嗬嗬，你一个电话打过来噻，我的马都被吓惊掉！”这种自制铃声，平时觉得搞笑，此时响起，却是那么的不合时宜。这样时候，任何声音响起，都将让人不自在，更别说是这样的声音了。
我自责，又自愧。我从腰间取下手机，来电显示上是一个陌生号码。我想不接，但又怕挂了后它再响起。我便想草草接一下了事。
“喂”。
“喂，你好，请问是杨同志么？”
“我是杨恩智，您哪位？”
“我是麻利勇。”
瞬间，我感觉到我的背上一阵阴风吹过。我的心，一下凉了半截。我知道，我的声音肯定是变了调了，我是凭着一种习惯，有些声撕力竭地再一次问道：“谁？你是哪位？”
“我是麻利勇。”
“麻利勇？你是麻利勇？你在哪儿？”
我的领导和同事们，在我以那样的表情那样的语调说出“麻利勇”的名字时，都坐在那儿望着我变得目瞪口呆了起来。有举手在挟菜的，手停在了半空中；有举杯喝茶的，头正在弯向用手举起来的杯子，但也停住了；有手夹香烟正往嘴里送的，那手也在半空中定格成一个欲动未动的姿势。时间，仿佛在他们从不同的姿势上争抢完同一个举目望向我的动作后，就凝固了。
“我是麻利勇，我在殡仪馆，我希望能见一下你……”
我全身一软，滑坐到了椅子上。我已连握手机的力气都没了。手机从我的手中滑落于地，随着“啪”的一声响，竟然被跌撞到了免提键，里面的声音，张扬地在我们吃饭的房间里回响起来。“……我在殡仪馆门口等你……”坐在我身旁的一同事，急忙地站了起来，拾起我的手机，按断了通话。
“这不像麻利勇的声音啊！”一个同事说。
这确实不像麻利勇的声音。但现在麻利勇人都已经不能像曾经一样站在我们面前说话了，他的声音又怎么能像我们记忆中的呢？
在我慢慢地恢复过来后，我们的领导和同事商量决定，我们还是要一起到殡仪馆去，不管那刚才打电话来的是人是鬼，都按原计划，去陪陪麻利勇。我们的领导说：“这么多人，有什么可怕的呢。就算这真是麻利勇变成的鬼，我们也得陪小杨去有个了决，不去，反倒让小杨的心里笼罩上一团阴影，这更不好。”
我们刚到殡仪馆大门处，我的手机响了。我下意识抬头往门边看去，看到一个人举着手机在耳边向我走了过来。他似乎是寻着我的电话响声来的。他身穿一套黑色西服，个子挺高，应该在一米七以上，头发梳成两片瓦。我还在想给我打电话的人会不会是他，他就已经来到我的面前，说：“你就是杨同志吧？”看着他一个活生生的人，我的心跳已缓和了下来。我说：“是。”他说：“你好，我是麻利勇。”我心里一笑，差点儿笑出了声来。这真是一个大笑话，你是麻利勇！麻利勇已经死了，已经变成一盒灰了！你怎么会是麻利勇呢？就算你叫麻利勇，就算你跟我们的同事麻利勇同名同姓，这又有什么呢，天下的同名同姓者多了去了。我说：“我不认识你啊！”他望了望我的同事们，说：“我们能找个地方说说话吗？”
我和我们单位的人，带着他走进了殡仪馆一个休息室。
这个自称为麻利勇的人掏出香烟来给我们发了一圈，接着又掏出了几个血红的本子和一张存折。他把它们递给了我。在我才看清那是我的同事麻利勇的荣誉证书和政府补贴给他的家人的钱的存折时，他已开始说话：“我是昨天晚上才从广州回来的，回来后……”
这个人真叫麻利勇，而且就是普家河村28组的麻利勇。
从他断断续续的叙述中，我费了很大的劲才理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我们的同事麻利勇其实不叫麻利勇，而叫柳自坤。麻利勇和柳自坤原是中学同学。初中毕业，他们都没能考上他们报的中师。又一个学期来临的时候，麻利勇没再走进学校，而柳自坤则又到学校去，进了补习班。麻利勇说：“柳自坤的学习本来也很好的，而且他只想考个中专或者中师，以他当时的学习，若不出意外，一般是没问题的。只是他说，他很怕发生意外，若真的发生了意外，他不知道怎样回去面对他的母亲。他已经面对过他母亲那失望之时的眼神一次，他不想再面对第二次。为了保险起见，他说他想借用我的名。他之所以借我的名，就是他那次中考已经是第二次，他已经属往届生了，而往届生，中考的录取分数比应届生是要高出好几十分的。”
