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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一个开始刮风的午后，难得一见的表弟出现在门口，我正开门把垃圾暂时扔到灰蒙蒙的楼道墙角，他粗壮的身躯一闪而现吓了我一跳。盘腿坐下之前，他从兜里抓出一串钥匙，丢給正准备冲茶的妻子：“完工！随时接受嫂子检阅！”
几句话之后，他兜里响起手机振铃。于是他高声接起电话，仿佛对方是个聋子，一面被热茶烫得龇牙咧嘴，一面边说边狠命啜了两口，打开屋门，朝我摆摆手。我看到他熊阔的背影旋转着走下楼梯。
不久之后，我和妻子也出了门，驱车到达刚装修完毕的新房。
电梯四壁的软木板还未拆除，但已经贴满了小广告，装修、壁挂炉、空调、马桶、瓷砖、厨具、家具、灯具……应有尽有。
享受了钥匙打开即将入住的新房子的狂喜，各个房间转过几圈，从小心翼翼抚摸到大胆敲打，鸽子一般振翅飞翔尽情旋转之后，妻子非常满意，只在厨房门的勾缝、影视墙画面的走形程度、阳台的大小等两三个小地方提了几句不痛不痒的意见。
真是难得。
但不知为什么，我却觉得什么地方不大对。我仔细一个房间一个房间搜索了好多遍，始终没有发现不安的缘由。妻子看我皱着眉头来回乱转，以为我发现了什么重大漏洞，追在屁股后面审问我。
我说：“挺好挺好！真是棒！”
“那你皱什么眉头？”
“我皱了吗？”我把眉头舒展开了。
我们回去，路上还一直商量着应该就这样敞开窗户通风三两个月，初冬的时候，就可以搬进去居住了。我们甚至商量旧房子应该租出去，还是应该让哪边的父母搬过来——分歧出现了，于是只好打住。
晚饭过后，我靠在沙发里看电视。换广告的间歇，我伸开四肢打了个哈欠，却忽然觉得推拉门上有双眼睛正透过玻璃朝我窥视，我惊跳了一下，立刻去看，却什么也没看见。但过了一会儿，相同的情形再次出现了，这次我明显感觉到不是一双眼睛，而是一只。抬头去看的时候，却又什么也没有，窗外不过是黑黢黢的一片，半面玻璃上印着一块巨大的梯形，反着苍白的光。
睡前，和兴致甚高的妻子纠缠的时候，翻身的间歇，我在衣橱菱形镀银的门把手上瞥到这只眼睛。
闭眼沐浴的时候，我在自己黑乎乎的脑门上清晰地看到它。这是一只赤裸的眼睛，没有睫毛和眼睑，当我在卫生间洁白的墙壁上看到它，它就是一只眼珠。
之后，我在妻子熟睡的脸庞上看到它，妻子像是睁着一只眼睛在睡觉。后来，它像一只苍蝇绕着妻子的脸盘旋，随着我手掌的扑打起起落落，并且越缩越小，像电脑屏幕上闪烁的鼠标光点，让我眼花缭乱。
最终，我放弃了追赶。
我抽着烟，试着忘掉它。
第二天上班，我已经忘掉它。但上午十点，在走廊里和隔壁那个温柔的女孩子相遇的时候，我在她眉心又忽然看到这只多余的眼睛。我甚至没敢和她招呼，便心脏猛跳着匆匆掩面而过，仿佛是我的脸上多出了一只怪诞的眼珠。
当天下午，我在我遇到的每一个人眉心看到它。
多出一只眼睛之后，副总那滑稽丑恶、彻底暴露本性的模样，几乎引我忍不住抽他两个嘴巴。
我确信，自己堕入了某种魔障。
眼珠更加频繁地出现在楼梯扶手和门牌上，我掏出手机，看到屏幕上也癞蛤蟆般睁着一列三只眼，我拨通妻子的电话，厌恶地摁下免提键。我对妻子说有急事要回老家一趟，让她做好准备，一下班我立刻去接她。
我看着睁着眼睛的每一片树叶，每一栋楼都碉堡一般满布不规则的眼洞，每一个深幽的洞窟里都有一颗眼珠在狡黠地闪烁，让我活像无意中走进了儿子常看的动画片里，但那些动画片里也实在没有如此恐怖的情形。我看到前方的车牌号码被挤挤挨挨的鱼鳔样绿豆大小的眼珠模糊成液晶显示般的数字，一排排眼珠被轧入车轮又飞奔着跑出来，组成了让人眩晕的转码器。
路口的灯柱上，石榴子般密布的血红眼珠终于被破碎的苦胆侵染得鱼籽般绿莹莹的眼珠取代，我踩下油门，扶稳一片片眼珠蛇皮状连缀成环的方向盘，悲哀地感到自己已经陷入眼珠的汪洋大海，我身边的一切都逐渐被眼珠侵蚀，从有形的物品到无形的无处不在的空气，万物之间的界限从锯齿状的模糊终至完全消失，凭借或大或小的色块，我猜测危险是否近在眼前。但是，我如何分辨面前是一块草坪还是一堵绿墙？是沥青马路还是幽暗的湖面？是金秋黄铜色浑厚的光海还是会展中心墙面上土豪金的琉璃瓦？是盐湖，还是世贸大楼……
出于对未来无限绝望的想象，我开始深深自责有一次强行掰开一位盲人的右脚，拿出被他踩在脚下的车票，此刻，我准确感知到当被人抓住脚踝的那一刻，他的惊慌和极度困扰。未知世界汹涌澎湃的海浪无时无刻不在拍打着他裸露的头脸……哦，稍纵即逝的安全感是多么可贵！哦，这个令人绝望的世界！
后车门处的亮光闪了一闪，后视镜里，黑白斑驳的妻子拎着细碎的、花花绿绿的儿子钻进车厢。
“咦？爸爸？爸爸怎么在这里，爸爸！”儿子大声叫我。
“好宝贝！”我一边大声回应，一边下了车，拉开后车门。
“出来！”我对正给儿子脱下鱼鳞外套的妻子说。
“什么？”模模糊糊的妻子问。
“你看没看到许多眼睛？”等妻子下了车，我伸着脖子，悄声问她。
“什么眼睛？神经病！”妻子跳起来。
“好好好——”我按住妻子一眨一眨张着嘴的双肩，安抚住她，息事宁人地说。
我把妻子塞进驾驶座：“你来开，回老家！”
“懒鬼！”
“少废话！”
我搂着儿子，问他今天在学校里的情形。问他有没有看到许多眼睛。
“什么眼睛？”
“就是人的眼睛哪！”
“噢！看到了！睿睿的眼睛、泽浩的眼睛、小宝的眼睛……还有，嗯，吴老师的眼睛！嘻嘻！爸爸，我说得对不对啊？”儿子骄傲地反问我。
“对对对——对啊！”我摩挲着下巴，若有所思地看着仿佛打了马赛克的儿子。 “哈！对喽！爸爸，给我什么奖励？”儿子拍着双手问。
“带你去爷爷奶奶家！”我下意识地回答。
