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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奖词：
彼时在云南官场上，和位高权重的白恩培明刀明枪对着干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杨维骏从2001年的当面提意见，到2013年向中纪委“告状”、网络实名举报，从苦口婆心到疾言厉色，这位曾任省政协副主席的耿直老人与白恩培斗了十多年，终于将白扳倒。
杨维骏已经92岁了，走路时膝关节几乎弯不起来，只能拖动着两条腿缓慢移动，不过他精神很好，瘦得矍铄，说话思路敏捷而清晰。
2014年8月29日，中纪委发布消息，原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落马，这一消息也令杨维骏在全国声名大噪—整个云南官场都知道，从2001年的当面提意见，到2013年向中纪委“告状”、网络实名举报，从苦口婆心到疾言厉色，这位曾任云南省政协副主席的耿直老人与白恩培斗了整整十多年—然而直至确凿的消息传出前，从没人相信凭一个耄耋之年的老人，真能将白恩培扳倒。
这几个月，老人家很忙，隔三岔五就有人前来造访。最开始闻风而动的是记者，然后是一波又一波的访民。
2014年11月24日，他更新博客，贴出一份《请愿书》的扫描件，里头提到白恩培在任期间云南省“18亿亩红线内”基本农田被强占的严峻问题，强烈表达了农民对依法归还农田的渴望。
“那就是我替农民们写的，用他们的口吻写的。”杨维骏说。白恩培落马带给他的感受是复杂的，一方面固然是大快人心，然而很快他又发现，这些年令他痛心疾首的“基本农田被占问题”并没有随着白氏倒台而消失，反而愈演愈烈。
“政坛千古幻风云，多少丹心照万民;今為正纲违显贵，甘遭坎坷不甘驯。”杨家会客厅墙壁上挂着一首题为“自勉”的诗文，那是杨维骏1993年作的诗，大哥的书法。
这背后并不是一个愉快的故事。那一年，因为向中央举报了一位省内高官，杨维骏从云南省政协副主席的位置上退了下来。这已经是他第二次被“涮”，第一次是当选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1983～1988）的时候，彼时他参加云南省组织的全国人大代表视察，接到关于一名女港商疏通有关部门、以次充好将旧机器引进给生产厂商的举报，经调查发现属实后，杨维骏等人向有关部门反映，要求调查，没料到此举得罪了省里的领导，案子不了了之不说，自己反而落选了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
“坚持反腐30年，把全国人大代表反掉了，又把政协副主席反掉了。”他不无自嘲地说。而对白恩培的举报，是杨维骏反腐成就的一个巅峰，虽然这不过是他漫长反腐生涯中的一部分。
杨维骏与白恩培的矛盾始于2001年。当年55岁的白恩培刚刚从青海调任云南省委书记，其新官上任最重要决策之一，就是提出昆明市“一湖四片”的城市开发—要围绕滇池造城，打造大昆明。
在杨维骏眼里，所谓“大昆明”就是毁乡造城，“大量农民的耕地被圈占，生态毁坏严重，矿产被变卖，民房遭强拆”，最典型的是原来的水果之乡呈贡，整个被毁掉了，新建的城市空空荡荡，被称为继内蒙古康巴什之后的另一座“鬼城”。更可怕的是，这一政策引来了很多地区争相效仿，“大大理”、“大红河”、“大曲靖”不断兴起。他认为如今云南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强占基本农田，就是从那时开始形成的。
彼时，与杨维骏一样对“大昆明”持反对观点的专家和老干部有很多，一开始大家还都想方设法提意见，然而这些行为触怒了白恩培，不同的声音被杜绝出现，渐渐就只剩下了杨维骏还在不停“死磕”：他建议时任省政协主席召开讨论会议;在新年团拜会上派发反映拆迁问题的材料;向中央纪委揭发兰坪铅锌矿被贱卖给刘汉等与白恩培有关的严重贪腐问题……