麻利勇还说：“柳自坤的爸原是他们乡的一个副乡长，但因为经济问题，被查了，那次被查的除了他爸，还有他们乡的乡长和书记，最后，是他爸一个人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到了自己的头上，被判处了十八年有期徒刑。”
麻利勇吸了一口烟，又叹了一口气说：“谁知，他那次考试时也没发挥好，还是考出了意外，没能考上他报的师范学校，只考了个高中。无奈之下，他不得不去读高中了。只是这一来，他就一直用起了我的名字。”
我们单位的领导和我，大年初一的早上，就跟着麻利勇找到了柳自坤的家人。说是他的家人，其实也就他的母亲一人。
柳自坤的母亲五十来岁的样子，她正端着一碗汤圆独自坐在家门前的一个草墩上吃着。她背靠着一壁土墙、房屋的墙，面对着到处印着人的猪的鸡的狗的脚迹的泥泞场院。她的左右，还堆了些或者萝卜、或者稻谷草什么的。两只鸡，一公一母，一花一白，在她旁边的草垛里低头啄食。一只狗，从场院里走过。它刚往旁边的树林里跑回来，像是想向着我们叫上几声，但又没叫……
柳自坤的母亲让我们进屋，走在她身后，我看到她头上的白发，在阳光下银银闪光。
……在我们无奈地说了麻利勇所遭的不幸后，她原本还算红润的脸瞬间变得死灰一般，毫无血色。她晕了过去。醒来后，她那哭声，才是真正的感天动地的哭声，那是一种彻底绝望的哭声。在她那欲继难继抽抽噎噎的哭声中，还夹带着一种对不起谁的诉说。那像是一个人的名字，却又不是“利勇”，也不是“自坤”。她说她没把他们的孩子照顾好，她辜负了他的嘱托……
人死不能复生，一切都得面对。麻利勇，不对，应该是柳自坤了。但似乎也不对。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了。我只能说我们的同事麻利勇的骨灰盒，在柳自坤的母亲的强烈要求下，被带回到这偏远的山村来了。她说：“他爸已经离开这个家十多年了，我一个人孤独怕了，还是让他回来陪陪我吧！”没有什么隆重的仪式，我们的同事麻利勇的骨灰盒，被我们和他的乡亲们，按照他母亲的要求，放到一口棺木里，抬到了他们村庄后面的一座小山上。
下葬完毕，乡亲们去搀扶一直跪趴在坟边的柳自坤的母亲，却搀扶不起来。她说：“你们先回吧，我再陪陪他。”没有人说出劝导性的话语。搀扶的人也不再继续搀扶，像是随她的意思。但没有人转身离开，转身回村。
天色渐暗，雪花飘起。白茫茫一片山野上，柳自坤这一坏黄土，如一朵枯了焉了的芍药花，静静地在这儿躺卧着。柳自坤的母亲从她的怀里，缓缓地掏出了一沓本子来，那是红红的证书。她一一地翻动着，凝视着。边凝视，边抚摸。像是凝视抚摸了一个世纪，她拿起那些本子，在坟前烧了起来。我想上去阻止，却又挪动不了脚步。似乎我们每一个在场的人都这样。我们只能就那样木然地站着，木然地看着她烧，慢慢地烧……在这坏黄土周围，像是在上演着一出无声的电影。
我的视线，已不知在那墓碑上凝固了多长时间。那墓碑上的名字，已刻成了“柳自坤”。是的，现在，他已不叫麻利勇了。叫麻利勇的人，他还活着，他就站在我的身旁。只是，我凝视着面前的墓碑，都这么长时间了，一直想不出，怎么样才能把“我们的同事”和“柳自坤”联系起来。我们的同事是柳自坤吗？不是。我们根本就没有过叫“柳自坤”的同事。那我们的同事是麻利勇吗？也像是不是。我们的同事麻利勇已在这场百年不遇的雪灾中因抢险救灾牺牲了，可我现在的身旁，却还站着一个活生生的麻利勇，而且就是普家河村28组的麻利勇。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站在这里，这样的站在这里！
但我知道，柳自坤的母亲所烧的那些本子上，每一个都有着“麻利勇”这个名字。现在，我们的同事已经不叫麻利勇了，我不知道，那些本就属于他的本子，在另外一个世界里，他是否还能带着上路。他这一去，见到他的祖宗，能不能相认？甚至，我不知道他是该认麻家的祖宗还是柳家的祖宗……
