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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10月，一支由12人组成的台湾出版界代表团，分别从香港、日本转机降落到上海虹桥机场，带队的是时任台湾图书出版事业协会副秘书长（现为协会理事长）的陈恩泉。与他们一同第一次踏上中国大陆的，还有3000种台湾出版的书籍。
这是1949年之后，台湾地区第一个以行业团体的形式正式来到中国大陆的代表团。其时，台湾当局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刚刚开始，而台方仍坚持“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
从那时至今，陈恩泉前后300多次来往大陆，为两岸出版交流奔波了20多年,成为两岸出版界耳熟能详的人物。
常言道，凡走过的路，必留下痕迹。两岸交流，亦复如是。
两岸关系，从历史的演变过程来看，可追溯百年。两岸风风雨雨，也已度过了半个世纪。这期间两岸的发展，尤其是出版的交流，均能坚持信念，坦诚相待。毕竟，我们传承的都是中华文化。
——陈恩泉
一次午餐会促成的“海峡两岸图书展览”
我们跟大陆来往是在1988年，当时两岸还没有开放。隔绝将近40年的两岸，各自的教育过程在今天看来，都是不可想象的。最大的区别，就是互相批判对方。比如台湾当年告诉民众“大陆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大陆同胞很贫穷，都靠吃香蕉皮、吃树皮生活；而大陆这边据了解更多讲到的也是“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之类。现在看来，这些都是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带着很强的时代色彩。
不过，时代总会进步。1979年元旦，大陆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出希望两岸“三通”，讲了一些“两岸同胞是一家人”之类的诉求。当然，照当时的解读，我们认为这是“统战”，但实际上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是人性、亲情的感召。就像1987年蒋经国宣布1949年到台湾去的老兵可以还乡探亲，也是一样。
你想当时老兵们随国民党到台湾，跟自己的亲人隔绝了几十年，哪个不想家？到台湾时，跟他们讲的是“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但五年之后，却没能兑现。其实当时很多人都已经认命，认为要活下去，只能呆在台湾，但谁都没料到会在这里生活四五十年回不了家。他们太想家了！所以很多老兵在1986年、1987年就到当时的立法部门去控告，要求返乡。那个时候其实两岸间人们私底下有一些接触，但大家希望能有突破，能够在台面上正当来往。所以，台湾当局在1987年11月宣布了老兵可以还乡探亲。
当然，两岸间的交往仅仅就是在探亲的层面上，与文化交流无关。
1988年5月，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杨尚昆在访问美国期间，在纽约举行了一次中美文化交流的会议。在这次会议的午餐会上，正好有我们出版界的台商，杨尚昆就提出台湾出版界是否可以在上海举办一个书展，进行两岸文化交流。这个书展后来被命名为“海峡两岸图书展览”。
当时在美国洛杉矶长青书局的刘冰被推举来促成此事。刘冰出生在上海，赴美前又曾担任过台湾三家出版社的经理，在两岸出版界有一定的声望。他很快将信息传递给我们协会。协会代理事长蒋纪周很重视此事，协会针对这个问题多次召开会议，并召集包括台湾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开明书店等主要出版社参加。
带着“私人保证书”来到大陆
要不要去参加上海的活动？因为两岸文化方面根本没有交流，大多数出版社对前往中国大陆办展顾虑重重，认为一旦派出代表，也许再也不能回到岛内，如果去了后回不来怎么办？这是当时大家最担心的问题——因为当局宣布的也只是让探亲，我们去参加书展是否合法？
