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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从道德伦理与经济双视角，深刻的剖析了社会发展的目标与方法，并在此基础之上形成了一套自己独立、完备的发展观。他的以关注人们实质自由为核心的发展观，克服了对经济财富增长偏面狭隘的追求，主张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这正与我国的“中国梦”、科学发展观不谋而合。所以，全面研究森的发展观对我国完善和改进现有发展观有着很好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关键词：阿马蒂亚·森；自由；以人为本；发展观；中国梦；供给侧改革
在自由主义流行的今天，发展已经被抽象成一种非常具体的以GDP为核心的财富增长。而两千多年前，亚里斯多德曾在《伦理学》开头写道：“显然，财富不是我们追求的东西；因为它只是有用，而且是因为其他事物而有用”。 财富的工具性属性被其很好的阐述。近百年，在工业化和以自由市场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带领下，人类社会高速发展，经济、生产率急速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追求已经使人类迷失在了财富幻影之中，其工具性属性被人们淡忘，转而将其当成了发展的目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批以阿玛蒂亚.森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对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反思，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念逐渐唤起了人们的关注。
一、 阿玛蒂亚·森发展观总述
阿玛蒂亚·森强调正确的发展观应以实质自由为根本，并阐述自由既有发展的目标属性，也有发展的工具属性。其理论的论证出发点是把发展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通过对自由的全面界定，提出以“可行能力（Capability）”为考察重点的“实质性（Substantive）”自由。在此基础之上，对构成人有价值生活的“功能性活动（Functionings）”进行了考察，并提出“可行能力”就是这些活动的清单组合。人们既有享受这种自由的“机会”，也有个人选择的“过程”。信息基础分析是其理论论述的根基方法，通过将把以自由为核心的发展观与功利主义、自由之上主义和罗尔斯正义理论为代表的公平主义分别进行信息基础比较分析，并在此基础之上搭建出了以自由作为价值标准的理论框架，并得出以自由为基础的发展观，其信息基础更广，包容性更强。最后，通过对贫困、妇女问题、人权等各个角度的论述，得出自由是促进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
1. 以自由看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在森的理论框架中，首先是以自由在发展中所起到的构建性（Constitutive）作用为前提，认为自由是嵌入在发展的天然属性、是人们内心中固有的价值标准，其自身就带有价值，而不需要依附在外部事物上表现其价值，也不需要通过与其他有价值的事物进行互动来体现其价值重要性。总的说，自由本身就具有发展的目标性价值。同时，自由也发挥着手段性作用。在此基础之上，森将自由进行了五种工具性界定：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担保以及防护性保障。
森还进一步的通过对发展的构建性论断提出自由作为发展的价值标准，并在此基础之上通过信息基础的对比性研究，得出以自由看待发展所具有的广泛性和必然性。
（1）发展的工具性。森提出的五种自由的工具性，它们分别从不同角度来帮助人们可以按照自己所珍视的意愿来生活，但它们有事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共同为人们实质性自由，既具有目标性的自由做贡献。
第一，政治自由：指人们自由参与并表达政治诉求的自由。森通过对独裁领导者因无论什么样的灾害程度，都不会遭受到饥荒，所以就不会有感同身受的体验，加之缺少外部激励来采取措施；对于民主而言，因为要通过选举取得权利，所以就面临这种外部激励来采取措施防止饥荒产生的对比性阐述，得出政治自由这一自由的工具对发展的重要性。
第二，经济条件：指人们享有的将经济资源运用于满足其自己实质性自由的机会。森深入地阐述了这种经济条件是通过市场机制所提供的经济资源自由组合的机会。强调对这种经济资源通过市场机制自由获取的重要性。
第三，社会机会：指的是在医疗、教育等方面的社会安排，它们影响个人享受更好生活的实质自由。
第四，透明性担保：在承认信用在社会交往中的重要前提下，认可交往过程的公开性、对信息发布及信息准确性的重要。
第五，防护性保障：当人们遭受天灾人祸或其他突发性困难时，提供社会的安全网。对这种防护性保障的自由享受，是构成人们实质性自由的一部分。
