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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拉逝世，似乎全世界的文明人士都在哀悼，惟有一批华人在分析、谩骂，在嘲笑。人们这么做，有他们的理由：第一，曼德拉杀过人，曾经是一个在列的恐怖分子；第二，南非的民主制度至今不健全；第三，南非的经济搞得很差。
当这么三点理由摆在这里，人们的确有足够的信心拆掉曼德拉的光环。
最醒目的文章，是海外华人作家曹长青的雄文：《曼德拉绝不是英雄》。表面看上去，曹先生陈列了曼德拉的四大遗产，第一个遗产：经济一团糟。第二个遗产：社会治安恶化，艾滋病和强奸率全球第一。第三个遗产，“黑白和解”只是表象。第四个遗产：南非成为支持独裁者的大本营。
显然，曹先生说出的不是遗产，乃是曼德拉的四宗罪。当曹先生的文章甫一出台，华人读者圈子里那是纷纷叫好，尤其是在天朝内部，一批平时热血呼唤民主自由和经济自由的读书人，仿佛突然遇到了知音，硬是把曹长青当成了他们此时此刻的代言人。
多年以前，我就知道曹长青先生是一个逮谁骂谁的牛逼人物，印象中，他骂过北岛，说他诗歌很烂，巴结诺贝尔文学奖的一批评委，人生以获奖为目的。骂过桑兰，说她是个骗子。骂过刘结巴，说他讨好体制，说什么“我没有敌人”，纯粹装逼，不配拿到炸药奖。不要以为曹先生只骂这些边缘人，事实上他骂起某组织，更是咬牙切齿，恨不得挖人祖坟。估计曹先生如果要回到故里游走一次，怕的是拿不到签证。现在曼德拉去世了，曹先生当然是要开骂的，不然不能显示出他高迈的视野。想来想去，华人圈子里能够与曹先生同时站在领奖台上的骂手，恐怕只有台湾的李敖。不过相比曹长青，李敖恐怕属于斯文一派，不得不屈居第二了。
曹长青先生姑且不论，我们看看秦晖老师的文章《彩虹的启示》。
“2008年那次骚乱中最令人感到可悲的是：今天南非对外籍劳工施暴的那些暴徒基本都是本国黑人贫民，种族隔离时代他们只能待在城外的索韦托，白人的约翰内斯堡是不许他们安家的。15年前由于民主化的胜利他们刚刚取得了不被驱逐的权利，如今他们却要驱逐比自己更弱势的外籍黑人劳工。这次成为骚乱中心的约翰内斯堡市亚历山大地区，几十年前就曾经发生过南非本国黑人贫民的‘违章建筑’被白人当局捣毁导致举世震惊的大事件。换言之，那些如今野蛮地驱逐别人的人，当年自己也正是被白人驱逐的对象。这说明了完全平等说来容易做来难。许多人抱怨强者对自己的不平等，却往往把不平等施加于更弱者”。
秦晖先生是一个思维缜密的老师，他当然不至于就此认为南非民主化转型失败，认为曼德拉失败。但是很不幸，秦晖老师沿用了很多人的思维方式，只要论及曼德拉和南非，就会对着这里的经济、这里的民主和这里挥之不去的黑人素质挑三拣四，仿佛民主化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人性的幽暗命题；仿佛曼德拉如果不推动南非的民主化转型，这个国家也坏不到哪里去，当然也好不到哪里去；仿佛那些直到今天还在拒绝民主化转型的国家，那些独裁到底的国家，只要经济好转了，大概也是可以忍受的，因为人们看到了，民主化后的南非，也不过如此。
我完全没有看低秦晖老师文章的意思，事实上我看懂了秦先生的深意，他思考的是民主的复杂性，现代化转型的复杂性。一个国家的民主化转型，并不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天堂建设，天堂从来不在地上，民主只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设计。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说，到目前为止，民主化是避免大规模饥荒蔓延的惟一办法。他通过严密的数据整理与分析，发现自从印度民主化转型以来，过去那种饿死几十万人甚至几百万人的悲剧，再也没有在印度发生过，今天印度的遗憾，已经不再是人口被活活饿死，而是人口的营养不良。
遗憾的是，即使是秦晖的文章，在华人读者圈子里也经常被误读，被当成攻击曼德拉和南非的檄文。一些激昂又宏大的情绪在蔓延，以至于全球那么多人怀念曼德拉，中国人却在这里忍不住鄙夷的表情。
问题到底在哪里呢？