很多人或许不易理解杨维骏的逻辑。他住在昆明一个很有名的小区里，3层独栋别墅，儿女均已成材并拥有相当的社会地位。
网上有人嘲讽他“一边享受着体制和经济发展的既得利益，一边又对发展中‘不可避免’的问题指手画脚”;甚至质疑他仿效“四人帮”，支持刁民，目的是贪污农民卖地款项，走卖国道路。
所有这些攻击的言论杨维骏都看了，他没有表现出情绪上的过度激愤，却在自己的博客“直言”上一一严辞批驳。
他这种人注定孤独。彼时在云南官场上，和位高权重的白恩培明刀明枪对着干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没人相信杨维骏真能把白恩培“干掉”，就连立场相同的朋友，都在劝他消停，“有些事，不要管了，不要太累了”。
他从来不听劝。就像此刻，说话和走路时，脖子都是耿耿地，头颈略往上仰，甚少低头，像只犟着的牛，又像只清高的鹤。
“我是在国恨家仇中长大的！”他说。他的书房外有一个柜子，上面展示着多张家庭照片，其中左边角落一张老旧的黑白照，是辛亥革命时期卓立功勋的滇中名将、同盟会会员杨蓁，历史记载他曾与朱德义结金兰，后又担任孙中山的参谋长—他就是杨维骏的父亲。
于他而言，有些东西大概早已流淌在血液中，与生俱来，而后经过那个特殊历史时期跌宕的人生经历，又锻造得更为坚固和纯粹。
“我一生下来就吐血。”老人说，他真的足够老了，听他娓娓言说往事，有种穿越时间长河的感觉。那是1922年，杨蓁和其家庭的命运发生了重大转折。那一年因为政见上的分歧，杨蓁被军阀单独骗上五华山准备击杀，身怀六甲的妻子知道这件事后大惊失色，当即联合亲信将领，调兵包围五华山，经过艰辛的谈判，杨蓁方被释放并被遣往广州投奔孙中山—就在这个时候，杨维骏作为家中第五个孩子呱呱坠地。
因为母亲孕中受到的惊吓，这个初生婴儿一出娘胎就开始吐血，是母亲一小勺一小勺地坚持喂药，才将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一个月后，杨家举家从云南迁往上海，逃避军阀迫害。
可惜好景不长，杨维骏3岁时，性情耿直的杨蓁因再度被谋害而去世，母亲被迫带着6个孩子躲进了洋人的租界。“那时候的上海租界，是有钱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杨家家境还算殷实，“但母亲一直骗我们，说家里生活费都是父亲生前战友借给我们的，以后长大要还的”，故孩子们一直认同穷苦百姓，对欺压平民的洋人及达官权贵特别愤恨。 父仇、国恨，让他和大哥选择了奋发读书、报考军校，一心抗日救亡、投身革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杨维骏在云南大学参与组建学生自治会，和李公朴、闻一多等共同串联学运。
然而至今，他还清楚记得一件往事：战时，前方伤员需要血液，知名学者林语堂的女儿曾率领一个国际红十字会服务团到昆明募集血液，云大爱国学生个个踊跃捐血，有同学甚至因为捐血太过频繁而患上贫血，然而没过多久，街上居然出现了高价出售的血浆，彼时国民党军队的腐败可见一斑。
杨维骏相信，自己疾恶如仇的性格—尤其是对贪腐的痛恨—就是在此过程中形成的。
2012年12月，杨维骏给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写了一封对白恩培的举报信;2013年，他通过媒体，在网络上曝光了包括晋宁、福海等地的基本农田问题以及兰坪铅锌矿案等6个案件的材料，随后更借去北京治疗眼疾之机，直接将举报信递到了中纪委。
他并不是第一次干这种“招仇恨”的事情。
1945年从云南大学毕业后，杨维骏加入民主同盟，其后积极协助中共，成功策动了军阀卢汉起义，是以1949年后他仕途平坦，直到1959年因拒绝揭发社会学家费孝通，才被打成右派。后来，在费孝通帮助下，摘了右派帽子的杨维骏重新恢复统战部副秘书长职务，并出任省政协副主席。