（2）对信息基础的比较。森通过对三种现代价值观的信息基础考量，分析出它们相应的优缺点，得出一个以通过扩大的信息基础为前提，具有包容性的、并以构成实质自由为目标的功能性活动评价标准。
第一，功利主义：所有人的最大效用或福利的分析。其立足于人的福利，而福利是社会机制的产物，这其中的分配以及权力自由等其他因素都被忽略了。
第二，自由之上主义：由法制权力保证人类自由的最大化。其信息基础不足的主要在于，它对程序性的要求，对于先于后果的程序主要考察，而并不考虑后果。
第三，公义主义：以立足于公平，且优先于其它考虑的自由权。其信息基础的评判时，对某些信息要素具有天然“绝对地”优先权，并对后果严重依赖。
（3）民主与实质性自由。森首先对民主与经济发展先后顺序做了基本可行能力、民主对人民表达需求（包括经济需求）的工具性以及民主对形成需要时的建设性作用，这三方面做了充分的论述，得出并非经济一定要先行与民主，民主可以与经济同时发生，并认可了民主的工具性对经济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并引申出，对于实现人们“可行能力”列表，民主制度下的公共辩论和讨论，在社会选择、以及对价值观的形成时，所发挥的重大作用。
2. 以自由看发展的论述。森通过论述物质财富固有的局限性与人们为实现其有理由珍视的自由该有的能力，这两种不同视角的差异，来理解发展这个议题。不否认财富是一个极好地让我们可以获得更多的自由去享受我们有理由珍视生活的手段，但这种有用性与手段性的关系既不是排他的也不是单一的。理解这种关系的有限性与可变性，是理解以财富GDP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念所面临的局限性最好的方式。正如亚里士多德对财富所做的精准描述那样，“只是有用，而且是因为其他事物而有用”。因此，经济增长不能理所当然地被看成是发展的目标。 （1）发展与可行能力。可行能力是人们自由享有按自己意愿过上自己所珍视生活的那种能力，例如，远离饥荒的权利；享受医疗，避免过早死亡以及严重营养不良的权利等。法制意义上的自由也应包括在其中，但不仅仅聚焦于权利层面，还应包括各种政治权益（Entitlements），例如，收入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可以享受救济。
因此，对人们可行能力重视的发展观，是将传统所忽略的人在发展中所处的主体位置重新找回。可行能力描绘出人们在追求其所珍视的生活时，所应该具有的基础性能力，而这种基础性能力的获得应该是自由的、是全面的，它也体现着人所珍视的生活或者追逐其合理目标的自由，即实质自由应赋予人们去选择，一个人的能力越大，其选择的自由也越大。就社会安排来说，这些可行能力可以通过公共政策扩大，而且公众的有效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也可以影响公共政策的方向。
（2）发展与社会安排。社会安排是可行能力实现的保障。就森看来，发展不是简单的物质提高，更也不是某些指标的改善，是人们实质性自由的改善，而实质性自由的改善就需要可行能力清单这个外部力量。但因为每个人的初始能力不同，所以其想要成功所需要的可行能力清单也不相同，当全社会人在一起决定可行能力清单时，公共辩论与民主选择这种政治自由就变得极为重要。可行能力也被森看作是在社会安排下的一系列的社会承诺，好的社会安排可以扩展人的自由，反过来人的自由也可使社会安排更加完善。
森多次就自由市场对公共政策与社会安排进行论述，并得出了积极的肯定。市场机制对人的自由的贡献不仅仅在于财富角度的效用和收入的提高，而在市场运作的全过程中，自由交换的权利不仅保证了收入的提高，人们的价值和权利观念也被潜移默化的提高。也正是这种价值和权利观念，使公众对于社会承诺与社会安排有了更多的关注，最终也将转化成人们更多的自由。因此，一个自由的市场机制，其本身不仅可以促进人类可行能力的发展与实施，可行能力的发展也可以反过来促进市场机制的进步与完善。
二、 阿玛蒂亚.森发展观评述
1. 观点的先进性。森通过在其《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的全面论述，不难看出其发展观是一个具有更高高度、更新视角的发展观，它涉及了社会、个人价值、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它通过对贫困、歧视、分配不均、和缺乏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改善，来提高人们的实质自由。与"包容性增长"的观念相比，两者有很多内涵本质上的相似，都是新时期深化认识发展的产物。但前者更注重社会的发展和由此带来的人们实质性自由的发展，并以人们最终实质性自由为发展的目标；而后者，将经济增长更多的看作是发展，过于重视财富的增长。这不难看出，阿玛蒂亚.森发展观的先进性、高度性和以人为本的科学性。
