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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香港第一部武侠剧《火烧红莲寺》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黄飞鸿”系列,从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少林寺》到李安的《卧虎藏龙》,中国二十世纪武侠影视可谓源源流长。武侠影视作为一种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影视类型,因为是建立在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沃土之上,所以在中国得以充分的发展,并已初步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而这种独特风格之典范,正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唯美主义武打设计。以香港著名动作导演袁和平、吴宇森为代表的唯美主义武打设计流派已正式打入国际影视界。而由他们作动作指导的《水浒传》连续剧、《黑客帝国》、《卧虎藏龙》以及《变脸》、《碟中谍》等影视作品在国内外获得极大好评,并掀起一股股武侠浪潮。特别是由李安执导的《卧虎藏龙》历史性地荣获第73届奥斯卡影视四项大奖,而其中的武打设计已经被公认为“重头戏”。
唯美主义武打设计既然“唯美”,已成为一种大家喜闻乐见的审美对象,就必然包含着相应的美学要素和审美原理,而对此作理论上的剖析定位是促其发展的必要条件。
一、武打戏本质上是影视艺术的一种造型元素
“武打”即格斗,是一项体育运动。而体育运动中所体现的人体美、运动美、人格美等丰富的审美内涵共同促成体育美学的创立。体育美学是以人体的运动速度、力量、姿态、节奏、韵律、技巧等为要素的。格斗是一门综合运动,它完整地体现了这一系列的运动指标,一场精彩的格斗比赛会给人带来热血沸腾的生命体验和沁人心脾的审美享受。因此,“武打”就其本身而言,属于体育美学的研究范畴,它所体现的只是一种体育美。
然而,经唯美主义设计后的“武打”则远远超出了武打本身的审美意义,带上了更丰厚的美学要素,并渗透着设计者的思想感情。这种艺术化的武打已不单单为“打”而打,或为热闹而打;因为它诞生于影视艺术当中,并伴随影视艺术的发展而发展,所以它也就责无旁贷地肩负起叙述情节、传递思想和表达感情的任务,也正因此它才逐渐成为影视艺术中的新型造型元素。这种造型元素以武打为载体,将体育美与影视美有机结合,其根本特征是武打的理想化、艺术化、完美化。而实现这一融合并能予以生动表现,靠的还是影视这门综合艺术。因此,无论从其产生、发展和作用,还是从其表现途径来考察,唯美主义武打设计总是与影视艺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我们说唯美主义武打设计的本质就是它是影视艺术的一种造型元素。
二、表现以崇高美为主要目的
崇高,通常称为壮美、阳刚之美,它显示实践主体同客观现实之间的尖锐、激烈的矛盾和斗争,以其独特的审美形态表现人类发展进步过程的复杂性、曲折性和艰巨性,具有重要的审美价值。唯美主义武打设计最集中地体现了体育美的力量、速度、技巧,并配以影视蒙太奇技术、音乐、音响等艺术化的加工和修饰,观众在欣赏完美的格斗的同时,会对这种“巨大的力量”产生一种高山仰止的壮美感。崇高是和激烈的矛盾、斗争、冲突联系在一起的,人们在欣赏崇高时,往往夹杂着恐惧和胜利的喜悦。席勒指出:“敌人越凶险,胜利便越光荣。只有遭到反抗,才能显示力量。由此可得出结论:只有在暴力的状态下,在斗争中,我们才能保持住我们道德本性的最高意识,而最高度的道德快感总是有痛苦伴随着。”一套成功的唯美主义武打设计是一件精制的艺术品,就像一曲优美的乐章,有其展开部、叙事部、高潮部和结尾部。格斗者双方往往不会轻而易举地结束战斗,而格斗的正义一方也绝不可能不费吹灰之力就击败对方,也不会一开始就占上风,相反常常是正义一方在格斗的初期总要显示出被动挨打的局面,似乎一定要在“挨打”的磨炼中才能迅速成长壮大自己,经过一段出生入死的摔打锤炼,正义一方最终会以某一绝招或某种心灵的顿悟而功力大增击败对方。而此时正义一方也必定是筋疲力尽,遍体鳞伤,其带着一身尘土和血迹缓缓走向某一光明的方向的情景也就成为影片的结尾。
