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塑与绘画的姻亲关系，在美术史上、可谓缘分不浅。这缘分可从几个方面谈起。一者，绘画与雕塑的相互借鉴及其演化；二者，产生于同一时期、同一文化背景下的绘画与雕塑风格的相似、相近、相同；三者，一位艺术家既是画家，又是雕塑家，且在艺术语言方面互为补充；四者，雕塑家与画家在艺术思想和审美理想方面有共同点，成为艺术的垫友。比如，佛教绘画粉本对于佛教雕塑的影响；中世纪绘画与雕塑在宗教精神统摄下的“拉长”风格；米开朗基罗的绘画和雕塑所折射的人文主义之光；贾科梅蒂绘画与雕塑中的存在主义哲学意味……本篇谈论的是油画家苏天赐与雕塑家熊秉明、安东尼在美学观和艺术创造方式方法上的文化认同。这不仅跨画种，还超越了民族、年龄的界限。它关系到油画的民族化问题，雕塑的价值评判问题，尤其是中国传统的写意精神与艺术创新问题。这些将会成为当代文化自觉的命题而深深融入我们的思考。
　　油画家苏天赐的探索与实践给我们以深刻启迪。首先，作为从西方传入的画种，何以共处于中国传统艺术?其原本语言的纯粹与变异何以融入中国人的审美?其次，以中国诗学为文化特质的意象审美及其浪漫而沉静的人文精神与意境表达如何融入艺术家个体个性化情感的表现?再次，存在于原始及古代造物(包括雕塑、陶艺、工艺美术)及书法绘画的中国造型智慧如何对话于外来画种而充分展示异质同构的文化气象?最后，当一个艺术家同时实践于肖像、风景、静物、主题性创作时如何体现其价值观和风格特质。当我们回顾与反思一下苏天赐先生的艺术及艺术历程，对上述问题会得出很多见解。我无意——剖析，仅从我与苏老交往中的几件事，可以看到艺术心志的通灵是由艺术家灵魂深处的积鬃和灵性所决定。所谓“知音”正是基于这个因素。
　　我19岁时开始接触苏先生的画，为他画中的江南水乡意境所迷恋。后来读他所作的肖像画《诗的沉醉》，为之倾倒。那种“传神”，只有在中国佛教雕塑中供养人的形象里找到，我只能心仪而不敢接近。2002年，画家庄天明先生送来一篇文章说是苏天赐先生为我写的，我很吃惊。因为我_直以为苏先生不认识我，更不敢奢望他为我写文章。文章题目是《偶见吴为山速写有感》，起因是他在一个朋友处看到我十多岁时的速写，有所感动。文中对我的雕塑和速写的关系作了评述，更重要的是他通过评述直抒自己的艺术理想，对民族文化中闪耀着智慧之光的那份遗产的深情溢于言表。文中写道：“对形的掌握越来越准绳于实物，下笔越来越有分寸，流畅、机敏……”，可见苏先生对“技”的要求。文中也谈了对雕塑的认泌，他认为小园艺术传统的洪流是存在的，“这些成于泥土的偶人一旦出现在世界著名的博物馆的橱窗中时，其感人的魅力还是属于他们本身所特有的。他们从容大度地出现在人们面前，落落大方，以一种来自古远的，既是世俗的，又是超人的微笑所传达的，是睿智，是机敏，既乐天，又宽容。这是一种山现过八卦、老庄、孔子、李白、杜甫……的土地所孕育出来的一种特殊的人文气质，这是中华的魂魄，通过艺人的指头嵌入细泥，一代艺人消失了，下一代照样滋生”。这篇文章被他自选收入中国油画十家的《苏天赐》中。对一个年轻人的创造，苏先生的评文可说是鼓励，对一个井没有过世俗交往的人，苏先生的评文则涤尽了庸俗的尘埃，展示了一个文化艺术长者的精神高度和仁者风范。这种文化的自觉与自信是苏先生艺术的张力、魅力所在。
