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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4年6月21日召开的中华伏羲文化暨易文化、龙文化学术研讨会，其特征及成果有：《伏羲文化大典》（以下简称“大典”）编纂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以多元视角研究伏羲文化，伏羲生地出现争议，古文明新标准问题有新见，重视对古文明遗迹的考证。本文对此次会议内容及成果进行了述评。
【关键词】伏羲文化;易文化;龙文化;《伏羲文化大典》
2014年6月21日，中华伏羲文化暨易文化、龙文化学术研讨会在甘肃省天水市举行。会议由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天水市人民政府主办，西北师范大学国学中心等承办。大会由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西北师范大学国学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伏俊琏教授主持。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会长张津梁、中共天水市政府副市长宋德雄、天水市宣传部长彭鸿嘉先后致辞，肯定了此次会议的价值与意义。
研讨会于分为上午和下午两场进行。甘肃省原政协副主席周宜兴、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张敏、山东菏泽历史考古研究所所长潘建荣、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张光义、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刘新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蒙培元、南开大学哲学教授吴克峰、南开大学历史学教授朱彦民、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张涛、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邓瑞全、陕西省周易学会会长李耀堂、甘肃华夏易经研究院院长墨入源、周易专家殷旵、周易学家尹红卿、中华龙凤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庞进等分别出席或作大会报告。来自全国各地的65名学者、专家参加了研讨会，会议共收到25篇论文（提纲），现将会议内容特征及取得成果述评如下。
一、以《大典》为标志的伏羲文化研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在《大典》项目推动下，伏羲文化研究获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研讨会属于《大典》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的提交论文有7篇，占论文总数的28%。伏俊琏《伏羲氏的历史贡献与“文明起源”诸要素的探讨——兼论两千多年来伏羲文化研究的启示》一文列举了中国古典学术对文明起源标准的历次探讨，并对20世纪伏羲文化研究特点进行了分析。文章指出：“伏羲文化的研究与中华民族精神的探讨结合起来，是本课题未来研究的趋向。”漆子扬、漆晓勤《伏羲不同名称考辨》一文统计了《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文献中记载伏羲的20个共计4876条不同名称，并进行了整理归纳。房伊宁《伏羲对人类的贡献》总结了古籍记载伏羲的历史功绩。左颖《女娲称谓及形象考》归纳了古籍中女娲的不同称谓及事迹。芦婷《汉魏六朝赋中的女娲形象与文学母题的形成》一文探讨了女娲在汉魏六朝成为文学母题的演化过程。赵丽娜《女娲文化实践中的问题与前景》一文认为女娲文化发展的基本途径是坚持传统和创新发展、坚持文化生态之路。豆红桥《首届中华始祖文化研讨会述评》一文综述了2013年中华始祖文化研讨会的特点及成果。
二、以多元视角研究伏羲文化、易文化和龙文化
