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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官高山幸夫接到奔赴福岛第一核电站前线命令后，没有跟家人道别。路上，他给妻子发了短信，“我先去了，很快会回来。”妻子回短信：“等你回来。”
作为丈夫和父亲的高山幸夫，这次以东京消防厅消防救助机动部队总括队长、消防司令头衔参与核电站救援。
高山幸夫等139名消防队员在福岛第一核电站的任务，是利用消防车将海水喷射向3号和4号反应堆的乏燃料池。“队员距3号反应堆的外墙最近只有2米，与乏燃料池之间距离是50米。外墙也有辐射，我们知道很危险。”高山幸夫告诉《财经》记者。
此前这些消防队员没有接受过任何预防核辐射训练，“与以前作业相比，最大的不同是在核辐射下的内心恐惧，恐惧心理每个人都有，我即便身为消防司令也是如此。”不过，这种恐惧在紧张工作中逐渐淡化。
队员们衣服上都装有辐射监测装置，辐射超出规定的80毫希沃特剂量就会发出警报，他们必须在警报响起之后马上撤退。东京电力公司规定现场工作人员须遵从时间防护的原则，即规定时间内轮岗，以避免人员受到过量辐射。
迄今，东京消防厅派出去执行任务的队员都未感身体不适。而留守核电站处理事故的100多位东京电力公司员工（他们因以50人一组轮班而被误称为“50死士”），也仅有3人因“过量辐射”于3月24日送往医院。
对于一线救灾人员，以及事故核电站周围可能已受到辐射污染的民众，未来他们将以何种方式维护自己的健康？
心理影响难以消除
这次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是在压力容器泄压过程中，一些放射性物质和氢气释放到密闭厂房、氢气浓度过高导致爆炸，放射性物质释放到空气中，但其安全壳完好；另外，乏燃料池冷却系统失效，导致部分放射性物质泄漏。
吉林大学医学院放射生物学教授龚守良认为，与1986年切尔诺贝利大范围放射性物质在爆炸后无预料地释放不同，福岛的放射性物质泄漏较缓，有时间允许居民和工作人员做准备，这种情况下释放的放射性物质有限，造成的危害亦较轻。
而与1979年美国三里岛核电站事故相比，福岛核事故则要严重得多。
福岛核事故对人员的健康影响，可以从切尔诺贝利事故和三里岛事故中得到解读。
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放射与辐射研究所郭力生曾撰文介绍，切尔诺贝利事故初期现场应急救灾820人中，87％受辐射剂量大于500毫希沃特，最终确诊为急性放射病者134人，其中28人不治死亡。
而早期撤离人员（共约11.6万人）及在污染区生活的居民（约20万－27万人），接受的辐射剂量大多在几十毫希沃特。事故后经14年对周围居民的观察，可归因于辐射的是，甲状腺癌发生率明显增加，白血病及其他癌症总发生率和死亡率未见明显增加。
1979年三里岛核电站事故是五级事故，其放射量对人体健康所造成影响微乎其微。美国调查结论是，尽管核电站遭到严重损坏，但放射性物质泄漏很少；核电站周围0.8公里内公众个人最大辐射剂量为1毫希沃特，只占天然年辐射剂量的40％。居住在三里岛周围80公里以内的约200万人口中， 因辐射诱发的癌症风险基本上可以忽略。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最大影响之一是心理影响，主要因缺乏风险沟通机制所导致。美国对三里岛事故调查结论亦提及公众短期存在的精神紧张，居住在三里岛8公里内的人们，尤其是有学龄前儿童的家庭，受到的心理影响最大。