“噢！太棒了！我最喜欢爷爷奶奶家！”兒子跳起来。
我拨通妈妈的电话：“妈，我们回家一趟，一个小时到。一块回去。嗯嗯，好！”
在老家，我偷偷把浑身荡漾着细微波浪的妈妈拉到厨房里。
“啥？神神秘秘的。”妈妈问。
“妈，我中了魔了。”
“什么！”她吓了一跳：“怎么说？”
“我看到很多眼睛，这里那里都是，桌子、椅子、锅碗瓢盆、灯……我看到的所有的东西都成了眼睛组成的了，包括您……”我对着厨房里的东西指指点点，试着描绘此刻正在我眼前发生的恐怖景象。
我忽然想起鲁迅先生在一篇文章里写到的一百多年前的一个乡下谣言，当时西方列强纷纷入侵，乡民们传说这些洋毛子专喜欢挖中国人的眼睛，挖来之后都放在小瓮里，撒了一层层的盐腌上。
听我提起这个古老的传说，惊慌失措中妈妈立刻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
她赶紧拉着我出门去。
在路上，她紧搀着我，仿佛我已彻底失明。
老神仙“五奶奶”命我靠前来，伸展大拇指和食指撑开我的眼皮，一边单调而不动声色地对妈妈悲惨的描述“唔唔”回应。二十年过去了，老神仙丝毫没有变化，和我小时候的记忆一个模样，那时，她也是如此苍老，颤颤巍巍地随时要倒地而亡的样子，但二十年过去了，她仍未倒地而亡，也许这就是老聃所说“弱而胜强”之理的活证例吧。
奇怪！我看老神仙“五奶奶”身上，一只眼睛也没有！但一把眼睛从她身上移开，眼前便立刻布满雪花。
银发如瀑布一般飞速流淌的“五奶奶”端坐在太师椅上，指点脚边的小圆凳命我坐下，我仿佛一下子变回个孩童，规规矩矩地挨着“五奶奶”坐下来，闭上眼睛。我感到一只柔软的大手一圈圈摩挲着我的头顶，时急时缓，有一种极为繁复、超出凡夫俗子理解程度的节奏，中指指尖还时不时在我脑门上轻点，每一点，都似乎在我顶门晦暗的混沌之海里啄开了一个洞窟，理智之光随即透孔而入，我看到我的头颅成了歌厅天花板上旋转着射出数道金光的球灯，但杂沓的脚步声立刻消歇，我听到梵音四起，仿佛有数十位老僧在围绕我吟诵经典，帮我开悟……数十个声音汇聚成一个声音，汇聚成牧师布道的声音，我看到耶稣坚定的背影缓缓在前行走，我紧随而上，终于在一个路口拽住他的袍角，他回转头来，伸出泛着微光的手，五指叉开，按住我的眼球——
我感到眼珠一痛，耳边听到一个声音：“睁眼来！”
我睁开眼，错乱、碎裂的世界恢复了原样。
“五奶奶，怎么还有这种事情？不会再犯了吧？”妈妈问。
方面大脸的“五奶奶” 弥勒般慈祥地咧嘴笑道：“不一定，这个事情不一定啊，也有可能再犯，老天爷的事情，谁能说得准？”
我扯扯妈妈的衣袖，向“五奶奶”道谢告辞。
天色早已昏黑，我们仿佛行走在薄薄的、连续不断的青纱帐里，我注意到水泥地面有弯弯曲曲的裂纹，蜿蜒而行，直到墙下。
危机解除，也可算是虚惊一场，回家，我打开一瓶白酒，颇有兴致地和父亲对酌起来。若不是这个小插曲，我都想不到，已经好几个月没回家了，虽然离得并不远。儿子爬在父亲膝盖上，摇着屁股用手指点餐：“吃这个！那个！这个！那个！……”直到被我叉着脖颈拎起来塞到他妈妈怀里。
今年的雨水特别大，父亲说干涸了好几年的河沟水都满溢出来，指着妈妈刚炸好的河虾说：“你三叔一早从河里捞上来的！”一边剥了个虾仁塞进孙子嘴里。
“好吃！”儿子赞叹道。
我看到晶莹的、残留的半片虾皮在儿子牙齿间一闪，白里嵌红的虾肉被铲形门牙切成了两段，翻出来，又切成四段。我第一次注意到他两颗门牙之间的虫蛀是圆形，而不是椭圆，边缘黄中生黑，而不是纯黑。他吃起东西来嘴巴张得很大，仿佛在吃饭大赛中做表演，嗓子里还一个劲儿哼哼唧唧，就像一只正在接受爱抚的小猫小狗……我第一次这么仔细地观察儿子，虽然我这么爱他，若不是因为这次突如其来的灾难和幸运，我可能一辈子也不会如此有意识地、仔细地观察他，虽然我这么爱他。
“啪！”清脆的碎裂声气球般从地面反弹上来，我定睛一看，果真，我方才一直在担心、因为正在焦急地使用失而复得的视力而来不及伸手挪开的瓷碗已经消失，我回忆眼角的余光，重新看到了儿子左肘折刀般地轻轻一挥。
父亲重新接过孙子来，安抚着，虽然孙子对此毫不在意，并未受到惊吓。
在碎裂的瓷碗被妻子小心拎着扔进垃圾桶的时候，我注意到暗褐色的碴口间或露出又圆又浅的小坑洼，我想那大概就是教科书上讲到的，在烧制时遗留的气泡，如果这些气泡再大一点，就会导致小型爆炸，那么，这只瓷碗早就提前进了垃圾桶了。
一只碎裂的瓷碗有什么用？可以砸成更小的瓷片，做出某种灯光一照便即闪亮的镶嵌，就像十几双忽然大睁的眼睛——我一惊！立刻打住。
为什么我的思绪老往可怕的“眼睛”上面跑？真是见鬼！
晚饭后又聊了两句，我们告辞，儿子还不想走，被我硬夹着上了车。地僻人静，路边响起虫鸣，“慢一点开，”我对妻子重复了妈妈的嘱托。
“传声筒！”拐上大道，妻子对我训斥道。
“嘚——嘚！”我惬意地躺在座位上，望着窗外正在以觉察不出的韵律涌动的无边无际的湖水，吩咐儿子捶捶腿。但这小子已经睡着了。
睡前读上几页小说大概不是个坏习惯，但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书里的内容完全不往我脑子里进，看了也等于白看。无奈，我合上书，拇指和中指配合，轻揉着睛明穴，准备睡觉。明晃晃的黑暗中，我看到许多气泡，就像鱼吐出的那些气泡，在四散漂浮。
门开了，拖鞋声自远而近，我睁开眼，看到妻子身上挤满了眼睛，活像穿了一件密不透风的鱼鳞衣。 我一阵眩晕，几乎昏倒。
仿佛被巨锤叮了一下脑壳，我忽然意识到“眼睛”的来源了——我想起，新装修的墙壁，表弟给贴了一种新型环保的壁纸，离远了看和普通仿瓷没什么区别，只是颜色微微泛黄，但贴近去看，就能发现菱形密纹，挤挤挨挨像极了眼睛。
