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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12月，我国驻瑞士使馆领导告诉我，中法正在进行建交谈判，国内决定结束我和另一位同学在日内瓦大学的学习，调我们参加建馆先遣组，去巴黎筹建我国未来驻法大使馆。1964年1月初，我被临时分配到我国驻瑞士使馆研究室工作。在建馆先遣组抵达巴黎不久，我们两人共赴巴黎参加了筹建使馆的工作。
中法推动世界多极化
在驻瑞士使馆及巴黎期间，我深入了解到中法建交的曲折过程和两国最高领导人历史性决策的重大意义。
1962年3月，法国同阿尔及利亚签署了《埃维昂协议》，结束了阿尔及利亚战争，消除了中法建交最后一个障碍。总统戴高乐将军开始谋求打开对华关系，于1963年10月派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携他的亲笔信，作为其特使访华，同中方领导人商谈建交事宜。
富尔夫妇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的邀请于当年10月22日抵京。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先后在北京、上海同他进行了多次会谈。会谈曾一度出现僵局，症结是法方不愿主动先同台湾断交，甚至试探建交后在台湾保留一个低级别的法国领事官员的可能性。
经过反复商讨，周总理同富尔就三点措辞达成一致：
1.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中国人民唯一合法政府。
2.法国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地位，不再支持“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
3.中法建立外交关系后，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撤回它驻法国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的情况下，法国也相应撤回它驻台湾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
11月2日，双方在建交文件上签字。
当天，毛泽东主席会见了富尔夫妇。他说：“两位来得正是时候。要把两国正常关系建立起来。”富尔高兴地表示：“现在可以说已经成功了，将把结果报告戴高乐总统。”这次谈话标志着中法建交谈判圆满结束。
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政府在北京和巴黎同时发表了仅有两句话的建交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商定在三个月内任命大使。
中法建交深刻地影响了世界格局的发展，当时被国际媒体称为“外交核爆炸”。这意味着：第一，曾分属两个不同阵营的两个大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进行对话，这本身就打破了美苏控制的两极世界格局。第二，中法两国都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两国建交为其他国家所仿效。第三，中法两国都希望尽快建交，这是双方所处的战略环境决定的。
戴高乐总统积极同中国建交，是要摆脱美国的控制，谋求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法国的大国独特作用；中国当时受到美国的孤立、打压，同时中苏矛盾已经突出，谋求同独立性强的法国建立外交关系，扩大在国际事务中的战略回旋余地。这不仅符合中法两国的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法建交是推动世界向多极化发展迈出的第一步。
1964年1月31日，戴高乐总统举行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布承认中国，同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戴高乐称赞中国之余，特别指出法国应“如实地承认世界”，不能无视中国的存在。“在亚洲大陆上，没有中国的参与，任何战争或和平都是不可想象的。”最后他不无幽默地预言：“目前还在观望的某些政府，迟早会觉得应仿效法国。”
筹建使馆担当“多面手”
我是在1964年一个春光明媚的下午抵达巴黎里昂火车站的。此时，先遣组已从大陆旅馆搬到贝尔戈雷兹大街的公寓套间里办公和居住了。在大使到任前，我们要做好必要的准备工作。