杨恩智 1978年生，云南昭通人。做过教师、机关文秘、报纸副刊编辑等工作。在《散文》《散文百家》《山东文学》《特区文学》《辽河》《北方作家》等刊物发表过小说、散文多篇，有作品被《意林》《阅读与鉴赏（高中版）》《畅销书摘·感动文摘》等刊物转载，出版有散文集《被风吹净的村路》。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责任编辑:张启君
短短的几秒钟时间，麻利勇没一点儿准备，更没跟我们任何一个人告别上一声，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麻利勇这一走，留给我们的，是对他那说不完道不尽的种种好的回想。比如，他在单位上跟我们抢事儿做，热情而又自然地喊上一声哥或者姐后说：“我正好眼下没事，你忙，这事就交给我吧，有什么不知道的或拿不定的再请你指教！”我们都知道，他为我们的事，常常熬更守夜，牺牲周末，所以在他要为我们“分担”任务时，都说算了。这不，他反倒带着乞求的语气说我们事儿多，他能为我们分担点事儿，是他的荣幸。还说，那是我们给他锻炼、给他学习的机会，他还得谢谢我们。再比如，单位上一大姐，她的儿子当兵回来，要参加工作分配考试，说麻利勇是刚毕业的大学生，请麻利勇帮着找资料，帮着辅导。麻利勇一点儿没犹豫，还很高兴样的一口承接了下来。更有一同事，她读小学的孩子的一本数学练习书被弄丢了，到书店去买了几次没买到，就让孩子向同学借了一本来，让麻利勇带到打印室去复印……
哎，我不想在这儿再比如了。关于麻利勇的好，你就是给我三天三夜的时间，我也怕比如不完。不是我在这儿夸海口，我们单位上的人，谁不说麻利勇的好呢？你去我们单位走走看看听听，若有一人说麻利勇不好，我拿手板心煎鸡蛋给你吃！
无论是工作上的，还是私下里的，同事们一有支使，麻利勇绝对不会加以一点点推辞。就是没支使，他也常常主动请缨。这样的结果，是麻利勇在单位极得人缘，每年年底，他差不多都能评上“先进工作者”称号。有时我在想，麻利勇所做的一切，就是为那“先进”而来的。我甚至在心里想过，麻利勇肯定还不只是为了这些“先进”，他肯定还有着更大的目标的，比如科室的科长、中心的主任，甚至公司的一把把由下而上的交椅。想着这些的时候，我曾短暂的鄙视过麻利勇。是的，这鄙视是短暂的，甚至只是一瞬间的事儿。毕竟，作为从农村走出来、没啥靠山没啥背景的麻利勇，用这种方式来为自己寻求发展，无可匪议。至少，他没为了他的目的，向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使过绊子。这世上，为名为利为权所用的手段可谓千千万，有几人能像麻利勇，使用这最笨且可能最无效的一种呢？
……怎么？你不相信！哎，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罢，现在都无所谓了。现在，麻利勇都走了，永远的走了，你相信与否，又有什么关系呢……
领导让我联系麻利勇的家人。麻利勇还没结婚，连找女友了没有我们也不知道。联系他的家人，就只有联系他的父母。我不知道他的父母是否还健在。我甚至连他的老家在哪儿也不知道。在麻利勇办公桌的抽屉里，我找到了麻利勇身份证的复印件，上面的地址“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普家河乡普家河村28组”。这既不是我们公司的地址，也不是他所读的大学校址，我想一定是他老家的地址。在麻利勇的档案里，我又在多处看到了这个地址。要找到麻利勇的父母，看来只有去这个普家河村了。只是去普家河村要怎么走，我没一点儿底。我请示领导同意后，跟我们的昭通分公司联系了，我让他们派人去找去接。在昭通分公司的人说他们已找到麻利勇的家人，并已按我的要求把他们接着往昆明来了后，我又请示了领导，按领导的意思，在湖滨酒楼为他们开好了房间。