一边向妻子诉说着我的重大发现，我一边拽住她的胳膊，寻找着她的脸。
妻子这才明白我今天的行动并非心血来潮，而是一次目的清晰的求诊。我似乎能感觉到她的恐慌，但已看不清她的表情。
对于此现象的“来源”，她评论道：“真是瞎扯，我又不是没进去看，怎么没像你那样？”
“你是马大哈，怎么会有事！”
“就你特殊！”
不管怎么说，事情已经发生了，当务之急是，下一步怎么办。
“明天去医院！今天就该去的，去找跳大神的，亏你还是个高级知识分子，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妻子揶揄道。
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第二天，我在电话里向副总请了个假，说去医院。副总讥讽我是在逃避业绩冲刺。我没理他。
病情恶化得很快，在挂号处，我还能凭着颜色和大小的差异准确地将一张50元的纸币递出去，但对于递出来的零钱，却怎么也无法数得清楚了，我把它们一股脑儿抓起来塞进口袋，捏着病例本转身朝昏暗的大厅走去。
但没走两步，就被拽住了。我回身，从话音听，大概是个小姑娘，她朝我手里塞了一张硬卡片：“叔叔，您忘拿病历卡了！”
“谢谢！真乖——”我微笑着道谢。无端地想象着自己微笑的模样。
我把病历卡举到眼前，一片蹦蹦跳跳的翠绿。怪不得，我回想起，收费口的窗台正是绿松石颜色的，病历卡落在上面，恰恰就像一只蚂蚱钻进了草丛，刚好足够对付我失去分辨事物边界的眼睛。
医院我以前来过不止一次，大概是去年，还陪儿子看过好几次眼科。但我绝难想象，通往眼科的路竟然如此漫长，每个拐角，我都停下来，抓住随便哪个过路人的胳膊，询问眼科还有多远。每一道走廊，都足够我走上十分钟甚至更多，我狠狠踢出脚尖，却仿佛被稠厚的空气裹住，阻挡回来。而有时候我终于以为迈出几个大步，欣喜之至的时候，回头去看，却距离早就越过的一间诊室不到一尺。
在电梯里，我上上下下坐了几个来回，却没有想到应该在哪一层出去。
“到了吗？”我再次询问身边的一个小伙子。
“到哪儿？”他问，瓮声瓮气。我意识到已经换了人。
“眼科，三楼。”我说。
“刚过，现在四楼。”他回答。
“哦！”我惋惜道。
电梯再次下行的时候，我拜托某个人给我摁下“3”，并且在每次电梯停顿的时候都茫然地大声问：“请问，这是几楼？”
并不是每次都能得到回应。但电梯在第五次停下，我再次加大音量询问的时候，我听到了一位小姑娘轻快的童音：“3楼。”
我立刻朝光亮处走去。
我听到背后一位中年妇人的声音：“神经病！每一层都问来问去！哪个瞎子能走得这么轻巧？”
电梯门关闭。而我站在那里，气得发抖。如果这会儿能分辨出开关键，我一定立刻转回去摁开电梯，给她好好解释一下。整整五次，她都不肯出声帮我，幸灾乐祸地在旁边看着我没头苍蝇一般胡冲乱撞，也许嘴角还挂着冷笑和轻蔑，我一定要劳驾她这次也照样闭紧她那蛤蟆嘴。
我拄着想象中的拐杖，叩开了眼科二室的门——路到这里，我已经可以撇开眼睛，利用记忆和光雾来定位。
医生肯定已经年过五旬，但对待病人十分温柔，她请我出去，等待叫号。于是我踅摸着到导医台领取了号码，踱回来，倚在眼科二室门外的墙壁上静候召见。由于眼睛的毛病，现在我什么也干不了了，原本我还可以欣赏一下窗外的风景。
在蛋黄色明亮的世界里遨游了大约一场电影的工夫，我听到女医生叫我的名字。我睁开眼，仿佛刚睡醒，已经忘记这是在哪里。但记忆很快游回到我脑海。我转身推开门，重新走进去。
我摸索著找到座椅，坐在模糊成山峰形状的医生对面。我怀疑为了引起她的足够重视，我表现得病状要比真实情况严重。
但仪器是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的，在耐心倾听了我对整个过程的详述、对病情起因的猜测之后，医生让我坐到一台摸上去亮滑如刀面的仪器之前——我回想起这台机器的部件几乎全由金属构成，十分漂亮。我感觉到自己的头上多了个眼罩，于是把它拉下来，安放在眼睛的位置。接着，我的头颅被一双温柔的手引导着，紧靠在一幅面具般的凹槽里。
“奇怪——”女医生说。
虽然她的声音十分轻柔，但传到我耳朵里，无异惊雷。
“怎么？”我颤抖地问。
“奇怪！”女医生再次说。
我感到绝望极了。
“好了。”医生摘去我的眼罩，领我坐回到桌前。
“唔——罕见！”医生说：“说实话，在我三十年的行医生涯，这还是第一次遇见。但这种病，你只要从书上看到过，就怎么也忘不了它。这种病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但结果都差不多——”
“什么病？”我问。
“按照记载，这种病可以叫做‘显微睛’病。”
“‘显微睛’病？”我脑中一片茫然。
“对！”医生肯定道：“你们初中学过生物，用显微镜观察过切片标本吧？就像那样，你回忆一下，是不是和现在看到的世界有些类似？”
“不类似。”我斩钉截铁地说，仿佛这样就可以避开这种闻所未闻的疾病。
“我说过，这种病有各种各样的形态，据记载，有的人患了这种病之后眼前就像蜂窝，还是金黄色的。”医生点点头，对我的反应表示理解。
“你的眼睛现在就像一台显微镜，能够把你眼前所见的景象局部放大二百到一千五百倍，但又不是所有的物体都放大，你的问题不是视力变差，而是局部视力过好，让你陷在那些和我们这个社会尺度不相适应的细部里，让你看不到实物的全貌。”医生继续说。 我恍然大悟，为什么医院走廊变得那么长。
“怎么治疗？还有没有……治愈的希望？”我犹豫着问。
