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编写的问题及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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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因教学和科研工作的需要,经常翻阅一些文学史著作,并接触过一些文学史的编写工作。《文学遗产》编辑部举办“文学史与文学史观”讨论,我觉得很有意义,愿借此机会把自己的点滴之见献之于众,以期得到前辈和同行的指正。
其他文献
杨亿(974—1020)字大年,谥文,是北宋前期著名的文坛大手笔,著作等身而佚作不少。清人梁章钜(1775—1849)等即曾在嘉庆十五年(1810)为祝氏留香室编纂《浦城宋元踢儒遗书》本《宋杨文公武夷新集》时,自《宋文鉴》、《瀛奎律髓》、《诗林万选》、《建宁府志》、《古今诗话》、《渑水燕谈》、《后山诗话》、《浦城县志》、《山左金石志》诸书辑得杨亿佚诗十二首、各体佚文八篇,汇为《杨文公逸诗文》一卷。近人唐圭璋编纂《全宋词》时,后自《梅苑》卷10辑得杨大年〈少年游〉词一首;
张稔穰、刘连庚发表《佛、道影响与中国古典小说的民族特色》一文,(《文学评论》1989年6期)认为:佛、道宗教首先在古典小说的题材、情节中有着浓重的投影,从而影响着古典小说的思想结构。从宏观上说,中国古典小说从思想结构同封建社会的整体思想文化结构一样,是儒、释、道的三位一体。其次,佛、道的宗教思想,大大增强了古典小说艺术形象中的虚幻成分。一些带有极强虚幻色彩的宗教故事和人物直接进入了小说。佛、道宗教思想从与儒、史相反的方向影响古典小说,以"虚"济"实",遂使古典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矛盾冲突,生活场景,包括天上
由中国韵文学会赋学研究会,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江油李白故里酒厂联合主办的全国赋学第二届研讨会,于一九八九年十月十日至十四日在四川江油举行。来自全国的专家学者六十七人出席了会议。
郭英德《论明清文人传奇的时代主题》一文(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5期)指出。通观全部明清文人传奇,大致可以归纳出三大时代主题,即:1.忠奸斗争。明清传奇阱政治批判、道德评价和忠君卫道三位一体,构成忠奸斗争的主题模式,其内容是反对权奸阉宦,谴责专制暴政,歌颂忠臣义士,主张开明政治。
舒芜在《"桐城谬种"问题之回顾》(《读书》1989·11—12期)一文中指出,五四新文学运动对桐城派的批判,既是对中国文学史的必然发展,又是作为当时中国改革运动所必要的斗争,今天应该给以肯定,不应否定。对桐城派的批判,渊源有自,可上溯至乾嘉时的钱大昕及鸦片战争后的冯桂芬、蒋湘南等,至五四时更是步步深入。作者对从胡适、阵独秀、钱玄同、傅斯年、周作人诸人对桐城派的批判理论作了勾稽,特别指出周作人在五四后一直坚持了对桐城"义法"本身的批判,既在学术上又在政治文化上具有意义。
傅璇琮、赵昌平在《文学评论》1989年第六期发表了《谈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文化意识——由〈佛教唐音辨思录〉所想起的》一文。笔者就陈允吉新著《佛教唐音辨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展开评论,提出对进一步开展古代文学研究的观念、思维方式和具体方法的意见,值得一读。笔者认为:目前,在对传统研究的同时,特别要注意对现状的研究。对学科现状的科学认识和深刻理解,开展对研究的研究,将是提高研究素质的有效途径。新时期十年的古代文学研究走向深入,人们认识到,不能孤立地研究文学,
孟二冬在《韩孟诗派的创新意识及其与中唐文化趋向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6期)中指出,中唐韩孟诗派更多地表现出“奇变”的色彩,更多地带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与时代气息。文章从作家的创新意识和时代的文化趋向两个方面,对韩孟诗派的主导风格及其形成等问题,做了新的阐释。
钱钟书先生的学术研究并不限于古典文学领域。他对历史的看法很自然地令人联想到克罗齐和科林伍德;①他对哲学的兴趣倾向亦使人想起哲学解释学之类诗化的理论②。本文的阵地既是“文学遗产”,理应按照那条无声无影的规定,
吴调公先生的文章从文学史的根本性质出发,对文学史的研究对象、阐述重心、思维原则以及整体面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文章努力从社会史、思想史与美学史相结合的角度来构想文学史的框架,颇含启发性的意见。
《吴趼人年谱》(修订)脱稿后(已收入花城出版社《我佛山人文集》第八卷),这两年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文学作品系列·小说卷》的选注评介工作。该书计划六卷,将比较有系统地介绍中国近代各类小说的代表作品和发展情况。目前已交稿三卷,出书一卷。同时,撰写《中国近代小说家评传》(已成五篇,发表两篇)和《中国近代小说的发展》(仅草就"上篇"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