对比之下，福岛核事故的严重程度介于前两者之间。根据目前已披露信息，辐射对于救援人员及周围民众的直接伤害不太可能如同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一样致人死亡，但心理影响已经显著表现出来。这传导至中国，即是大范围抢购食盐风波。
放射性碘是祸首
此次福岛核事故释放的放射性物质包括核燃料、裂变产物和活化产物，主要是碘、铯、锶等放射性核素。
公众受到的辐射来源是放射性烟云或吸食受辐射污染的食物饮料，现场救援人员和工作人员由于其职业活动遭受体表或体内的放射性沾染，进而导致较大剂量辐射。放射性物质对人的危害主要取决于所受辐射剂量大小。
中国疾控中心辐射防护与核安全医学所王作元研究员说，碘-131对公众影响更大。这可以解释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后居民甲状腺癌的发生率明显增加。
进入体内的碘主要浓集于甲状腺， 癌的形成也主要在甲状腺。碘进入血液后30％由甲状腺吸收，70％随尿排出。
据已有研究，经消化道进入机体的碘在整个胃肠道都能吸收。
放射性碘的蒸汽和溶液可经黏膜、皮肤被直接吸收进入血液循环。皮肤对放射性碘溶液吸收率可达10％左右， 破损了的皮肤， 其吸收率会增高。
乌克兰国防部国家卫生学总医师巴尔克维奇·瓦列里研究了切尔诺贝利事故对环境污染的情况。他将该研究发表在2007年中国期刊《解放军医学杂志》上。他在文中介绍，1986年5月－6月间，乌克兰普里别基市居民中食用了含碘同位素的食物和呼吸了有放射性物质的空气，其中儿童和青年甲状腺受到碘同位素辐射较重。
龚守良解释说，儿童甲状腺小于成人，因此儿童摄入放射性碘的危险性比成人大，其初期辐射损伤出现较晚，常在性成熟期或更晚。处于发育中的儿童新陈代谢快，这也是其危害更重的原因之一。
核事故救治
3月24日，福岛第一核电站3号机组进行抢修作业的三名工作人员遭受过量辐射，辐射量在170毫希沃特至180毫希沃特之间，其中两人腿部皮肤附着放射性物质，已送医院治疗。当时三人正在3号机组涡轮机房中架设电缆，其身上都装有辐射监测设备，超过80毫希沃特时将自动警报并轮岗。
当辐射剂量达到100毫希沃特时，人体细胞就可能出现染色体变化；在500毫希沃特辐射剂量情况下，人体末梢血中淋巴细胞将减少，这意味着免疫系统受到破坏；在1000毫希沃特时，人群中可能有10％的人出现恶心呕吐等反应。
核电站工作人员的全年辐射量上限一般为50毫希沃特(五年100毫希沃特)，紧急情况下为100毫希沃特。日本厚生劳动省为应对此次事故，将上限临时提高到了250毫希沃特。东京电力公司称，截至3月24日，受辐射超过100毫希沃特的人员达到17人。
世界卫生组织称，通过对原子弹爆炸幸存者、接受放射诊疗的病人、职业受照人群以及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受照人群的辐射流行病学研究表明，在全身辐射剂量低于100毫希沃特时，未发现明显的辐射致癌效应。
王作元告诉《财经》记者，日本当局关于250毫希沃特的上限设置是根据利益代价分析得来，为了控制反应堆，只好在力保没有严重影响健康情况下有所牺牲。
龚守良则将250毫希沃特的上限设置解释为：“没有明确医学依据，这个辐射剂量，部分人存在临床反应，属于过渡范围。”
放射性核素形成体内污染有三个阶段：在进入身体部位沉积或吸收；经血液或淋巴系统吸收转移；在组织器官内滞留。
龚守良介绍，对于受较多辐射工作人员的治疗准则是，尽早处理，减少吸收和促人体排出核素。有放射性核素污染皮肤的情况，需要肥皂水冲洗，或针对核素性质，选用促排药物使之排出。
一旦放射性核素已经进入身体，后续处理就相当麻烦。放射性疾病与常规疾病不同，放射性核素对身体的持续破坏作用过程是不被任何化学反应改变的，因此也就不能被任何药物阻断，除非将放射性物质排出体外。
