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疯狂的时代，也是一个迷失的时代，当资本的暴利侵袭艺术的圣地时，回头看看变得非常“充要”。
　　1989年距离今天，已经过去了整整l7年。被视为“80年代现代艺术运动的一次最集中总结和华丽落幕”的这次展览，也已经随着岁月的流逝和环境的改变而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2005年开始，人们似乎又感受到了它的存在，当年参与了整个展览的策划者高名潞于2005年7月，在中华世纪坛策划了名为“墙——中国当代艺术二十年”的展览，引起了业界关注;同年，艺术家刘向东因为其“八五新潮”时期创作、后来又丢失的作品——《哲学手稿》被中国嘉德拍卖公司拍卖，而将嘉德告上法庭;又是这一年，文化界掀起“80年代热”。到了2006年，这一热度又迅速蔓延，策展人黄专在深圳策划“创造历史:中国20世纪80年代现代艺术纪念展”;中国嘉德、匡时国际拍卖公司分别设立创作于80年代的作品专场;北京保利的“日本所藏中国油画专场”也以“85思潮”为主题，艺术界掀起大规模的80年代艺术热。
　　1989年2月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中国现代艺术展”，已经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几乎所有活跃于当时的艺术家都参加了这次展览。展出的作品题材包括绘画、装置、行为、摄影、录像，彻底颠覆了中国人对艺术的传统经验。这次展览采用“不许调头”的交通标志作为标识，这一标识表达了当时艺术家们的一种心愿，即希望当时的改革开放继续向前，不要走回头路。
　　80年代创作的当代艺术作品不仅成为拍卖市场的新宠儿，而且也被艺术家本人或者策展人拿出来“回顾”，且在2006年底再次热闹起来，并将延续到2008年之后。
　　
　　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千万身价
　　这种热闹也被海外顶级媒体捕捉到，最新一期的美国《时代》杂志上刊登了记者Simon Elegant所写的一篇文章《中国大卖》（The Great China Sale），该文章描述了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火爆情景。
　　文中还提到在2006年11月举行的纽约佳士得拍卖会，张晓刚的画作《天安门》以136万美金成交;同时英国的收藏家Charles Saatchi在伦敦拍卖会上也以150万美金的高价购进张晓刚的另一幅画作。
　　1958年生于云南的张晓刚，现已是赢得国际声誉的中国当代顶级油画家。上世纪90年代早期起，张晓刚一直在创作他的“血缘:大家庭”系列，这套仿如“文革”时期合家老照片的油画系列也成为艺术家的标志作品。
　　2005年10月，《血缘系列:同志120号》在纽约苏富比拍出96．7万美元的天价，创下中国在世艺术家单幅作品价格的新纪录。
　　与张晓刚差不多“批次”的当代艺术家开始享受中国艺术家从没有过的礼遇，刘小东的《三峡新移民》在北京更拍出2200万元人民币的天价，而他们只经过了20年左右的奋斗就让自己的艺术获得了一个“天量货币的评估”。他们的“现在被关注”，在张晓刚看来是“一个历史的必然，因为那和这都是一个转折的时代。”
　　
　　反思商业化迎接“艺术牛市”
　　艺术批评家观察到这点时，多数认为，在一个过于倾向商业化的艺术体系中，自我审视和接受检阅类似快涨的股市进行的盘整，“如果盘整反思充分，将能顺利冲过高点迎来牛市，否则将进入漫长的回落期。”
　　此外，除了特定的中国历史背景外，更重要的是这批“当政艺术家”已经全面掌控艺术话语权，在总结自我的同时，也是对自己“黄金时代”的交待，当然不排除部分投机跟风者借此提升自己的身价。
　　在八五新潮美术、八九现代艺术大展等时期冒尖的青年艺术家，一眨眼就伴随着中国的经济腾飞走过了20年历史。
　　20年的进阶中，中国当代艺术家也经历了被遗忘的90年代低潮期，但进入2000年后，中国经济连续以超过9％的发展速度“跃进”，2001年国内生产总值为109655．1亿元，2006年就增至202674．8亿元，国内生产总值世界排位已经超过英国跃居世界第四位。