本次研讨会以哲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多元视角研究中华伏羲文化、易文化和龙文化，使研究获得了独特的视角和方法。这方面的文章有8篇，虽然数量不多，但独具特色。
周宜兴《“易”与“龙”是中华民族起源文化的核心》一文认为早在前仰韶文化时期，渭河上游已经出现了农业经济，指出华夏族团的文化核心由“易”的哲理和“龙”的崇拜构成，二者都起源于伏羲时代。庞进《三皇·伏羲·龙文化》一文指出龙的融合过程，也即龙意识、龙崇拜的产生过程，是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华胥开始。龙崇拜的形成，反映了伏羲、女娲、炎帝族团不断融合的历程，龙是部族凝聚、强大的标志。 庞进《试论中华民族的龙道信仰》一文提出龙道可以成为中华民族根本性信仰的观点，论述了龙道信仰的内容、优势、特征、功能，对龙道信仰的非宗教性，以及龙道信仰怎样才能被认知和秉持作了说明。潘建荣《试说以龙凤为图腾的三皇五帝祖源文化》一文认为凤族的代表人物是女娲、少昊、风后、力牧、大鸿、颛顼、帝喾、舜、皋陶、伯益、垂、费仲等;龙族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共工、炎帝、蚩尤、黄帝、四岳、尧、鲧、禹等。
张涛先生做主题发言，特别介绍了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易学文化研究院与国学网合作编纂的《中华易学全书》项目。《全书》收录了最新点校的《四库全书》经部易类的177种典籍，共计1757卷，2800多万字，2000多幅易图。墨入源《浅议易学研究融入社会文化建设的途径》一文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灵魂，《易经》对传统文化的影响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对当今社会发展需求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王立武《中国八卦哲学思想体系及特点》一文从动态和静态两方面解读了伏羲八卦哲学思想的体系和丰富多彩的内涵。
三、关于伏羲生地的争议
在伏羲文化研究中，由于伏羲本身的年代邈远及文献资料的匮乏和错乱，有许多问题在学界一直聚讼不休，其中伏羲生地就是这类“悬案”之一。随着研究的深入，分歧、争议在所难免。本次研讨会上潘建荣先生撰写的两篇文章阐述了伏羲生于山东雷泽的观点，驳斥了伏羲生于甘肃成纪的说法。潘文认为这个问题源于人们对古籍的断句标点。
潘先生《中华龙文化源于雷泽》一文认为龙的原型是“巨型湾鳄”，“山东菏泽是龙文化的发源地”。华胥在雷泽东岸“成”这个地方生下伏羲。“与黄帝大战的炎帝蚩尤也是生在这里”，舜“从出生、渔耕、辅尧、禅让、立邦、死亡都在菏泽” 。
潘先生另一篇《伏羲生于雷泽考》一文认为“第一代伏羲的真正出生地，在山东省菏泽市境内的古雷泽东岸一个被称为‘成’的地方”。继而考证雷泽所在地在菏泽北部。在此基础上，潘文驳斥了伏羲生于甘肃成纪之说。理由是“甘肃成纪没有雷泽，又不在东方的震位，这是伏羲生于甘肃成纪说无法逾越的鸿沟”。文章驳斥道：“《帝王世纪》的记载如果不是误把成阳写作成纪，则就是在标点断句上出了问题。笔者认为，正确的断句标点应该为：‘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伏牺于成，纪蛇身人首。’其实最早的纬书《诗含神雾》载：‘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宓牺。’《易·系辞传》曰：‘有大人迹出于雷泽，华胥履之，而生包牺。’这清楚地表明，伏羲生于雷泽，而不是成纪……可见生于成纪说，纯属断句之误。”此说引起很大反响。 四、对古文明新标准问题的理论深化
