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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书法以行草书成就最高，楷书次之，篆、隶书几成绝响。传世能见到的宋代隶书碑刻见于著录且闻名者极少。故此，位于甘肃省陇南市成县金石殿仙人崖，镌刻于南宋乾道八年（1172年）的《王康题记》就显得非常可贵。《王康题记》又称《王子直甘露颂》。摩崖碑石坚细，光莹如漆。通高约140cm，宽约lOOcm；隶书凡10行，行14字，字径5.5-8厘米，共计140字，方整雄伟，首尾无一缺失，碑刻字迹完整清晰，无漫漶破损痕迹，简洁古质，结构美观，刀法有力，尤显珍贵。此摩崖《成县志》所载有误字，今依拓本正之。记文日：“有宋乾道八年，岁在壬辰莫（暮）春之月，甘露降于成州仙崖之下。野夫来告，邦人聚观。成日：太守王公逾年政成，讼无留庭，盗不警野，治尚宽大，神人以和，雨赐弗愆，年谷娄稔。和气发育，嘉祥并臻，龟蛇见于坎宫，瑞露零于仙境，与汉武都守李翕所纪颇同。彼以治硷（险）便民，此以至诚格物，不可无述。昭示方来云。前同谷令普安王康书之。公名中正，字子直，河州袍罕人。”在摩崖右上侧有阴线刻图一幅。图纵30厘米，横40厘米，绘一人托盘承接甘露，神态欣喜，另有龟、蛇小图两幅；小楷题榜4处，字迹略有剥蚀，曰：“承露人”“甘露降”“初现真象”“安泰变像”。题记重点记载了乾道八年三月，甘露降于成州南山仙人崖之下、龟蛇现于北极宫的祥瑞现象，歌颂了成州太守王中正治尚宽大、嘉祥并臻的德政。此题记为研究南宋书法艺术及成县政治、宗教状况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汉隶拙朴、雄迈，古雅雄逸，有自然韵度。《西狭颂》疏散俊逸，在汉隶中意趣别饶，在我国金石学、文化史、书法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王康题记》从内容到形式，均模仿汉《西狭颂》体例，就连刻图亦在效仿《五瑞图》。此题记为普安人王康任成州县令时所书，结字紧促，别体杂出，从中完全可以窥见王康研习《西狭颂》《耿勋碑》等石刻之久，受其书法风格影响甚大。题记中的王子直，颇喜探幽访古，亦十分钟爱《西狭颂》曾于乾道七年（1171年）命其季子王师雄至西狭摹拓《西狭颂》。如今《西狭颂》摩崖西侧有《王师雄题记》：“郡守王子直，遣男师雄观碑于此。乾道辛卯仲夏丁亥日记。”为证。《王康题记》继承了汉隶古雅雄逸的自然韵度，通篇浑穆，雄深朴厚，自然洒脱。笔画分布匀称，骨肉兼具，变化微妙而丰富，线条深厚凝重，无论章法布白还是结字、运笔都与《西狭颂》神韵暗合，只是少了几分古拙、疏宕之气。风格劲逸飞动，书风清朗秀逸。其结字纵横有致，略带楷形，疏密相济，已初露《西狭颂》茂密雄强、宽博静穆之气。取法《乙瑛碑》之结字严整，师法《曹全碑》之丰腴爽利。亦受晋隶影响，其笔画瘦劲，错落有致、方圆兼施于古拙中透出一股雄秀之气，风格妍秀。并适时应变，迎合时尚，端庄挺拔，不失汉法，可视为南宋摩崖隶书的规整之作和经典之作。
