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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元庆是中国现代书籍装帧史上杰出的画家。
陶元庆,字璇卿,1892年生于绍兴,与鲁迅同乡。他是鲁迅的学生许钦文的最好的朋友,由许钦文介绍而认识鲁迅。毕业于上海艺术师范的陶元庆,对中国传统绘画和西洋绘画都有广泛的涉猎和不俗的见识与修养。鲁迅赏识陶元庆,一再约请他设计封面,催生了一批中国新文学史上堪称绝品的封面佳作。
《苦闷的象征》是陶元庆为鲁迅绘制的封面中最早的一幅。日本厨川白村的这本文艺批评集,鲁迅翻译,1924年由北京新潮社出版。厨川白村认为:“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与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本。”人们为了排除“苦闷与懊恼”,就要运用文艺作武器进行战斗。白底上是红花和黑色、灰色线条组成的图案,内有一半裸女性,用温柔的舌,舔染了鲜血的三刺戟的尖头。郁悒中挣扎的形象,藏着无底的悲哀。鲁迅在书的《引言》中称赞陶元庆的封面,使《苦闷的象征》“被上了凄艳的新装”。新文艺书籍用图案作封面似由此开始。
鲁迅激赏的封面是《彷徨》。1926年8月北京北新书局出版的《彷徨》,是鲁迅的第二部小说集,收1924年至1925年所作小说11篇,多写知识分子的彷徨。橘红的底色上,以深蓝色的几何线条画着并列的三个人物,他们坐在椅子上百无聊赖地望着太阳。太阳昏昏沉沉、颠颠巍巍,正是落日时分。画家象征与写实兼具的笔意,恰到好处地表现了一种感到天之将晚,想有所行动,又缺乏果敢决心的精神状态。这是陶元庆极见功力的杰作,鲁迅说:“实在非常有力,看了使人感动。”
杂文集《坟》的封面色调低沉肃穆,“底色的外形非常特殊,棺椁与坟的排列及古木的地位都是最好的设计,不可移动一点。全幅画的色的情调颇含死的气息”(钱君:《陶元庆论》)。
回忆性散文集《朝花夕拾》的封面,画的是一位古装白袍的女子,从花园里抱回一根残枝,枝上的花朵已经凋零。橘黄的底色加重了人生秋意。书名和作者名字为鲁迅手笔。
鲁迅翻译的厨川白村的另一本文艺评论集《出了象牙之塔》和俄国阿尔志跋绥夫的中篇小说《工人绥惠略夫》的封面,前者是倚树而立的裸女,“未名丛刊”四字富有装饰意味;后者画面上部的图案抽象却又有中国元素。
《唐宋传奇集》上下册则是鲁迅手绘封面版样,而由陶元庆完成的。汉画像石的风尚与书的内容得到相当贴切的结合。
许钦文是陶元庆终生不渝的亲知至好。他的小说、散文集的封面,几乎都出自陶元庆之手。其中《故乡》的封面,俗称“大红袍”,更是中国现代书籍装帧的经典。
1935年3月,许钦文发表在《人间世》上的《陶元庆及其绘画》,记叙了“大红袍”的“诞生”经过:
当时住在北京的绍兴会馆里,日间到天桥的小戏馆去玩了一回,是故意引起一些儿童时代的回忆来的。晚上困到半夜后,他(陶元庆)忽然起来,一直到第二天的傍晚,一口气就画了这一幅。其中乌纱帽和大红袍的印象以外,还含着“吊死鬼”的美感。——绍兴在演大戏的时候,台上总要出现斜下着眉毛,伸长着舌头的吊死鬼,这在我和元庆都觉得是很美的。
“大红袍”确实不同凡响:“画面上那半仰脸的姿态,重叠着绍兴戏《女吊》的影子,那本是恐怖美的表现,去其病态,而保留悲苦、愤怒、坚强的神情。蓝衫、红袍和高底靴为古装戏所习见,把剑姿势取自京戏的武生,洵是融合多样,而别见丰采了。”(杨义:《中国新文学图志》)
据许钦文回忆,鲁迅看到“大红袍”后很喜欢,说:“有力量;对照强烈,仍然调和鲜明。握剑的姿态很醒目。”“这幅难得的画,应该好好地保存。”(《鲁迅和陶元庆》)为了保存这幅画,鲁迅亲自编选了许钦文的小说,结集成《故乡》,把“大红袍”用作《故乡》的封面。后来,鲁迅又用小说集《彷徨》的版税作为印刷费,帮助《故乡》出版。
《蝴蝶》《若有其事》等书的封面,都是各有特色的佳作。中篇小说《鼻涕阿二》的封面则另有一番风貌。“鼻涕阿二”是《鼻涕阿二》主人公菊花的诨号,这是因为她是“二胎女孩”。小说写了菊花的一生,揭露了封建宗法制度对妇女的戕害。全书诙谐的语调中有一种极好的反讽效果。封面却是一个扑蝶的半都会女郎。人物动作的轻灵,蝶衣的美丽,画家都有着工细的描摹。