2013年的研讨会上，周宜兴先生《始祖文化与天水》一文提出建立中国的五条古文明标准，本次研讨会伏俊琏教授《伏羲氏的历史贡献与“文明起源”诸要素的探讨——兼论两千多年来伏羲文化研究的启示》一文对周文进行了回应，是对古文明新标准问题的理论深化。文章指出，古代史学界对文明起源标志的讨论是由西方考古学家按照西方的考古实践首先提出来的。近百年中国学术界从学科分类到理论建构，依据的基本都是西方理论。所以，学术界对文明起源标准的讨论存在两个明显不足：一是忽视了中国古典学术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二是考古学家对历史的认识大多局限于考古发掘，而考古发掘本身就是对历史上偶然堆积的物质文化的偶然发现。同时指出“文字是人类用来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定义的缺陷性，认为语言是人类表情达意进行交流的语音过程，文字在记录这种语音的符号之前，有一个记录所表达的“意思”过程，这就是表意文字。
这些观点获得了与会学者的广泛认同。无疑，这对于目前进行的伏羲文化研究具有指导和启发意义。
五、重视对古文明遗迹的考证与研究
重视对以三皇五帝为代表的中华始祖文明及西方文明遗迹的考证与研究，也是本次会议的一个特色。
庞进《三皇·伏羲·龙文化》一文以古籍文献、民间传说和考古发现为依据，对三皇、伏羲、龙文化进行了梳理，提出了“前三皇”（有巢、燧人、华胥）、“后三皇”（伏羲、女娲、炎帝）和“伏羲时代”、“大伏羲”等概念;将伏羲时代定位在公元前8000年即距今约10000年至公元前3500年即距今约5500年;认为通常说的中华“上下五千年”可以理解为“上五千年”和“下五千年”，“上五千年”由伏羲开创，“下五千年”由黄帝开创。蒙培元《伏羲何以是“人文始祖”》一文指出：“渭河是中华民族文明开发最早的地方，而伏羲就活动在这里。渭河是黄河文明的一个支流，可不可以说黄河文明发端于渭河流域，请大家研究。” 凯同《探析秦人精神和商鞅变法成功的关系》一文认为促使商鞅变法成功的内因在于“秦人的精神”，秦人精神就是“注重竞争，追逐利益，兼收并蓄，开拓进取”。
侯丕勋《华夏祖居地及其方位考辨》一文从音韵学和语义学角度考察了“昆仑山”与“崑崙山”名称的由来和演变。认为华夏祖居地大体限于今黄土高原的北起崆峒山地区，南部包括庄浪、秦安、清水、天水、秦州区、西和、礼县等县及其西部静宁、甘谷二县的一部分地方。这一地区的名称，既不叫“昆仑”，也不叫“崑崙”，而当初的名称则叫“空龙”。王钰《“敦煌出土伏羲女娲砖雕图”小考》一文认为敦煌出土的西晋伏羲女娲浮雕砖图，伏羲胸部一只凶猛的大鹏与秦人崇拜“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李永平、尤宝铭《飞翔的神灵——中国西北地区出土西方神话遗迹遗物》一文就甘肃靖远出土的西式神人纹镏金银盘、宁夏固原出土的神人纹镏金银壶、新疆出土的希腊罗马神话和印度教神话文物等从文化人类学角度进行解读和阐释。
【关键词】伏羲文化;易文化;龙文化;《伏羲文化大典》
2014年6月21日，中华伏羲文化暨易文化、龙文化学术研讨会在甘肃省天水市举行。会议由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天水市人民政府主办，西北师范大学国学中心等承办。大会由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西北师范大学国学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伏俊琏教授主持。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会长张津梁、中共天水市政府副市长宋德雄、天水市宣传部长彭鸿嘉先后致辞，肯定了此次会议的价值与意义。
研讨会于分为上午和下午两场进行。甘肃省原政协副主席周宜兴、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张敏、山东菏泽历史考古研究所所长潘建荣、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张光义、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刘新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蒙培元、南开大学哲学教授吴克峰、南开大学历史学教授朱彦民、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张涛、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邓瑞全、陕西省周易学会会长李耀堂、甘肃华夏易经研究院院长墨入源、周易专家殷旵、周易学家尹红卿、中华龙凤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庞进等分别出席或作大会报告。来自全国各地的65名学者、专家参加了研讨会，会议共收到25篇论文（提纲），现将会议内容特征及取得成果述评如下。
