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下旬的武汉，春光明媚，微风轻抚脸颊，传递着春的丝丝暖意。记者穿过条条小巷，在汉口胜利街与黎黄陂路的交叉路口，一座坐西向东的三层红砖洋房映入眼帘。这座红墙赤瓦、临街而立的三层西式洋房，在汉口租界区看来极其普通，然而就在94年前，这里一度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指挥中国革命的“心脏”。
　　
　　革命中心转移，群英汇聚武汉
　　1926年年底，北伐军攻占武昌之后，革命势力迅速由中国南部扩展到中部地区，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从广州迁都武汉。中国共产党在武汉面临着工作任务异常繁重、斗争极其错综复杂的局面。
　　为适应形势的需要，1926年9月起，张国焘、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蔡和森、向警予等第四届中央执委会委员和大部分候补委员纷纷汇集武汉。
　　1926年10月至12月，刘少奇、毛泽东、吴玉章、恽代英、张太雷等奉命相继抵达武汉，加强对北伐军攻克地区的工运、农运等工作。
　　1927年4月初，在汉的中央执委会委员、湖北区执委会委员和共产国际代表举行联席会议，开始行使党的最高职权。同月中旬，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乘船从上海来到武汉，标志着中共中央正式迁汉。
　　到1927年4月下旬，原在上海的中央机关陆续完成搬迁，中央秘书处、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农委、中央工委、中央妇委、中央军委等部门全部集中于武汉。武汉成为大革命的中心和国共合作的重要政治舞台，被人们称为“赤都”。
　　遭逢历史巨变，在曲折中苦苦求索
　　1927年春，以武汉为中心的大革命洪流汹涌澎湃。革命统一战线内部，蒋介石右派集团为实现反革命政变的目的，加速同帝国主义、豪绅买办阶级勾结。1927年3月，蒋介石先后在赣州、南昌、九江、安庆等地制造反革命惨案，摧残革命力量。
　　随着“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及“七一五”“分共”后，大革命全面失败，国内政治局势急剧逆转，原来生机勃勃的中国南部一片腥风血雨。国民党疯狂逮捕、屠杀工人领袖和革命群众，制造白色恐怖。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在极其险恶的局势下，党内思想异常混乱，一些同志和不坚定分子离开党的队伍，党员数量急剧减少到1万多人。与此同时，工农运动走向低沉，相当多的中间人士同共产党拉开了距离。事实表明：中国革命已进入低潮。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中共中央在汉期间，正是大革命形势由高潮向低潮逆转的特殊时期。从1926年9月至1927年10月，短短一年间，在错综复杂的革命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领导者们日以继夜、运筹帷幄，苦苦探求挽救革命的道路。
　　
　　应对血雨腥风，
　　一系列重大决策在这里作出
　　沿着狭窄的木质楼梯蜿蜒而上，经过复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室、接待室等展现在眼前，空间不大却饱含着历史的沉淀和沧桑。常委会会议室在2楼，几张桌子拼成的长桌上放着旧式热水瓶，旁边一张桌子上摆放着老式打字机、笔墨、纸张等。1926年至1927年，这间看似普通的会议室一度成为中国共产党指挥革命的中心。特别是1927年4月下旬至6月下旬，这里异常繁忙，经常是白天人来人往，晚上灯火通明。
　　5月21日“马日事变”前后，中央宣传委员会在此召开，研究湖南农民问题，瞿秋白、蔡和森、彭述之、李富春、陈绍禹、毛泽东、沈雁冰等人参加了会议。中共中央领导人蔡和森、周恩来、瞿秋白、李维汉等在此会见各省党的负责人，商议和布置工作。
　　7月4日，在革命面临严重危机的关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汉举行扩大会议。当时，被紧急从湖南召回武汉的毛泽东明确提出，农民武装可以“上山”或加入同党有联系的军队中去，以保存革命的力量。毛泽东还指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可惜的是，当时这个建议并没有被付诸实施。
　　7月中下旬，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连续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挽救革命的三项重大决策，一是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二是举行湘鄂赣粤四省秋收暴动，三是召开中央紧急会议，讨论和决定新时期的方针和政策。
　　“据不完全统计，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这里召开了40多次会议，包括筹备中共五大。他们在这里分析革命形势，对重大事件作出决策，研究决定各省的省委书记和一些重大的人事事项。当时这里是中国革命的指挥中心。”纪念馆相关负责人介绍。
　　面对大革命由高潮转向失败的严峻形势，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了中共五大和八七会议，作出了发动南昌起义和秋收暴动等一系列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决策，实现了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兴起的历史性转折。
　　流年似水，歲月如歌。94年过去，这座老建筑如一位沧桑老者静静矗立在繁华的汉口街头，历经着岁月的洗礼，默默地守护着渐行渐远的历史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