麻利勇为救灾抢险而不幸牺牲的事迹，在电视报纸及相关媒体的纷纷报道中，已扬扬的传开。很快的，省人民政府追认麻利勇为烈士，省总工会追授麻利勇“五一劳动奖章”荣誉称号，共青团云南省委追授他“五四青年奖章标兵”荣誉称号。这些消息是我们领导在我去宾馆的路上电话告诉我的。他没说告诉我这消息的目的。我不知道他这样给我说了，是不是要我在见到麻利勇的父母时跟他们说。他没明示，我也不知道这些称号该不该跟麻利勇的父母说，有没有必要说。这些荣誉，是麻利勇用生命换来的。但我不知道，麻利勇的父母，能不能感受到这些荣誉的含义，以及沉重。或许，他们连这些荣誉是个什么都不知道。也或许，他们没必要知道，他们的儿子都没了，这些荣誉对他们来说，还有什么意义呢。从麻利勇的档案里，我知道他的父母都是农民，根据麻利勇当时填写的时间推算，现在他们差不多都是年过六旬的人了。我想他们不会说出因为麻利勇为国家为人民作出这样的贡献而高兴而自豪的话来，不会说出麻利勇这样的死死得值的话来。要他们有这样的觉悟，实在是不太可能。
麻利勇的家人来了四个，分别是麻利勇的父亲、母亲、哥哥和堂间的一个叔。看去，麻利勇的父母，都差不多七十了，身上穿的都是手工缝制的卡机布对襟衣，有些长衫的样子，下摆一直飘到膝盖处。麻利勇的父亲的脚上，穿的是一双解放牌胶鞋，已被泥泞沾染得不成样子。他母亲的脚上踩的是双毛布底鞋，同样被泥泞沾染得看不清原来布料的颜色。他们的头发都已花白，如秋风中的枯草一般。他们的脸，都一律的沟壑纵横。他们的眼，都深深地陷了进去，眼珠子如豆如粒，一时动一下，一时又动一下。麻利勇的哥和他叔的身上穿的都是夹克。麻利勇的哥的夹克，有一个衣兜破了，在他的胸前披挂着，如风中的树叶，一动也不动。他们的脚上，穿的都是皮鞋，尖尖的，长长的，都变了形，满鞋上都是已风干了的黄泥。看着他们，我就像看见了我的父老乡亲，心里有着一种温暖。只是，我的心里更又有着一份悲痛。翻看麻利勇的档案时，我知道麻利勇有着三个哥哥，他是他父母的幺儿，也是他几个兄弟姊妹中唯一一个读了大学在外有了工作的人。也许，麻利勇是他们家唯一的骄傲，是他们家最大的盼头；也许，他们还在麻利勇的身上做着让其光宗耀祖的梦；也许，麻利勇的父母，眼前这双白发苍苍的老人，还在盼着他们的儿子什么时候带他们来省城过过他们想象中的天堂般的日子。但这一切，都被一场搓棉扯絮般下了数日的大雪覆盖了，被一座轰然倒塌的铁塔砸灭了。
招呼麻利勇的家人吃了晚饭，我带他们住进了宾馆。按我们单位领导的意思，是暂时不带他们到殡仪馆去的，得先稳定一下他们的情绪。当然，这种稳定，不同于那些工程上的老板在工人发生了死亡事故后，对其家属所进行的这样劝说那样安慰。领导的意思是让我先陪陪他们，晚上，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都要来看望他们。我们单位的领导说：“你现在的任务，就是陪好麻利勇的家人。”
我原以为，麻利勇的家人一来就会争吵着要去看麻利勇，但他们没有，他们倒显出了我意料之外的冷静。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中，麻利勇的母亲说：“不是听说他一直在广州的么，怎么跑到这昆明来了，都那么多年了，都到这儿了，又要过年了，咋就不早几日回去呢？早几日回去，不就捡了条命了……”我不知道她这话从何说起，麻利勇怎么会说他一直在广州呢，难道麻利勇会欺骗他的父母？那么好那么善良的麻利勇，怎么会欺骗他的父母呢！我想，这怕是她老人家乱说的罢，对这样的老人家的话，较不得真的。再说，这是工作，要是往年，只要没有特殊情况，春节的假我们也还是有的，但今年，咱们遇上了这百年不遇的雪灾，还有啥年可过？我说：“利勇一直在这儿的呢，他没在广州啊，而且今年下了这么大的雪，我们都走不了的。”麻利勇的母亲“哦”了一声，叹了一口气。就在这同时，麻利勇的父亲拿眼睃了麻利勇的母亲一眼。这一眼，让我的心愣了一下。我不知道我这一愣是愣个什么。难道麻利勇在他这些家人的心目中，根本就不像我先前想象的那样？还是，还是麻利勇的家里，有着让人想象不到的什么事儿？要不，在农村，一个像麻利勇这样的大学毕业生，一个在省城有着工作的人，这样的死了，他的家人怎么会如此平静呢？难道是……我的心里再次愣了一下。