一、以《大典》为标志的伏羲文化研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在《大典》项目推动下，伏羲文化研究获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研讨会属于《大典》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的提交论文有7篇，占论文总数的28%。伏俊琏《伏羲氏的历史贡献与“文明起源”诸要素的探讨——兼论两千多年来伏羲文化研究的启示》一文列举了中国古典学术对文明起源标准的历次探讨，并对20世纪伏羲文化研究特点进行了分析。文章指出：“伏羲文化的研究与中华民族精神的探讨结合起来，是本课题未来研究的趋向。”漆子扬、漆晓勤《伏羲不同名称考辨》一文统计了《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文献中记载伏羲的20个共计4876条不同名称，并进行了整理归纳。房伊宁《伏羲对人类的贡献》总结了古籍记载伏羲的历史功绩。左颖《女娲称谓及形象考》归纳了古籍中女娲的不同称谓及事迹。芦婷《汉魏六朝赋中的女娲形象与文学母题的形成》一文探讨了女娲在汉魏六朝成为文学母题的演化过程。赵丽娜《女娲文化实践中的问题与前景》一文认为女娲文化发展的基本途径是坚持传统和创新发展、坚持文化生态之路。豆红桥《首届中华始祖文化研讨会述评》一文综述了2013年中华始祖文化研讨会的特点及成果。
二、以多元视角研究伏羲文化、易文化和龙文化
本次研讨会以哲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多元视角研究中华伏羲文化、易文化和龙文化，使研究获得了独特的视角和方法。这方面的文章有8篇，虽然数量不多，但独具特色。
周宜兴《“易”与“龙”是中华民族起源文化的核心》一文认为早在前仰韶文化时期，渭河上游已经出现了农业经济，指出华夏族团的文化核心由“易”的哲理和“龙”的崇拜构成，二者都起源于伏羲时代。庞进《三皇·伏羲·龙文化》一文指出龙的融合过程，也即龙意识、龙崇拜的产生过程，是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华胥开始。龙崇拜的形成，反映了伏羲、女娲、炎帝族团不断融合的历程，龙是部族凝聚、强大的标志。 庞进《试论中华民族的龙道信仰》一文提出龙道可以成为中华民族根本性信仰的观点，论述了龙道信仰的内容、优势、特征、功能，对龙道信仰的非宗教性，以及龙道信仰怎样才能被认知和秉持作了说明。潘建荣《试说以龙凤为图腾的三皇五帝祖源文化》一文认为凤族的代表人物是女娲、少昊、风后、力牧、大鸿、颛顼、帝喾、舜、皋陶、伯益、垂、费仲等;龙族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共工、炎帝、蚩尤、黄帝、四岳、尧、鲧、禹等。
张涛先生做主题发言，特别介绍了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易学文化研究院与国学网合作编纂的《中华易学全书》项目。《全书》收录了最新点校的《四库全书》经部易类的177种典籍，共计1757卷，2800多万字，2000多幅易图。墨入源《浅议易学研究融入社会文化建设的途径》一文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灵魂，《易经》对传统文化的影响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对当今社会发展需求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王立武《中国八卦哲学思想体系及特点》一文从动态和静态两方面解读了伏羲八卦哲学思想的体系和丰富多彩的内涵。
三、关于伏羲生地的争议
在伏羲文化研究中，由于伏羲本身的年代邈远及文献资料的匮乏和错乱，有许多问题在学界一直聚讼不休，其中伏羲生地就是这类“悬案”之一。随着研究的深入，分歧、争议在所难免。本次研讨会上潘建荣先生撰写的两篇文章阐述了伏羲生于山东雷泽的观点，驳斥了伏羲生于甘肃成纪的说法。潘文认为这个问题源于人们对古籍的断句标点。