人类进行重大核事故受害者救治的实践并不多，切尔诺贝利事故是少有的一次。
巴尔克维奇·瓦列里介绍，切尔诺贝利事故中最初的救护措施主要是，给救灾人员及严重污染区的公众进行疾病预防、医学检查以及服碘预防、服用维生素合剂、放射性核素吸附剂、免疫调节剂和辐射防护剂等。
前苏联和波兰等国家，服用稳定性碘（以阻止甲状腺吸收放射性碘-131）的民众超过2000万。
前苏联组织和采取医疗措施共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86年4月26日－5月3日，期间对核电站受害人员（包括救灾人员）和居民进行医疗救治。这一阶段最重要措施是保护甲状腺，使用储备的碘化钾进行治疗。接受这一药物最好在事故最初六小时之内(最好的方案是人在进入核沾染区之前) 。
第二阶段从1986年5月4日－5月11日，期间对从放射沾染地区撤出居民进行群体检查，动用军队撤离儿童并将其安置，大规模检查了718万人，住院检查454人，共完成316万次照射剂量的调查。
第三阶段，从1986年5月12日－1988年底，主要对核电站救援人员进行预防放射损伤，向军人提供医疗救治。
龚守良介绍，对于核辐射损伤治疗，除了前文提及的去污和促排措施，其他治疗措施均为对症治疗的常规手段，包括后续的癌症。另外，对于遭受辐射伤害者走向癌变的过程的控制，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至今，医学尚无明显进步。“人类除了在分子生物学水平认识更清楚之外，别无有效的阻止放射癌变手段。”龚守良说。
一些学者判断，目前看来，福岛尚不至达到出现急性放射病患者，但是否会有辐射致癌者，目前尚不能作出结论。
至3月底，日本核电站泄漏放射性物质已经波及全球，美、韩等多国检测到放射性物质。中国环境保护部也在京、津、冀、鲁、豫、徽、粤、桂、宁等25个省、市、自治区检测出极微量的人工放射性核素碘-131，但其浓度远不足以对人体健康造成影响。
作为丈夫和父亲的高山幸夫，这次以东京消防厅消防救助机动部队总括队长、消防司令头衔参与核电站救援。
高山幸夫等139名消防队员在福岛第一核电站的任务，是利用消防车将海水喷射向3号和4号反应堆的乏燃料池。“队员距3号反应堆的外墙最近只有2米，与乏燃料池之间距离是50米。外墙也有辐射，我们知道很危险。”高山幸夫告诉《财经》记者。
此前这些消防队员没有接受过任何预防核辐射训练，“与以前作业相比，最大的不同是在核辐射下的内心恐惧，恐惧心理每个人都有，我即便身为消防司令也是如此。”不过，这种恐惧在紧张工作中逐渐淡化。
队员们衣服上都装有辐射监测装置，辐射超出规定的80毫希沃特剂量就会发出警报，他们必须在警报响起之后马上撤退。东京电力公司规定现场工作人员须遵从时间防护的原则，即规定时间内轮岗，以避免人员受到过量辐射。
迄今，东京消防厅派出去执行任务的队员都未感身体不适。而留守核电站处理事故的100多位东京电力公司员工（他们因以50人一组轮班而被误称为“50死士”），也仅有3人因“过量辐射”于3月24日送往医院。
对于一线救灾人员，以及事故核电站周围可能已受到辐射污染的民众，未来他们将以何种方式维护自己的健康？
心理影响难以消除
这次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是在压力容器泄压过程中，一些放射性物质和氢气释放到密闭厂房、氢气浓度过高导致爆炸，放射性物质释放到空气中，但其安全壳完好；另外，乏燃料池冷却系统失效，导致部分放射性物质泄漏。
吉林大学医学院放射生物学教授龚守良认为，与1986年切尔诺贝利大范围放射性物质在爆炸后无预料地释放不同，福岛的放射性物质泄漏较缓，有时间允许居民和工作人员做准备，这种情况下释放的放射性物质有限，造成的危害亦较轻。