2. 观点的偏执性。阿玛蒂亚.森在论述自由的工具性时，核心的论述了民主对实质性自由的作用，并给予其很高的认可。在其整个理论体系中，民主占据了很高的一个决定性位置。不可否认的是，民主的公共辩论与公众投票机制有其相应的先进性，但不意味着民主政策具备天然的完善性，菲律宾签总统拉莫斯1998年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演说时曾说：“民主体制离开了公民的素养就不能生存”。森本人也在其书中阐述：“民主体制的应用依赖于我们的价值观和优先主次，以及我们对言论和参与的现有机会的运用”。可见，民主的作用，也是在诸多前提之下，才可发挥作用。最近发生在英国的脱欧公投，就是民主制度下公共选择失败的有利证据。不从脱欧这个结果所带来的利弊分析，就从英国公民选择时的出发点来说，就可以看出民主制度的弊端。在2016年6月28日英国公投结果公布6小时后，GoogleTrends发布统计，在这6小时里，英国人搜索的最热门问题是“离开欧盟意味着什么？”，第二大热门问题是“欧盟是什么？”，这说明在投票结束后，许多英国人才开始了解英国和欧盟的关系，才真正开始关心投票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影响。这种在大家投什么都不是很清楚的情况下，用所谓民主的制度就可以产生出有利于民众的可行能力吗？显然这是不行的。这需要的前提是民众素质的全面提高，而对于英国这种发达国家，都会发生这种因为民众素质不够的民主闹剧，那么在一些生活相对贫穷、教育相对落后的国家，民主是否会产生像阿玛蒂亚森所阐述那样的积极作用，就有待商榷了。
森在论述贫穷与饥荒时，曾拿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年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大面积饥荒与印度脱离殖民采用民主制度之后再也没有发生大规模饥荒做了比较性论述。森称，相对于民主，中国的一党制度对于民众自由工具性的保障性激励缺失，进而导致了饥荒的大面积发生。但只要稍加研究，就会发现当时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年自然灾害是发生在中国经历了世界第二次大战的洗礼后的恢复期，经济、农业等基础极度薄弱，以及与苏联政治关系等原因加之极端气候等原因所造成的粮食减产，而这些正是森所说的真正的粮食缺失的饥荒，而非制度下的饥荒。
从激励的角度，森也过度强调民主制度因其需要赢得选民的认可，而所受到的激励，而其强调对于非民主国家这种激励的缺失，故当面对灾难时，国家领导者对民众的冷漠与不关心。而在古时中国，皇权专治时期，就有“民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古训，这是对森所强调激励最直接的证明。完全可以说，即使在封建时期，皇权对保障性自由的重视也是有相应激励的，那么在新的世界格局下，难道只有民主才是发展的唯一政治体制模式吗？
三、 阿玛蒂亚.森的发展观对我国的启示
1. 要正视经济发展的工具性属性，在承认经济财富增长是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下，还要认清经济财富增长不能作为发展的终极目标。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是科学的、可持续的发展观。一个关注于人们实质性自由的发展观对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很强的启发性作用。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在通过赋予和保障人们更多的实质性自由的前提下，使人们享有追求自由、平等、幸福生活的能力。而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正是这种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很好的政治智慧的体现，其内涵解释把人民幸福放到了很高的位置，以实现人们的“幸福梦”为发展的终极目标。 2. 要认清经济财富发展的局限性，在达到习近平在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提出的“全面小康”的前提下，注重公平、自由、精神文明等全面的发展。
改革开放近几十年，中国在经济增长方面，得到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要面对的发展问题也有很多，例如，逐渐加大的收入差距、经济结构不合理、社会发展不均衡、资源环境压力增大和地方政府债务压力增大等诸多问题，这都为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提出了更新的要求。2015年，党中央提出“供给侧改革”，其根本意义就是要直接面对以上的诸多问题，进行产业升级、经济结构调来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最终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些都是科学发展观的延续与升级，其背后的科学性、合理性毋庸置疑。通过对森发展观的借鉴，我国也可在赋予民众更多“实质自由”方面进行相应的供给侧改革，借助五种工具性自由来为民众的可行能力提供出更多的选择，进而为我国早日实现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助力。具体来从“实质自由”供给侧角度来说的五种工具自由分别政策可有：