南宋隶书受唐人隶书整饬肃穆风格的影响，用笔技法已有明显的楷书倾向。《王康题记》亦不出时代所囿，其运笔、章法都还没有摆脱唐人楷法作隶的影响，线条光润，时出楷意，装饰意味很浓，颇有盛唐气概。用笔富有劲直精微的艺术特色，往往是露锋直入或侧入，然后再做藏锋动作；而在铺毫时，则大都作匀速、匀力运动，使笔毫平铺着力，提按幅度甚小。收笔之前或顿或提，速度放缓而十分经意，故虽是露锋仍不乏凝整感，这种用笔显然是初唐一些书家如薛稷、冯承素等写楷书或行书的笔法。《王康题记》字新如初，刀近笔意，延续汉碑遗风，布白疏宕明朗。颇具楷行笔意，撇扬捺飞，留放有则，舒展自如。用笔朴实简捷，平中见奇，因字立行的原则仍在调整着整体中的变化。其中除个别字仍保留着篆书的基本形体和用笔方法外，绝大部分的字的形态、笔意、笔势之规模与秦、汉简牍线条的用笔有着惊人的相似。转折处因多采用提毫另起而少用圆转暗过，故使得字的方整感得到强化，使字的结构有平板之弊，致使一些篆书古朴意蕴受到削弱。
南宋特殊的时代背景、文人书家对隶书的“雅正”及理学审美意识的渗透，使南宋时期的隶书审美观与北宋时期有所不同。南宋初期，社会动荡，文人的关注，隶书研究并未沉寂。南宋隶书继承汉唐余绪，绍兴和议之后，士人鉴藏、研究汉碑之风日盛；商贾往来、榷场交换、使臣出使等促进了北方汉碑拓本的南流。大量的汉刻资料，受到世人的重视。奇逸、恣肆、富含山林气的蜀派汉隶对南宋隶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加之此时碑学考究之风兴盛，出现了专门的隶书研究著作，直接促使一批南宋学者致力于隶字研究。隶书则异峰突起，涌现出大批隶书名家，而篆、分则超轶前代直接汉人。南宋书家是在以晋人为主导的晋唐书风融合中创造他们的业绩的，从整体上说，此时的隶书水平要高于北宋时期。南宋文人书法家流露出“卑唐扬汉”的审美取向。南宋书家对篆、楷、草、行诸体的学习，基本上是限于前代或同时代名家法书范围，即使是偶有取法无名氏书作者，也多托名于名家名下。而隶书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在早期，托名蔡邕、梁鹄、师宜官、钟繇等人所书的隶书碑刻及唐代名家隶书仍是学习的典范。但是，当宋人开始对传云名家所书的隶书碑刻进行辨析，发现多为伪作时，宋人把目光投向整个汉代，大量无名氏书刻作品进入审美视野时，宋人隶书学习的对象发生了改变。以名家法书为主要内容的书法经典体系受到出于民间无名书手的通俗隶书的挑战，这种挑战并不仅仅是书法学习层面的，更深层的涉及到士人的社会主导地位问题。面对这种挑战，在南宋时期，一部分士人开始从文人审美观念出发对隶书的学习进行干预。南宋的文人书家对隶书的关注，不仅仅是表面上的感兴趣，更深层的是从文人的审美理念出发对现行隶书进行全面的“雅正”。
南宋洪适对前代隶书的艺术风格有比较清楚的认识，他从书法学习的角度提出了汉隶有工拙的问题，姜夔也有类似的看法：“国初以来多作唐体，自欧、赵著录汉刻，士大夫始重汉而贬唐。唐体诚弱，然汉刻亦有工拙，不能皆佳也。”故宗法汉隶需有所取舍，而取舍的指导思想即是在理学观念影响下的文人审美观。南宋时以善隶知名者除陆游、朱熹、范成大、魏了翁外，还有吕胜己、黄株、杜仲微、虞仲房等人，其中杜仲微“作隶书，汉隶碑刻岁久风雨剥落，故其字无复锋芒，仲微乃用秃笔作隶，自谓得汉刻遗法。”杜仲微可能已经认识到外在形式的斑剥对隶书形态、精神气度等方面的影响。故以秃笔仿汉碑斑剥之态，务求朴拙。杜仲微以秃笔追求外在的形似，与其时文人求雅尚意的审美观念不合，在当时即遭到一些文人书家的反对。对汉隶外在的模仿并不高明，仅能得点画，只有以意行之，才算善学，文人“雅正”的痕迹非常明显。南宋文人对汉隶“雅正”的进一步发展，则是以理学的审美观念对隶书进行规范。