我借空走出房间，到楼梯间给昭通分公司打了个电话，我让他们再核实一下，在普家河村28组会不会有两个叫麻利勇的人。同时，我又让我们单位的一值班人员找出麻利勇的档案，叫他把麻利勇的父母及兄弟姐妹们的名字年龄等基本情况用短信发到我手机上。没多时，昭通分公司的人回话说，普家河村不但28组就一个麻利勇，全村都就一个麻利勇。这同时，同事的短信也已发到我手机。我认认真真地看了、记得差不多了后，回到了房间。我以闲聊的方式，问着麻利勇的兄弟姐妹的名字和年龄。问下来，一切都是那么的一致。我的心里踏实了些，却又踏实得不彻底。按说，都这样了，我不应该再有什么不踏实的。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还会不踏实。只是麻利勇的父亲睃他母亲的那一个眼神，挥之不去的在我眼前浮现。我说不清，那一眼里，究竟是藏了什么。麻利勇的叔似乎看出了我的异样，他说：“小勇已经出来八九年了，是跟他爹吵了架出来的，这一出来就没回去过……谁知，这一来，是永远的回不去了！”
我的嘴张开，却不知说什么。我不敢想象麻利勇会是这样。八九年，差不多就是他读高中读大学的时间。连家都没回过的麻利勇，是如何读的书？没有家庭的经济供给，他是如何读下来的书？在我读大学的时候，我们班倒是有个同学，因为家庭贫困，四年大学期间，差不多没用过家里的钱，学费、生活费啥的，就靠助学金和他周末、节假日打工挣的钱度过。那是大学，可以想象。可麻利勇的高中是如何读下来的？难道高中三年他也能自己挣钱读书？挣钱也行，毕竟那时他也应该十六七岁了。只是让我想不通的是，无论他通过哪种渠道挣钱，他都得花时间和精力。高中阶段的学业，时间本来就紧，压力本来就大，他花去挣钱的时间和精力后，他是如何考上这么一所在中国赫赫有名的电力大学的？这是无数的学子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读书，甚至还反复补习了都考不上的一所学校呢。我真是不敢相信！
我的心踏实了下来，却踏实得无比的沉重。想着麻利勇走过来的这八九年时间，想着麻利勇这些现在就在我面前的家人，我不知道是麻利勇的自豪，还是悲哀！不知经历了多少愁风苦雨才走出来的麻利勇，现在走了，而且是以这种方式走的，我不知道这该是他的家人们的自豪还是悲哀！
我们单位的领导引着省委、省政府的领导来了。来人是很多了，除了领导，还有一批电台、电视台、报社的记者。从领导们走进宾馆房间的一刹那起，那哗啦啦的镁光灯就闪个不停。我的心情是沉重的。我被麻利勇这个叔的一句话拽进了麻利勇那离家出走的八九年时间里，在里面左冲右撞，老也走不出来。我无法走出来。我被迷失在了一条胡同里。这条胡同，似乎是麻利勇特意为我设下的。迷迷糊糊中，我想拽着麻利勇的衣襟，跟着他走出来，但终归无果，我连麻利勇的影子都找不到了。以至于他是怎么走出来的，后来又是怎么走成我们的同事的，我都不知道了。以至于领导们跟麻利勇的这些家人说了些什么，最后又是怎么离开的，我也全然不知了。
领着麻利勇的家人们走进殡仪馆，我看到了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也陌生得不能再陌生的麻利勇的照片。它装在一个框里，竖立在麻利勇尸体的前面。照片上的麻利勇，穿着一套蓝色西服。粉白的衫衣上，打了水红的领带。脸上，也露着笑的，只是此时我觉得那笑是多么的苦涩。“咋长得都让人认不出来了呢！”像是麻利勇的父亲说的。我的心里有了一种嗤之以鼻的感觉。八九年了，这样的八九年，麻利勇若有知，怕是也羞于让你们认出来的。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反感起了麻利勇的这些家人。我觉得，他们不配做麻利勇的家人。