“不好说，就连书上，也没有记载治疗办法，有人猜测这种病的起因是心理作用，但没有什么确切证据，有的人经过心理医生的疏导，确实能看见东西了，但看到的，却不过是自己想象里的世界。而且极容易反弹，反弹之后，情况更糟。”医生解释道。
“想象里的世界？”我不由自主地问。
“对，有时候是根据声音，有时候是气味，靠着记忆，来推进。”医生说。
那现在这个就医的场面是不是真的？还是一个梦？我问自己。
走在大街上，我眼前时而清晰，时而模糊，按照医生的说法，清晰的场面全都来自我的想象，模糊的才是真实，而“模糊”，实际上也并非模糊，而是因为看得更清晰，我的眼睛如今甚至可以穿透表层、深入物质的内部，就像X光，因为有了更高的穿透力，反而遗漏了大部分可感的事物，只留下真理的骨架供我凭吊，温情脉脉的面纱被无情揭除，从此，我只能看到漂亮面皮和美德掩盖下的丑陋与罪恶……
我像是中了彩票，得到一个巨大的奖励，但奖金却封锁在一个黑乎乎的铸铁球里，不可能打开。我怀揣着一件“宝贝”，却无所适从，因为这件宝贝如此危险，像是一个可怕的诅咒。我想我的身体如果能缩小一千倍，钻到地缝里生活，或者变成寄生虫钻到人身体里生活，大概恰好能够适得其所、游刃有余。但，怎样把自己变到那么小？难道要找把大锤来让人把我锤扁？
生平第一次，我为自己躯体的“庞大”而忧愁。
无奈之下，我只好暂时辞掉了工作，由于拿不出像样的诊断书，公司并未给我多少补偿。副总自作聪明地猜测我是“另谋高就”了，还假意祝贺了几句。
我再也没有心思和副总争辩。“显微睛”改变了我周围的世界，所有的物体都随着我的靠近迅速逃离，就像我是一根无形的弹簧。我的手掌需要长途跋涉才能抓起一个杯子，我要花一些时间才能隐隐约约看到它，我的动作比一百二十岁的老人还要迟緩。
“快点！”
催促成了妻子日常话语中频率最高的词汇。
儿子不再找我帮忙。当我找他帮忙的时候，他再也没有耐心把我的吩咐听完，或者因为字和字之间间隔太长而让他无法理解其意义。
当我举手回应他的问候，他需要玩过一圈回来，才能够看到。
他开始认为我是个玩偶。
我的生活开始和大家出现时间差，当我吃完早饭，妻子已经下班，从幼儿园接了儿子推门回家。我来不及吃晚饭，就又要上床睡觉了。
在公园里，我焦急地等待一个女孩走近，但她从未走近。
我自以为在公园里坐了一个小时，妻子却走过来说我在那里已经一动不动坐了两天。仿佛我成了一个拥有巨大质量的点，或者一个黑洞，越来越多的时间在经过我的时候被我吞噬，能逃逸出去的部分越来越少。
黑暗和光明开始和我的生活脱节，有时我感觉好几天都是白天，阳光如此刺目，让我睁不开眼，有时白天和黑夜的交替又是如此迅速，我眨一下眼，白天就换成了黑夜，再眨一下，就又换回来，而妻子已经换了一身衣服，重新打发我上床。
我开始更多地沉浸于自己的内里，眼睛之后的部分。
生理状态影响了我的心理状态，我的思维也慢慢变得缓慢起来，不，所谓的“缓慢”，不过是说更加沉溺于对细节的思索。所有的“跳跃”都不复存在，编制无懈可击的逻辑链条成了我最重要的工作。
作为一个乐观主义者，我并未觉得自己已经慢慢成为妻子的负担。我甚至觉得有些高兴，因为再也不必工作了，生平又一次，我过上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好日子。
但妻子好像并不能像我一样看得开，我感觉到她日渐变得焦虑，她好像总是忧心忡忡地盯着我看，弄得我极不自在。她让表弟把新房另换了一种壁纸，带着我长久地坐在里面，希望能救醒我，但却毫无效果，新的“眼睛”立马附着于其上。
我尝试着戴上墨镜，但“显微睛”立刻刺透了它。
摘下墨镜时，我痛苦地发现，弄巧成拙的结果，就是失去了最后一道屏障——我再也感觉不到“眼睑”的存在。
犹豫了很久之后，我才在妻子的催促下，拨通了妈妈的电话，询问“老神仙五奶奶”的近况。虽然也是知识分子，但妻子这会儿已经不认为五奶奶是“跳大神”的了。妈妈十分警觉，立刻问我是不是又犯病了。我说不是，上次承蒙五奶奶大发慈悲，治好了我的怪病，有机会要回去感谢一下。妈妈说不用了。五奶奶已经去世了。
“你随时可以离开我。”放下电话，我平静地对妻子说。
“混蛋！”妻子哭起来。
哭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但在这种痛哭的折磨下，我又去了几次医院，甚至换了不同的医院去碰运气。但除了那位女医生，别的医院的大夫都不能说清楚这是什么病症，其中的几位只是雄辩地定论道这肯定是我的心理问题，给了我循循善诱的安慰，临走，还开了一提兜营养安神的药片。
在心理医生那里，我接受了几次毫无效果的疏导。
据我看，大约得是过了好几个月之后，情况才按照女医生的诊断发生了新的改变。我的眼前终于不再是模糊一片，现在，一切都那么清楚、稳定，由模糊而起的痛苦得到缓解，却并没能拯救我越来越糟糕的生活节奏。我越来越多地躲在角落里，独自承受着“显微睛”双重而矛盾的后果——世界在我眼前纤毫毕现，但我却成了一个盲人。
病情已经无法隐瞒。妻子打电话通知了双方的父母。于是，其后的几个月，我那可怜而可恨的眼睛又经历了涂抹油脂、抹陈年香灰、椿芽汁、夹竹桃鲜血一般的捣碎的花瓣、鱼油，甚至猫尿等一系列残酷的折磨。我相信，如果它是一个人，早已受不住如此恶毒的虐待，上吊自杀了。
情形日渐明朗，虽然嘴上互相鼓励着再试试，但最后几乎所有人都不再抱希望了。现在，大家不再避忌，开始用“看不见”“瞎了”——真实情况其实比“瞎了”更可怕——等词语，明目张胆、义不容辞地谈论着我的问题，探讨着我的“出路”，安慰着我那可怜的妻子，仿佛我并不在场，或者出问题的不是我的眼睛，而是我的耳朵。
我在旁边听着，装作谈论的并不是我。