而与1979年美国三里岛核电站事故相比，福岛核事故则要严重得多。
福岛核事故对人员的健康影响，可以从切尔诺贝利事故和三里岛事故中得到解读。
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放射与辐射研究所郭力生曾撰文介绍，切尔诺贝利事故初期现场应急救灾820人中，87％受辐射剂量大于500毫希沃特，最终确诊为急性放射病者134人，其中28人不治死亡。
而早期撤离人员（共约11.6万人）及在污染区生活的居民（约20万－27万人），接受的辐射剂量大多在几十毫希沃特。事故后经14年对周围居民的观察，可归因于辐射的是，甲状腺癌发生率明显增加，白血病及其他癌症总发生率和死亡率未见明显增加。
1979年三里岛核电站事故是五级事故，其放射量对人体健康所造成影响微乎其微。美国调查结论是，尽管核电站遭到严重损坏，但放射性物质泄漏很少；核电站周围0.8公里内公众个人最大辐射剂量为1毫希沃特，只占天然年辐射剂量的40％。居住在三里岛周围80公里以内的约200万人口中， 因辐射诱发的癌症风险基本上可以忽略。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最大影响之一是心理影响，主要因缺乏风险沟通机制所导致。美国对三里岛事故调查结论亦提及公众短期存在的精神紧张，居住在三里岛8公里内的人们，尤其是有学龄前儿童的家庭，受到的心理影响最大。
对比之下，福岛核事故的严重程度介于前两者之间。根据目前已披露信息，辐射对于救援人员及周围民众的直接伤害不太可能如同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一样致人死亡，但心理影响已经显著表现出来。这传导至中国，即是大范围抢购食盐风波。
放射性碘是祸首
此次福岛核事故释放的放射性物质包括核燃料、裂变产物和活化产物，主要是碘、铯、锶等放射性核素。
公众受到的辐射来源是放射性烟云或吸食受辐射污染的食物饮料，现场救援人员和工作人员由于其职业活动遭受体表或体内的放射性沾染，进而导致较大剂量辐射。放射性物质对人的危害主要取决于所受辐射剂量大小。
中国疾控中心辐射防护与核安全医学所王作元研究员说，碘-131对公众影响更大。这可以解释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后居民甲状腺癌的发生率明显增加。
进入体内的碘主要浓集于甲状腺， 癌的形成也主要在甲状腺。碘进入血液后30％由甲状腺吸收，70％随尿排出。
据已有研究，经消化道进入机体的碘在整个胃肠道都能吸收。
放射性碘的蒸汽和溶液可经黏膜、皮肤被直接吸收进入血液循环。皮肤对放射性碘溶液吸收率可达10％左右， 破损了的皮肤， 其吸收率会增高。
乌克兰国防部国家卫生学总医师巴尔克维奇·瓦列里研究了切尔诺贝利事故对环境污染的情况。他将该研究发表在2007年中国期刊《解放军医学杂志》上。他在文中介绍，1986年5月－6月间，乌克兰普里别基市居民中食用了含碘同位素的食物和呼吸了有放射性物质的空气，其中儿童和青年甲状腺受到碘同位素辐射较重。
龚守良解释说，儿童甲状腺小于成人，因此儿童摄入放射性碘的危险性比成人大，其初期辐射损伤出现较晚，常在性成熟期或更晚。处于发育中的儿童新陈代谢快，这也是其危害更重的原因之一。
核事故救治
3月24日，福岛第一核电站3号机组进行抢修作业的三名工作人员遭受过量辐射，辐射量在170毫希沃特至180毫希沃特之间，其中两人腿部皮肤附着放射性物质，已送医院治疗。当时三人正在3号机组涡轮机房中架设电缆，其身上都装有辐射监测设备，超过80毫希沃特时将自动警报并轮岗。