我的同事们，站在麻利勇的灵榻旁，带着一脸悲怆的表情，看着我和我身后的麻利勇的家人。面对我的同事们，我不知道我的表情会不会让他们失望。我想我的表情一定是木然的，一定是连一点悲怆的感觉都找不到的。或者，就是我的悲怆超过了他们所有人的悲怆，是一种悲怆到了极致后的木然。
麻利勇的脸，倒真是让我认不出来了。虽然已经过殡仪馆里那些美容师的精细处理，但被铁塔的相撞和挤压伤得变了形的一张脸，怎能恢复得逼真如生前呢！看着此时麻利勇那和留在我记忆中的有着天壤之别的脸，我的泪水滂沱而出。我的双眼，似乎成了两条专门淌泪的泪眼，其它所有的组织，眼球眼膜什么的，都不复存在。接着，我竟又身不由己地趴到麻利勇的灵榻上，嚎啕大哭了起来。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同事们弄离灵堂的，我也不知道自己就是离开了灵堂，又在那间休息室里哭了多长时间。在我不再哭泣、走出休息室后，我们领导说：“我们都知道你和小麻的关系好，但人死不能复生，要注意你自己的身体！还有很多事需要你做！”我只能点头，却说不出一个字。我们领导又说：“再过两天就要过年了，小麻的家人明天要回去，你还是要接着做好送他们的工作。”我抬起头来望着我们的领导，似乎想问什么，但又问不出来。我们领导说：“没事，都处理好了，你只管把他们送回家去就行了。”
麻利勇的尸体是这天中午被送去火化的，我没有跟着进火化厂，却独自站在外面一个能看到烟窗的地方。当那烟窗里冒出一缕缕青烟时，我想，麻利勇该随着那一缕缕青烟的飘散，把他所有的不幸、仇恨都忘却了。或许，像麻利勇这样的人，本身就没有记挂着什么不幸和仇恨。麻利勇那样的人，怎会是有着什么不幸和仇恨的人呢？
我没把麻利勇的家人送回到家。我只把他们送到车站。为他们买了票。等他们上了车，我给他们留了我的电话号码，没等车出站就离开了他们。
回到家里，我身心疲惫地躺在了床上。饭不想吃，水不想喝。似睡非睡中，一不小心，我又再一次走进了麻利勇离家出走或者说自行求学的那段时间隧道。走进去，我同样找不到出口。是什么时候，我走到了什么地方，是怎样睡去的，我一点儿也不知道。
这一睡，我竟睡了一天多，直到大年三十的早上才醒来，而且是我们的领导的电话弄醒的。我们的领导说：“今年的年夜饭就别在家吃了，我已在湖滨酒楼订了两桌，我们在那儿吃了饭后，一起去再陪陪小麻，算是集体性的再陪他一程。”我应了后，继续在床上躺着，回想着自己睡梦中的一些情景。在睡梦中，我变成了那八九年时间里的麻利勇，在我曾生活了四五年的小县城里，或者蹬人力三轮车，或者挑灰浆，或者用板板车拉蜂窝煤，或者拣拾矿泉水瓶、易拉罐……
我们单位的人本很多，但因为这百年不遇的雪灾，大多都外出抢险救灾去了。这一晚，在湖滨酒楼去吃饭的人，也就二十来个，被并成了一桌。饭桌的正位没人坐，却摆放着一套一应俱全的杯碟碗筷。我们的领导和同事们，倒从那空位两边依次坐了下来。也许就因为那个空空的位置，平日里吃饭都说笑不已的我们，一个个都肃然静穆了起来。直到服务员上完了菜，斟齐了酒，我们的领导才站起来说：“来吧，这头一杯酒，就让我们一起敬敬小麻，祝他一路走好！我们就干了！”说着，他用另一只手把空位前的那杯酒拿起来，缓缓地倒在了桌子前，随着才一仰脖子，把他自己的那杯喝了个底朝天。我们也都接着把杯中的酒喝了个底朝天。我们的酒都喝得很干脆、很利落，但整个的席间，却又都很寂静、很严肃。就因为这寂静和严肃，所以我的电话响起来的时候，那铃声有如一声惊雷，接着又是一连串的冰雹：“哦嗬嗬，哦嗬嗬，你一个电话打过来噻，我的马都被吓惊掉！”这种自制铃声，平时觉得搞笑，此时响起，却是那么的不合时宜。这样时候，任何声音响起，都将让人不自在，更别说是这样的声音了。
我自责，又自愧。我从腰间取下手机，来电显示上是一个陌生号码。我想不接，但又怕挂了后它再响起。我便想草草接一下了事。
“喂”。
“喂，你好，请问是杨同志么？”
“我是杨恩智，您哪位？”
“我是麻利勇。”
瞬间，我感觉到我的背上一阵阴风吹过。我的心，一下凉了半截。我知道，我的声音肯定是变了调了，我是凭着一种习惯，有些声撕力竭地再一次问道：“谁？你是哪位？”