后来，参加会议的人分成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意见，一派认为应该要去，另一派则不赞成。我自己觉得既然有这样一个机会，就应该到同样是中文出版的对岸去看一看。因为我们认为开放探亲的脚步不会停下来，两岸的交流也不会仅停留在探亲的层面。另外，我们觉得文化交流的切入，在当时的环境下是很恰当的。因为两岸还谈不上经贸交流——经贸交流会牵扯到投资的问题，而文化交流基本上同宗同文，虽然一边用简体字，一边用繁体字，但它牵扯的问题较少，基本上是人与人间的接触。
最后，我们主张成行的一派占了大多数。7家台湾出版社派了代表，组成了12人参展的代表团，另有包括《中国时报》记者应凤凰、文学家柏杨等，我被推举为代表团的领队。
经过报备，当局允许我们离岛，但不让带书籍。协会的理解是主办单位制订出预算、到香港去采购，当时香港市场上有80%都是台湾图书。这样参展的书有了着落。
“海峡两岸图书展览”最后定于1988年10月20日-26日在上海举办。离岛之前，应协会代理事长蒋纪周的要求，刘冰以私人名义给整个代表团写了一张保证安全返台的“私人保证书”，我们揣着这份保证书第一次踏上大陆土地。当时以探亲的名义赴大陆的台湾代表，可以通过香港、日本转机到大陆。但是我和团里的另外两人因为在大陆没有任何亲属，只能以旅游的名义先去了日本，从日本转机到达上海，行程上还算顺利。到上海后，我们被安排在位于茂名南路的老锦江饭店。我印象中，当时的上海夜很黑，没什么路灯，我记得去游览黄埔江时，现在繁华的外滩景观大道还长着杂草。1993年参加杭州出版洽谈会，回程路过上海，住在白渡桥边海鸥饭店，从高楼上望向外滩，已是人潮汹涌，繁华展现。
那是一次收获满满的交流
据了解，在我们决定参加书展后，大陆这边就很用心地进行筹备。当时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的主席是林丽蕴，她出面邀请我们。新闻出版总署指定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与上海的中国科技图书公司、台贸国际有限公司一起，作为这次海峡两岸书展的主办方。书展被安排在科技图书公司三楼的文化商场，接待规模可达上万人。
汪道涵出席了两岸书展并剪彩，当时他刚刚从上海市市长职位上退下来。在与汪老交流时，我提了一个建议：两岸是否可成立一个民间交流的窗口。后来两岸分别成立了海协会、海基会，我不敢说我的建议是否起了作用，但是在它们成立前，我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那次书展办得很成功，最高兴的是我们见到了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的成员，终于找到了大陆相应的行业组织。
在上海待了5天后，我们一行人又到北京，与中国新闻出版总署下属的中华版权公司，进行了海峡两岸第一次版权贸易洽谈会。这次会谈没有版权开放的具体时间表诞生，但是互相结识为之后的版权开放打下了基础。最重要的我们都感到了对方的坦诚，这为以后每年定期的图书交流埋下了伏笔。这次书展除了行业间的交流外，我们收获到最多的是同胞的亲情。为办好书展活动，科技公司把他们职工使用的餐厅改装为“乡思阁”，接待客人，叫人好不激动。我记得离开大陆前，在广州出境口岸洲头嘴话别，当时为我们送行的全国台联的林岩经理、鲍毅经理等人，都流下了眼泪。
我们中国人真的很聪明，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此后，从1990年开始，台湾出版界每年都会派人前往大陆交流。到了1994年，大陆出版界第一次在台湾举办了大型书展。这次书展在台北很轰动，许多离开家乡40余年的老兵，互相搀扶着赶到台北来参观，当他们从展出的书籍中再次看到自己家乡的山山水水，激动得老泪纵横。
最大的华文市场还是在大陆
一路走来，两岸文化出版交流有已有20多年了。2008年9月在台北举行了“纪念海峡两岸出版交流20周年系列活动”，两岸图书交易会上，销售码洋为1225万元人民币，版权贸易102项。从两岸隔绝到如今的喜人成绩，两岸业界同仁的努力都在其中。