【作者简介】容铮，本名董玉文，1989年出生于山东东平。山东省作协会员，泰安市签约作家，山东科技大学泰山科技学院创意写作学院教师。2011年开始在《青年文学》《雨花》《扬子江诗刊》《朔方》《山东文学》《草原》等文学期刊上发表作品10余万字。
几句话之后，他兜里响起手机振铃。于是他高声接起电话，仿佛对方是个聋子，一面被热茶烫得龇牙咧嘴，一面边说边狠命啜了两口，打开屋门，朝我摆摆手。我看到他熊阔的背影旋转着走下楼梯。
不久之后，我和妻子也出了门，驱车到达刚装修完毕的新房。
电梯四壁的软木板还未拆除，但已经贴满了小广告，装修、壁挂炉、空调、马桶、瓷砖、厨具、家具、灯具……应有尽有。
享受了钥匙打开即将入住的新房子的狂喜，各个房间转过几圈，从小心翼翼抚摸到大胆敲打，鸽子一般振翅飞翔尽情旋转之后，妻子非常满意，只在厨房门的勾缝、影视墙画面的走形程度、阳台的大小等两三个小地方提了几句不痛不痒的意见。
真是难得。
但不知为什么，我却觉得什么地方不大对。我仔细一个房间一个房间搜索了好多遍，始终没有发现不安的缘由。妻子看我皱着眉头来回乱转，以为我发现了什么重大漏洞，追在屁股后面审问我。
我说：“挺好挺好！真是棒！”
“那你皱什么眉头？”
“我皱了吗？”我把眉头舒展开了。
我们回去，路上还一直商量着应该就这样敞开窗户通风三两个月，初冬的时候，就可以搬进去居住了。我们甚至商量旧房子应该租出去，还是应该让哪边的父母搬过来——分歧出现了，于是只好打住。
晚饭过后，我靠在沙发里看电视。换广告的间歇，我伸开四肢打了个哈欠，却忽然觉得推拉门上有双眼睛正透过玻璃朝我窥视，我惊跳了一下，立刻去看，却什么也没看见。但过了一会儿，相同的情形再次出现了，这次我明显感觉到不是一双眼睛，而是一只。抬头去看的时候，却又什么也没有，窗外不过是黑黢黢的一片，半面玻璃上印着一块巨大的梯形，反着苍白的光。
睡前，和兴致甚高的妻子纠缠的时候，翻身的间歇，我在衣橱菱形镀银的门把手上瞥到这只眼睛。
闭眼沐浴的时候，我在自己黑乎乎的脑门上清晰地看到它。这是一只赤裸的眼睛，没有睫毛和眼睑，当我在卫生间洁白的墙壁上看到它，它就是一只眼珠。
之后，我在妻子熟睡的脸庞上看到它，妻子像是睁着一只眼睛在睡觉。后来，它像一只苍蝇绕着妻子的脸盘旋，随着我手掌的扑打起起落落，并且越缩越小，像电脑屏幕上闪烁的鼠标光点，让我眼花缭乱。
最终，我放弃了追赶。
我抽着烟，试着忘掉它。
第二天上班，我已经忘掉它。但上午十点，在走廊里和隔壁那个温柔的女孩子相遇的时候，我在她眉心又忽然看到这只多余的眼睛。我甚至没敢和她招呼，便心脏猛跳着匆匆掩面而过，仿佛是我的脸上多出了一只怪诞的眼珠。
当天下午，我在我遇到的每一个人眉心看到它。
多出一只眼睛之后，副总那滑稽丑恶、彻底暴露本性的模样，几乎引我忍不住抽他两个嘴巴。
我确信，自己堕入了某种魔障。
眼珠更加频繁地出现在楼梯扶手和门牌上，我掏出手机，看到屏幕上也癞蛤蟆般睁着一列三只眼，我拨通妻子的电话，厌恶地摁下免提键。我对妻子说有急事要回老家一趟，让她做好准备，一下班我立刻去接她。
我看着睁着眼睛的每一片树叶，每一栋楼都碉堡一般满布不规则的眼洞，每一个深幽的洞窟里都有一颗眼珠在狡黠地闪烁，让我活像无意中走进了儿子常看的动画片里，但那些动画片里也实在没有如此恐怖的情形。我看到前方的车牌号码被挤挤挨挨的鱼鳔样绿豆大小的眼珠模糊成液晶显示般的数字，一排排眼珠被轧入车轮又飞奔着跑出来，组成了让人眩晕的转码器。
路口的灯柱上，石榴子般密布的血红眼珠终于被破碎的苦胆侵染得鱼籽般绿莹莹的眼珠取代，我踩下油门，扶稳一片片眼珠蛇皮状连缀成环的方向盘，悲哀地感到自己已经陷入眼珠的汪洋大海，我身边的一切都逐渐被眼珠侵蚀，从有形的物品到无形的无处不在的空气，万物之间的界限从锯齿状的模糊终至完全消失，凭借或大或小的色块，我猜测危险是否近在眼前。但是，我如何分辨面前是一块草坪还是一堵绿墙？是沥青马路还是幽暗的湖面？是金秋黄铜色浑厚的光海还是会展中心墙面上土豪金的琉璃瓦？是盐湖，还是世贸大楼……
出于对未来无限绝望的想象，我开始深深自责有一次强行掰开一位盲人的右脚，拿出被他踩在脚下的车票，此刻，我准确感知到当被人抓住脚踝的那一刻，他的惊慌和极度困扰。未知世界汹涌澎湃的海浪无时无刻不在拍打着他裸露的头脸……哦，稍纵即逝的安全感是多么可贵！哦，这个令人绝望的世界！
后车门处的亮光闪了一闪，后视镜里，黑白斑驳的妻子拎着细碎的、花花绿绿的儿子钻进车厢。
“咦？爸爸？爸爸怎么在这里，爸爸！”儿子大声叫我。
“好宝贝！”我一边大声回应，一边下了车，拉开后车门。
“出来！”我对正给儿子脱下鱼鳞外套的妻子说。
“什么？”模模糊糊的妻子问。
“你看没看到许多眼睛？”等妻子下了车，我伸着脖子，悄声问她。
“什么眼睛？神经病！”妻子跳起来。
“好好好——”我按住妻子一眨一眨张着嘴的双肩，安抚住她，息事宁人地说。
我把妻子塞进驾驶座：“你来开，回老家！”
“懒鬼！”
“少废话！”
我搂着儿子，问他今天在学校里的情形。问他有没有看到许多眼睛。
“什么眼睛？”
“就是人的眼睛哪！”
“噢！看到了！睿睿的眼睛、泽浩的眼睛、小宝的眼睛……还有，嗯，吴老师的眼睛！嘻嘻！爸爸，我说得对不对啊？”儿子骄傲地反问我。
“对对对——对啊！”我摩挲着下巴，若有所思地看着仿佛打了马赛克的儿子。 “哈！对喽！爸爸，给我什么奖励？”儿子拍着双手问。
“带你去爷爷奶奶家！”我下意识地回答。
“噢！太棒了！我最喜欢爷爷奶奶家！”兒子跳起来。
我拨通妈妈的电话：“妈，我们回家一趟，一个小时到。一块回去。嗯嗯，好！”
在老家，我偷偷把浑身荡漾着细微波浪的妈妈拉到厨房里。
“啥？神神秘秘的。”妈妈问。
“妈，我中了魔了。”
“什么！”她吓了一跳：“怎么说？”