從那时开始，他就努力扮演起“言官”的角色。而最令当地百姓津津乐道的，则是2010年12月的“公车上书”事件：他开车带着12个失地农民到省政协上访，一间一间办公室敲门，有人告诫他不该“开着政府配车带农民上访”，他反问，“难道政府配车只能用于游山玩水，不能为民请命？”据说，当他知道哪个地方的农民维权遭遇困难，如2012年的晋宁征地维权事件，即使对方未曾主动上门求助，他也可能会主动打电话声援，向农民分享自己掌握的政策法规。
这些事情传扬开去后，就不断有大批百姓来信求助，杨维骏就不断写材料，上访。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他历任的职位和手上的权力却在不断衰失，能“进言”的渠道也越来越窄。
1993年从省政协副主席位置上退下来后，不得不承认他内心也有郁闷和沮丧。“我想，这证明了什么呢？只能证明中国社会的贪腐势力真的非常强大。”说起这些挫折，他会皱眉头，会疾言厉色，却从没听他叹过气。“我不低头啊，”他说，“发现了这一点后，我就去研究腐败为什么那么厉害，从中国的历史，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角度一起去研究。”
“中国虽然是号称最早进入封建社会的国家，然而其所谓‘封建社会’一直都带有奴隶社会色彩。农奴虽然被废除了，但家奴一直存在，所以君要臣死，不得不死，这是西方封建社会所没有的。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又残留了部分封建体制的色彩，体制本身就是权力，谁的权大谁说了算。很多人面对掌权者都是奴颜婢膝，在地方当个书记就了不起了，可以为所欲为、只手遮天。”
经过对腐败长期的研究和思考，杨维骏不仅没有气馁，反而进一步意识到：“反腐不仅是抓一些贪官污吏的事情，而是第二次反封建革命，要革封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命！”
是以，白恩培落马显得意义尤为重大。它既是老人退休后继续反腐的一个重大成果，同时也证实了他的观点—在云南已形成痼疾的“基本农田被占”问题并不是打倒一个白恩培就能解决的，它背后已经形成了一个势力庞大的利益集团。
2014年10月14日，云南晋宁县富有村又爆发了一次老人最不愿意见到的事情—因强占基本农田导致的流血冲突，造成8人死亡，18人受伤。
这让杨维骏深深地感觉到，白氏落马只是这一轮反腐的开始。
对待络绎不绝前来求助的农民，他的策略也发生了变化。“我建议他们联合起来，不要零敲碎打，要从根源上去抗争。现在发生的所有事情，性质基本上都是‘强征基本农田’，而国务院规定，基本农田的征用必须经过国务院批准。所以这些行为违反的不仅是农民的利益，而是国家利益，我相信中央一定会来过问的。”如是，便有了日前出现的《请愿书》。
他的书房里堆着满满的举报材料，每天除了在小区散步外，他把大量时间花在写材料上，92岁高龄的他熟练使用电脑，不仅写博客，还时常刷一下微博。然而对于这样的生活，老伴王婉蓉有点担心，觉得“太危险了”。
杨维骏自己也不是不要命的莽夫，他不畏强权和威胁，但也珍惜生命。“父亲毕生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虽然为国为民坚贞不渝，却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因为看不清南方军阀的面目，没有死在战场，却死在伪装革命的军阀之手。这是一个血的教训，值得我们杨家子孙后代牢记。”早前有人告诉他，省里有高官放言，要他“再也说不出话来”，自此他便深居简出，几乎从不离开所住的小区。
那天采访完，我们在别墅外散着步，他难得暂时忘记了书房里的烦恼，悠悠地回忆，“年轻时我也是个兴趣广泛的人，我能头上顶着书跳完一场国标，书都不会掉下来呢”，又抬头看看蔚蓝的天空，感叹，“昆明的太阳多可爱啊！”
