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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监狱里“请出”周佛海的第二任夫人杨淑慧帮助寻找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陈毅出任上海市军管会主任。
1950年夏末，由陈毅市长提议，经上海市委讨论同意后，决定开始在上海市寻找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迎接即将到来的1951年7月1日，即建党三十周年纪念日。
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姚溱直接领导这项工作。姚溱叫来军事管制委员会文艺处干部沈之瑜，让沈之瑜与杨重光负责具体工作。
沈之瑜是个老上海，他连忙问姚溱：“有什么线索吗?”姚溱说：“听说‘一大’是在法租界开的会。”
沈之瑜听后双眉紧锁：“法租界范围也太大了，洋泾浜以南，城隍庙以北，这一大片地方原先都是法租界，悠长的淮海路就横贯法租界。开‘一大’时，淮海路叫霞飞路，是以法国将军霞飞的名字命名的。这么大的范围，怎么找法?”姚溱忙笑着安慰说：“你别着急，我给你提供一把‘钥匙’。我让市公安局局长扬帆把周佛海的老婆从监狱中放出来，她能帮助你们寻找!”
沈之瑜惊奇地问：“周佛海的老婆怎么会知道中共‘一大’在哪里开的?”
姚溱说：“因为周佛海是中共‘一大’的代表。”
二、我公安骁将周之友，原来就是周佛海的儿子周幼海。周之友为公安局提供了一条线索
扬帆手下，有一员来历不凡的公安骁将，名叫周之友，就是“一大”代表周佛海的儿子周幼海。抗日战争时，周佛海做了汉奸，成了汪精卫伪政府的二号人物。日本投降后，周幼海与其父周佛海一度被国民党当局软禁于重庆白公馆。1946年5月，周幼海被释放，8月2日，经扬帆介绍，周幼海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特别党员”。
周幼海曾向扬帆提供了一条线索：他的父亲周佛海生前写过不少记史性的文章，在他的《往矣集》一书中，提及过他出席中共“一大”时的真实情形。
听姚溱这么一说，沈之瑜直奔图书馆，费了好长时间才在一堆封存的书中找到《往矣集》。
在书中《扶桑笈影溯当年》一文中，周佛海记述了他1921年7月从日本来上海参加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景，并提到了开会地点：“我和毛泽东等三四人，住在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楼上。当时学生放了暑假，所以我们租住。没有床。我们都在楼板上打地铺。伙食，当然是吃包饭。在贝勒路李汉俊家，每晚开会。”
贝勒路位于法租界，是以法国远东舰队司令贝勒的名字命名的。1943年，上海撤销了租界，贝勒路也随之以湖北省黄陂县县名命名，改称“黄陂南路”。
三、沈之瑜约了杨淑慧，步行在上海黄陂南路上，仔仔细细地打量着路边的一栋栋建筑物
第二天，整整查阅了一夜资料的沈之瑜刚到军管会办公室，大门口警卫室便打来电话，说是一位姓杨的女人找他。
来人见到沈之瑜，赶忙自我介绍说：“我叫杨淑慧，是市公安局的揚局长要我来找您的。”
沈之瑜高兴地说：“你好！周太太!”客气地让杨淑慧坐下。
杨淑慧出身名门世家，原籍湖南湘潭，父亲是当时上海总商会的主任秘书。1920年夏，周佛海由日本回国探望他在湖南老家的妻儿，途径上海，因湖南战事频繁，周佛海只能留在上海李达的家中。通过李达新婚的妻子王会悟，他结识了王会悟的同学杨淑慧。当时李达的家就是《新青年》的编辑部。
吐字清晰的杨淑慧慢慢说道：“李汉俊先生的家，我去过几次，印象不很深了。不过，当年陈独秀先生的家，也就是《新青年》编辑部，我在那里住过，记得很清楚，能不能先去找那个地方?”
