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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省会迁移之后，失去的是“省会”这两个字背后所涵盖的资源。经济学上有一种说法叫做“资源诅咒”，实际上，“省会”也是一种资源。
访谈嘉宾
（姓氏笔画排序）
王小广：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研究室主任
叶裕民：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城市规划与管理系主任
刘彦平：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研究员
刘维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
侯永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部副部长
“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决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是不是很正常？
叶裕民：对。过去那种行政命令决定一切的方式是一种扭曲的发展，用行政命令来干预决定一个城市的发展，在整个世界城市发展史上都是扭曲的。一个城市的发展是由多种历史机遇综合决定的，当这种机遇到来的时候，政府就要顺应这种力量推它上去，一旦决策失误出现逆潮流发展，会牺牲整体利益。当初沿海开放也不是只有青岛一家，而是青岛抓住了日本、韩国产业转移的机遇。每个发展起来的城市，都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顺应了当时市场发展的需要。如果有机遇，不管是老省会、新省会还是非省会城市，都会在发展中带动一大片。中国的省会城市毕竟只有30多个，更多的城市要遵循一般城市的发展规律。
《决策》：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几个大省的非省会城市集体性崛起，从青岛、烟台、宁波、温州、厦门、深圳、佛山等等这些城市，就可以看到这个明显的变化。是不是区域多中心发展是一个趋势？
王小广：我一直有个观点，不能把所有的好资源、优惠政策都放到省会城市，换句话说，就是不能把所有的“宝”都押在省会城市。经济发展的快慢还要看资源配置的效率，省会是传统的政治中心，是受计划经济影响最深的城市，行政干扰的影响作用更明显，所以它配置资源的效率也是相对低的，如果把大部分资源都集中在一个低效率的地方，经济发展必然缓慢。换一种思路，如果能够在省会城市之外再培育出一个增长点来，即“省域第二中心”。这样一来，在一个省内就有了两个支点，在省会带动的基础上再加一份带动的力量，就等于整个声势翻了一番。我的观点就是：一定要有个城市能够挑战省会，甚至更强大能够超越省会。
刘彦平：“多中心”概念非常好。一个国家不能只有一个中心，同样一个省也不能只有一个中心。不过，“省会式微”现象只是部分的存在，在很多地方省会依然是最大的城市。但这种现象非常有意义，实际上就是城市发展的行政力量让位于市场的力量。
“省域第二中心”之路
《决策》：关于“省域第二中心”，有什么样的典型案例？
王小广：以河北来说，唐山、秦皇岛都可以。河北这几年之所以发展得比较快，就是因为唐山发展起来了，特别是重化工业的带动。河北过去的遗憾就是没有把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的秦皇岛发展起来，凡是不重视沿海城市发展的省份，经济都是相对落后，河北、广西就是典型。现在广西开始大张旗鼓地发展北部湾经济区。相对来说，中西部的绝大多数内陆省份，就没有这种明显的“省域第二中心”现象。中西部为什么穷？就是因为只有省会好，其他城市发展都不出色。对于一个省来说，一定要考虑如何做大做强第二中心城市。江西的遗憾就是没有把九江发展起来，应该在京九铁路开通的时候就大做文章。
《决策》：那么，对于地方政府的决策者来说，如何认识这种第二中心？
王小广：作为地方决策者，一定要树立这样一个观点：第二中心发展起来形成两个支点之后，必然会进一步促进省会的发展，形成一种良性循环。省会是不会被“打败”的，第二中心崛起不仅不会抑制省会的发展，反而会形成一种共赢，对全省产生带动效应。深圳与广州就是在超越与反超越中带动整个小珠三角；青岛的龙头地位并不影响青岛与济南成为山东半岛城市群的双中心；宁波崛起与杭州共同支撑起浙江杭州湾城市圈。
《决策》：选择第二中心城市的标准是什么？或者说什么样的城市适合或有资格做第二中心城市？