（1）经济条件：强化市场化机制的建立，深化法制对自由市场的管理与约束，减少政府政策认为的市场化干预，让民众可以更加“自由”的通过市场机制实现可行能力的发挥。
（2）政治自由：强化民众参政议政的深度与广度；打通民意上、下传导通道，让民众意愿与政策制定者有更高效的沟通途径；加大政府决策过程的信息披露，让民众有更好的监督与参与的自由。
（3）社会机会：提高民众的教育、医疗水平，使民众可以更好的享受实质性的自由。并通过良好的市场化机制，发挥好政府的政策引导作用，为民众提供覆盖面更广、深度更深的社会机会。
（4）透明性保证：加强全国信用评价系统的建设，让信用记录覆盖到我国每一个公民身上、让信用评级参与到每一个商业、生产上去，让信用为市场机制守航，让信用为民众实质性自由助力。加大力度，协调打通各个部委、地级政府、行业之间的信息孤岛，让信用更前面的服务于发展。同时，加快信用信息行业立法，让信用信息行业可以更稳、更快的发展。
（5）防护性保障：加大全国保障性服务力度，从制度上进行创新。在遭受到极端灾难时，可以把保障更高效、直接的发放到需要的人手中；创新保障实施方式，例如可以通过政府提供临时就业等方式为因遭受到自然灾害的民众，提供基本的生活资本。
今天，世界经济发展已经走到了“后资本主义”时期，经济财富高速增长、生产效率急速提高、科技发展迅猛，但人们的生活幸福并没有同比例增长，反而一些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们因压力倍增而体会不到生活的幸福。因此，一个正确的发展观变得尤为重要。对森发展观的研究，“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式的辩思对我国完善科学发展观有着很好的启迪、借鉴作用，也定当为早日实现“中国梦”助力。
参考文献：
[1] 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 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M].王宇，王文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3] 阿马蒂亚·森.正义的理念[M].王磊，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4] 卡尔·马克思，著.资本论[M].朱登，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2013.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作者简介：刘宏涛（1985-），男，汉族，辽宁省沈阳市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信用管理、经济伦理。
收稿日期：2016-11-17。
关键词：阿马蒂亚·森；自由；以人为本；发展观；中国梦；供给侧改革
在自由主义流行的今天，发展已经被抽象成一种非常具体的以GDP为核心的财富增长。而两千多年前，亚里斯多德曾在《伦理学》开头写道：“显然，财富不是我们追求的东西；因为它只是有用，而且是因为其他事物而有用”。 财富的工具性属性被其很好的阐述。近百年，在工业化和以自由市场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带领下，人类社会高速发展，经济、生产率急速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追求已经使人类迷失在了财富幻影之中，其工具性属性被人们淡忘，转而将其当成了发展的目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批以阿玛蒂亚.森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对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反思，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念逐渐唤起了人们的关注。
一、 阿玛蒂亚·森发展观总述
阿玛蒂亚·森强调正确的发展观应以实质自由为根本，并阐述自由既有发展的目标属性，也有发展的工具属性。其理论的论证出发点是把发展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通过对自由的全面界定，提出以“可行能力（Capability）”为考察重点的“实质性（Substantive）”自由。在此基础之上，对构成人有价值生活的“功能性活动（Functionings）”进行了考察，并提出“可行能力”就是这些活动的清单组合。人们既有享受这种自由的“机会”，也有个人选择的“过程”。信息基础分析是其理论论述的根基方法，通过将把以自由为核心的发展观与功利主义、自由之上主义和罗尔斯正义理论为代表的公平主义分别进行信息基础比较分析，并在此基础之上搭建出了以自由作为价值标准的理论框架，并得出以自由为基础的发展观，其信息基础更广，包容性更强。最后，通过对贫困、妇女问题、人权等各个角度的论述，得出自由是促进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