陶元庆还为《语丝》《白露》《贡献》等杂志做过封面。钱君在评论《白露》封面时曾引用画家自己的解说:“一位女神,在眉月的光下,银色的波上,断续地吹着风箫。那一树尊贵的花听得格外精神起来。”这幅画的线条十分书法化,仿佛是赵孟的行书,遒劲而秀媚。
鲁迅一直关心、鼓励和支持着陶元庆。早在1925年,在《〈陶元庆氏西洋绘画展览会目录〉序》中鲁迅就高度评价了这位青年画家:“他对于笔触,色彩和趣味,是怎样的尽力与经心”,在西洋画上融合了中国情趣和技法,“固有的东方情调,又自然而然地从作品中渗出,融成特别的丰神了”。1927年,他在《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我要说的几句话》中再次赞扬陶元庆,“以新的形,尤其是新的色来写出他自己的世界,而其中仍有中国向来的魂灵—要字面免得流于玄虚,则就是:民族性。”他指出:“陶元庆君的绘画,是没有这两种桎梏的。”即是说,在中西两种异质的文化发生冲撞和会通的潮流中,陶元庆不仅没有泯灭民族性,又增添了“新的形”和“新的色”,成为一位拥有现代性和民族性的画家。
天妒英才。1929年8月6日,陶元庆在杭州突然患了伤寒,因医治不当而去世。
陶元庆的封面作品常用变形的人物装饰,既有民族的风格,又有西方的美感,在当时就得到普遍称誉。画家钱君说:元庆的画,“驱使自然,所以他是被称‘自然的父亲’的”(《陶元庆论》)。学者钟敬文说:“他的绘画的取材表现等方法,虽大概属于西方的,但里面都涵容着一种东方的飘逸的气韵。”(《陶元庆先生》)学者赵景深则说,对于绘画是外行,不敢多说什么,却常对人说:“元庆的画与李金发的诗堪称双绝。”(《哀陶元庆先生》)许广平1926年11月15日在给鲁迅的信中就预言:“觉得陶元庆画的封面很别致,似乎自成一派,将来仿效的人恐怕要多起来。”(《两地书》)
1931年8月14日夜,鲁迅先生披阅1928年北新书局出版的《陶元庆的出品》时,伤逝故友,在画集的空白页上写了如下文字:“此璇卿当时手订见赠之本也。倏忽已逾三载,而作者亦久已永眠于湖滨。草露易,留此为念。乌呼!”(《题〈陶元庆的出品〉》)辞质情深,读之令人动容。
陶元庆,字璇卿,1892年生于绍兴,与鲁迅同乡。他是鲁迅的学生许钦文的最好的朋友,由许钦文介绍而认识鲁迅。毕业于上海艺术师范的陶元庆,对中国传统绘画和西洋绘画都有广泛的涉猎和不俗的见识与修养。鲁迅赏识陶元庆,一再约请他设计封面,催生了一批中国新文学史上堪称绝品的封面佳作。
《苦闷的象征》是陶元庆为鲁迅绘制的封面中最早的一幅。日本厨川白村的这本文艺批评集,鲁迅翻译,1924年由北京新潮社出版。厨川白村认为:“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与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本。”人们为了排除“苦闷与懊恼”,就要运用文艺作武器进行战斗。白底上是红花和黑色、灰色线条组成的图案,内有一半裸女性,用温柔的舌,舔染了鲜血的三刺戟的尖头。郁悒中挣扎的形象,藏着无底的悲哀。鲁迅在书的《引言》中称赞陶元庆的封面,使《苦闷的象征》“被上了凄艳的新装”。新文艺书籍用图案作封面似由此开始。
鲁迅激赏的封面是《彷徨》。1926年8月北京北新书局出版的《彷徨》,是鲁迅的第二部小说集,收1924年至1925年所作小说11篇,多写知识分子的彷徨。橘红的底色上,以深蓝色的几何线条画着并列的三个人物,他们坐在椅子上百无聊赖地望着太阳。太阳昏昏沉沉、颠颠巍巍,正是落日时分。画家象征与写实兼具的笔意,恰到好处地表现了一种感到天之将晚,想有所行动,又缺乏果敢决心的精神状态。这是陶元庆极见功力的杰作,鲁迅说:“实在非常有力,看了使人感动。”
杂文集《坟》的封面色调低沉肃穆,“底色的外形非常特殊,棺椁与坟的排列及古木的地位都是最好的设计,不可移动一点。全幅画的色的情调颇含死的气息”(钱君:《陶元庆论》)。
回忆性散文集《朝花夕拾》的封面,画的是一位古装白袍的女子,从花园里抱回一根残枝,枝上的花朵已经凋零。橘黄的底色加重了人生秋意。书名和作者名字为鲁迅手笔。