“我看到很多眼睛，这里那里都是，桌子、椅子、锅碗瓢盆、灯……我看到的所有的东西都成了眼睛组成的了，包括您……”我对着厨房里的东西指指点点，试着描绘此刻正在我眼前发生的恐怖景象。
我忽然想起鲁迅先生在一篇文章里写到的一百多年前的一个乡下谣言，当时西方列强纷纷入侵，乡民们传说这些洋毛子专喜欢挖中国人的眼睛，挖来之后都放在小瓮里，撒了一层层的盐腌上。
听我提起这个古老的传说，惊慌失措中妈妈立刻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
她赶紧拉着我出门去。
在路上，她紧搀着我，仿佛我已彻底失明。
老神仙“五奶奶”命我靠前来，伸展大拇指和食指撑开我的眼皮，一边单调而不动声色地对妈妈悲惨的描述“唔唔”回应。二十年过去了，老神仙丝毫没有变化，和我小时候的记忆一个模样，那时，她也是如此苍老，颤颤巍巍地随时要倒地而亡的样子，但二十年过去了，她仍未倒地而亡，也许这就是老聃所说“弱而胜强”之理的活证例吧。
奇怪！我看老神仙“五奶奶”身上，一只眼睛也没有！但一把眼睛从她身上移开，眼前便立刻布满雪花。
银发如瀑布一般飞速流淌的“五奶奶”端坐在太师椅上，指点脚边的小圆凳命我坐下，我仿佛一下子变回个孩童，规规矩矩地挨着“五奶奶”坐下来，闭上眼睛。我感到一只柔软的大手一圈圈摩挲着我的头顶，时急时缓，有一种极为繁复、超出凡夫俗子理解程度的节奏，中指指尖还时不时在我脑门上轻点，每一点，都似乎在我顶门晦暗的混沌之海里啄开了一个洞窟，理智之光随即透孔而入，我看到我的头颅成了歌厅天花板上旋转着射出数道金光的球灯，但杂沓的脚步声立刻消歇，我听到梵音四起，仿佛有数十位老僧在围绕我吟诵经典，帮我开悟……数十个声音汇聚成一个声音，汇聚成牧师布道的声音，我看到耶稣坚定的背影缓缓在前行走，我紧随而上，终于在一个路口拽住他的袍角，他回转头来，伸出泛着微光的手，五指叉开，按住我的眼球——
我感到眼珠一痛，耳边听到一个声音：“睁眼来！”
我睁开眼，错乱、碎裂的世界恢复了原样。
“五奶奶，怎么还有这种事情？不会再犯了吧？”妈妈问。
方面大脸的“五奶奶” 弥勒般慈祥地咧嘴笑道：“不一定，这个事情不一定啊，也有可能再犯，老天爷的事情，谁能说得准？”
我扯扯妈妈的衣袖，向“五奶奶”道谢告辞。
天色早已昏黑，我们仿佛行走在薄薄的、连续不断的青纱帐里，我注意到水泥地面有弯弯曲曲的裂纹，蜿蜒而行，直到墙下。
危机解除，也可算是虚惊一场，回家，我打开一瓶白酒，颇有兴致地和父亲对酌起来。若不是这个小插曲，我都想不到，已经好几个月没回家了，虽然离得并不远。儿子爬在父亲膝盖上，摇着屁股用手指点餐：“吃这个！那个！这个！那个！……”直到被我叉着脖颈拎起来塞到他妈妈怀里。
今年的雨水特别大，父亲说干涸了好几年的河沟水都满溢出来，指着妈妈刚炸好的河虾说：“你三叔一早从河里捞上来的！”一边剥了个虾仁塞进孙子嘴里。
“好吃！”儿子赞叹道。
我看到晶莹的、残留的半片虾皮在儿子牙齿间一闪，白里嵌红的虾肉被铲形门牙切成了两段，翻出来，又切成四段。我第一次注意到他两颗门牙之间的虫蛀是圆形，而不是椭圆，边缘黄中生黑，而不是纯黑。他吃起东西来嘴巴张得很大，仿佛在吃饭大赛中做表演，嗓子里还一个劲儿哼哼唧唧，就像一只正在接受爱抚的小猫小狗……我第一次这么仔细地观察儿子，虽然我这么爱他，若不是因为这次突如其来的灾难和幸运，我可能一辈子也不会如此有意识地、仔细地观察他，虽然我这么爱他。
“啪！”清脆的碎裂声气球般从地面反弹上来，我定睛一看，果真，我方才一直在担心、因为正在焦急地使用失而复得的视力而来不及伸手挪开的瓷碗已经消失，我回忆眼角的余光，重新看到了儿子左肘折刀般地轻轻一挥。
父亲重新接过孙子来，安抚着，虽然孙子对此毫不在意，并未受到惊吓。
在碎裂的瓷碗被妻子小心拎着扔进垃圾桶的时候，我注意到暗褐色的碴口间或露出又圆又浅的小坑洼，我想那大概就是教科书上讲到的，在烧制时遗留的气泡，如果这些气泡再大一点，就会导致小型爆炸，那么，这只瓷碗早就提前进了垃圾桶了。
一只碎裂的瓷碗有什么用？可以砸成更小的瓷片，做出某种灯光一照便即闪亮的镶嵌，就像十几双忽然大睁的眼睛——我一惊！立刻打住。
为什么我的思绪老往可怕的“眼睛”上面跑？真是见鬼！
晚饭后又聊了两句，我们告辞，儿子还不想走，被我硬夹着上了车。地僻人静，路边响起虫鸣，“慢一点开，”我对妻子重复了妈妈的嘱托。
“传声筒！”拐上大道，妻子对我训斥道。
“嘚——嘚！”我惬意地躺在座位上，望着窗外正在以觉察不出的韵律涌动的无边无际的湖水，吩咐儿子捶捶腿。但这小子已经睡着了。
睡前读上几页小说大概不是个坏习惯，但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书里的内容完全不往我脑子里进，看了也等于白看。无奈，我合上书，拇指和中指配合，轻揉着睛明穴，准备睡觉。明晃晃的黑暗中，我看到许多气泡，就像鱼吐出的那些气泡，在四散漂浮。
门开了，拖鞋声自远而近，我睁开眼，看到妻子身上挤满了眼睛，活像穿了一件密不透风的鱼鳞衣。 我一阵眩晕，几乎昏倒。
仿佛被巨锤叮了一下脑壳，我忽然意识到“眼睛”的来源了——我想起，新装修的墙壁，表弟给贴了一种新型环保的壁纸，离远了看和普通仿瓷没什么区别，只是颜色微微泛黄，但贴近去看，就能发现菱形密纹，挤挤挨挨像极了眼睛。
一边向妻子诉说着我的重大发现，我一边拽住她的胳膊，寻找着她的脸。
妻子这才明白我今天的行动并非心血来潮，而是一次目的清晰的求诊。我似乎能感觉到她的恐慌，但已看不清她的表情。
对于此现象的“来源”，她评论道：“真是瞎扯，我又不是没进去看，怎么没像你那样？”