此时此刻,观众对英雄人物的崇敬之情也就油然而生,而唯美主义武打设计将这种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崇高美推向一个至高点。唯美主义武打设计使英雄人物的格斗艺术化,不但打出了力量,打出了技巧,更打出了美。一个个融至真的格斗技巧与至善的格斗动机为一体的武术动作,更是从形式上和内容上丰富了这种崇高美,使正义方所代表的新生力量不仅有了更加旺盛的生命力和战斗力,而且更具备无与伦比的形象美、感染力和号召力。
三、决定风格的主要元素
唯美主义武打设计已成为当代武侠影视的普遍趋向。而这种艺术手段最早是在中国武侠剧中应用的,毕竟我们拥有博大精深的中华武术作为沃土。然而,不同的民族性格、导演个性和剧情需要,会共同决定一部戏的武打设计风格。
(一)民族性格
中华民族受儒道文化影响最深,因而“内敛”、“柔韧”、“求和”是其深层的民族性格,这就决定了经典的中国武侠剧的打斗风格和宗旨应该是“以柔克刚”和“止戈为武”。李安的《卧虎藏龙》最有代表性:李慕白武当出身,一身道风仙骨,精通道家武功,在“竹林之战”那场戏中淋漓尽致地运用了“以柔克刚”的武术哲理。而他与玉娇龙的打斗也完全是为了点醒她,使玉娇龙与之师徒相处。然而同年上映的美国动作片《角斗士》,血性杀戮的场面层出不穷,惨烈宏大的拼杀震耳欲聋,这都从不同方面反映出西方国家“求外”、“刚强”、“好战”的民族特点。
(二)导演个性
不同的导演个性会直接影响武打设计的风格形成。像《卧虎藏龙》的导演李安就有一种儒家风范、道家思想的个性,他拍摄的“家庭三部曲”(《推手》、《饮食男女》、《喜宴》)可充分证明这一点。尤其在《卧虎藏龙》中,那飘逸洒脱的武打设计被西方誉为“运动的诗篇”、“优雅的史诗”,这种“以柔克刚”的武打设计直接体现出他追求儒风道骨、禅道圆融的创作观念。而另一位著名香港导演徐克,追求的却是一种天马行空、气势磅礴的创作风格,他那东方人特有的“泼墨大写意”的表现手法使得徐克本人更像是剧中行侠仗义的“侠客”。这种个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的武打设计重在表现一种点石成金的武林奇功,这从他拍的《新龙门客栈》和《黄飞鸿》系列可得到充分证明。 (三)剧情、主题和角色形象
武打设计无论怎样“唯美”,都只是影视艺术的造型手段,它最终决定于影片的剧情、主题和角色形象的需要。《武林志》(1983,张华勋、谢洪编剧,北影厂制作)的导演张华勋曾说:“武术功夫的展示要符合揭示主题思想的需要,服从人物性格的需要,绝不能因为表现武术功夫而破坏了场面的严肃性,有损于主题的揭示,有损于人物的刻画。”
四、实现了对“人的本质的对象化”的超越
人的本质和人类劳动密切联系,马克思说,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他所理解的人的本质,首先是人所独有的从事创造性劳动的能力。如同人的容貌体型可以在镜子中体现出来一样,人的这种本质力量也可以在劳动中映现出来。通过对客观外界的认识、改造或征服,一个个具体的劳动对象是人的一件件“作品”,上面打着人类的印记,体现出人类的创造性才能,于是人的本质力量便在劳动对象身上“复现”了,即对象化了。