由于当时人手少，很难有确切的分工，大家都要当多面手，有什么工作就主动去干。在这段时间里，我既当口译，也当笔译；既收发信件、接电话，又当传达员。有时还要当通信员，每晚把机要员翻好的密码电报送电信局转发国内。另外还需“兼职”担任领事官员，为访华人士发放入境签证。
除了这些工作，我还担任过“主厨”。
因为先遣组没有厨师，一般都是谁有空谁做饭。有一天，国内通知专业厨师即将到达巴黎，使馆代办决定在厨师到达的第二天晚上在公寓宴请法国客人。可是在晚宴请帖发出后，突然又接到通知，厨师因故要晚几天到。怎么办？代办看到我做菜还合大家的口味，就决定由我“主厨”。赶鸭子上架，我只好献丑了，把在日内瓦留学时向总领馆老厨师学的几手全部搬了出来，软炸鸡、糖醋排骨、酸辣汤，连炒鸡蛋也上了正席，再从商店里买了点心作为甜食。就这样凑成了一桌酒席。据说宾主都还算满意，没有对外造成不良影响，我忐忑不安的情绪才终于平静下来。
首任大使获得高礼遇
在公寓房子里办公总不是长久之计，先遣组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找到一个适合未来使馆使用的房子。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在巴黎西面高级住宅区诺伊市找到了一幢前后带有花园，共有3000平方米地皮的独立别墅，作为大使官邸。这是一幢法式三层建筑，坐落在该市古堡大街35号，外部设计精巧，能充分吸收阳光，内部装修别致，色调柔和，给人高雅、温馨的感觉。
我参加了对别墅的接收工作。这中间还有一个令人玩味的插曲。我们正式接收房子之前，分头到各间房子里仔细察看，了解还有何后续工作要做。此时我们突然发现，有几个彪形大汉手持照相机慌慌张张地在楼上楼下的房间里拍照。当我们询问拍什么时，他们回答是：主人要拍照留念。不久，他们匆忙离去。
后来我们在这幢房子里发现了窃听器。
我国首任驻法国大使黄镇于6月2日抵达巴黎，成为记者们竞相报道的热点。法国各大电视台、电台都做了重点报道，并播放了对黄镇大使的专题访谈，各大报刊都在头版重要位置报道了相关消息并发表了评论。法国新闻媒体如此重视报道一国大使的到任是非常罕见的。
法国政府对中国派来的首任将军大使也表现出了极大的重视。法外交部在黄镇大使到任的第5天，就安排了他向戴高乐总统呈递国书。更为特别的是，戴高乐总统打破常规，不用礼宾官员为他起草接受国书时的答词，而是亲自撰写。呈递国书仪式结束后，戴高乐当即约定于当月19日同黄镇大使举行正式谈话。这一切都是戴高乐重视中法关系的一种不寻常的举动。至此，中法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进程圆满结束，中法友好合作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
（选自《参考消息》2014年1月27日，作者为中国前驻法大使）
中法推动世界多极化
在驻瑞士使馆及巴黎期间，我深入了解到中法建交的曲折过程和两国最高领导人历史性决策的重大意义。
1962年3月，法国同阿尔及利亚签署了《埃维昂协议》，结束了阿尔及利亚战争，消除了中法建交最后一个障碍。总统戴高乐将军开始谋求打开对华关系，于1963年10月派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携他的亲笔信，作为其特使访华，同中方领导人商谈建交事宜。
富尔夫妇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的邀请于当年10月22日抵京。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先后在北京、上海同他进行了多次会谈。会谈曾一度出现僵局，症结是法方不愿主动先同台湾断交，甚至试探建交后在台湾保留一个低级别的法国领事官员的可能性。
经过反复商讨，周总理同富尔就三点措辞达成一致：
1.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中国人民唯一合法政府。
2.法国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地位，不再支持“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
3.中法建立外交关系后，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撤回它驻法国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的情况下，法国也相应撤回它驻台湾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
11月2日，双方在建交文件上签字。
当天，毛泽东主席会见了富尔夫妇。他说：“两位来得正是时候。要把两国正常关系建立起来。”富尔高兴地表示：“现在可以说已经成功了，将把结果报告戴高乐总统。”这次谈话标志着中法建交谈判圆满结束。