“你是马大哈，怎么会有事！”
“就你特殊！”
不管怎么说，事情已经发生了，当务之急是，下一步怎么办。
“明天去医院！今天就该去的，去找跳大神的，亏你还是个高级知识分子，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妻子揶揄道。
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第二天，我在电话里向副总请了个假，说去医院。副总讥讽我是在逃避业绩冲刺。我没理他。
病情恶化得很快，在挂号处，我还能凭着颜色和大小的差异准确地将一张50元的纸币递出去，但对于递出来的零钱，却怎么也无法数得清楚了，我把它们一股脑儿抓起来塞进口袋，捏着病例本转身朝昏暗的大厅走去。
但没走两步，就被拽住了。我回身，从话音听，大概是个小姑娘，她朝我手里塞了一张硬卡片：“叔叔，您忘拿病历卡了！”
“谢谢！真乖——”我微笑着道谢。无端地想象着自己微笑的模样。
我把病历卡举到眼前，一片蹦蹦跳跳的翠绿。怪不得，我回想起，收费口的窗台正是绿松石颜色的，病历卡落在上面，恰恰就像一只蚂蚱钻进了草丛，刚好足够对付我失去分辨事物边界的眼睛。
医院我以前来过不止一次，大概是去年，还陪儿子看过好几次眼科。但我绝难想象，通往眼科的路竟然如此漫长，每个拐角，我都停下来，抓住随便哪个过路人的胳膊，询问眼科还有多远。每一道走廊，都足够我走上十分钟甚至更多，我狠狠踢出脚尖，却仿佛被稠厚的空气裹住，阻挡回来。而有时候我终于以为迈出几个大步，欣喜之至的时候，回头去看，却距离早就越过的一间诊室不到一尺。
在电梯里，我上上下下坐了几个来回，却没有想到应该在哪一层出去。
“到了吗？”我再次询问身边的一个小伙子。
“到哪儿？”他问，瓮声瓮气。我意识到已经换了人。
“眼科，三楼。”我说。
“刚过，现在四楼。”他回答。
“哦！”我惋惜道。
电梯再次下行的时候，我拜托某个人给我摁下“3”，并且在每次电梯停顿的时候都茫然地大声问：“请问，这是几楼？”
并不是每次都能得到回应。但电梯在第五次停下，我再次加大音量询问的时候，我听到了一位小姑娘轻快的童音：“3楼。”
我立刻朝光亮处走去。
我听到背后一位中年妇人的声音：“神经病！每一层都问来问去！哪个瞎子能走得这么轻巧？”
电梯门关闭。而我站在那里，气得发抖。如果这会儿能分辨出开关键，我一定立刻转回去摁开电梯，给她好好解释一下。整整五次，她都不肯出声帮我，幸灾乐祸地在旁边看着我没头苍蝇一般胡冲乱撞，也许嘴角还挂着冷笑和轻蔑，我一定要劳驾她这次也照样闭紧她那蛤蟆嘴。
我拄着想象中的拐杖，叩开了眼科二室的门——路到这里，我已经可以撇开眼睛，利用记忆和光雾来定位。
医生肯定已经年过五旬，但对待病人十分温柔，她请我出去，等待叫号。于是我踅摸着到导医台领取了号码，踱回来，倚在眼科二室门外的墙壁上静候召见。由于眼睛的毛病，现在我什么也干不了了，原本我还可以欣赏一下窗外的风景。
在蛋黄色明亮的世界里遨游了大约一场电影的工夫，我听到女医生叫我的名字。我睁开眼，仿佛刚睡醒，已经忘记这是在哪里。但记忆很快游回到我脑海。我转身推开门，重新走进去。
我摸索著找到座椅，坐在模糊成山峰形状的医生对面。我怀疑为了引起她的足够重视，我表现得病状要比真实情况严重。
但仪器是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的，在耐心倾听了我对整个过程的详述、对病情起因的猜测之后，医生让我坐到一台摸上去亮滑如刀面的仪器之前——我回想起这台机器的部件几乎全由金属构成，十分漂亮。我感觉到自己的头上多了个眼罩，于是把它拉下来，安放在眼睛的位置。接着，我的头颅被一双温柔的手引导着，紧靠在一幅面具般的凹槽里。
“奇怪——”女医生说。
虽然她的声音十分轻柔，但传到我耳朵里，无异惊雷。
“怎么？”我颤抖地问。
“奇怪！”女医生再次说。
我感到绝望极了。
“好了。”医生摘去我的眼罩，领我坐回到桌前。
“唔——罕见！”医生说：“说实话，在我三十年的行医生涯，这还是第一次遇见。但这种病，你只要从书上看到过，就怎么也忘不了它。这种病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但结果都差不多——”
“什么病？”我问。
“按照记载，这种病可以叫做‘显微睛’病。”
“‘显微睛’病？”我脑中一片茫然。
“对！”医生肯定道：“你们初中学过生物，用显微镜观察过切片标本吧？就像那样，你回忆一下，是不是和现在看到的世界有些类似？”
“不类似。”我斩钉截铁地说，仿佛这样就可以避开这种闻所未闻的疾病。
“我说过，这种病有各种各样的形态，据记载，有的人患了这种病之后眼前就像蜂窝，还是金黄色的。”医生点点头，对我的反应表示理解。
“你的眼睛现在就像一台显微镜，能够把你眼前所见的景象局部放大二百到一千五百倍，但又不是所有的物体都放大，你的问题不是视力变差，而是局部视力过好，让你陷在那些和我们这个社会尺度不相适应的细部里，让你看不到实物的全貌。”医生继续说。 我恍然大悟，为什么医院走廊变得那么长。
“怎么治疗？还有没有……治愈的希望？”我犹豫着问。
“不好说，就连书上，也没有记载治疗办法，有人猜测这种病的起因是心理作用，但没有什么确切证据，有的人经过心理医生的疏导，确实能看见东西了，但看到的，却不过是自己想象里的世界。而且极容易反弹，反弹之后，情况更糟。”医生解释道。
“想象里的世界？”我不由自主地问。
“对，有时候是根据声音，有时候是气味，靠着记忆，来推进。”医生说。
那现在这个就医的场面是不是真的？还是一个梦？我问自己。