“我是麻利勇。”
“麻利勇？你是麻利勇？你在哪儿？”
我的领导和同事们，在我以那样的表情那样的语调说出“麻利勇”的名字时，都坐在那儿望着我变得目瞪口呆了起来。有举手在挟菜的，手停在了半空中；有举杯喝茶的，头正在弯向用手举起来的杯子，但也停住了；有手夹香烟正往嘴里送的，那手也在半空中定格成一个欲动未动的姿势。时间，仿佛在他们从不同的姿势上争抢完同一个举目望向我的动作后，就凝固了。
“我是麻利勇，我在殡仪馆，我希望能见一下你……”
我全身一软，滑坐到了椅子上。我已连握手机的力气都没了。手机从我的手中滑落于地，随着“啪”的一声响，竟然被跌撞到了免提键，里面的声音，张扬地在我们吃饭的房间里回响起来。“……我在殡仪馆门口等你……”坐在我身旁的一同事，急忙地站了起来，拾起我的手机，按断了通话。
“这不像麻利勇的声音啊！”一个同事说。
这确实不像麻利勇的声音。但现在麻利勇人都已经不能像曾经一样站在我们面前说话了，他的声音又怎么能像我们记忆中的呢？
在我慢慢地恢复过来后，我们的领导和同事商量决定，我们还是要一起到殡仪馆去，不管那刚才打电话来的是人是鬼，都按原计划，去陪陪麻利勇。我们的领导说：“这么多人，有什么可怕的呢。就算这真是麻利勇变成的鬼，我们也得陪小杨去有个了决，不去，反倒让小杨的心里笼罩上一团阴影，这更不好。”
我们刚到殡仪馆大门处，我的手机响了。我下意识抬头往门边看去，看到一个人举着手机在耳边向我走了过来。他似乎是寻着我的电话响声来的。他身穿一套黑色西服，个子挺高，应该在一米七以上，头发梳成两片瓦。我还在想给我打电话的人会不会是他，他就已经来到我的面前，说：“你就是杨同志吧？”看着他一个活生生的人，我的心跳已缓和了下来。我说：“是。”他说：“你好，我是麻利勇。”我心里一笑，差点儿笑出了声来。这真是一个大笑话，你是麻利勇！麻利勇已经死了，已经变成一盒灰了！你怎么会是麻利勇呢？就算你叫麻利勇，就算你跟我们的同事麻利勇同名同姓，这又有什么呢，天下的同名同姓者多了去了。我说：“我不认识你啊！”他望了望我的同事们，说：“我们能找个地方说说话吗？”
我和我们单位的人，带着他走进了殡仪馆一个休息室。
这个自称为麻利勇的人掏出香烟来给我们发了一圈，接着又掏出了几个血红的本子和一张存折。他把它们递给了我。在我才看清那是我的同事麻利勇的荣誉证书和政府补贴给他的家人的钱的存折时，他已开始说话：“我是昨天晚上才从广州回来的，回来后……”
这个人真叫麻利勇，而且就是普家河村28组的麻利勇。
从他断断续续的叙述中，我费了很大的劲才理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我们的同事麻利勇其实不叫麻利勇，而叫柳自坤。麻利勇和柳自坤原是中学同学。初中毕业，他们都没能考上他们报的中师。又一个学期来临的时候，麻利勇没再走进学校，而柳自坤则又到学校去，进了补习班。麻利勇说：“柳自坤的学习本来也很好的，而且他只想考个中专或者中师，以他当时的学习，若不出意外，一般是没问题的。只是他说，他很怕发生意外，若真的发生了意外，他不知道怎样回去面对他的母亲。他已经面对过他母亲那失望之时的眼神一次，他不想再面对第二次。为了保险起见，他说他想借用我的名。他之所以借我的名，就是他那次中考已经是第二次，他已经属往届生了，而往届生，中考的录取分数比应届生是要高出好几十分的。”
麻利勇还说：“柳自坤的爸原是他们乡的一个副乡长，但因为经济问题，被查了，那次被查的除了他爸，还有他们乡的乡长和书记，最后，是他爸一个人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到了自己的头上，被判处了十八年有期徒刑。”
麻利勇吸了一口烟，又叹了一口气说：“谁知，他那次考试时也没发挥好，还是考出了意外，没能考上他报的师范学校，只考了个高中。无奈之下，他不得不去读高中了。只是这一来，他就一直用起了我的名字。”