王小广：有增长爆发力的城市，有产业基础、市场基础，地理上的区位优势明显，这样的城市很好选择，一看就知道是哪个城市。就像当初选择4个特区、14个沿海开放城市一样，当初肯定不会选择省会，省会还是搞计划经济，开放城市就是发展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最后反过来还促进了省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发展。
力量改变
《决策》：从上面的分析来看，不管是“告别忧伤”还是“超越省会”，都表明城市发展的推动力在发生改变，这种改变是如何体现的？
刘彦平：作为省会城市，是政治力量和行政力量赋予的。但在开放的市场经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这种行政力量有了相当大的改变。青岛、宁波等非省会城市的崛起，完全就是能够更好地驾驭这种市场力量的结果，能够更好地融入国际产业价值链。
叶裕民：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家都是“用脚投票”，即使没有省会搬迁，城市也需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展所需要的新动力，如果能找到这样一种持续的动力，不管是省会城市还是非省会城市，都可以发展起来，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山东的青岛。
《决策》：在这种力量改变中，哪个因素是关键的？
侯永志：一个是技术因素一个是制度因素。技术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不能忽略掉。比如现在讨论的焦点之一吃饭的问题，就没有去说化肥的作用，而是更多地去讨论制度层面改革带来的变化，但是，如果没有大化肥厂和各个县的小化肥厂，那是不可能解决吃饭问题的，如果只有农家肥还是现在的高产量吗？区域经济发展一样的道理，不能只讲制度变革的力量，也要考虑技术变革的力量，交通技术的改变与信息技术力量。
刘维新：老省会城市发展关键是要靠产业拉动，开封缺少的就是产业支撑。绵阳那么小的地方，就是以长虹等产业品牌带动起来的。开封如果只靠旅游，没有工业就没有人口集中，服务业也就发展不起来。不管是不是省会城市，都不能没有产业支撑，大连就是缺少产业支撑。所以在10年后，大连与青岛的差距是明显拉开了。产业支撑最重要的是二产，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日本崛起的主要产业支撑是电子产品和汽车产品。房地产绝对不能成为主导产业，房地产不会给地区发展带来长远利益。
《决策》：对于产业支撑的重要性，应该如何来理解？
叶裕民：对于任何一个城市来说，主导产业都是最重要的。城市要想持续发展，只能培育一个可以在市场上扩展的空间。城市竞争力的第一要素就是明确主导产业，主导产业培育起来之后，通过乘数效应就带动起来了。现在大家都想做“班加罗尔”，成都想做，杭州、大连也想做，那么，新的产业定位在哪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像班加罗尔这种软件制作也不是尖端产业，还仅仅是劳动技术密集型产业，靠这种软件外包，很难把城市真正做成一流。实质上，与当年珠三角的“三来一补”没有本质区别，那个只不过是制造业的低端，这个是服务业的低端，很难靠这种产业支撑起一个现代化大城市。制造业还是最重要的，中国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现代制造业还是未来市场空间扩展最快的领域。产业选择不一定是最尖端的，但产品一定要做得最好。
《决策》：继“经营城市”之后，“城市营销”成为改变城市的一种新力量。对中国的市长们来说，城市营销还是很新鲜的课题，每年中国的市长参加招商引资活动无数，但市长们用一大串词语还没有把自己的城市介绍清楚，在招商引资中没有一个简洁的概括。目前阶段，在城市营销上存在哪些方面的问题与不足？
刘彦平：目前阶段只是营销的意识有了，营销愿望比较强烈一点，但不知道如何来推销自己的城市特色。城市需要品牌，中国的城市还是延续一种“叫卖式”的推销。
同时，中国的城市管理体制与城市营销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形不成综合营销的优势，招商局就只管招商引资，旅游局就只负责旅游，都被分割了。
现在的城市营销在投入上也是很少的，一个汽车公司为了推出一款新车型，要投入上亿元的广告费，现在哪个城市做广告会投入这么多？一般来讲一个城市一年的宣传费用只有2000多万。
