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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朋克”的标签就仅仅是谩骂与躁动。过了三十而立的“反光镜”一如既往地坚持着他们的音乐之路，告诉你什么是他们所信赖的责任感与专业素质。
一个刚下完雨的北京，天还阴着，适合播放一首“还我蔚蓝”。走进东二环附近“飞行者”唱片的办公区，会议室烟雾缭绕，“反光镜”乐队的几个人刚刚开完新专辑的碰头会，讨论制作方案。
距离2010年那张EP《释你》，他们已经三年没有新专辑问世了。
坐在这样一支老牌流行朋克乐队面前，不能不感到时光飞逝。即使再倒退10年，那时候的“反光镜”都已在北京摇滚乐界成了知名乐队。“16年了。”主唱李鹏点起一支烟。贝斯手田建华忙着与设计师发短信定唱片封面的细节，鼓手叶景滢坐在他身后。他们早已不再轻狂，却依然年轻，还多了份亲切谦和，。
很自然地，我们聊起了新专辑。“其实做完挺早的了，半年多做了8首，”李鹏说，“就是来来回回各种不赶趟儿，拖到现在还没出来。”“这张专辑每首作品时间长 4-5分钟，比以前更稳重细腻，毕竟年龄大了。之前写的很多题材，比如‘还我蔚蓝’，当时说的是环保的事情。这张关注到了一些更大的社会现象。以往可能更自我。因为年龄大了，经历多了，责任心这个问题就很重要。”田建华连着说了两次“年龄大了”。
那你们年龄多大了？
李鹏：“就二十五六岁呗。”（笑）
“从上一张《释你》开始，我们的音乐已经开始有一些变化了。这张我觉得可能相对《释你》更大一些，都是我们三个相对自然的变化，更多元化。一开始听我们音乐的人都知道我们是一个朋克乐队，但是从《释你》开始，人们也说我们不是那么纯粹了。我们觉得能融入一些我们喜欢的一些早的、老摇滚的东西也很好，或者一些歌是保持我们三个人的朋克感觉，也会有一些‘长大’那种伤感的东西。”叶景滢补充道。一般来讲，乐队的鼓手不太说话。可是“反光镜”三个人聊天都很平均。这个状态很有意思。
“我们三个人做乐队做久了，可能就不像有的乐队那样，主唱一个人包揽全部思考。现在我们越来越多会相互探讨，给李鹏出一个‘命题作文’，比如写个什么主题的歌。因为他毕竟一个人想到的问题有限。每个人在生活中接触的事儿是不一样的，给他一个框架，他再在框架里用他的方式去表达。这就是现在‘反光镜’的创作思路。”田建华说。
回溯历史，也许这三个1979年出生的“年轻人”并没有想到过自己做乐队，能一下子做了这么久，并且把它变成了职业。1997年，常混在五道口区域的田建华、叶景滢和之前“反光镜”的主唱郭峰认识后，开始在“嚎叫俱乐部”演出。虽然条件没法儿和现在比，不算是一个传统的live house，但是他们觉得终于有一个地儿可以踏踏实实演出了，有“家”的感觉。1999年，一张至今仍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朋克合辑《无聊军队》问世，集结了“脑浊”、“反光镜”、“A-Boys”和“69”四支乐队的作品。专辑曲目短小精湛，歌词和旋律充满年轻的朋克式愤怒。崔健在录制期间曾去探班，还帮“69”的歌曲录了几个小号的声音。这张专辑被时代所造就，既是传奇，又是历史。
四支乐队，十个人组成，乐手互相交叉，只有“反光镜”的初始阵容是固定的。彼时还未加入的李鹏之前是“脑浊”的鼓手、A-Boys的吉他手，和“69”的吉他手。“以前住的那个家，里屋就是排练室，起床睁眼就能打鼓。”李鹏说。由于大多是1979年生人，都算是同龄人，大家玩着，稀里糊涂就把《无聊军队》唱片录了，觉得挺高兴。“‘脑浊’的高阳是‘地下婴儿’乐队的，混新街口那片儿。肖容他们是混景山的，因为他们是景山学校的。A-Boys的沈岳离我们比较近。大家就是终于找到一个地儿聚到一块儿，有点像现在School酒吧的那个意思。”田建华说，“但是之后相继一些乐队就开始解散了。”