这20多年间，两岸合作出版洽谈会举行了11次，是关于版权贸易和合作出版，是商业性的；而作为文化交流的“华文出版联谊会议”，进行了13次。华文出版联谊会议成立于1994年，最初成员是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三地的出版业者，每两年在大陆、香港、台湾轮流举办，1995年第一届华文出版联谊会议在香港召开。1997年开始，联谊会议改为每年一次，2003年7月联谊会议也将澳门纳为正式会员，成为了两岸四地华文联谊会议；后来我们注意到，这个会议是高层面的，很多年轻人没有机会参加，就在2005年成立了“两岸杰出青年出版专业研讨会”，目前看来这个会议比联谊会议要活泼，联谊会议成为一种交流机制。
当然不可能一直交流不做生意。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在2003年5月颁布了针对台商投资大陆出版业的管理办法。在办法出台后不久，我们出版协会就组团来大陆考察出版合作环境的投资，我们首先选择了福建，因为大家都讲福建与台湾有地缘、血缘、文缘、商缘、法缘“五缘”。台湾很多人都是从福建过去的，像我的祖籍是福建南安，到我这代在台湾是第6代了。
通过考察，我们选择了与福建的外文书店合作，采用股份制开设了闽台书城，从试营业至今，这个书城营运正常。闽台书城在金门办过两次书展，我们希望通过这种交流活动能衍生出其它一些投资活动。后来台湾出版业界又在厦门开了一家台湾书城，整体运行情况还不错。
大陆市场是我们很看重的。因为台湾图书出版业的竞争非常激烈，台湾实行自由登记制度。出版社高峰时有近万家，一年出版的新书大概有4万多种，而2300万的台湾人口，很难消化这么多的图书产品。台湾出版业面临的问题是，书出版了，只要上架一周之内没人动，马上下架，进仓库。台湾最近流行的叫“四库全书”——四个仓库全部都是书。书出得太快太多，很快就把仓库堆满了。而大陆则不同，这里是世界最大的华文市场，有世界1/5人口的阅读量，商机无限。
我一直在思考，两岸的合作怎样能找到一个“据点”？我有一个想法，是能否在大陆成立一个台湾出版商协会，作为台湾出版业来大陆发展、协商的管道。下一步我们会着手与相关部门探讨这个问题。
这是1949年之后，台湾地区第一个以行业团体的形式正式来到中国大陆的代表团。其时，台湾当局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刚刚开始，而台方仍坚持“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
从那时至今，陈恩泉前后300多次来往大陆，为两岸出版交流奔波了20多年,成为两岸出版界耳熟能详的人物。
常言道，凡走过的路，必留下痕迹。两岸交流，亦复如是。
两岸关系，从历史的演变过程来看，可追溯百年。两岸风风雨雨，也已度过了半个世纪。这期间两岸的发展，尤其是出版的交流，均能坚持信念，坦诚相待。毕竟，我们传承的都是中华文化。
——陈恩泉
一次午餐会促成的“海峡两岸图书展览”
我们跟大陆来往是在1988年，当时两岸还没有开放。隔绝将近40年的两岸，各自的教育过程在今天看来，都是不可想象的。最大的区别，就是互相批判对方。比如台湾当年告诉民众“大陆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大陆同胞很贫穷，都靠吃香蕉皮、吃树皮生活；而大陆这边据了解更多讲到的也是“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之类。现在看来，这些都是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带着很强的时代色彩。
不过，时代总会进步。1979年元旦，大陆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出希望两岸“三通”，讲了一些“两岸同胞是一家人”之类的诉求。当然，照当时的解读，我们认为这是“统战”，但实际上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是人性、亲情的感召。就像1987年蒋经国宣布1949年到台湾去的老兵可以还乡探亲，也是一样。