或许是华人多年以来形成的宏大叙事思维定势有问题。比如欧美人欣赏曼德拉，更多是钦佩他的生命的转型，钦佩他的个人生命的重生。很多中国人并不能理解什么是重生，也意识不到在曼德拉一个人的生命范围之内，到底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大家都把目光投向更宏大的民主水平和经济建设。今天的南非，民主制度不是全世界最好的，经济水平不是全世界最高的，但人们却远赴万里去参加曼德拉的追悼会，其理由就是一种个体生命层面的感叹。
通常意义上，他们都有一种个体意义上的反思的生活，忏悔的生活，深深知道曼德拉一生的艰难，这种个体生命建设的艰难，远远大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转型和民主转型。比如奥巴马在曼德拉追悼会演讲的时候就说，“基于爱而不是恨来做决定，永远不要低估一个人所能带来的变化”，奥巴马强调的是一个人的生命的变化的重要性，比如他还说，“你通过重生、和解和坚毅树立的榜样，给了我们力量”，奥巴马把“重生”这样奇怪的词语放在了曼德拉的品质的最前面。
什么是“重生”呢？这的确是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难道要再走进母亲的子宫里面，被母亲生出来吗？当古典而又聪明的尼哥蒂姆把这样的难题交给耶稣，耶稣是这样回答的：“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你们必须重生！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得见风的响声，却不知道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凡是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
是不是越说越复杂，越说越神秘？个体生命的复杂性，远远胜过民主的复杂性；人性的幽暗，远远胜过国家的幽暗；个体不重生，国家又如何重生呢？
胡适说，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不是靠一群奴才建立起来的，可是当曼德拉这样一个基本完成了个体生命重建的人物来到我们面前，我们这些胡适的门生，却又认为个体建设不重要了，转而关心那些更加宏大的事情，这到底是曼德拉错了，还是我们这些自以为是的人，多年以来一点进步都没有？
当这么三点理由摆在这里，人们的确有足够的信心拆掉曼德拉的光环。
最醒目的文章，是海外华人作家曹长青的雄文：《曼德拉绝不是英雄》。表面看上去，曹先生陈列了曼德拉的四大遗产，第一个遗产：经济一团糟。第二个遗产：社会治安恶化，艾滋病和强奸率全球第一。第三个遗产，“黑白和解”只是表象。第四个遗产：南非成为支持独裁者的大本营。
显然，曹先生说出的不是遗产，乃是曼德拉的四宗罪。当曹先生的文章甫一出台，华人读者圈子里那是纷纷叫好，尤其是在天朝内部，一批平时热血呼唤民主自由和经济自由的读书人，仿佛突然遇到了知音，硬是把曹长青当成了他们此时此刻的代言人。
多年以前，我就知道曹长青先生是一个逮谁骂谁的牛逼人物，印象中，他骂过北岛，说他诗歌很烂，巴结诺贝尔文学奖的一批评委，人生以获奖为目的。骂过桑兰，说她是个骗子。骂过刘结巴，说他讨好体制，说什么“我没有敌人”，纯粹装逼，不配拿到炸药奖。不要以为曹先生只骂这些边缘人，事实上他骂起某组织，更是咬牙切齿，恨不得挖人祖坟。估计曹先生如果要回到故里游走一次，怕的是拿不到签证。现在曼德拉去世了，曹先生当然是要开骂的，不然不能显示出他高迈的视野。想来想去，华人圈子里能够与曹先生同时站在领奖台上的骂手，恐怕只有台湾的李敖。不过相比曹长青，李敖恐怕属于斯文一派，不得不屈居第二了。
曹长青先生姑且不论，我们看看秦晖老师的文章《彩虹的启示》。
“2008年那次骚乱中最令人感到可悲的是：今天南非对外籍劳工施暴的那些暴徒基本都是本国黑人贫民，种族隔离时代他们只能待在城外的索韦托，白人的约翰内斯堡是不许他们安家的。15年前由于民主化的胜利他们刚刚取得了不被驱逐的权利，如今他们却要驱逐比自己更弱势的外籍黑人劳工。这次成为骚乱中心的约翰内斯堡市亚历山大地区，几十年前就曾经发生过南非本国黑人贫民的‘违章建筑’被白人当局捣毁导致举世震惊的大事件。换言之，那些如今野蛮地驱逐别人的人，当年自己也正是被白人驱逐的对象。这说明了完全平等说来容易做来难。许多人抱怨强者对自己的不平等，却往往把不平等施加于更弱者”。