这张合辑制作人是“嚎叫俱乐部”的老板、也是后来创立了“嚎叫唱片”的吕玻，以及第一代摇滚音乐人王迪。当时“嚎叫俱乐部”是学生最多的地方，外国人也多，所以地理位置也很容易吸引到人们来看。门票10块钱，海报也是吕玻画的。为了节省演出成本，学画画出身的吕玻每天白天就画海报，晚上经营酒吧。2000年的时候，“反光镜”进行了美国巡演，也是第一支中国的朋克乐队在美国巡演。起因是他们当时是有一个叫Nathan的美国哥们儿经常与他们一起看“地下婴儿”的演出。后来发现大家喜欢的音乐都差不多，就一拍即合变成朋友。去年，有一位也是10年前混迹在北京朋克圈的美国人再次来到中国，并且出版了一本关于北京朋克的书。“你说的那个是瘦David，是和‘地下婴儿’他们一起玩的。他们算是old school那一派。”李鹏解释。
2001年，“反光镜”发行了同名EP《反光镜》，同时李鹏也加入了乐队。有半年左右，乐队是四人阵容。同年，原主唱郭峰离队，后来组建了“再循环”（Recycle）乐队。原先由郭峰创作的老歌，在后来的现场中，由田建华表演。这张专辑之后，“反光镜”与当时的另一著名独立厂牌“新蜂音乐”合作了半年。但是时任老板的付翀因为“花儿”乐队的解约和当时唱片业不景气，对于整个环境比较伤心，所以他们的合作也只赶了一个尾巴，并没有录制作品。2006年，“反光镜”签约“飞行者”唱片，2007年录制了新专辑《成长瞬间》，开始了一条充满探索的道路，也坚持把new school punk做了下去。
近十年来，除了老歌那些戏谑的年少冲动，无论是《成长瞬间》，还是《释你》，“反光镜”都用最简单上口的旋律和歌词，传播着正能量。在这个充满讥诮和不屑的时代，能做到这一点，依然令人敬佩。“我们想表达的就是多坚持一点，不妥协一点，这也是我们音乐道路的真实写照。因为现在能接触到的负能量太多了。其实我们一直以来经历了很多困难，碰了那么多钉子，吃了那么多亏，但我们还是不服啊。就像玩儿滑板一样，事情都差不多。动不动乐队就解散了，动不动就离婚了，你丫责任心在哪儿？乐队不一定非要换人啊，非要开除啊，我们想传达的也是这种精神。”叶景滢说。除了乐队之外，他还爱好滑板，并且在鼓楼东大街经营着自己的服装小店“叶店”。 “我们现在的歌迷年龄都挺小的，我们也想给这些孩子一些好的希望，自己树立一个榜样。别到时候家长一听，这都是什么歌词啊？经常有小孩和我们说，你们的歌我爸妈都挺喜欢的。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挺大的鼓励，我们做的东西有更多的人接受，这挺好。而不是说我们老是那种谩骂的态度，那是青春期的躁动。我们现在要有责任感，年龄到了，过了三十岁该而立了。”田建华说。“不说是不是摇滚乐，那些都是扯淡。就说做音乐这件事本身，你先给我坚持一个10年再说吧。”叶景滢接话道。
说回新专辑的表达，田建华表示：“从歌词来说，我们有一首歌关于单亲家庭的话题，写的是孩子从小家里少了一半人的那种感觉。还有一首就是现在社会的问题。还有一首就是讲女孩都爱高帅富，男孩都爱白富美，各种比房子比车比钱比大金链子什么的。我们作品就是想越来越多涉及各个方面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小点。当然内心的表达肯定还会有，爱情，因为大家都得谈恋爱。”
那你们又是如何解决生活挫折呢？
“坚持，用脑子，大家商量。喝个小酒，一块儿聊聊。现在好了，我们有公司，有团队，有困难的时候大家一起聊。凡事总能聊出个解决办法来。包括我们的小助理，工作人员，都是1985年之后出生的年轻人，他们也会给我们一些年轻人的视角和他们的感受，处事的方式方法。多做，少说。拿出实际行动，演出。”乐队说。
说到演出，乐队刚刚结束全国巡演回到北京。几乎每个城市都有所谓的“反托儿”，那些写着“反光镜”名字的大旗也随处飘扬。不可否认的一点就是，“反光镜”的现场效果和他们的唱片几乎水准相当。没有走音，没有错弹，品质十分有保证。两年前采访李鹏的时候，他说“反光镜”保持着一周2-3次的排练频率。