你想当时老兵们随国民党到台湾，跟自己的亲人隔绝了几十年，哪个不想家？到台湾时，跟他们讲的是“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但五年之后，却没能兑现。其实当时很多人都已经认命，认为要活下去，只能呆在台湾，但谁都没料到会在这里生活四五十年回不了家。他们太想家了！所以很多老兵在1986年、1987年就到当时的立法部门去控告，要求返乡。那个时候其实两岸间人们私底下有一些接触，但大家希望能有突破，能够在台面上正当来往。所以，台湾当局在1987年11月宣布了老兵可以还乡探亲。
当然，两岸间的交往仅仅就是在探亲的层面上，与文化交流无关。
1988年5月，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杨尚昆在访问美国期间，在纽约举行了一次中美文化交流的会议。在这次会议的午餐会上，正好有我们出版界的台商，杨尚昆就提出台湾出版界是否可以在上海举办一个书展，进行两岸文化交流。这个书展后来被命名为“海峡两岸图书展览”。
当时在美国洛杉矶长青书局的刘冰被推举来促成此事。刘冰出生在上海，赴美前又曾担任过台湾三家出版社的经理，在两岸出版界有一定的声望。他很快将信息传递给我们协会。协会代理事长蒋纪周很重视此事，协会针对这个问题多次召开会议，并召集包括台湾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开明书店等主要出版社参加。
带着“私人保证书”来到大陆
要不要去参加上海的活动？因为两岸文化方面根本没有交流，大多数出版社对前往中国大陆办展顾虑重重，认为一旦派出代表，也许再也不能回到岛内，如果去了后回不来怎么办？这是当时大家最担心的问题——因为当局宣布的也只是让探亲，我们去参加书展是否合法？
后来，参加会议的人分成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意见，一派认为应该要去，另一派则不赞成。我自己觉得既然有这样一个机会，就应该到同样是中文出版的对岸去看一看。因为我们认为开放探亲的脚步不会停下来，两岸的交流也不会仅停留在探亲的层面。另外，我们觉得文化交流的切入，在当时的环境下是很恰当的。因为两岸还谈不上经贸交流——经贸交流会牵扯到投资的问题，而文化交流基本上同宗同文，虽然一边用简体字，一边用繁体字，但它牵扯的问题较少，基本上是人与人间的接触。
最后，我们主张成行的一派占了大多数。7家台湾出版社派了代表，组成了12人参展的代表团，另有包括《中国时报》记者应凤凰、文学家柏杨等，我被推举为代表团的领队。
经过报备，当局允许我们离岛，但不让带书籍。协会的理解是主办单位制订出预算、到香港去采购，当时香港市场上有80%都是台湾图书。这样参展的书有了着落。
“海峡两岸图书展览”最后定于1988年10月20日-26日在上海举办。离岛之前，应协会代理事长蒋纪周的要求，刘冰以私人名义给整个代表团写了一张保证安全返台的“私人保证书”，我们揣着这份保证书第一次踏上大陆土地。当时以探亲的名义赴大陆的台湾代表，可以通过香港、日本转机到大陆。但是我和团里的另外两人因为在大陆没有任何亲属，只能以旅游的名义先去了日本，从日本转机到达上海，行程上还算顺利。到上海后，我们被安排在位于茂名南路的老锦江饭店。我印象中，当时的上海夜很黑，没什么路灯，我记得去游览黄埔江时，现在繁华的外滩景观大道还长着杂草。1993年参加杭州出版洽谈会，回程路过上海，住在白渡桥边海鸥饭店，从高楼上望向外滩，已是人潮汹涌，繁华展现。
那是一次收获满满的交流
据了解，在我们决定参加书展后，大陆这边就很用心地进行筹备。当时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的主席是林丽蕴，她出面邀请我们。新闻出版总署指定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与上海的中国科技图书公司、台贸国际有限公司一起，作为这次海峡两岸书展的主办方。书展被安排在科技图书公司三楼的文化商场，接待规模可达上万人。