最后，城市是市民居住的地方，市民才是城市的主人，现在最明显的问题是城市营销不是市民参与的，变成市长的政绩工程。如何把城市营销与市民需要结合在一起，对中国的城市，不管是老省会城市、省会城市还是一般的非省会城市，都是一种考验。
访谈嘉宾
（姓氏笔画排序）
王小广：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研究室主任
叶裕民：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城市规划与管理系主任
刘彦平：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研究员
刘维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
侯永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部副部长
“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决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是不是很正常？
叶裕民：对。过去那种行政命令决定一切的方式是一种扭曲的发展，用行政命令来干预决定一个城市的发展，在整个世界城市发展史上都是扭曲的。一个城市的发展是由多种历史机遇综合决定的，当这种机遇到来的时候，政府就要顺应这种力量推它上去，一旦决策失误出现逆潮流发展，会牺牲整体利益。当初沿海开放也不是只有青岛一家，而是青岛抓住了日本、韩国产业转移的机遇。每个发展起来的城市，都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顺应了当时市场发展的需要。如果有机遇，不管是老省会、新省会还是非省会城市，都会在发展中带动一大片。中国的省会城市毕竟只有30多个，更多的城市要遵循一般城市的发展规律。
《决策》：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几个大省的非省会城市集体性崛起，从青岛、烟台、宁波、温州、厦门、深圳、佛山等等这些城市，就可以看到这个明显的变化。是不是区域多中心发展是一个趋势？
王小广：我一直有个观点，不能把所有的好资源、优惠政策都放到省会城市，换句话说，就是不能把所有的“宝”都押在省会城市。经济发展的快慢还要看资源配置的效率，省会是传统的政治中心，是受计划经济影响最深的城市，行政干扰的影响作用更明显，所以它配置资源的效率也是相对低的，如果把大部分资源都集中在一个低效率的地方，经济发展必然缓慢。换一种思路，如果能够在省会城市之外再培育出一个增长点来，即“省域第二中心”。这样一来，在一个省内就有了两个支点，在省会带动的基础上再加一份带动的力量，就等于整个声势翻了一番。我的观点就是：一定要有个城市能够挑战省会，甚至更强大能够超越省会。
刘彦平：“多中心”概念非常好。一个国家不能只有一个中心，同样一个省也不能只有一个中心。不过，“省会式微”现象只是部分的存在，在很多地方省会依然是最大的城市。但这种现象非常有意义，实际上就是城市发展的行政力量让位于市场的力量。
“省域第二中心”之路
《决策》：关于“省域第二中心”，有什么样的典型案例？
王小广：以河北来说，唐山、秦皇岛都可以。河北这几年之所以发展得比较快，就是因为唐山发展起来了，特别是重化工业的带动。河北过去的遗憾就是没有把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的秦皇岛发展起来，凡是不重视沿海城市发展的省份，经济都是相对落后，河北、广西就是典型。现在广西开始大张旗鼓地发展北部湾经济区。相对来说，中西部的绝大多数内陆省份，就没有这种明显的“省域第二中心”现象。中西部为什么穷？就是因为只有省会好，其他城市发展都不出色。对于一个省来说，一定要考虑如何做大做强第二中心城市。江西的遗憾就是没有把九江发展起来，应该在京九铁路开通的时候就大做文章。
《决策》：那么，对于地方政府的决策者来说，如何认识这种第二中心？
王小广：作为地方决策者，一定要树立这样一个观点：第二中心发展起来形成两个支点之后，必然会进一步促进省会的发展，形成一种良性循环。省会是不会被“打败”的，第二中心崛起不仅不会抑制省会的发展，反而会形成一种共赢，对全省产生带动效应。深圳与广州就是在超越与反超越中带动整个小珠三角；青岛的龙头地位并不影响青岛与济南成为山东半岛城市群的双中心；宁波崛起与杭州共同支撑起浙江杭州湾城市圈。
《决策》：选择第二中心城市的标准是什么？或者说什么样的城市适合或有资格做第二中心城市？
王小广：有增长爆发力的城市，有产业基础、市场基础，地理上的区位优势明显，这样的城市很好选择，一看就知道是哪个城市。就像当初选择4个特区、14个沿海开放城市一样，当初肯定不会选择省会，省会还是搞计划经济，开放城市就是发展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最后反过来还促进了省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发展。