格斗推而广之,是人的生命力、战斗力、意志力的综合体现,它是人类创造性劳动力的典型代表。在原始时期,它是人类与大自然斗争的直接力量,战胜一头牛、打死一只老虎就是当时“人的本质战斗力” 的最高展现。在这当中,人可以“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现自身”,感受到自己的本质力量,认识到自己的个性是物质的,从而生出喜悦与崇敬之情。
原始人捕获猎物后手舞足蹈,喜欢用野兽皮毛骨头装饰自己,都可以用这个道理得以说明。而唯美主义设计的根本特征就在于它将现实的格斗理想化、艺术化,也就是说它以艺术的手法来展现人的本质力量,使人在打斗中的战斗力、意志力和创造力发挥到极致,真正成为《庄子》中汪洋恣意的“真人”。虽然对于设计者本人而言所有的设计只是其“本质的对象化”,但就其作品本身而言,这种设计却深刻地或者说在更大意义上展现着人类对“本质的对象化”的超越,这种超越实质就是一种“人的本质力量的完美对象化”,其中寄托了人类对自由而饱含巨大的力量以及完满优越的人性的向往与追求。
五、以“积极游戏”实践着对人类的终极关怀
所谓积极游戏是相对于席勒说的那种当雄师不为饥饿所煎熬,也没有旁的野兽向它挑战时,它用那可怕啸声来玩赏自己旺盛的力量这种消极力量而言的。积极游戏不是一种实际上的真正活动,它本质上是未得到人性的完满,是在想象中实现他在现实中未能获得的完全的人性。
唯美主义武打设计是一项艺术创作,说穿了是人类的一种积极游戏。它是对人类所向往的汪洋恣意、自由无碍的战斗能力的满足,是对人类万事求美心理的实现。一件成功的唯美主义武打作品,它所表现的进攻、守卫、统一、变化、错综、疏密、反复、交叉、间隔、均衡等等不正是象征着人生的节奏和韵律吗? 它的酣畅淋漓、完美无缺使任何现实的人生节奏和韵律都为之黯然失色。因此,人们观看这样的格斗时,在心灵深处极其幸福地满足了他追求人生完满的韵律的潜意识渴望,这也正是唯美主义武打设计的全部魅力所在。
终极关怀来源于人类的终极苦恼。终极苦恼就是对死亡的不可避免的苦恼,对生命的短暂的苦恼。人类从自然界中解放出来之日,就是终极关怀产生之时。为了摆脱这种终极苦恼,种种不同形态的终极关怀便产生了。唯美主义武打设计正是这样一种典型的终极关怀形态,它以体现崇高美为主要目的,通过与影视的剧情、动作、音乐、特技等艺术要素的结合,共同宣扬一种“最有启发性”的对生命历程的关注,那就是“在生与死之间尽量寻找尽可能多的生活”,就像格斗者那样进行“生命的磨砺或自我实现”。崇高美往往与人们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崇高的品质、伟大的理想、感人的报复联结在一起;歌德在《浮士德》一书中凝聚了他六十年的人生经验,发现了“智慧的最后结论”,就是“人必须每天来争取生活与自由,才配有自由与生活的享受”,这段名言可以看成是对崇高的终极关怀的高度概括,这也正是唯美主义武打设计这门艺术所蕴含的最深层次的生命意义。
(编辑/张震)
唯美主义武打设计既然“唯美”,已成为一种大家喜闻乐见的审美对象,就必然包含着相应的美学要素和审美原理,而对此作理论上的剖析定位是促其发展的必要条件。
一、武打戏本质上是影视艺术的一种造型元素
“武打”即格斗,是一项体育运动。而体育运动中所体现的人体美、运动美、人格美等丰富的审美内涵共同促成体育美学的创立。体育美学是以人体的运动速度、力量、姿态、节奏、韵律、技巧等为要素的。格斗是一门综合运动,它完整地体现了这一系列的运动指标,一场精彩的格斗比赛会给人带来热血沸腾的生命体验和沁人心脾的审美享受。因此,“武打”就其本身而言,属于体育美学的研究范畴,它所体现的只是一种体育美。
然而,经唯美主义设计后的“武打”则远远超出了武打本身的审美意义,带上了更丰厚的美学要素,并渗透着设计者的思想感情。这种艺术化的武打已不单单为“打”而打,或为热闹而打;因为它诞生于影视艺术当中,并伴随影视艺术的发展而发展,所以它也就责无旁贷地肩负起叙述情节、传递思想和表达感情的任务,也正因此它才逐渐成为影视艺术中的新型造型元素。这种造型元素以武打为载体,将体育美与影视美有机结合,其根本特征是武打的理想化、艺术化、完美化。而实现这一融合并能予以生动表现,靠的还是影视这门综合艺术。因此,无论从其产生、发展和作用,还是从其表现途径来考察,唯美主义武打设计总是与影视艺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我们说唯美主义武打设计的本质就是它是影视艺术的一种造型元素。