　　英国肖像雕塑家协会主席安东尼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古典主义雕塑大师，也是一位画家和人文学者。我把他引荐给苏先生。我觉得他能读懂苏先生的艺术。当他在苏老家中看到那些画时，他兴奋了。谈起19世纪法国农村风景画和20世纪初叶的视觉革命，很显然他在苏先生作品中找到了巴比松那田园诗般的脉脉温情，也觅得了印象主义的光色颤动与缤纷，找到了表现主义的主观隋感。难得的是后来在他的谈话中多次以石涛的“一画论”和齐白石写意来闻释中国画中的尚简与尚意，他也认为苏先生不仅以意象表达自然形象，更是抒写了中国的文化意象，是以锤炼绘画语言而实现人生境界的。安东尼是牛津院士，曾以大量的时间考证米开朗基罗，在石刻的刀痕中找到米开朗基罗的人格特征。方法是逻辑的、推理的，有论有据有证，令人信服。而他对苏先生艺术入木三分的分析则是直觉的，是感悟式的，令人折服。他从苏先生的用笔中找到中国绘画简约中的精神，并以他所知的中国美学传统和绘画方式来剖析苏先生，一语中的。文化隔岸相望的最大优势在于首先看到的是制高点。在西方的行家眼里，苏先生显然是超越的。苏先生与安东尼谈得很投机，一会儿便相互画起速写……苏先生对安东尼雕塑中的塑痕和雕塑过程中的急速塑造也认为与中国画宣纸的渗化是异曲同工的。
　　200 1年熊秉明先生应邀访问南京大学，我问他想做些什么，他说看六朝石刻、观高二适书法、见苏天赐先生。苏先生当然很高兴。他告诉我他在巴黎举办展览时，熊秉明先生第一个到，朱德群、赵无极都说“熊秉明的眼光好”。熊先生是艺术家、哲学家、评论家。严谨中的锐利，欣赏中的挑剔充分显示了他融汇中西古今的高度学养和艺术修养。他得知苏天赐这一代艺术家在中国的境遇。在苏先生的画中听到的是“政治锣鼓之外市场的喧嚣之外的生命与艺术的另一种声音”，也怅慨苏先生在历史动荡中的顺逆、凶吉、得失，赞美其明净、清新、恬静与空阔。熊先生在南京大学的演讲，苏先生到场坐听，两位80岁的老人双手紧握，那灿烂的笑，放射着对艺术真挚的辉光，映照着每位学子。不久，熊先生回国后，便给我写来一封信：“为苏天赐先生写的文章，写了好久，写了许多废纸，只能如此交卷了，不知可否用?请问苏先生好。”可见熊先生对用文字概念阐述造型的微妙是何等的慎重。我细细地解读了熊先生文章。很显然，苏先生创作于1953年的肖像画《女社员》中那脸的土红和天的靛蓝搅动了在外半个多世纪游子的心。熊先生的透视已越过艺术的形式和表现而直接感应到了苏先生那最赤诚、最单纯的艺术心灵。这也正是苏先生艺术之所以让人可感可亲可敬之根本。它区别于脱离心源，无视造化的形式探索。当然，这里还有一层更为深层的因素，那就是1949年，熊秉明等一批留学生在讨论回国还是留在西方的问题时，所憧憬、所想像的“未来的艺术必定是民族风格的。负载着历史，又是展望着的、壮阔的。50年过去了，我今天看到《女社员》仿佛当年所模糊向往的艺术就是这一类型：写实的、深沉的，有深根，又充满未来。无虚谎，不造作，无教条”。这正合了熊先生一代的艺术理想!