纵观中国古代书法史，隶书的代表作主要相对双峰并峙在秦汉与清朝，因此，寻找隶书的代表作，则很可能把宋代淡出搜索视野。而如果要在南宋隶书中寻觅一二代表的话，雍容华贵，宽博端方的《王康题记》恰是较为理想的选本。判断标准就是它的艺术高度、风格含量和时空价值。《王康题记》文辞典雅，叙事简明。气魄庄严浑穆，笔力稳健，于方整中又带圆融，同时又多用圆笔，藏头护尾，道劲沉着，笔画古厚而富有弹性，在疏放逸宕的结构中呈现超迈高华的意趣，洋溢着汉隶的浑厚气韵。
汉隶拙朴、雄迈，古雅雄逸，有自然韵度。《西狭颂》疏散俊逸，在汉隶中意趣别饶，在我国金石学、文化史、书法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王康题记》从内容到形式，均模仿汉《西狭颂》体例，就连刻图亦在效仿《五瑞图》。此题记为普安人王康任成州县令时所书，结字紧促，别体杂出，从中完全可以窥见王康研习《西狭颂》《耿勋碑》等石刻之久，受其书法风格影响甚大。题记中的王子直，颇喜探幽访古，亦十分钟爱《西狭颂》曾于乾道七年（1171年）命其季子王师雄至西狭摹拓《西狭颂》。如今《西狭颂》摩崖西侧有《王师雄题记》：“郡守王子直，遣男师雄观碑于此。乾道辛卯仲夏丁亥日记。”为证。《王康题记》继承了汉隶古雅雄逸的自然韵度，通篇浑穆，雄深朴厚，自然洒脱。笔画分布匀称，骨肉兼具，变化微妙而丰富，线条深厚凝重，无论章法布白还是结字、运笔都与《西狭颂》神韵暗合，只是少了几分古拙、疏宕之气。风格劲逸飞动，书风清朗秀逸。其结字纵横有致，略带楷形，疏密相济，已初露《西狭颂》茂密雄强、宽博静穆之气。取法《乙瑛碑》之结字严整，师法《曹全碑》之丰腴爽利。亦受晋隶影响，其笔画瘦劲，错落有致、方圆兼施于古拙中透出一股雄秀之气，风格妍秀。并适时应变，迎合时尚，端庄挺拔，不失汉法，可视为南宋摩崖隶书的规整之作和经典之作。
南宋隶书受唐人隶书整饬肃穆风格的影响，用笔技法已有明显的楷书倾向。《王康题记》亦不出时代所囿，其运笔、章法都还没有摆脱唐人楷法作隶的影响，线条光润，时出楷意，装饰意味很浓，颇有盛唐气概。用笔富有劲直精微的艺术特色，往往是露锋直入或侧入，然后再做藏锋动作；而在铺毫时，则大都作匀速、匀力运动，使笔毫平铺着力，提按幅度甚小。收笔之前或顿或提，速度放缓而十分经意，故虽是露锋仍不乏凝整感，这种用笔显然是初唐一些书家如薛稷、冯承素等写楷书或行书的笔法。《王康题记》字新如初，刀近笔意，延续汉碑遗风，布白疏宕明朗。颇具楷行笔意，撇扬捺飞，留放有则，舒展自如。用笔朴实简捷，平中见奇，因字立行的原则仍在调整着整体中的变化。其中除个别字仍保留着篆书的基本形体和用笔方法外，绝大部分的字的形态、笔意、笔势之规模与秦、汉简牍线条的用笔有着惊人的相似。转折处因多采用提毫另起而少用圆转暗过，故使得字的方整感得到强化，使字的结构有平板之弊，致使一些篆书古朴意蕴受到削弱。