杨淑慧说：“陈独秀的家也就是《新青年》编辑部，我记得，在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二号。”
熟悉上海马路变迁的沈之瑜忙说：“环龙路，就是现在的南昌路。”
第二天，沈之瑜、杨重光和杨淑慧三人来到南昌路。因为南昌路基本保持了当年的模样，杨淑慧很快就找到了渔阳里二号的位置。
几天后，为了尽快完成任务，沈之瑜与杨重光作了具体分工，沈之瑜负责寻找“贝勒路李汉俊家”，杨重光则去寻找“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
博文女校是当年毛泽东、周佛海等9名外地中共“一大”代表在上海住宿的地方。杨重光派人前往上海市教育局查阅1949年以前的上海中小学注册簿，找到了关于博文女校记录在案的文字：“博文女校创办于1917年，董事长黄宗汉（黄宗汉原姓徐，嫁给黄兴后改姓黄），校长黄绍兰。”
根据查到的线索，杨重光来到太仓路，在老居民的帮助下，找到了一幢镶嵌着红砖的青砖二层楼房。后经各方验证，证实这里便是毛泽东、周佛海等9名外地代表当年下榻的博文女校。
当年，负责“一大”具体事宜的是上海小组的代表李达，李达把这项任务交给了他新婚的妻子王会晤来办。王会悟在上海认识不少人，以“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的名义租下了博文女校楼上的三间房。
四、石库门就是“一大”会址
最紧要、最难找的是中共“一大”会址。
沈之瑜约了杨淑慧，步行在上海黄陂南路上，仔仔细细地打量着路边的一栋栋建筑物。
在杨淑慧的记忆里，当时李汉俊家的房子是新造石库门房子，是李汉俊的哥哥，同盟会元老李书城租来居住的，前门对着马路，路边一片荒凉，大门对面是一片菜地。可眼下路的两旁全是房子。杨淑慧向附近的居民打听着、努力寻找着，一连数日，还是没有找到那个石库门的房子。
杨淑慧又向人打听当年的望志路。望志路当年与贝勒路相交叉，是以上海法国公董局总工程师望志的名字命名的，1943年改名兴业路（广西东南部的兴业县县名）。
在黄陂南路与兴业路的交叉口，杨淑慧看着一家挂着“恒昌福面坊”大字招牌的房子，觉得就是当年李汉俊家。可是，让杨淑慧不解的是：当年李汉俊家的房子是青砖中镶着红砖，可现在却是白粉墙上面写着一个四块床板大的“酱”字。
杨淑慧反复观察，认为应该是这里。她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了沈之瑜，沈之瑜立即进行调查。
最后，挂着“万象源”招牌的酱园老板董正昌告诉沈之瑜说：“1920年夏，一位姓陈的老太太出资在那里建造了一排五幢房子，专门用于出租。房子是上海当时最流行的新潮的石库门，每幢一楼一底，独门出入，黑漆大门，黄铜门环，米色石条门框，门楣上装饰着红褐色浮雕。外墙是清水青砖，镶嵌着红砖。房子坐落在望志路上，自东向西，门牌分别为100号、102号、104号、106号、108号。”
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租下106号、108号两幢房子。为了居住方便，李书城把两幢房子的隔墙打通了。李书城搬走后，1924年，董正昌把这五幢房子全部租了下来。他把100号、102号、104号改为三楼三底，把106、108号改成二楼二底，把106号天井改成厢房，租给了他的亲戚居住。
他的亲戚在106号开起了当铺，后又改开“恒昌福面坊”生产挂面，外墙也被刷成了白色。
中共上海市委派人把兴业路的“一大”会址、《新青年》编辑部、博文女校拍了照片。1951年5月，杨重光带着照片专程赴京请示。
当年的“一大”代表毛主席和董必武看了照片。他们证实：博文女校是“一大”召开期间外地代表们住宿的地方，开会地点是在“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的家里。当时在京的李书城，也就是“一大”会址的房主，正担任新中国的农业部长，他证实说：“那时，我家在法租界望志路106、108号。”
随后，中央派中共“一大”代表李达前往上海，实地证实。在上海兴业路，李达看过房子后，频频点头，不停的说：“就是这里，就是这里。”
于是，那一排石库门房子，被确定为中共“一大”会址。■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陈毅出任上海市军管会主任。
1950年夏末，由陈毅市长提议，经上海市委讨论同意后，决定开始在上海市寻找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迎接即将到来的1951年7月1日，即建党三十周年纪念日。
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姚溱直接领导这项工作。姚溱叫来军事管制委员会文艺处干部沈之瑜，让沈之瑜与杨重光负责具体工作。
沈之瑜是个老上海，他连忙问姚溱：“有什么线索吗?”姚溱说：“听说‘一大’是在法租界开的会。”
沈之瑜听后双眉紧锁：“法租界范围也太大了，洋泾浜以南，城隍庙以北，这一大片地方原先都是法租界，悠长的淮海路就横贯法租界。开‘一大’时，淮海路叫霞飞路，是以法国将军霞飞的名字命名的。这么大的范围，怎么找法?”姚溱忙笑着安慰说：“你别着急，我给你提供一把‘钥匙’。我让市公安局局长扬帆把周佛海的老婆从监狱中放出来，她能帮助你们寻找!”