鲁迅翻译的厨川白村的另一本文艺评论集《出了象牙之塔》和俄国阿尔志跋绥夫的中篇小说《工人绥惠略夫》的封面,前者是倚树而立的裸女,“未名丛刊”四字富有装饰意味;后者画面上部的图案抽象却又有中国元素。
《唐宋传奇集》上下册则是鲁迅手绘封面版样,而由陶元庆完成的。汉画像石的风尚与书的内容得到相当贴切的结合。
许钦文是陶元庆终生不渝的亲知至好。他的小说、散文集的封面,几乎都出自陶元庆之手。其中《故乡》的封面,俗称“大红袍”,更是中国现代书籍装帧的经典。
1935年3月,许钦文发表在《人间世》上的《陶元庆及其绘画》,记叙了“大红袍”的“诞生”经过:
当时住在北京的绍兴会馆里,日间到天桥的小戏馆去玩了一回,是故意引起一些儿童时代的回忆来的。晚上困到半夜后,他(陶元庆)忽然起来,一直到第二天的傍晚,一口气就画了这一幅。其中乌纱帽和大红袍的印象以外,还含着“吊死鬼”的美感。——绍兴在演大戏的时候,台上总要出现斜下着眉毛,伸长着舌头的吊死鬼,这在我和元庆都觉得是很美的。
“大红袍”确实不同凡响:“画面上那半仰脸的姿态,重叠着绍兴戏《女吊》的影子,那本是恐怖美的表现,去其病态,而保留悲苦、愤怒、坚强的神情。蓝衫、红袍和高底靴为古装戏所习见,把剑姿势取自京戏的武生,洵是融合多样,而别见丰采了。”(杨义:《中国新文学图志》)
据许钦文回忆,鲁迅看到“大红袍”后很喜欢,说:“有力量;对照强烈,仍然调和鲜明。握剑的姿态很醒目。”“这幅难得的画,应该好好地保存。”(《鲁迅和陶元庆》)为了保存这幅画,鲁迅亲自编选了许钦文的小说,结集成《故乡》,把“大红袍”用作《故乡》的封面。后来,鲁迅又用小说集《彷徨》的版税作为印刷费,帮助《故乡》出版。
《蝴蝶》《若有其事》等书的封面,都是各有特色的佳作。中篇小说《鼻涕阿二》的封面则另有一番风貌。“鼻涕阿二”是《鼻涕阿二》主人公菊花的诨号,这是因为她是“二胎女孩”。小说写了菊花的一生,揭露了封建宗法制度对妇女的戕害。全书诙谐的语调中有一种极好的反讽效果。封面却是一个扑蝶的半都会女郎。人物动作的轻灵,蝶衣的美丽,画家都有着工细的描摹。
陶元庆还为《语丝》《白露》《贡献》等杂志做过封面。钱君在评论《白露》封面时曾引用画家自己的解说:“一位女神,在眉月的光下,银色的波上,断续地吹着风箫。那一树尊贵的花听得格外精神起来。”这幅画的线条十分书法化,仿佛是赵孟的行书,遒劲而秀媚。
鲁迅一直关心、鼓励和支持着陶元庆。早在1925年,在《〈陶元庆氏西洋绘画展览会目录〉序》中鲁迅就高度评价了这位青年画家:“他对于笔触,色彩和趣味,是怎样的尽力与经心”,在西洋画上融合了中国情趣和技法,“固有的东方情调,又自然而然地从作品中渗出,融成特别的丰神了”。1927年,他在《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我要说的几句话》中再次赞扬陶元庆,“以新的形,尤其是新的色来写出他自己的世界,而其中仍有中国向来的魂灵—要字面免得流于玄虚,则就是:民族性。”他指出:“陶元庆君的绘画,是没有这两种桎梏的。”即是说,在中西两种异质的文化发生冲撞和会通的潮流中,陶元庆不仅没有泯灭民族性,又增添了“新的形”和“新的色”,成为一位拥有现代性和民族性的画家。
天妒英才。1929年8月6日,陶元庆在杭州突然患了伤寒,因医治不当而去世。
陶元庆的封面作品常用变形的人物装饰,既有民族的风格,又有西方的美感,在当时就得到普遍称誉。画家钱君说:元庆的画,“驱使自然,所以他是被称‘自然的父亲’的”(《陶元庆论》)。学者钟敬文说:“他的绘画的取材表现等方法,虽大概属于西方的,但里面都涵容着一种东方的飘逸的气韵。”(《陶元庆先生》)学者赵景深则说,对于绘画是外行,不敢多说什么,却常对人说:“元庆的画与李金发的诗堪称双绝。”(《哀陶元庆先生》)许广平1926年11月15日在给鲁迅的信中就预言:“觉得陶元庆画的封面很别致,似乎自成一派,将来仿效的人恐怕要多起来。”(《两地书》)
1931年8月14日夜,鲁迅先生披阅1928年北新书局出版的《陶元庆的出品》时,伤逝故友,在画集的空白页上写了如下文字:“此璇卿当时手订见赠之本也。倏忽已逾三载,而作者亦久已永眠于湖滨。草露易,留此为念。乌呼!”(《题〈陶元庆的出品〉》)辞质情深,读之令人动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