二、表现以崇高美为主要目的
崇高,通常称为壮美、阳刚之美,它显示实践主体同客观现实之间的尖锐、激烈的矛盾和斗争,以其独特的审美形态表现人类发展进步过程的复杂性、曲折性和艰巨性,具有重要的审美价值。唯美主义武打设计最集中地体现了体育美的力量、速度、技巧,并配以影视蒙太奇技术、音乐、音响等艺术化的加工和修饰,观众在欣赏完美的格斗的同时,会对这种“巨大的力量”产生一种高山仰止的壮美感。崇高是和激烈的矛盾、斗争、冲突联系在一起的,人们在欣赏崇高时,往往夹杂着恐惧和胜利的喜悦。席勒指出:“敌人越凶险,胜利便越光荣。只有遭到反抗,才能显示力量。由此可得出结论:只有在暴力的状态下,在斗争中,我们才能保持住我们道德本性的最高意识,而最高度的道德快感总是有痛苦伴随着。”一套成功的唯美主义武打设计是一件精制的艺术品,就像一曲优美的乐章,有其展开部、叙事部、高潮部和结尾部。格斗者双方往往不会轻而易举地结束战斗,而格斗的正义一方也绝不可能不费吹灰之力就击败对方,也不会一开始就占上风,相反常常是正义一方在格斗的初期总要显示出被动挨打的局面,似乎一定要在“挨打”的磨炼中才能迅速成长壮大自己,经过一段出生入死的摔打锤炼,正义一方最终会以某一绝招或某种心灵的顿悟而功力大增击败对方。而此时正义一方也必定是筋疲力尽,遍体鳞伤,其带着一身尘土和血迹缓缓走向某一光明的方向的情景也就成为影片的结尾。
此时此刻,观众对英雄人物的崇敬之情也就油然而生,而唯美主义武打设计将这种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崇高美推向一个至高点。唯美主义武打设计使英雄人物的格斗艺术化,不但打出了力量,打出了技巧,更打出了美。一个个融至真的格斗技巧与至善的格斗动机为一体的武术动作,更是从形式上和内容上丰富了这种崇高美,使正义方所代表的新生力量不仅有了更加旺盛的生命力和战斗力,而且更具备无与伦比的形象美、感染力和号召力。
三、决定风格的主要元素
唯美主义武打设计已成为当代武侠影视的普遍趋向。而这种艺术手段最早是在中国武侠剧中应用的,毕竟我们拥有博大精深的中华武术作为沃土。然而,不同的民族性格、导演个性和剧情需要,会共同决定一部戏的武打设计风格。
(一)民族性格
中华民族受儒道文化影响最深,因而“内敛”、“柔韧”、“求和”是其深层的民族性格,这就决定了经典的中国武侠剧的打斗风格和宗旨应该是“以柔克刚”和“止戈为武”。李安的《卧虎藏龙》最有代表性:李慕白武当出身,一身道风仙骨,精通道家武功,在“竹林之战”那场戏中淋漓尽致地运用了“以柔克刚”的武术哲理。而他与玉娇龙的打斗也完全是为了点醒她,使玉娇龙与之师徒相处。然而同年上映的美国动作片《角斗士》,血性杀戮的场面层出不穷,惨烈宏大的拼杀震耳欲聋,这都从不同方面反映出西方国家“求外”、“刚强”、“好战”的民族特点。
(二)导演个性
不同的导演个性会直接影响武打设计的风格形成。像《卧虎藏龙》的导演李安就有一种儒家风范、道家思想的个性,他拍摄的“家庭三部曲”(《推手》、《饮食男女》、《喜宴》)可充分证明这一点。尤其在《卧虎藏龙》中,那飘逸洒脱的武打设计被西方誉为“运动的诗篇”、“优雅的史诗”,这种“以柔克刚”的武打设计直接体现出他追求儒风道骨、禅道圆融的创作观念。而另一位著名香港导演徐克,追求的却是一种天马行空、气势磅礴的创作风格,他那东方人特有的“泼墨大写意”的表现手法使得徐克本人更像是剧中行侠仗义的“侠客”。这种个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的武打设计重在表现一种点石成金的武林奇功,这从他拍的《新龙门客栈》和《黄飞鸿》系列可得到充分证明。 (三)剧情、主题和角色形象