彼时在云南官场上，和位高权重的白恩培明刀明枪对着干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杨维骏从2001年的当面提意见，到2013年向中纪委“告状”、网络实名举报，从苦口婆心到疾言厉色，这位曾任省政协副主席的耿直老人与白恩培斗了十多年，终于将白扳倒。
杨维骏已经92岁了，走路时膝关节几乎弯不起来，只能拖动着两条腿缓慢移动，不过他精神很好，瘦得矍铄，说话思路敏捷而清晰。
2014年8月29日，中纪委发布消息，原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落马，这一消息也令杨维骏在全国声名大噪—整个云南官场都知道，从2001年的当面提意见，到2013年向中纪委“告状”、网络实名举报，从苦口婆心到疾言厉色，这位曾任云南省政协副主席的耿直老人与白恩培斗了整整十多年—然而直至确凿的消息传出前，从没人相信凭一个耄耋之年的老人，真能将白恩培扳倒。
这几个月，老人家很忙，隔三岔五就有人前来造访。最开始闻风而动的是记者，然后是一波又一波的访民。
2014年11月24日，他更新博客，贴出一份《请愿书》的扫描件，里头提到白恩培在任期间云南省“18亿亩红线内”基本农田被强占的严峻问题，强烈表达了农民对依法归还农田的渴望。
“那就是我替农民们写的，用他们的口吻写的。”杨维骏说。白恩培落马带给他的感受是复杂的，一方面固然是大快人心，然而很快他又发现，这些年令他痛心疾首的“基本农田被占问题”并没有随着白氏倒台而消失，反而愈演愈烈。
“死磕”白恩培
“政坛千古幻风云，多少丹心照万民;今為正纲违显贵，甘遭坎坷不甘驯。”杨家会客厅墙壁上挂着一首题为“自勉”的诗文，那是杨维骏1993年作的诗，大哥的书法。
这背后并不是一个愉快的故事。那一年，因为向中央举报了一位省内高官，杨维骏从云南省政协副主席的位置上退了下来。这已经是他第二次被“涮”，第一次是当选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1983～1988）的时候，彼时他参加云南省组织的全国人大代表视察，接到关于一名女港商疏通有关部门、以次充好将旧机器引进给生产厂商的举报，经调查发现属实后，杨维骏等人向有关部门反映，要求调查，没料到此举得罪了省里的领导，案子不了了之不说，自己反而落选了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
“坚持反腐30年，把全国人大代表反掉了，又把政协副主席反掉了。”他不无自嘲地说。而对白恩培的举报，是杨维骏反腐成就的一个巅峰，虽然这不过是他漫长反腐生涯中的一部分。
杨维骏与白恩培的矛盾始于2001年。当年55岁的白恩培刚刚从青海调任云南省委书记，其新官上任最重要决策之一，就是提出昆明市“一湖四片”的城市开发—要围绕滇池造城，打造大昆明。
在杨维骏眼里，所谓“大昆明”就是毁乡造城，“大量农民的耕地被圈占，生态毁坏严重，矿产被变卖，民房遭强拆”，最典型的是原来的水果之乡呈贡，整个被毁掉了，新建的城市空空荡荡，被称为继内蒙古康巴什之后的另一座“鬼城”。更可怕的是，这一政策引来了很多地区争相效仿，“大大理”、“大红河”、“大曲靖”不断兴起。他认为如今云南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强占基本农田，就是从那时开始形成的。
彼时，与杨维骏一样对“大昆明”持反对观点的专家和老干部有很多，一开始大家还都想方设法提意见，然而这些行为触怒了白恩培，不同的声音被杜绝出现，渐渐就只剩下了杨维骏还在不停“死磕”：他建议时任省政协主席召开讨论会议;在新年团拜会上派发反映拆迁问题的材料;向中央纪委揭发兰坪铅锌矿被贱卖给刘汉等与白恩培有关的严重贪腐问题……
铁骨铮铮
很多人或许不易理解杨维骏的逻辑。他住在昆明一个很有名的小区里，3层独栋别墅，儿女均已成材并拥有相当的社会地位。