1. 以自由看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在森的理论框架中，首先是以自由在发展中所起到的构建性（Constitutive）作用为前提，认为自由是嵌入在发展的天然属性、是人们内心中固有的价值标准，其自身就带有价值，而不需要依附在外部事物上表现其价值，也不需要通过与其他有价值的事物进行互动来体现其价值重要性。总的说，自由本身就具有发展的目标性价值。同时，自由也发挥着手段性作用。在此基础之上，森将自由进行了五种工具性界定：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担保以及防护性保障。
森还进一步的通过对发展的构建性论断提出自由作为发展的价值标准，并在此基础之上通过信息基础的对比性研究，得出以自由看待发展所具有的广泛性和必然性。
（1）发展的工具性。森提出的五种自由的工具性，它们分别从不同角度来帮助人们可以按照自己所珍视的意愿来生活，但它们有事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共同为人们实质性自由，既具有目标性的自由做贡献。
第一，政治自由：指人们自由参与并表达政治诉求的自由。森通过对独裁领导者因无论什么样的灾害程度，都不会遭受到饥荒，所以就不会有感同身受的体验，加之缺少外部激励来采取措施；对于民主而言，因为要通过选举取得权利，所以就面临这种外部激励来采取措施防止饥荒产生的对比性阐述，得出政治自由这一自由的工具对发展的重要性。
第二，经济条件：指人们享有的将经济资源运用于满足其自己实质性自由的机会。森深入地阐述了这种经济条件是通过市场机制所提供的经济资源自由组合的机会。强调对这种经济资源通过市场机制自由获取的重要性。
第三，社会机会：指的是在医疗、教育等方面的社会安排，它们影响个人享受更好生活的实质自由。
第四，透明性担保：在承认信用在社会交往中的重要前提下，认可交往过程的公开性、对信息发布及信息准确性的重要。
第五，防护性保障：当人们遭受天灾人祸或其他突发性困难时，提供社会的安全网。对这种防护性保障的自由享受，是构成人们实质性自由的一部分。
（2）对信息基础的比较。森通过对三种现代价值观的信息基础考量，分析出它们相应的优缺点，得出一个以通过扩大的信息基础为前提，具有包容性的、并以构成实质自由为目标的功能性活动评价标准。
第一，功利主义：所有人的最大效用或福利的分析。其立足于人的福利，而福利是社会机制的产物，这其中的分配以及权力自由等其他因素都被忽略了。
第二，自由之上主义：由法制权力保证人类自由的最大化。其信息基础不足的主要在于，它对程序性的要求，对于先于后果的程序主要考察，而并不考虑后果。
第三，公义主义：以立足于公平，且优先于其它考虑的自由权。其信息基础的评判时，对某些信息要素具有天然“绝对地”优先权，并对后果严重依赖。
（3）民主与实质性自由。森首先对民主与经济发展先后顺序做了基本可行能力、民主对人民表达需求（包括经济需求）的工具性以及民主对形成需要时的建设性作用，这三方面做了充分的论述，得出并非经济一定要先行与民主，民主可以与经济同时发生，并认可了民主的工具性对经济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并引申出，对于实现人们“可行能力”列表，民主制度下的公共辩论和讨论，在社会选择、以及对价值观的形成时，所发挥的重大作用。
2. 以自由看发展的论述。森通过论述物质财富固有的局限性与人们为实现其有理由珍视的自由该有的能力，这两种不同视角的差异，来理解发展这个议题。不否认财富是一个极好地让我们可以获得更多的自由去享受我们有理由珍视生活的手段，但这种有用性与手段性的关系既不是排他的也不是单一的。理解这种关系的有限性与可变性，是理解以财富GDP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念所面临的局限性最好的方式。正如亚里士多德对财富所做的精准描述那样，“只是有用，而且是因为其他事物而有用”。因此，经济增长不能理所当然地被看成是发展的目标。 （1）发展与可行能力。可行能力是人们自由享有按自己意愿过上自己所珍视生活的那种能力，例如，远离饥荒的权利；享受医疗，避免过早死亡以及严重营养不良的权利等。法制意义上的自由也应包括在其中，但不仅仅聚焦于权利层面，还应包括各种政治权益（Entitlements），例如，收入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可以享受救济。
因此，对人们可行能力重视的发展观，是将传统所忽略的人在发展中所处的主体位置重新找回。可行能力描绘出人们在追求其所珍视的生活时，所应该具有的基础性能力，而这种基础性能力的获得应该是自由的、是全面的，它也体现着人所珍视的生活或者追逐其合理目标的自由，即实质自由应赋予人们去选择，一个人的能力越大，其选择的自由也越大。就社会安排来说，这些可行能力可以通过公共政策扩大，而且公众的有效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也可以影响公共政策的方向。