沈之瑜惊奇地问：“周佛海的老婆怎么会知道中共‘一大’在哪里开的?”
姚溱说：“因为周佛海是中共‘一大’的代表。”
二、我公安骁将周之友，原来就是周佛海的儿子周幼海。周之友为公安局提供了一条线索
扬帆手下，有一员来历不凡的公安骁将，名叫周之友，就是“一大”代表周佛海的儿子周幼海。抗日战争时，周佛海做了汉奸，成了汪精卫伪政府的二号人物。日本投降后，周幼海与其父周佛海一度被国民党当局软禁于重庆白公馆。1946年5月，周幼海被释放，8月2日，经扬帆介绍，周幼海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特别党员”。
周幼海曾向扬帆提供了一条线索：他的父亲周佛海生前写过不少记史性的文章，在他的《往矣集》一书中，提及过他出席中共“一大”时的真实情形。
听姚溱这么一说，沈之瑜直奔图书馆，费了好长时间才在一堆封存的书中找到《往矣集》。
在书中《扶桑笈影溯当年》一文中，周佛海记述了他1921年7月从日本来上海参加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景，并提到了开会地点：“我和毛泽东等三四人，住在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楼上。当时学生放了暑假，所以我们租住。没有床。我们都在楼板上打地铺。伙食，当然是吃包饭。在贝勒路李汉俊家，每晚开会。”
贝勒路位于法租界，是以法国远东舰队司令贝勒的名字命名的。1943年，上海撤销了租界，贝勒路也随之以湖北省黄陂县县名命名，改称“黄陂南路”。
三、沈之瑜约了杨淑慧，步行在上海黄陂南路上，仔仔细细地打量着路边的一栋栋建筑物
第二天，整整查阅了一夜资料的沈之瑜刚到军管会办公室，大门口警卫室便打来电话，说是一位姓杨的女人找他。
来人见到沈之瑜，赶忙自我介绍说：“我叫杨淑慧，是市公安局的揚局长要我来找您的。”
沈之瑜高兴地说：“你好！周太太!”客气地让杨淑慧坐下。
杨淑慧出身名门世家，原籍湖南湘潭，父亲是当时上海总商会的主任秘书。1920年夏，周佛海由日本回国探望他在湖南老家的妻儿，途径上海，因湖南战事频繁，周佛海只能留在上海李达的家中。通过李达新婚的妻子王会悟，他结识了王会悟的同学杨淑慧。当时李达的家就是《新青年》的编辑部。
吐字清晰的杨淑慧慢慢说道：“李汉俊先生的家，我去过几次，印象不很深了。不过，当年陈独秀先生的家，也就是《新青年》编辑部，我在那里住过，记得很清楚，能不能先去找那个地方?”