“一周肯定得排这么多。我们要是在家待着家人也会奇怪，干吗呢啊，怎么不排练啊？说白了我们就是跟上班是一个意思。有时候我们也犯懒，李鹏就说，你看看人家上班的，人家早上8点就上班，咱们11点排练，算事儿吗？然后跟其他乐队一说，他们说你们11点排练？疯了吧？11点我还没醒呢！好多做乐队的下午两点能醒就不错了。我们就是习惯了。今天心情好，能排三个小时；心情不好，一个小时就结束。创作还是比较自由的。但无论好不好，都要排练，没准儿就有一个新的感觉。大家见面聊聊事儿也是好的。”田建华说。
“别到时候外头人一问你，玩儿音乐的？但你一个星期都不带摸鼓的，那这事儿还怎么玩儿啊。不是刻不刻苦，是专业的问题。我们是一个做了16年的专职乐队，年轻的时候没那么多可玩儿的电子设备，iPad电脑啊什么的。就是喜欢音乐，就干了，别分神，把它做好。”叶景滢说。“对，我们既然是职业乐队，卖票，那么就得对得起买票的人。”田建华又补充。
作为乐队的“队长”，同时又是贝斯手，最后我们聊起了“黑”贝斯手这个问题，问田建华怎么看。“这事儿有意思吗？（大家狂笑）。微博天天黑贝斯手，就博君一笑呗。作为贝斯手最重要的品格啊，就一个字—忍！（再次狂笑）其实在乐队里，我觉得贝斯手是承上启下的关系。我要跟鼓手的节奏型走好，还要配合吉他手的一些小旋律。我的调没有吉他手高，但是要比鼓手高，所以就是这么一个中间值的作用。”
那鼓手的作用？
“鼓手的重要性取决于他要会创造，要会编曲。如果这个鼓手走了，谁都代替不了，那就是一个好的鼓手。还得是最幽默的（大笑）。”叶景滢回答。
所以最情绪化的是主唱？
李鹏：“可能是吧。”田建华：“一定是！”
最后，对于兼职乐队，“反光镜”也给出了一些建议。他们说，既然有这份心想玩乐队，那就别放弃。“我们也有很多朋友做了音乐离开了又回来，我觉得如果是因为生活，就算不做乐队，但是别忘了练琴。不能因为上班就武功全废。我们当时也是生扛过来的，苦中作乐，因为再苦你也是干你想干的事儿。”
一个刚下完雨的北京，天还阴着，适合播放一首“还我蔚蓝”。走进东二环附近“飞行者”唱片的办公区，会议室烟雾缭绕，“反光镜”乐队的几个人刚刚开完新专辑的碰头会，讨论制作方案。
距离2010年那张EP《释你》，他们已经三年没有新专辑问世了。
坐在这样一支老牌流行朋克乐队面前，不能不感到时光飞逝。即使再倒退10年，那时候的“反光镜”都已在北京摇滚乐界成了知名乐队。“16年了。”主唱李鹏点起一支烟。贝斯手田建华忙着与设计师发短信定唱片封面的细节，鼓手叶景滢坐在他身后。他们早已不再轻狂，却依然年轻，还多了份亲切谦和，。
很自然地，我们聊起了新专辑。“其实做完挺早的了，半年多做了8首，”李鹏说，“就是来来回回各种不赶趟儿，拖到现在还没出来。”“这张专辑每首作品时间长 4-5分钟，比以前更稳重细腻，毕竟年龄大了。之前写的很多题材，比如‘还我蔚蓝’，当时说的是环保的事情。这张关注到了一些更大的社会现象。以往可能更自我。因为年龄大了，经历多了，责任心这个问题就很重要。”田建华连着说了两次“年龄大了”。
那你们年龄多大了？
李鹏：“就二十五六岁呗。”（笑）
“从上一张《释你》开始，我们的音乐已经开始有一些变化了。这张我觉得可能相对《释你》更大一些，都是我们三个相对自然的变化，更多元化。一开始听我们音乐的人都知道我们是一个朋克乐队，但是从《释你》开始，人们也说我们不是那么纯粹了。我们觉得能融入一些我们喜欢的一些早的、老摇滚的东西也很好，或者一些歌是保持我们三个人的朋克感觉，也会有一些‘长大’那种伤感的东西。”叶景滢补充道。一般来讲，乐队的鼓手不太说话。可是“反光镜”三个人聊天都很平均。这个状态很有意思。