（2）发展与社会安排。社会安排是可行能力实现的保障。就森看来，发展不是简单的物质提高，更也不是某些指标的改善，是人们实质性自由的改善，而实质性自由的改善就需要可行能力清单这个外部力量。但因为每个人的初始能力不同，所以其想要成功所需要的可行能力清单也不相同，当全社会人在一起决定可行能力清单时，公共辩论与民主选择这种政治自由就变得极为重要。可行能力也被森看作是在社会安排下的一系列的社会承诺，好的社会安排可以扩展人的自由，反过来人的自由也可使社会安排更加完善。
森多次就自由市场对公共政策与社会安排进行论述，并得出了积极的肯定。市场机制对人的自由的贡献不仅仅在于财富角度的效用和收入的提高，而在市场运作的全过程中，自由交换的权利不仅保证了收入的提高，人们的价值和权利观念也被潜移默化的提高。也正是这种价值和权利观念，使公众对于社会承诺与社会安排有了更多的关注，最终也将转化成人们更多的自由。因此，一个自由的市场机制，其本身不仅可以促进人类可行能力的发展与实施，可行能力的发展也可以反过来促进市场机制的进步与完善。
二、 阿玛蒂亚.森发展观评述
1. 观点的先进性。森通过在其《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的全面论述，不难看出其发展观是一个具有更高高度、更新视角的发展观，它涉及了社会、个人价值、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它通过对贫困、歧视、分配不均、和缺乏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改善，来提高人们的实质自由。与"包容性增长"的观念相比，两者有很多内涵本质上的相似，都是新时期深化认识发展的产物。但前者更注重社会的发展和由此带来的人们实质性自由的发展，并以人们最终实质性自由为发展的目标；而后者，将经济增长更多的看作是发展，过于重视财富的增长。这不难看出，阿玛蒂亚.森发展观的先进性、高度性和以人为本的科学性。
2. 观点的偏执性。阿玛蒂亚.森在论述自由的工具性时，核心的论述了民主对实质性自由的作用，并给予其很高的认可。在其整个理论体系中，民主占据了很高的一个决定性位置。不可否认的是，民主的公共辩论与公众投票机制有其相应的先进性，但不意味着民主政策具备天然的完善性，菲律宾签总统拉莫斯1998年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演说时曾说：“民主体制离开了公民的素养就不能生存”。森本人也在其书中阐述：“民主体制的应用依赖于我们的价值观和优先主次，以及我们对言论和参与的现有机会的运用”。可见，民主的作用，也是在诸多前提之下，才可发挥作用。最近发生在英国的脱欧公投，就是民主制度下公共选择失败的有利证据。不从脱欧这个结果所带来的利弊分析，就从英国公民选择时的出发点来说，就可以看出民主制度的弊端。在2016年6月28日英国公投结果公布6小时后，GoogleTrends发布统计，在这6小时里，英国人搜索的最热门问题是“离开欧盟意味着什么？”，第二大热门问题是“欧盟是什么？”，这说明在投票结束后，许多英国人才开始了解英国和欧盟的关系，才真正开始关心投票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影响。这种在大家投什么都不是很清楚的情况下，用所谓民主的制度就可以产生出有利于民众的可行能力吗？显然这是不行的。这需要的前提是民众素质的全面提高，而对于英国这种发达国家，都会发生这种因为民众素质不够的民主闹剧，那么在一些生活相对贫穷、教育相对落后的国家，民主是否会产生像阿玛蒂亚森所阐述那样的积极作用，就有待商榷了。
森在论述贫穷与饥荒时，曾拿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年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大面积饥荒与印度脱离殖民采用民主制度之后再也没有发生大规模饥荒做了比较性论述。森称，相对于民主，中国的一党制度对于民众自由工具性的保障性激励缺失，进而导致了饥荒的大面积发生。但只要稍加研究，就会发现当时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年自然灾害是发生在中国经历了世界第二次大战的洗礼后的恢复期，经济、农业等基础极度薄弱，以及与苏联政治关系等原因加之极端气候等原因所造成的粮食减产，而这些正是森所说的真正的粮食缺失的饥荒，而非制度下的饥荒。
从激励的角度，森也过度强调民主制度因其需要赢得选民的认可，而所受到的激励，而其强调对于非民主国家这种激励的缺失，故当面对灾难时，国家领导者对民众的冷漠与不关心。而在古时中国，皇权专治时期，就有“民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古训，这是对森所强调激励最直接的证明。完全可以说，即使在封建时期，皇权对保障性自由的重视也是有相应激励的，那么在新的世界格局下，难道只有民主才是发展的唯一政治体制模式吗？
三、 阿玛蒂亚.森的发展观对我国的启示