潘先生《中华龙文化源于雷泽》一文认为龙的原型是“巨型湾鳄”，“山东菏泽是龙文化的发源地”。华胥在雷泽东岸“成”这个地方生下伏羲。“与黄帝大战的炎帝蚩尤也是生在这里”，舜“从出生、渔耕、辅尧、禅让、立邦、死亡都在菏泽” 。
潘先生另一篇《伏羲生于雷泽考》一文认为“第一代伏羲的真正出生地，在山东省菏泽市境内的古雷泽东岸一个被称为‘成’的地方”。继而考证雷泽所在地在菏泽北部。在此基础上，潘文驳斥了伏羲生于甘肃成纪之说。理由是“甘肃成纪没有雷泽，又不在东方的震位，这是伏羲生于甘肃成纪说无法逾越的鸿沟”。文章驳斥道：“《帝王世纪》的记载如果不是误把成阳写作成纪，则就是在标点断句上出了问题。笔者认为，正确的断句标点应该为：‘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伏牺于成，纪蛇身人首。’其实最早的纬书《诗含神雾》载：‘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宓牺。’《易·系辞传》曰：‘有大人迹出于雷泽，华胥履之，而生包牺。’这清楚地表明，伏羲生于雷泽，而不是成纪……可见生于成纪说，纯属断句之误。”此说引起很大反响。 四、对古文明新标准问题的理论深化
2013年的研讨会上，周宜兴先生《始祖文化与天水》一文提出建立中国的五条古文明标准，本次研讨会伏俊琏教授《伏羲氏的历史贡献与“文明起源”诸要素的探讨——兼论两千多年来伏羲文化研究的启示》一文对周文进行了回应，是对古文明新标准问题的理论深化。文章指出，古代史学界对文明起源标志的讨论是由西方考古学家按照西方的考古实践首先提出来的。近百年中国学术界从学科分类到理论建构，依据的基本都是西方理论。所以，学术界对文明起源标准的讨论存在两个明显不足：一是忽视了中国古典学术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二是考古学家对历史的认识大多局限于考古发掘，而考古发掘本身就是对历史上偶然堆积的物质文化的偶然发现。同时指出“文字是人类用来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定义的缺陷性，认为语言是人类表情达意进行交流的语音过程，文字在记录这种语音的符号之前，有一个记录所表达的“意思”过程，这就是表意文字。
这些观点获得了与会学者的广泛认同。无疑，这对于目前进行的伏羲文化研究具有指导和启发意义。
五、重视对古文明遗迹的考证与研究
重视对以三皇五帝为代表的中华始祖文明及西方文明遗迹的考证与研究，也是本次会议的一个特色。
庞进《三皇·伏羲·龙文化》一文以古籍文献、民间传说和考古发现为依据，对三皇、伏羲、龙文化进行了梳理，提出了“前三皇”（有巢、燧人、华胥）、“后三皇”（伏羲、女娲、炎帝）和“伏羲时代”、“大伏羲”等概念;将伏羲时代定位在公元前8000年即距今约10000年至公元前3500年即距今约5500年;认为通常说的中华“上下五千年”可以理解为“上五千年”和“下五千年”，“上五千年”由伏羲开创，“下五千年”由黄帝开创。蒙培元《伏羲何以是“人文始祖”》一文指出：“渭河是中华民族文明开发最早的地方，而伏羲就活动在这里。渭河是黄河文明的一个支流，可不可以说黄河文明发端于渭河流域，请大家研究。” 凯同《探析秦人精神和商鞅变法成功的关系》一文认为促使商鞅变法成功的内因在于“秦人的精神”，秦人精神就是“注重竞争，追逐利益，兼收并蓄，开拓进取”。
侯丕勋《华夏祖居地及其方位考辨》一文从音韵学和语义学角度考察了“昆仑山”与“崑崙山”名称的由来和演变。认为华夏祖居地大体限于今黄土高原的北起崆峒山地区，南部包括庄浪、秦安、清水、天水、秦州区、西和、礼县等县及其西部静宁、甘谷二县的一部分地方。这一地区的名称，既不叫“昆仑”，也不叫“崑崙”，而当初的名称则叫“空龙”。王钰《“敦煌出土伏羲女娲砖雕图”小考》一文认为敦煌出土的西晋伏羲女娲浮雕砖图，伏羲胸部一只凶猛的大鹏与秦人崇拜“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李永平、尤宝铭《飞翔的神灵——中国西北地区出土西方神话遗迹遗物》一文就甘肃靖远出土的西式神人纹镏金银盘、宁夏固原出土的神人纹镏金银壶、新疆出土的希腊罗马神话和印度教神话文物等从文化人类学角度进行解读和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