网上有人嘲讽他“一边享受着体制和经济发展的既得利益，一边又对发展中‘不可避免’的问题指手画脚”;甚至质疑他仿效“四人帮”，支持刁民，目的是贪污农民卖地款项，走卖国道路。
所有这些攻击的言论杨维骏都看了，他没有表现出情绪上的过度激愤，却在自己的博客“直言”上一一严辞批驳。
他这种人注定孤独。彼时在云南官场上，和位高权重的白恩培明刀明枪对着干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没人相信杨维骏真能把白恩培“干掉”，就连立场相同的朋友，都在劝他消停，“有些事，不要管了，不要太累了”。
他从来不听劝。就像此刻，说话和走路时，脖子都是耿耿地，头颈略往上仰，甚少低头，像只犟着的牛，又像只清高的鹤。
“我是在国恨家仇中长大的！”他说。他的书房外有一个柜子，上面展示着多张家庭照片，其中左边角落一张老旧的黑白照，是辛亥革命时期卓立功勋的滇中名将、同盟会会员杨蓁，历史记载他曾与朱德义结金兰，后又担任孙中山的参谋长—他就是杨维骏的父亲。
于他而言，有些东西大概早已流淌在血液中，与生俱来，而后经过那个特殊历史时期跌宕的人生经历，又锻造得更为坚固和纯粹。
“我一生下来就吐血。”老人说，他真的足够老了，听他娓娓言说往事，有种穿越时间长河的感觉。那是1922年，杨蓁和其家庭的命运发生了重大转折。那一年因为政见上的分歧，杨蓁被军阀单独骗上五华山准备击杀，身怀六甲的妻子知道这件事后大惊失色，当即联合亲信将领，调兵包围五华山，经过艰辛的谈判，杨蓁方被释放并被遣往广州投奔孙中山—就在这个时候，杨维骏作为家中第五个孩子呱呱坠地。
因为母亲孕中受到的惊吓，这个初生婴儿一出娘胎就开始吐血，是母亲一小勺一小勺地坚持喂药，才将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一个月后，杨家举家从云南迁往上海，逃避军阀迫害。
可惜好景不长，杨维骏3岁时，性情耿直的杨蓁因再度被谋害而去世，母亲被迫带着6个孩子躲进了洋人的租界。“那时候的上海租界，是有钱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杨家家境还算殷实，“但母亲一直骗我们，说家里生活费都是父亲生前战友借给我们的，以后长大要还的”，故孩子们一直认同穷苦百姓，对欺压平民的洋人及达官权贵特别愤恨。 父仇、国恨，让他和大哥选择了奋发读书、报考军校，一心抗日救亡、投身革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杨维骏在云南大学参与组建学生自治会，和李公朴、闻一多等共同串联学运。
然而至今，他还清楚记得一件往事：战时，前方伤员需要血液，知名学者林语堂的女儿曾率领一个国际红十字会服务团到昆明募集血液，云大爱国学生个个踊跃捐血，有同学甚至因为捐血太过频繁而患上贫血，然而没过多久，街上居然出现了高价出售的血浆，彼时国民党军队的腐败可见一斑。
杨维骏相信，自己疾恶如仇的性格—尤其是对贪腐的痛恨—就是在此过程中形成的。
坚持反腐30年
2012年12月，杨维骏给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写了一封对白恩培的举报信;2013年，他通过媒体，在网络上曝光了包括晋宁、福海等地的基本农田问题以及兰坪铅锌矿案等6个案件的材料，随后更借去北京治疗眼疾之机，直接将举报信递到了中纪委。
他并不是第一次干这种“招仇恨”的事情。
1945年从云南大学毕业后，杨维骏加入民主同盟，其后积极协助中共，成功策动了军阀卢汉起义，是以1949年后他仕途平坦，直到1959年因拒绝揭发社会学家费孝通，才被打成右派。后来，在费孝通帮助下，摘了右派帽子的杨维骏重新恢复统战部副秘书长职务，并出任省政协副主席。