1. 要正视经济发展的工具性属性，在承认经济财富增长是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下，还要认清经济财富增长不能作为发展的终极目标。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是科学的、可持续的发展观。一个关注于人们实质性自由的发展观对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很强的启发性作用。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在通过赋予和保障人们更多的实质性自由的前提下，使人们享有追求自由、平等、幸福生活的能力。而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正是这种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很好的政治智慧的体现，其内涵解释把人民幸福放到了很高的位置，以实现人们的“幸福梦”为发展的终极目标。 2. 要认清经济财富发展的局限性，在达到习近平在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提出的“全面小康”的前提下，注重公平、自由、精神文明等全面的发展。
改革开放近几十年，中国在经济增长方面，得到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要面对的发展问题也有很多，例如，逐渐加大的收入差距、经济结构不合理、社会发展不均衡、资源环境压力增大和地方政府债务压力增大等诸多问题，这都为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提出了更新的要求。2015年，党中央提出“供给侧改革”，其根本意义就是要直接面对以上的诸多问题，进行产业升级、经济结构调来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最终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些都是科学发展观的延续与升级，其背后的科学性、合理性毋庸置疑。通过对森发展观的借鉴，我国也可在赋予民众更多“实质自由”方面进行相应的供给侧改革，借助五种工具性自由来为民众的可行能力提供出更多的选择，进而为我国早日实现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助力。具体来从“实质自由”供给侧角度来说的五种工具自由分别政策可有：
（1）经济条件：强化市场化机制的建立，深化法制对自由市场的管理与约束，减少政府政策认为的市场化干预，让民众可以更加“自由”的通过市场机制实现可行能力的发挥。
（2）政治自由：强化民众参政议政的深度与广度；打通民意上、下传导通道，让民众意愿与政策制定者有更高效的沟通途径；加大政府决策过程的信息披露，让民众有更好的监督与参与的自由。
（3）社会机会：提高民众的教育、医疗水平，使民众可以更好的享受实质性的自由。并通过良好的市场化机制，发挥好政府的政策引导作用，为民众提供覆盖面更广、深度更深的社会机会。
（4）透明性保证：加强全国信用评价系统的建设，让信用记录覆盖到我国每一个公民身上、让信用评级参与到每一个商业、生产上去，让信用为市场机制守航，让信用为民众实质性自由助力。加大力度，协调打通各个部委、地级政府、行业之间的信息孤岛，让信用更前面的服务于发展。同时，加快信用信息行业立法，让信用信息行业可以更稳、更快的发展。
（5）防护性保障：加大全国保障性服务力度，从制度上进行创新。在遭受到极端灾难时，可以把保障更高效、直接的发放到需要的人手中；创新保障实施方式，例如可以通过政府提供临时就业等方式为因遭受到自然灾害的民众，提供基本的生活资本。
今天，世界经济发展已经走到了“后资本主义”时期，经济财富高速增长、生产效率急速提高、科技发展迅猛，但人们的生活幸福并没有同比例增长，反而一些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们因压力倍增而体会不到生活的幸福。因此，一个正确的发展观变得尤为重要。对森发展观的研究，“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式的辩思对我国完善科学发展观有着很好的启迪、借鉴作用，也定当为早日实现“中国梦”助力。
参考文献：
[1] 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 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M].王宇，王文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3] 阿马蒂亚·森.正义的理念[M].王磊，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4] 卡尔·马克思，著.资本论[M].朱登，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2013.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作者简介：刘宏涛（1985-），男，汉族，辽宁省沈阳市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信用管理、经济伦理。
收稿日期：2016-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