　　我为许多画家塑过像，大多数根据照片。而苏先生的形象正是一尊由内到外充满了艺术感的雕像，但我不好意思说对着他写生。我知道苏先生的肖像画是绝妙的。从上世纪40年代的《林风眠》《黑衣少女》到20世纪50年代《女社员》、60年代《童 年》、70年代《苏北老农》、80年代《文工团员》等等。每个年代的肖像都印上时代审美的记痕，反映了生活基础与意识形态及艺术路线的关系。准确地说看到苏先生画的肖像，就能读出时代。我喜欢他的《黑衣少女》，她尤同从敦煌壁画中走出，温润、简括的儿何形构成印证了西方现代主义流入中国不久便神遇了东方古代造物的智慧。那手的造型非佛非供养人，诗性的浪漫成就了形的象征意义。我也喜欢他为诗人减云远所作的肖像。这张画对形神的刻划达到了微妙的极致。往往表现浪漫而少深沉，表现飘逸而缺厚重，刻划细微而乏主观表现。恰恰苏先生的这幅《诗的沉醉—臧云远像》将一切矛盾、一切冲突有机地融入了富有意境也极具表现力的氛围中!
　　一次苏老师告诉我他想画我。
　　我说，苏老师，我早想塑您!
　　因此，我带着红泥来到了苏先生效外的画室。这是一幢座落于湖边柳岸的别墅。苏先生晚年的杨柳春燕，鸡冠花都出自于斯处的灵感。
　　苏先生见我真的带着泥和翻模师傅来了。便立于雕塑架前当起了“模特”。我琢磨起来，这是一张多么富于深情的脸。被自然和人文共铸的肖像，仿佛海底露出的礁石，深邃而博大，隐隐中洋溢着不可扼制的才华与诗情。这种似曾相见而又深藏于心底的形象，正是我们的文化之父、文化之祖那里给我们留存的记忆。我手中的红泥流淌，滚动……，而今这尊像立于苏先生墓上，与大理石共同构成为大地上的一座丰碑。
　　待我塑完像，苏先生将他自己那条沉着而鲜艳的红围巾给我围上，开始为我画像。我的脸黑里透红，黑色的大衣上配上红围巾……。这是苏先生所喜欢的，他喜欢红、黑!他美化了我!这是苏老师一贯的为人。他总是成人之美。这也是苏老师的艺术能容得下一个世界的原因所在。
　　写到这里我无限追忆苏老师，同时也回想起2008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苏先生作品研讨会上我的一段发言：
　　苏先生早期便由东方情韵出发吸收西方形式创造的成果。即使在“文革”期间形式为内容服务、艺术为政治服务的方针下苏先生的作品也倾注了他在内容之外对艺术形式的探索与表现。在表现中通过写意性达到精神、情感的自由抒怀。粉碎“四人帮”后，余悸未消，苏先生则以静物与风景探求“西方的缤纷、东方的空灵”。他创造了一种诗意弥漫、文情荡漾、境界高渺、韵味悠长的中国气象的油画。这是乐观与壮阔的文化生命意象。近十年来，苏先生隐居郊外，在杨柳、飞燕与烂漫山花间，他找到了八大山人、徐文长，与柯罗、莫奈对话，作品更趋简洁和意象、甚至抽象。他流露出的是谨严、慎重而又自然舒朗的形式表现，更为接近纯粹精神、纯粹形式。他获得了艺术形式与艺术灵魂的对应，从眼中诗境到心灵意象到精神与形式的同化，苏老超乎想象、超越自我，达到了化境。作为一代艺术大师，苏天赐先生的艺术与他所处时代的关系，他的抗拒外部干扰而直取心灵的艺术真性，他的化东西方、古今于一俸而成心象的艺术悟性，他的融个人情感干东方情韵、人类情怀的艺术灵性，对当今有着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从苏先生的直觉与情感，到安东尼的“中国审美眼光”，再到熊秉明的“本土情结”与哲学思辨，可见艺术的创造之背后隐蕴着强大的精神潜流。这潜流干海底，它没有国界，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浪潮，而浪潮的节律则互为知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