從那时开始，他就努力扮演起“言官”的角色。而最令当地百姓津津乐道的，则是2010年12月的“公车上书”事件：他开车带着12个失地农民到省政协上访，一间一间办公室敲门，有人告诫他不该“开着政府配车带农民上访”，他反问，“难道政府配车只能用于游山玩水，不能为民请命？”据说，当他知道哪个地方的农民维权遭遇困难，如2012年的晋宁征地维权事件，即使对方未曾主动上门求助，他也可能会主动打电话声援，向农民分享自己掌握的政策法规。
这些事情传扬开去后，就不断有大批百姓来信求助，杨维骏就不断写材料，上访。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他历任的职位和手上的权力却在不断衰失，能“进言”的渠道也越来越窄。
1993年从省政协副主席位置上退下来后，不得不承认他内心也有郁闷和沮丧。“我想，这证明了什么呢？只能证明中国社会的贪腐势力真的非常强大。”说起这些挫折，他会皱眉头，会疾言厉色，却从没听他叹过气。“我不低头啊，”他说，“发现了这一点后，我就去研究腐败为什么那么厉害，从中国的历史，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角度一起去研究。”
“只是刚刚开始”
“中国虽然是号称最早进入封建社会的国家，然而其所谓‘封建社会’一直都带有奴隶社会色彩。农奴虽然被废除了，但家奴一直存在，所以君要臣死，不得不死，这是西方封建社会所没有的。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又残留了部分封建体制的色彩，体制本身就是权力，谁的权大谁说了算。很多人面对掌权者都是奴颜婢膝，在地方当个书记就了不起了，可以为所欲为、只手遮天。”
经过对腐败长期的研究和思考，杨维骏不仅没有气馁，反而进一步意识到：“反腐不仅是抓一些贪官污吏的事情，而是第二次反封建革命，要革封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命！”
是以，白恩培落马显得意义尤为重大。它既是老人退休后继续反腐的一个重大成果，同时也证实了他的观点—在云南已形成痼疾的“基本农田被占”问题并不是打倒一个白恩培就能解决的，它背后已经形成了一个势力庞大的利益集团。
2014年10月14日，云南晋宁县富有村又爆发了一次老人最不愿意见到的事情—因强占基本农田导致的流血冲突，造成8人死亡，18人受伤。
这让杨维骏深深地感觉到，白氏落马只是这一轮反腐的开始。
对待络绎不绝前来求助的农民，他的策略也发生了变化。“我建议他们联合起来，不要零敲碎打，要从根源上去抗争。现在发生的所有事情，性质基本上都是‘强征基本农田’，而国务院规定，基本农田的征用必须经过国务院批准。所以这些行为违反的不仅是农民的利益，而是国家利益，我相信中央一定会来过问的。”如是，便有了日前出现的《请愿书》。
他的书房里堆着满满的举报材料，每天除了在小区散步外，他把大量时间花在写材料上，92岁高龄的他熟练使用电脑，不仅写博客，还时常刷一下微博。然而对于这样的生活，老伴王婉蓉有点担心，觉得“太危险了”。
杨维骏自己也不是不要命的莽夫，他不畏强权和威胁，但也珍惜生命。“父亲毕生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虽然为国为民坚贞不渝，却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因为看不清南方军阀的面目，没有死在战场，却死在伪装革命的军阀之手。这是一个血的教训，值得我们杨家子孙后代牢记。”早前有人告诉他，省里有高官放言，要他“再也说不出话来”，自此他便深居简出，几乎从不离开所住的小区。
那天采访完，我们在别墅外散着步，他难得暂时忘记了书房里的烦恼，悠悠地回忆，“年轻时我也是个兴趣广泛的人，我能头上顶着书跳完一场国标，书都不会掉下来呢”，又抬头看看蔚蓝的天空，感叹，“昆明的太阳多可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