汪道涵出席了两岸书展并剪彩，当时他刚刚从上海市市长职位上退下来。在与汪老交流时，我提了一个建议：两岸是否可成立一个民间交流的窗口。后来两岸分别成立了海协会、海基会，我不敢说我的建议是否起了作用，但是在它们成立前，我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那次书展办得很成功，最高兴的是我们见到了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的成员，终于找到了大陆相应的行业组织。
在上海待了5天后，我们一行人又到北京，与中国新闻出版总署下属的中华版权公司，进行了海峡两岸第一次版权贸易洽谈会。这次会谈没有版权开放的具体时间表诞生，但是互相结识为之后的版权开放打下了基础。最重要的我们都感到了对方的坦诚，这为以后每年定期的图书交流埋下了伏笔。这次书展除了行业间的交流外，我们收获到最多的是同胞的亲情。为办好书展活动，科技公司把他们职工使用的餐厅改装为“乡思阁”，接待客人，叫人好不激动。我记得离开大陆前，在广州出境口岸洲头嘴话别，当时为我们送行的全国台联的林岩经理、鲍毅经理等人，都流下了眼泪。
我们中国人真的很聪明，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此后，从1990年开始，台湾出版界每年都会派人前往大陆交流。到了1994年，大陆出版界第一次在台湾举办了大型书展。这次书展在台北很轰动，许多离开家乡40余年的老兵，互相搀扶着赶到台北来参观，当他们从展出的书籍中再次看到自己家乡的山山水水，激动得老泪纵横。
最大的华文市场还是在大陆
一路走来，两岸文化出版交流有已有20多年了。2008年9月在台北举行了“纪念海峡两岸出版交流20周年系列活动”，两岸图书交易会上，销售码洋为1225万元人民币，版权贸易102项。从两岸隔绝到如今的喜人成绩，两岸业界同仁的努力都在其中。
这20多年间，两岸合作出版洽谈会举行了11次，是关于版权贸易和合作出版，是商业性的；而作为文化交流的“华文出版联谊会议”，进行了13次。华文出版联谊会议成立于1994年，最初成员是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三地的出版业者，每两年在大陆、香港、台湾轮流举办，1995年第一届华文出版联谊会议在香港召开。1997年开始，联谊会议改为每年一次，2003年7月联谊会议也将澳门纳为正式会员，成为了两岸四地华文联谊会议；后来我们注意到，这个会议是高层面的，很多年轻人没有机会参加，就在2005年成立了“两岸杰出青年出版专业研讨会”，目前看来这个会议比联谊会议要活泼，联谊会议成为一种交流机制。
当然不可能一直交流不做生意。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在2003年5月颁布了针对台商投资大陆出版业的管理办法。在办法出台后不久，我们出版协会就组团来大陆考察出版合作环境的投资，我们首先选择了福建，因为大家都讲福建与台湾有地缘、血缘、文缘、商缘、法缘“五缘”。台湾很多人都是从福建过去的，像我的祖籍是福建南安，到我这代在台湾是第6代了。
通过考察，我们选择了与福建的外文书店合作，采用股份制开设了闽台书城，从试营业至今，这个书城营运正常。闽台书城在金门办过两次书展，我们希望通过这种交流活动能衍生出其它一些投资活动。后来台湾出版业界又在厦门开了一家台湾书城，整体运行情况还不错。
大陆市场是我们很看重的。因为台湾图书出版业的竞争非常激烈，台湾实行自由登记制度。出版社高峰时有近万家，一年出版的新书大概有4万多种，而2300万的台湾人口，很难消化这么多的图书产品。台湾出版业面临的问题是，书出版了，只要上架一周之内没人动，马上下架，进仓库。台湾最近流行的叫“四库全书”——四个仓库全部都是书。书出得太快太多，很快就把仓库堆满了。而大陆则不同，这里是世界最大的华文市场，有世界1/5人口的阅读量，商机无限。
我一直在思考，两岸的合作怎样能找到一个“据点”？我有一个想法，是能否在大陆成立一个台湾出版商协会，作为台湾出版业来大陆发展、协商的管道。下一步我们会着手与相关部门探讨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