当辐射剂量达到100毫希沃特时，人体细胞就可能出现染色体变化；在500毫希沃特辐射剂量情况下，人体末梢血中淋巴细胞将减少，这意味着免疫系统受到破坏；在1000毫希沃特时，人群中可能有10％的人出现恶心呕吐等反应。
核电站工作人员的全年辐射量上限一般为50毫希沃特(五年100毫希沃特)，紧急情况下为100毫希沃特。日本厚生劳动省为应对此次事故，将上限临时提高到了250毫希沃特。东京电力公司称，截至3月24日，受辐射超过100毫希沃特的人员达到17人。
世界卫生组织称，通过对原子弹爆炸幸存者、接受放射诊疗的病人、职业受照人群以及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受照人群的辐射流行病学研究表明，在全身辐射剂量低于100毫希沃特时，未发现明显的辐射致癌效应。
王作元告诉《财经》记者，日本当局关于250毫希沃特的上限设置是根据利益代价分析得来，为了控制反应堆，只好在力保没有严重影响健康情况下有所牺牲。
龚守良则将250毫希沃特的上限设置解释为：“没有明确医学依据，这个辐射剂量，部分人存在临床反应，属于过渡范围。”
放射性核素形成体内污染有三个阶段：在进入身体部位沉积或吸收；经血液或淋巴系统吸收转移；在组织器官内滞留。
龚守良介绍，对于受较多辐射工作人员的治疗准则是，尽早处理，减少吸收和促人体排出核素。有放射性核素污染皮肤的情况，需要肥皂水冲洗，或针对核素性质，选用促排药物使之排出。
一旦放射性核素已经进入身体，后续处理就相当麻烦。放射性疾病与常规疾病不同，放射性核素对身体的持续破坏作用过程是不被任何化学反应改变的，因此也就不能被任何药物阻断，除非将放射性物质排出体外。
人类进行重大核事故受害者救治的实践并不多，切尔诺贝利事故是少有的一次。
巴尔克维奇·瓦列里介绍，切尔诺贝利事故中最初的救护措施主要是，给救灾人员及严重污染区的公众进行疾病预防、医学检查以及服碘预防、服用维生素合剂、放射性核素吸附剂、免疫调节剂和辐射防护剂等。
前苏联和波兰等国家，服用稳定性碘（以阻止甲状腺吸收放射性碘-131）的民众超过2000万。
前苏联组织和采取医疗措施共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86年4月26日－5月3日，期间对核电站受害人员（包括救灾人员）和居民进行医疗救治。这一阶段最重要措施是保护甲状腺，使用储备的碘化钾进行治疗。接受这一药物最好在事故最初六小时之内(最好的方案是人在进入核沾染区之前) 。
第二阶段从1986年5月4日－5月11日，期间对从放射沾染地区撤出居民进行群体检查，动用军队撤离儿童并将其安置，大规模检查了718万人，住院检查454人，共完成316万次照射剂量的调查。
第三阶段，从1986年5月12日－1988年底，主要对核电站救援人员进行预防放射损伤，向军人提供医疗救治。
龚守良介绍，对于核辐射损伤治疗，除了前文提及的去污和促排措施，其他治疗措施均为对症治疗的常规手段，包括后续的癌症。另外，对于遭受辐射伤害者走向癌变的过程的控制，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至今，医学尚无明显进步。“人类除了在分子生物学水平认识更清楚之外，别无有效的阻止放射癌变手段。”龚守良说。
一些学者判断，目前看来，福岛尚不至达到出现急性放射病患者，但是否会有辐射致癌者，目前尚不能作出结论。
至3月底，日本核电站泄漏放射性物质已经波及全球，美、韩等多国检测到放射性物质。中国环境保护部也在京、津、冀、鲁、豫、徽、粤、桂、宁等25个省、市、自治区检测出极微量的人工放射性核素碘-131，但其浓度远不足以对人体健康造成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