我们单位的领导和我，大年初一的早上，就跟着麻利勇找到了柳自坤的家人。说是他的家人，其实也就他的母亲一人。
柳自坤的母亲五十来岁的样子，她正端着一碗汤圆独自坐在家门前的一个草墩上吃着。她背靠着一壁土墙、房屋的墙，面对着到处印着人的猪的鸡的狗的脚迹的泥泞场院。她的左右，还堆了些或者萝卜、或者稻谷草什么的。两只鸡，一公一母，一花一白，在她旁边的草垛里低头啄食。一只狗，从场院里走过。它刚往旁边的树林里跑回来，像是想向着我们叫上几声，但又没叫……
柳自坤的母亲让我们进屋，走在她身后，我看到她头上的白发，在阳光下银银闪光。
……在我们无奈地说了麻利勇所遭的不幸后，她原本还算红润的脸瞬间变得死灰一般，毫无血色。她晕了过去。醒来后，她那哭声，才是真正的感天动地的哭声，那是一种彻底绝望的哭声。在她那欲继难继抽抽噎噎的哭声中，还夹带着一种对不起谁的诉说。那像是一个人的名字，却又不是“利勇”，也不是“自坤”。她说她没把他们的孩子照顾好，她辜负了他的嘱托……
人死不能复生，一切都得面对。麻利勇，不对，应该是柳自坤了。但似乎也不对。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了。我只能说我们的同事麻利勇的骨灰盒，在柳自坤的母亲的强烈要求下，被带回到这偏远的山村来了。她说：“他爸已经离开这个家十多年了，我一个人孤独怕了，还是让他回来陪陪我吧！”没有什么隆重的仪式，我们的同事麻利勇的骨灰盒，被我们和他的乡亲们，按照他母亲的要求，放到一口棺木里，抬到了他们村庄后面的一座小山上。
下葬完毕，乡亲们去搀扶一直跪趴在坟边的柳自坤的母亲，却搀扶不起来。她说：“你们先回吧，我再陪陪他。”没有人说出劝导性的话语。搀扶的人也不再继续搀扶，像是随她的意思。但没有人转身离开，转身回村。
天色渐暗，雪花飘起。白茫茫一片山野上，柳自坤这一坏黄土，如一朵枯了焉了的芍药花，静静地在这儿躺卧着。柳自坤的母亲从她的怀里，缓缓地掏出了一沓本子来，那是红红的证书。她一一地翻动着，凝视着。边凝视，边抚摸。像是凝视抚摸了一个世纪，她拿起那些本子，在坟前烧了起来。我想上去阻止，却又挪动不了脚步。似乎我们每一个在场的人都这样。我们只能就那样木然地站着，木然地看着她烧，慢慢地烧……在这坏黄土周围，像是在上演着一出无声的电影。
我的视线，已不知在那墓碑上凝固了多长时间。那墓碑上的名字，已刻成了“柳自坤”。是的，现在，他已不叫麻利勇了。叫麻利勇的人，他还活着，他就站在我的身旁。只是，我凝视着面前的墓碑，都这么长时间了，一直想不出，怎么样才能把“我们的同事”和“柳自坤”联系起来。我们的同事是柳自坤吗？不是。我们根本就没有过叫“柳自坤”的同事。那我们的同事是麻利勇吗？也像是不是。我们的同事麻利勇已在这场百年不遇的雪灾中因抢险救灾牺牲了，可我现在的身旁，却还站着一个活生生的麻利勇，而且就是普家河村28组的麻利勇。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站在这里，这样的站在这里！
但我知道，柳自坤的母亲所烧的那些本子上，每一个都有着“麻利勇”这个名字。现在，我们的同事已经不叫麻利勇了，我不知道，那些本就属于他的本子，在另外一个世界里，他是否还能带着上路。他这一去，见到他的祖宗，能不能相认？甚至，我不知道他是该认麻家的祖宗还是柳家的祖宗……
杨恩智 1978年生，云南昭通人。做过教师、机关文秘、报纸副刊编辑等工作。在《散文》《散文百家》《山东文学》《特区文学》《辽河》《北方作家》等刊物发表过小说、散文多篇，有作品被《意林》《阅读与鉴赏（高中版）》《畅销书摘·感动文摘》等刊物转载，出版有散文集《被风吹净的村路》。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责任编辑:张启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