走在大街上，我眼前时而清晰，时而模糊，按照医生的说法，清晰的场面全都来自我的想象，模糊的才是真实，而“模糊”，实际上也并非模糊，而是因为看得更清晰，我的眼睛如今甚至可以穿透表层、深入物质的内部，就像X光，因为有了更高的穿透力，反而遗漏了大部分可感的事物，只留下真理的骨架供我凭吊，温情脉脉的面纱被无情揭除，从此，我只能看到漂亮面皮和美德掩盖下的丑陋与罪恶……
我像是中了彩票，得到一个巨大的奖励，但奖金却封锁在一个黑乎乎的铸铁球里，不可能打开。我怀揣着一件“宝贝”，却无所适从，因为这件宝贝如此危险，像是一个可怕的诅咒。我想我的身体如果能缩小一千倍，钻到地缝里生活，或者变成寄生虫钻到人身体里生活，大概恰好能够适得其所、游刃有余。但，怎样把自己变到那么小？难道要找把大锤来让人把我锤扁？
生平第一次，我为自己躯体的“庞大”而忧愁。
无奈之下，我只好暂时辞掉了工作，由于拿不出像样的诊断书，公司并未给我多少补偿。副总自作聪明地猜测我是“另谋高就”了，还假意祝贺了几句。
我再也没有心思和副总争辩。“显微睛”改变了我周围的世界，所有的物体都随着我的靠近迅速逃离，就像我是一根无形的弹簧。我的手掌需要长途跋涉才能抓起一个杯子，我要花一些时间才能隐隐约约看到它，我的动作比一百二十岁的老人还要迟緩。
“快点！”
催促成了妻子日常话语中频率最高的词汇。
儿子不再找我帮忙。当我找他帮忙的时候，他再也没有耐心把我的吩咐听完，或者因为字和字之间间隔太长而让他无法理解其意义。
当我举手回应他的问候，他需要玩过一圈回来，才能够看到。
他开始认为我是个玩偶。
我的生活开始和大家出现时间差，当我吃完早饭，妻子已经下班，从幼儿园接了儿子推门回家。我来不及吃晚饭，就又要上床睡觉了。
在公园里，我焦急地等待一个女孩走近，但她从未走近。
我自以为在公园里坐了一个小时，妻子却走过来说我在那里已经一动不动坐了两天。仿佛我成了一个拥有巨大质量的点，或者一个黑洞，越来越多的时间在经过我的时候被我吞噬，能逃逸出去的部分越来越少。
黑暗和光明开始和我的生活脱节，有时我感觉好几天都是白天，阳光如此刺目，让我睁不开眼，有时白天和黑夜的交替又是如此迅速，我眨一下眼，白天就换成了黑夜，再眨一下，就又换回来，而妻子已经换了一身衣服，重新打发我上床。
我开始更多地沉浸于自己的内里，眼睛之后的部分。
生理状态影响了我的心理状态，我的思维也慢慢变得缓慢起来，不，所谓的“缓慢”，不过是说更加沉溺于对细节的思索。所有的“跳跃”都不复存在，编制无懈可击的逻辑链条成了我最重要的工作。
作为一个乐观主义者，我并未觉得自己已经慢慢成为妻子的负担。我甚至觉得有些高兴，因为再也不必工作了，生平又一次，我过上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好日子。
但妻子好像并不能像我一样看得开，我感觉到她日渐变得焦虑，她好像总是忧心忡忡地盯着我看，弄得我极不自在。她让表弟把新房另换了一种壁纸，带着我长久地坐在里面，希望能救醒我，但却毫无效果，新的“眼睛”立马附着于其上。
我尝试着戴上墨镜，但“显微睛”立刻刺透了它。
摘下墨镜时，我痛苦地发现，弄巧成拙的结果，就是失去了最后一道屏障——我再也感觉不到“眼睑”的存在。
犹豫了很久之后，我才在妻子的催促下，拨通了妈妈的电话，询问“老神仙五奶奶”的近况。虽然也是知识分子，但妻子这会儿已经不认为五奶奶是“跳大神”的了。妈妈十分警觉，立刻问我是不是又犯病了。我说不是，上次承蒙五奶奶大发慈悲，治好了我的怪病，有机会要回去感谢一下。妈妈说不用了。五奶奶已经去世了。
“你随时可以离开我。”放下电话，我平静地对妻子说。
“混蛋！”妻子哭起来。
哭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但在这种痛哭的折磨下，我又去了几次医院，甚至换了不同的医院去碰运气。但除了那位女医生，别的医院的大夫都不能说清楚这是什么病症，其中的几位只是雄辩地定论道这肯定是我的心理问题，给了我循循善诱的安慰，临走，还开了一提兜营养安神的药片。
在心理医生那里，我接受了几次毫无效果的疏导。
据我看，大约得是过了好几个月之后，情况才按照女医生的诊断发生了新的改变。我的眼前终于不再是模糊一片，现在，一切都那么清楚、稳定，由模糊而起的痛苦得到缓解，却并没能拯救我越来越糟糕的生活节奏。我越来越多地躲在角落里，独自承受着“显微睛”双重而矛盾的后果——世界在我眼前纤毫毕现，但我却成了一个盲人。
病情已经无法隐瞒。妻子打电话通知了双方的父母。于是，其后的几个月，我那可怜而可恨的眼睛又经历了涂抹油脂、抹陈年香灰、椿芽汁、夹竹桃鲜血一般的捣碎的花瓣、鱼油，甚至猫尿等一系列残酷的折磨。我相信，如果它是一个人，早已受不住如此恶毒的虐待，上吊自杀了。
情形日渐明朗，虽然嘴上互相鼓励着再试试，但最后几乎所有人都不再抱希望了。现在，大家不再避忌，开始用“看不见”“瞎了”——真实情况其实比“瞎了”更可怕——等词语，明目张胆、义不容辞地谈论着我的问题，探讨着我的“出路”，安慰着我那可怜的妻子，仿佛我并不在场，或者出问题的不是我的眼睛，而是我的耳朵。
我在旁边听着，装作谈论的并不是我。
【作者简介】容铮，本名董玉文，1989年出生于山东东平。山东省作协会员，泰安市签约作家，山东科技大学泰山科技学院创意写作学院教师。2011年开始在《青年文学》《雨花》《扬子江诗刊》《朔方》《山东文学》《草原》等文学期刊上发表作品10余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