杨淑慧说：“陈独秀的家也就是《新青年》编辑部，我记得，在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二号。”
熟悉上海马路变迁的沈之瑜忙说：“环龙路，就是现在的南昌路。”
第二天，沈之瑜、杨重光和杨淑慧三人来到南昌路。因为南昌路基本保持了当年的模样，杨淑慧很快就找到了渔阳里二号的位置。
几天后，为了尽快完成任务，沈之瑜与杨重光作了具体分工，沈之瑜负责寻找“贝勒路李汉俊家”，杨重光则去寻找“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
博文女校是当年毛泽东、周佛海等9名外地中共“一大”代表在上海住宿的地方。杨重光派人前往上海市教育局查阅1949年以前的上海中小学注册簿，找到了关于博文女校记录在案的文字：“博文女校创办于1917年，董事长黄宗汉（黄宗汉原姓徐，嫁给黄兴后改姓黄），校长黄绍兰。”
根据查到的线索，杨重光来到太仓路，在老居民的帮助下，找到了一幢镶嵌着红砖的青砖二层楼房。后经各方验证，证实这里便是毛泽东、周佛海等9名外地代表当年下榻的博文女校。
当年，负责“一大”具体事宜的是上海小组的代表李达，李达把这项任务交给了他新婚的妻子王会晤来办。王会悟在上海认识不少人，以“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的名义租下了博文女校楼上的三间房。
四、石库门就是“一大”会址
最紧要、最难找的是中共“一大”会址。
沈之瑜约了杨淑慧，步行在上海黄陂南路上，仔仔细细地打量着路边的一栋栋建筑物。
在杨淑慧的记忆里，当时李汉俊家的房子是新造石库门房子，是李汉俊的哥哥，同盟会元老李书城租来居住的，前门对着马路，路边一片荒凉，大门对面是一片菜地。可眼下路的两旁全是房子。杨淑慧向附近的居民打听着、努力寻找着，一连数日，还是没有找到那个石库门的房子。
杨淑慧又向人打听当年的望志路。望志路当年与贝勒路相交叉，是以上海法国公董局总工程师望志的名字命名的，1943年改名兴业路（广西东南部的兴业县县名）。
在黄陂南路与兴业路的交叉口，杨淑慧看着一家挂着“恒昌福面坊”大字招牌的房子，觉得就是当年李汉俊家。可是，让杨淑慧不解的是：当年李汉俊家的房子是青砖中镶着红砖，可现在却是白粉墙上面写着一个四块床板大的“酱”字。
杨淑慧反复观察，认为应该是这里。她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了沈之瑜，沈之瑜立即进行调查。
最后，挂着“万象源”招牌的酱园老板董正昌告诉沈之瑜说：“1920年夏，一位姓陈的老太太出资在那里建造了一排五幢房子，专门用于出租。房子是上海当时最流行的新潮的石库门，每幢一楼一底，独门出入，黑漆大门，黄铜门环，米色石条门框，门楣上装饰着红褐色浮雕。外墙是清水青砖，镶嵌着红砖。房子坐落在望志路上，自东向西，门牌分别为100号、102号、104号、106号、108号。”
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租下106号、108号两幢房子。为了居住方便，李书城把两幢房子的隔墙打通了。李书城搬走后，1924年，董正昌把这五幢房子全部租了下来。他把100号、102号、104号改为三楼三底，把106、108号改成二楼二底，把106号天井改成厢房，租给了他的亲戚居住。
他的亲戚在106号开起了当铺，后又改开“恒昌福面坊”生产挂面，外墙也被刷成了白色。
中共上海市委派人把兴业路的“一大”会址、《新青年》编辑部、博文女校拍了照片。1951年5月，杨重光带着照片专程赴京请示。
当年的“一大”代表毛主席和董必武看了照片。他们证实：博文女校是“一大”召开期间外地代表们住宿的地方，开会地点是在“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的家里。当时在京的李书城，也就是“一大”会址的房主，正担任新中国的农业部长，他证实说：“那时，我家在法租界望志路106、108号。”
随后，中央派中共“一大”代表李达前往上海，实地证实。在上海兴业路，李达看过房子后，频频点头，不停的说：“就是这里，就是这里。”
于是，那一排石库门房子，被确定为中共“一大”会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