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政府在北京和巴黎同时发表了仅有两句话的建交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商定在三个月内任命大使。
中法建交深刻地影响了世界格局的发展，当时被国际媒体称为“外交核爆炸”。这意味着：第一，曾分属两个不同阵营的两个大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进行对话，这本身就打破了美苏控制的两极世界格局。第二，中法两国都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两国建交为其他国家所仿效。第三，中法两国都希望尽快建交，这是双方所处的战略环境决定的。
戴高乐总统积极同中国建交，是要摆脱美国的控制，谋求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法国的大国独特作用；中国当时受到美国的孤立、打压，同时中苏矛盾已经突出，谋求同独立性强的法国建立外交关系，扩大在国际事务中的战略回旋余地。这不仅符合中法两国的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法建交是推动世界向多极化发展迈出的第一步。
1964年1月31日，戴高乐总统举行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布承认中国，同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戴高乐称赞中国之余，特别指出法国应“如实地承认世界”，不能无视中国的存在。“在亚洲大陆上，没有中国的参与，任何战争或和平都是不可想象的。”最后他不无幽默地预言：“目前还在观望的某些政府，迟早会觉得应仿效法国。”
筹建使馆担当“多面手”
我是在1964年一个春光明媚的下午抵达巴黎里昂火车站的。此时，先遣组已从大陆旅馆搬到贝尔戈雷兹大街的公寓套间里办公和居住了。在大使到任前，我们要做好必要的准备工作。
由于当时人手少，很难有确切的分工，大家都要当多面手，有什么工作就主动去干。在这段时间里，我既当口译，也当笔译；既收发信件、接电话，又当传达员。有时还要当通信员，每晚把机要员翻好的密码电报送电信局转发国内。另外还需“兼职”担任领事官员，为访华人士发放入境签证。
除了这些工作，我还担任过“主厨”。
因为先遣组没有厨师，一般都是谁有空谁做饭。有一天，国内通知专业厨师即将到达巴黎，使馆代办决定在厨师到达的第二天晚上在公寓宴请法国客人。可是在晚宴请帖发出后，突然又接到通知，厨师因故要晚几天到。怎么办？代办看到我做菜还合大家的口味，就决定由我“主厨”。赶鸭子上架，我只好献丑了，把在日内瓦留学时向总领馆老厨师学的几手全部搬了出来，软炸鸡、糖醋排骨、酸辣汤，连炒鸡蛋也上了正席，再从商店里买了点心作为甜食。就这样凑成了一桌酒席。据说宾主都还算满意，没有对外造成不良影响，我忐忑不安的情绪才终于平静下来。
首任大使获得高礼遇
在公寓房子里办公总不是长久之计，先遣组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找到一个适合未来使馆使用的房子。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在巴黎西面高级住宅区诺伊市找到了一幢前后带有花园，共有3000平方米地皮的独立别墅，作为大使官邸。这是一幢法式三层建筑，坐落在该市古堡大街35号，外部设计精巧，能充分吸收阳光，内部装修别致，色调柔和，给人高雅、温馨的感觉。
我参加了对别墅的接收工作。这中间还有一个令人玩味的插曲。我们正式接收房子之前，分头到各间房子里仔细察看，了解还有何后续工作要做。此时我们突然发现，有几个彪形大汉手持照相机慌慌张张地在楼上楼下的房间里拍照。当我们询问拍什么时，他们回答是：主人要拍照留念。不久，他们匆忙离去。
后来我们在这幢房子里发现了窃听器。
我国首任驻法国大使黄镇于6月2日抵达巴黎，成为记者们竞相报道的热点。法国各大电视台、电台都做了重点报道，并播放了对黄镇大使的专题访谈，各大报刊都在头版重要位置报道了相关消息并发表了评论。法国新闻媒体如此重视报道一国大使的到任是非常罕见的。
法国政府对中国派来的首任将军大使也表现出了极大的重视。法外交部在黄镇大使到任的第5天，就安排了他向戴高乐总统呈递国书。更为特别的是，戴高乐总统打破常规，不用礼宾官员为他起草接受国书时的答词，而是亲自撰写。呈递国书仪式结束后，戴高乐当即约定于当月19日同黄镇大使举行正式谈话。这一切都是戴高乐重视中法关系的一种不寻常的举动。至此，中法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进程圆满结束，中法友好合作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
（选自《参考消息》2014年1月27日，作者为中国前驻法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