力量改变
《决策》：从上面的分析来看，不管是“告别忧伤”还是“超越省会”，都表明城市发展的推动力在发生改变，这种改变是如何体现的？
刘彦平：作为省会城市，是政治力量和行政力量赋予的。但在开放的市场经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这种行政力量有了相当大的改变。青岛、宁波等非省会城市的崛起，完全就是能够更好地驾驭这种市场力量的结果，能够更好地融入国际产业价值链。
叶裕民：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家都是“用脚投票”，即使没有省会搬迁，城市也需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展所需要的新动力，如果能找到这样一种持续的动力，不管是省会城市还是非省会城市，都可以发展起来，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山东的青岛。
《决策》：在这种力量改变中，哪个因素是关键的？
侯永志：一个是技术因素一个是制度因素。技术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不能忽略掉。比如现在讨论的焦点之一吃饭的问题，就没有去说化肥的作用，而是更多地去讨论制度层面改革带来的变化，但是，如果没有大化肥厂和各个县的小化肥厂，那是不可能解决吃饭问题的，如果只有农家肥还是现在的高产量吗？区域经济发展一样的道理，不能只讲制度变革的力量，也要考虑技术变革的力量，交通技术的改变与信息技术力量。
刘维新：老省会城市发展关键是要靠产业拉动，开封缺少的就是产业支撑。绵阳那么小的地方，就是以长虹等产业品牌带动起来的。开封如果只靠旅游，没有工业就没有人口集中，服务业也就发展不起来。不管是不是省会城市，都不能没有产业支撑，大连就是缺少产业支撑。所以在10年后，大连与青岛的差距是明显拉开了。产业支撑最重要的是二产，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日本崛起的主要产业支撑是电子产品和汽车产品。房地产绝对不能成为主导产业，房地产不会给地区发展带来长远利益。
《决策》：对于产业支撑的重要性，应该如何来理解？
叶裕民：对于任何一个城市来说，主导产业都是最重要的。城市要想持续发展，只能培育一个可以在市场上扩展的空间。城市竞争力的第一要素就是明确主导产业，主导产业培育起来之后，通过乘数效应就带动起来了。现在大家都想做“班加罗尔”，成都想做，杭州、大连也想做，那么，新的产业定位在哪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像班加罗尔这种软件制作也不是尖端产业，还仅仅是劳动技术密集型产业，靠这种软件外包，很难把城市真正做成一流。实质上，与当年珠三角的“三来一补”没有本质区别，那个只不过是制造业的低端，这个是服务业的低端，很难靠这种产业支撑起一个现代化大城市。制造业还是最重要的，中国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现代制造业还是未来市场空间扩展最快的领域。产业选择不一定是最尖端的，但产品一定要做得最好。
《决策》：继“经营城市”之后，“城市营销”成为改变城市的一种新力量。对中国的市长们来说，城市营销还是很新鲜的课题，每年中国的市长参加招商引资活动无数，但市长们用一大串词语还没有把自己的城市介绍清楚，在招商引资中没有一个简洁的概括。目前阶段，在城市营销上存在哪些方面的问题与不足？
刘彦平：目前阶段只是营销的意识有了，营销愿望比较强烈一点，但不知道如何来推销自己的城市特色。城市需要品牌，中国的城市还是延续一种“叫卖式”的推销。
同时，中国的城市管理体制与城市营销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形不成综合营销的优势，招商局就只管招商引资，旅游局就只负责旅游，都被分割了。
现在的城市营销在投入上也是很少的，一个汽车公司为了推出一款新车型，要投入上亿元的广告费，现在哪个城市做广告会投入这么多？一般来讲一个城市一年的宣传费用只有2000多万。
最后，城市是市民居住的地方，市民才是城市的主人，现在最明显的问题是城市营销不是市民参与的，变成市长的政绩工程。如何把城市营销与市民需要结合在一起，对中国的城市，不管是老省会城市、省会城市还是一般的非省会城市，都是一种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