南宋特殊的时代背景、文人书家对隶书的“雅正”及理学审美意识的渗透，使南宋时期的隶书审美观与北宋时期有所不同。南宋初期，社会动荡，文人的关注，隶书研究并未沉寂。南宋隶书继承汉唐余绪，绍兴和议之后，士人鉴藏、研究汉碑之风日盛；商贾往来、榷场交换、使臣出使等促进了北方汉碑拓本的南流。大量的汉刻资料，受到世人的重视。奇逸、恣肆、富含山林气的蜀派汉隶对南宋隶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加之此时碑学考究之风兴盛，出现了专门的隶书研究著作，直接促使一批南宋学者致力于隶字研究。隶书则异峰突起，涌现出大批隶书名家，而篆、分则超轶前代直接汉人。南宋书家是在以晋人为主导的晋唐书风融合中创造他们的业绩的，从整体上说，此时的隶书水平要高于北宋时期。南宋文人书法家流露出“卑唐扬汉”的审美取向。南宋书家对篆、楷、草、行诸体的学习，基本上是限于前代或同时代名家法书范围，即使是偶有取法无名氏书作者，也多托名于名家名下。而隶书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在早期，托名蔡邕、梁鹄、师宜官、钟繇等人所书的隶书碑刻及唐代名家隶书仍是学习的典范。但是，当宋人开始对传云名家所书的隶书碑刻进行辨析，发现多为伪作时，宋人把目光投向整个汉代，大量无名氏书刻作品进入审美视野时，宋人隶书学习的对象发生了改变。以名家法书为主要内容的书法经典体系受到出于民间无名书手的通俗隶书的挑战，这种挑战并不仅仅是书法学习层面的，更深层的涉及到士人的社会主导地位问题。面对这种挑战，在南宋时期，一部分士人开始从文人审美观念出发对隶书的学习进行干预。南宋的文人书家对隶书的关注，不仅仅是表面上的感兴趣，更深层的是从文人的审美理念出发对现行隶书进行全面的“雅正”。
南宋洪适对前代隶书的艺术风格有比较清楚的认识，他从书法学习的角度提出了汉隶有工拙的问题，姜夔也有类似的看法：“国初以来多作唐体，自欧、赵著录汉刻，士大夫始重汉而贬唐。唐体诚弱，然汉刻亦有工拙，不能皆佳也。”故宗法汉隶需有所取舍，而取舍的指导思想即是在理学观念影响下的文人审美观。南宋时以善隶知名者除陆游、朱熹、范成大、魏了翁外，还有吕胜己、黄株、杜仲微、虞仲房等人，其中杜仲微“作隶书，汉隶碑刻岁久风雨剥落，故其字无复锋芒，仲微乃用秃笔作隶，自谓得汉刻遗法。”杜仲微可能已经认识到外在形式的斑剥对隶书形态、精神气度等方面的影响。故以秃笔仿汉碑斑剥之态，务求朴拙。杜仲微以秃笔追求外在的形似，与其时文人求雅尚意的审美观念不合，在当时即遭到一些文人书家的反对。对汉隶外在的模仿并不高明，仅能得点画，只有以意行之，才算善学，文人“雅正”的痕迹非常明显。南宋文人对汉隶“雅正”的进一步发展，则是以理学的审美观念对隶书进行规范。
纵观中国古代书法史，隶书的代表作主要相对双峰并峙在秦汉与清朝，因此，寻找隶书的代表作，则很可能把宋代淡出搜索视野。而如果要在南宋隶书中寻觅一二代表的话，雍容华贵，宽博端方的《王康题记》恰是较为理想的选本。判断标准就是它的艺术高度、风格含量和时空价值。《王康题记》文辞典雅，叙事简明。气魄庄严浑穆，笔力稳健，于方整中又带圆融，同时又多用圆笔，藏头护尾，道劲沉着，笔画古厚而富有弹性，在疏放逸宕的结构中呈现超迈高华的意趣，洋溢着汉隶的浑厚气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