武打设计无论怎样“唯美”,都只是影视艺术的造型手段,它最终决定于影片的剧情、主题和角色形象的需要。《武林志》(1983,张华勋、谢洪编剧,北影厂制作)的导演张华勋曾说:“武术功夫的展示要符合揭示主题思想的需要,服从人物性格的需要,绝不能因为表现武术功夫而破坏了场面的严肃性,有损于主题的揭示,有损于人物的刻画。”
四、实现了对“人的本质的对象化”的超越
人的本质和人类劳动密切联系,马克思说,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他所理解的人的本质,首先是人所独有的从事创造性劳动的能力。如同人的容貌体型可以在镜子中体现出来一样,人的这种本质力量也可以在劳动中映现出来。通过对客观外界的认识、改造或征服,一个个具体的劳动对象是人的一件件“作品”,上面打着人类的印记,体现出人类的创造性才能,于是人的本质力量便在劳动对象身上“复现”了,即对象化了。
格斗推而广之,是人的生命力、战斗力、意志力的综合体现,它是人类创造性劳动力的典型代表。在原始时期,它是人类与大自然斗争的直接力量,战胜一头牛、打死一只老虎就是当时“人的本质战斗力” 的最高展现。在这当中,人可以“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现自身”,感受到自己的本质力量,认识到自己的个性是物质的,从而生出喜悦与崇敬之情。
原始人捕获猎物后手舞足蹈,喜欢用野兽皮毛骨头装饰自己,都可以用这个道理得以说明。而唯美主义设计的根本特征就在于它将现实的格斗理想化、艺术化,也就是说它以艺术的手法来展现人的本质力量,使人在打斗中的战斗力、意志力和创造力发挥到极致,真正成为《庄子》中汪洋恣意的“真人”。虽然对于设计者本人而言所有的设计只是其“本质的对象化”,但就其作品本身而言,这种设计却深刻地或者说在更大意义上展现着人类对“本质的对象化”的超越,这种超越实质就是一种“人的本质力量的完美对象化”,其中寄托了人类对自由而饱含巨大的力量以及完满优越的人性的向往与追求。
五、以“积极游戏”实践着对人类的终极关怀
所谓积极游戏是相对于席勒说的那种当雄师不为饥饿所煎熬,也没有旁的野兽向它挑战时,它用那可怕啸声来玩赏自己旺盛的力量这种消极力量而言的。积极游戏不是一种实际上的真正活动,它本质上是未得到人性的完满,是在想象中实现他在现实中未能获得的完全的人性。
唯美主义武打设计是一项艺术创作,说穿了是人类的一种积极游戏。它是对人类所向往的汪洋恣意、自由无碍的战斗能力的满足,是对人类万事求美心理的实现。一件成功的唯美主义武打作品,它所表现的进攻、守卫、统一、变化、错综、疏密、反复、交叉、间隔、均衡等等不正是象征着人生的节奏和韵律吗? 它的酣畅淋漓、完美无缺使任何现实的人生节奏和韵律都为之黯然失色。因此,人们观看这样的格斗时,在心灵深处极其幸福地满足了他追求人生完满的韵律的潜意识渴望,这也正是唯美主义武打设计的全部魅力所在。
终极关怀来源于人类的终极苦恼。终极苦恼就是对死亡的不可避免的苦恼,对生命的短暂的苦恼。人类从自然界中解放出来之日,就是终极关怀产生之时。为了摆脱这种终极苦恼,种种不同形态的终极关怀便产生了。唯美主义武打设计正是这样一种典型的终极关怀形态,它以体现崇高美为主要目的,通过与影视的剧情、动作、音乐、特技等艺术要素的结合,共同宣扬一种“最有启发性”的对生命历程的关注,那就是“在生与死之间尽量寻找尽可能多的生活”,就像格斗者那样进行“生命的磨砺或自我实现”。崇高美往往与人们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崇高的品质、伟大的理想、感人的报复联结在一起;歌德在《浮士德》一书中凝聚了他六十年的人生经验,发现了“智慧的最后结论”,就是“人必须每天来争取生活与自由,才配有自由与生活的享受”,这段名言可以看成是对崇高的终极关怀的高度概括,这也正是唯美主义武打设计这门艺术所蕴含的最深层次的生命意义。
(编辑/张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