　　综合国力的增强，艺术必然也享受到这一经济成果，这也是中国当代艺术不会骤跌的基础，甚至中国当代艺术经过一次泡沫沉淀后，将登上漫长的“艺术牛市”。
　　
　　自我回顾、自我发现还会持续
　　20年在人的一生只能用“黄金”来比拟，当中国经济已超过英国跃居全球第四时，上层建筑的被决定者开始发威了，它引导的精神层面的艺术必然要登台表演。
　　艺术家和策展者本人也清晰地看到了这点，2006年11月3日至30日，由黄专策划、OCT当代艺术中心主办、深圳华侨城房地产协办的“创造历史:中国20世纪80年代现代艺术纪念展”吸引了众多顶级艺术家和顶级作品。
　　


　　“创造历史”展收集80年代珍贵的艺术品原件和部分艺术创作文献，展现了以“星星画会”到八五新潮美术运动、八九现代艺术大展的基本历史线索。展品包括“星星画会”的珍贵展品、“伤痕绘画”的代表作、八五新潮美术运动时期各地艺术群体中有代表意义的作品，如:中国第一部录像艺术作品张培力的《30×30》;王广义在北方和后古典时期的代表作，以及第一次公开展出的《毛泽东AO》的底稿和八九中国现代艺术大展的珍贵图片。
　　这是在中国第一次全方位的20世纪80年代现代艺术的展示和纪念活动。许多艺术批评家及艺术家参加了本次展览及座谈会。
　　类似这样的“自我观察、自我回顾”都在有计划地自发举行，王广义就准备在明年举办“王广义20年回顾展”，而且是在德国，将从国内运过去80件左右的作品。
　　
　　一个正常的艺术家不应管太多
　　“人是一切财富的首要和最终的源泉”，曾经轰动西方的经济哲学著作《小的是美好的》一书在六年内重印了12次，作为声讨现代工业文明弊端的经典著作，作者从经济学的角度强烈贩卖着他的理念，“以技术开发与大自然开发为基础的发展有着它的极限界域，应当把重点从商品转移到人。”
　　因此，这批缔造中国当代艺术史的艺术家们首先成了我们观察的对象，目前依然活跃在当代艺坛的艺术家张晓刚、王广义、方力钧、温普林、肖鲁、尚扬、黄锐、张培力、王鲁炎的同题作答就变得具有标本价值。
　　这些参加过’89现代艺术大展的参展艺术家似乎都用了“充满理想”去评价80年代的创作。
　　方力钧认为“当时大家都不知道未来到底是什么样子，只是努力地做，把整个生命都挤压出来，去搏一个未来的感觉。”
　　王广义用了“纯洁”来评定那段快乐时光，“80年代是充满信仰和理想的时代，很纯洁的一个艺术状态。”
　　而面对艺术市场的亢奋，很多艺术家也变得尴尬和两难，王鲁炎表示，“艺术市场的火爆是好事，也不一定全是好事，好的方面可以推动中国当代艺术体制完善和健全，不好的是艺术家心态的浮躁和中国当代艺术的产业化，艺术质量在此情况下不是上升而是在下降。”
　　张晓刚则相对平和，“不管外面怎么变动，自己只能一如既往地创作，一个正常的艺术家不应该管那么多。”
　　但对80年代当代艺术作品的思慕则渗透了收藏家和艺术机构，知名策展人程昕东就表示，“大家都在找那个时期的作品，因为（作品）确实有激情，有理想。”
　　
　　谁在收藏’89艺术大展作品?
　　1989年的一天下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参加“现代艺术展”的画家王广义，神秘兮兮地把栗宪庭拉到办公室的角落，手哆嗦着，从一个破书包里拿出几叠油渍麻花的钱来，面额十元，一千块钱一沓，共十沓。
　　王广义用颤抖的声音说:“今天我请吃饭，老栗你来点，什么地方都行。”
　　晚上，王广义一行十多个人，去一个湖南馆子，吃掉了两百多块钱。
　　王广义把一张画毛泽东的画卖给了一个叫宋伟的老板，得到了一万块钱。
　　事实上，1985年开始酝酿的现代艺术展，到1989年办成，但当时艺术家们很缺钱。宋伟很有魄力，他在展览结束后就买下了王广义、丁方、张培力等人的作品，包括肖鲁的装置作品。
　　17年前的一万元，对当时的“转型艺术家”们来说，价值可想而知。
　　十多年后，王广义成了中国当代艺术的F4（张晓刚、王广义、方力钧和岳敏君）成员。在2006年春季纽约苏富比和香港苏富比两场拍卖中，王广义的政治波普类作品的价格出现了急速上涨，纽约苏富比推出的《大判·波普艺术》成交价为198万元，而在5月份香港佳士得春拍中，他的Rolex更是以416万元的价格创下了纪录。