“我们三个人做乐队做久了，可能就不像有的乐队那样，主唱一个人包揽全部思考。现在我们越来越多会相互探讨，给李鹏出一个‘命题作文’，比如写个什么主题的歌。因为他毕竟一个人想到的问题有限。每个人在生活中接触的事儿是不一样的，给他一个框架，他再在框架里用他的方式去表达。这就是现在‘反光镜’的创作思路。”田建华说。
回溯历史，也许这三个1979年出生的“年轻人”并没有想到过自己做乐队，能一下子做了这么久，并且把它变成了职业。1997年，常混在五道口区域的田建华、叶景滢和之前“反光镜”的主唱郭峰认识后，开始在“嚎叫俱乐部”演出。虽然条件没法儿和现在比，不算是一个传统的live house，但是他们觉得终于有一个地儿可以踏踏实实演出了，有“家”的感觉。1999年，一张至今仍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朋克合辑《无聊军队》问世，集结了“脑浊”、“反光镜”、“A-Boys”和“69”四支乐队的作品。专辑曲目短小精湛，歌词和旋律充满年轻的朋克式愤怒。崔健在录制期间曾去探班，还帮“69”的歌曲录了几个小号的声音。这张专辑被时代所造就，既是传奇，又是历史。
四支乐队，十个人组成，乐手互相交叉，只有“反光镜”的初始阵容是固定的。彼时还未加入的李鹏之前是“脑浊”的鼓手、A-Boys的吉他手，和“69”的吉他手。“以前住的那个家，里屋就是排练室，起床睁眼就能打鼓。”李鹏说。由于大多是1979年生人，都算是同龄人，大家玩着，稀里糊涂就把《无聊军队》唱片录了，觉得挺高兴。“‘脑浊’的高阳是‘地下婴儿’乐队的，混新街口那片儿。肖容他们是混景山的，因为他们是景山学校的。A-Boys的沈岳离我们比较近。大家就是终于找到一个地儿聚到一块儿，有点像现在School酒吧的那个意思。”田建华说，“但是之后相继一些乐队就开始解散了。”
这张合辑制作人是“嚎叫俱乐部”的老板、也是后来创立了“嚎叫唱片”的吕玻，以及第一代摇滚音乐人王迪。当时“嚎叫俱乐部”是学生最多的地方，外国人也多，所以地理位置也很容易吸引到人们来看。门票10块钱，海报也是吕玻画的。为了节省演出成本，学画画出身的吕玻每天白天就画海报，晚上经营酒吧。2000年的时候，“反光镜”进行了美国巡演，也是第一支中国的朋克乐队在美国巡演。起因是他们当时是有一个叫Nathan的美国哥们儿经常与他们一起看“地下婴儿”的演出。后来发现大家喜欢的音乐都差不多，就一拍即合变成朋友。去年，有一位也是10年前混迹在北京朋克圈的美国人再次来到中国，并且出版了一本关于北京朋克的书。“你说的那个是瘦David，是和‘地下婴儿’他们一起玩的。他们算是old school那一派。”李鹏解释。
2001年，“反光镜”发行了同名EP《反光镜》，同时李鹏也加入了乐队。有半年左右，乐队是四人阵容。同年，原主唱郭峰离队，后来组建了“再循环”（Recycle）乐队。原先由郭峰创作的老歌，在后来的现场中，由田建华表演。这张专辑之后，“反光镜”与当时的另一著名独立厂牌“新蜂音乐”合作了半年。但是时任老板的付翀因为“花儿”乐队的解约和当时唱片业不景气，对于整个环境比较伤心，所以他们的合作也只赶了一个尾巴，并没有录制作品。2006年，“反光镜”签约“飞行者”唱片，2007年录制了新专辑《成长瞬间》，开始了一条充满探索的道路，也坚持把new school punk做了下去。
近十年来，除了老歌那些戏谑的年少冲动，无论是《成长瞬间》，还是《释你》，“反光镜”都用最简单上口的旋律和歌词，传播着正能量。在这个充满讥诮和不屑的时代，能做到这一点，依然令人敬佩。“我们想表达的就是多坚持一点，不妥协一点，这也是我们音乐道路的真实写照。因为现在能接触到的负能量太多了。其实我们一直以来经历了很多困难，碰了那么多钉子，吃了那么多亏，但我们还是不服啊。就像玩儿滑板一样，事情都差不多。动不动乐队就解散了，动不动就离婚了，你丫责任心在哪儿？乐队不一定非要换人啊，非要开除啊，我们想传达的也是这种精神。”叶景滢说。除了乐队之外，他还爱好滑板，并且在鼓楼东大街经营着自己的服装小店“叶店”。 “我们现在的歌迷年龄都挺小的，我们也想给这些孩子一些好的希望，自己树立一个榜样。别到时候家长一听，这都是什么歌词啊？经常有小孩和我们说，你们的歌我爸妈都挺喜欢的。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挺大的鼓励，我们做的东西有更多的人接受，这挺好。而不是说我们老是那种谩骂的态度，那是青春期的躁动。我们现在要有责任感，年龄到了，过了三十岁该而立了。”田建华说。“不说是不是摇滚乐，那些都是扯淡。就说做音乐这件事本身，你先给我坚持一个10年再说吧。”叶景滢接话道。
说回新专辑的表达，田建华表示：“从歌词来说，我们有一首歌关于单亲家庭的话题，写的是孩子从小家里少了一半人的那种感觉。还有一首就是现在社会的问题。还有一首就是讲女孩都爱高帅富，男孩都爱白富美，各种比房子比车比钱比大金链子什么的。我们作品就是想越来越多涉及各个方面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小点。当然内心的表达肯定还会有，爱情，因为大家都得谈恋爱。”
那你们又是如何解决生活挫折呢？
“坚持，用脑子，大家商量。喝个小酒，一块儿聊聊。现在好了，我们有公司，有团队，有困难的时候大家一起聊。凡事总能聊出个解决办法来。包括我们的小助理，工作人员，都是1985年之后出生的年轻人，他们也会给我们一些年轻人的视角和他们的感受，处事的方式方法。多做，少说。拿出实际行动，演出。”乐队说。
说到演出，乐队刚刚结束全国巡演回到北京。几乎每个城市都有所谓的“反托儿”，那些写着“反光镜”名字的大旗也随处飘扬。不可否认的一点就是，“反光镜”的现场效果和他们的唱片几乎水准相当。没有走音，没有错弹，品质十分有保证。两年前采访李鹏的时候，他说“反光镜”保持着一周2-3次的排练频率。
“一周肯定得排这么多。我们要是在家待着家人也会奇怪，干吗呢啊，怎么不排练啊？说白了我们就是跟上班是一个意思。有时候我们也犯懒，李鹏就说，你看看人家上班的，人家早上8点就上班，咱们11点排练，算事儿吗？然后跟其他乐队一说，他们说你们11点排练？疯了吧？11点我还没醒呢！好多做乐队的下午两点能醒就不错了。我们就是习惯了。今天心情好，能排三个小时；心情不好，一个小时就结束。创作还是比较自由的。但无论好不好，都要排练，没准儿就有一个新的感觉。大家见面聊聊事儿也是好的。”田建华说。
“别到时候外头人一问你，玩儿音乐的？但你一个星期都不带摸鼓的，那这事儿还怎么玩儿啊。不是刻不刻苦，是专业的问题。我们是一个做了16年的专职乐队，年轻的时候没那么多可玩儿的电子设备，iPad电脑啊什么的。就是喜欢音乐，就干了，别分神，把它做好。”叶景滢说。“对，我们既然是职业乐队，卖票，那么就得对得起买票的人。”田建华又补充。
作为乐队的“队长”，同时又是贝斯手，最后我们聊起了“黑”贝斯手这个问题，问田建华怎么看。“这事儿有意思吗？（大家狂笑）。微博天天黑贝斯手，就博君一笑呗。作为贝斯手最重要的品格啊，就一个字—忍！（再次狂笑）其实在乐队里，我觉得贝斯手是承上启下的关系。我要跟鼓手的节奏型走好，还要配合吉他手的一些小旋律。我的调没有吉他手高，但是要比鼓手高，所以就是这么一个中间值的作用。”
那鼓手的作用？
“鼓手的重要性取决于他要会创造，要会编曲。如果这个鼓手走了，谁都代替不了，那就是一个好的鼓手。还得是最幽默的（大笑）。”叶景滢回答。
所以最情绪化的是主唱？
李鹏：“可能是吧。”田建华：“一定是！”
最后，对于兼职乐队，“反光镜”也给出了一些建议。他们说，既然有这份心想玩乐队，那就别放弃。“我们也有很多朋友做了音乐离开了又回来，我觉得如果是因为生活，就算不做乐队，但是别忘了练琴。不能因为上班就武功全废。我们当时也是生扛过来的，苦中作乐，因为再苦你也是干你想干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