秦晖先生是一个思维缜密的老师，他当然不至于就此认为南非民主化转型失败，认为曼德拉失败。但是很不幸，秦晖老师沿用了很多人的思维方式，只要论及曼德拉和南非，就会对着这里的经济、这里的民主和这里挥之不去的黑人素质挑三拣四，仿佛民主化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人性的幽暗命题；仿佛曼德拉如果不推动南非的民主化转型，这个国家也坏不到哪里去，当然也好不到哪里去；仿佛那些直到今天还在拒绝民主化转型的国家，那些独裁到底的国家，只要经济好转了，大概也是可以忍受的，因为人们看到了，民主化后的南非，也不过如此。
我完全没有看低秦晖老师文章的意思，事实上我看懂了秦先生的深意，他思考的是民主的复杂性，现代化转型的复杂性。一个国家的民主化转型，并不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天堂建设，天堂从来不在地上，民主只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设计。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说，到目前为止，民主化是避免大规模饥荒蔓延的惟一办法。他通过严密的数据整理与分析，发现自从印度民主化转型以来，过去那种饿死几十万人甚至几百万人的悲剧，再也没有在印度发生过，今天印度的遗憾，已经不再是人口被活活饿死，而是人口的营养不良。
遗憾的是，即使是秦晖的文章，在华人读者圈子里也经常被误读，被当成攻击曼德拉和南非的檄文。一些激昂又宏大的情绪在蔓延，以至于全球那么多人怀念曼德拉，中国人却在这里忍不住鄙夷的表情。
问题到底在哪里呢？
或许是华人多年以来形成的宏大叙事思维定势有问题。比如欧美人欣赏曼德拉，更多是钦佩他的生命的转型，钦佩他的个人生命的重生。很多中国人并不能理解什么是重生，也意识不到在曼德拉一个人的生命范围之内，到底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大家都把目光投向更宏大的民主水平和经济建设。今天的南非，民主制度不是全世界最好的，经济水平不是全世界最高的，但人们却远赴万里去参加曼德拉的追悼会，其理由就是一种个体生命层面的感叹。
通常意义上，他们都有一种个体意义上的反思的生活，忏悔的生活，深深知道曼德拉一生的艰难，这种个体生命建设的艰难，远远大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转型和民主转型。比如奥巴马在曼德拉追悼会演讲的时候就说，“基于爱而不是恨来做决定，永远不要低估一个人所能带来的变化”，奥巴马强调的是一个人的生命的变化的重要性，比如他还说，“你通过重生、和解和坚毅树立的榜样，给了我们力量”，奥巴马把“重生”这样奇怪的词语放在了曼德拉的品质的最前面。
什么是“重生”呢？这的确是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难道要再走进母亲的子宫里面，被母亲生出来吗？当古典而又聪明的尼哥蒂姆把这样的难题交给耶稣，耶稣是这样回答的：“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你们必须重生！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得见风的响声，却不知道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凡是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
是不是越说越复杂，越说越神秘？个体生命的复杂性，远远胜过民主的复杂性；人性的幽暗，远远胜过国家的幽暗；个体不重生，国家又如何重生呢？
胡适说，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不是靠一群奴才建立起来的，可是当曼德拉这样一个基本完成了个体生命重建的人物来到我们面前，我们这些胡适的门生，却又认为个体建设不重要了，转而关心那些更加宏大的事情，这到底是曼德拉错了，还是我们这些自以为是的人，多年以来一点进步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