　　如今拍卖场上的这些数字，虽然已是一万元的上百倍，但对王广义来说，内心掀起的波澜永远无法与当年的一万元相比。
　　
　　宋伟:中国当代艺术收藏第一人
　　后来据王广义回忆，由于当时的艺术家都很穷，住不起旅店，很多人是住在中央美院的学生宿舍、办公室里，展览结束后，很多展品带不走，就不了了之。而他的展品——《毛泽东AO》在大展后上了美国的《明周刊》，并且在展览结束之后被北京商人宋伟以一万元的价格收藏。而这位收藏家，也正是此前高名潞提到“北京一个公司的老板”，此人靠卖盒饭起家，在80年代便有如此眼光收藏当代艺术品，可以称之为“中国当代艺术收藏第一人”。
　　据知情人士透露，这位收藏家宋伟后来去了美国，从美国回来以后，精神就出了问题，据医生诊断，他患的是一种“妄想狂”的精神疾病。后经多方诊治，病情略有好转，但是喝完酒之后还会“发狂”，有时也会发作。在去年肖鲁的作品复制完毕之后他们曾举办过一次研讨会，当时把宋伟也请去了。但是开场没多久他就发病了，开始扔东西，并且表现得非常烦躁。现在的宋伟病情时好时坏，近两年不断有人找他，询问关于当年 ’89大展的事情，可这件事已经成了他心底不能触动的记忆。
　　而在宋伟发病后，其妻也因此与他离婚，当年收藏的一些’89大展上的参展作品，被陆续卖掉，部分作品流入海外藏家之手，而肖鲁的作品《对话》也在这个过程中遗失。
　　
　　收藏80当代艺术是因充满力量
　　自80年代初就到法国从事艺术经纪的策展人程昕东，从1993年起就开始策划中法之间艺术交流的活动，他对80年代艺术作品有着痴迷的喜好。
　　正在法国巴黎的著名国际策展人程昕东表示，自己有收藏北京“’89现代艺术大展”的作品，“但是当时没钱，只买了二三幅。一件是潘德海的，一件是毛旭辉的。”
　　当时程昕东花了几百元，一直保留到现在。而目前一件的价值在50万人民币以上，“但肯定不会卖的，因为这些作品代表了历史，有激情，很纯洁，是历史经典。”
　　为此，程昕东还专门办了“毛旭辉——20年作品回顾展”，包括《坐在扶手椅上的家长》（木板上油画，1989）等，从1985年到2005年对毛旭辉的作品都进行了展示。
　　程昕东告诉记者，收藏’89艺术大展的作品主要考虑了“代表一个时代的艺术品，非常有力量，作品敏感，是中国当代艺术历史的重点纪录。”
　　程昕东非常不甘心，“如果有钱我会全部买下，目前也一直在找那个时期的作品，也在做关于80年代主题的当代艺术展览和个展。”
　　事实上，尤伦斯、管艺、希克、田烟幸人、张颂仁等国内外藏家也都在寻求着这些“特殊时期的作品”，因为1989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大展”被普遍认为是传统与当代的分野，这之后，中国的当代艺术开始走向高潮。
　　因此才有了各种百万当代艺术家诞生，包括以97．92万美元成交的张晓刚单幅油画作品《同志》，以627万元成交的孟禄丁、张群的《在新时代——亚当·夏娃的启示》，511万元的岳敏君《迷惑的春天》，467万元的《狮子》，徐冰的《鸟》337万元，张洹《和平钟》337万元，张晓刚《血缘:同志NO．120》809万元，方力钧《No．8》345万元，《中国地图》188万元。在内地，周春芽《山石图》440万元，《生活像花儿一样美丽》253万元，曾梵志《面具》275万元，王广义《大批判——耐克》330万元，张晓刚《戴红领巾的女孩》385万元，石冲《物语水空气和身体》236．5万元。
　　值得警惕的是，大量海外藏家来华“吸货”也造成了潜在危险。其中，瑞士前驻华大使希克收藏了大量中国当代艺术精品，在他的藏品库中，中国有才华的当代艺术家无一漏网。但北京的几个大型拍卖公司，例如嘉德、太平洋、中贸圣嘉、翰海等的成交中，当代艺术只占有很少的份额，而且通常是油画，而摄影、综合材料装置、雕塑等则更为少见。
　　尽管有关部门注意到了这一情况的潜在危险，已开始向美术机构投入巨资来收藏当代艺术品，例如中国美术馆的收藏费从每年几十万元一下子增加到每年5000万元，力图挽回中国当代艺术流失海外的被动局面，但从这个数字以及作为国家美术馆目前的作为来看，仍然远远不够。收藏界也需要提升对中国当代艺术价值和意义的了解;另一方面，文化机构和主流媒体也应当给予当代艺术更多理所当然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