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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二年九月，担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主任不久的沈兼士在《国学门建议书》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窃唯东方文化自古以中国为中心，所以整理东方学以贡献于世界，实为中国人今日一种责无旁贷之任务。吾人对于从外国输入之新学，曰我固不如人，犹可说也；此等自己家业，不但无人整理之，研究之，并保存而亦不能，一听其流转散佚，不知顾惜……以中国古物典籍如此之宏富，国人竟不能发扬光大，于世界学术界中争一立脚地，此非极可痛心之事耶？”沈兼士的话可以说代表了国学门同人的心声，大家希望通过努力使中国人自家的学问“于世界学术界中争一立脚地”。
二十世纪初以来，西方汉学和日本东洋学的研究成果逐渐被介绍到中国，以伯希和（Paul Pelliot）为代表的外国汉学家也纷纷造访中国并和中国学者进行交流，这一方面固然开拓了国内学者的视野，同时更刺痛了他们的民族自豪感。从二十年代开始，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的呼声此起彼伏。据现有的资料来看，最先提出这一口号的当是陈垣，据他的学生郑天挺回忆，一九二一年陈垣在刚刚成立的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一次集会上说：“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西京（按日本京都）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回忆陈援庵先生四事》）一九二八年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也高呼：“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陈寅恪则用诗句表达了他在这方面的焦虑和期盼，一九二九年五月他在《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系毕业生赠言》中写道：“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
这种认为汉学中心不在北京而在巴黎、京都的忧虑不能说毫无道理，但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民国时期来北京的美国留学生的角度—来看这一问题，则使我们感觉这种忧虑多少有点杞人忧天。
从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开始，第一批美国汉学专业研究生陆续来到北京进修，主要有孙念礼（Nancy L. Swann）、富路特（L. C. Goodrich）、魏鲁男（James R. Ware）、毕乃德（Knight Biggerstaff）、卜德（Derk Bodde）、宾板桥（Woodbridge Bingham）、顾立雅（Herrlee G. Creel）、毕格（Cyrus H. Peake）、西克曼（Laurence Sickman）、戴德华（George E. Taylor）、韦慕庭（C. M. Wilbur）、费正清（John K. Fairbank）、芮沃寿（Arthur F. Wright）、饶大卫（David N. Rowe）等人。他们回国后分别执教于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等著名学府，成为美国战后中国研究的中流砥柱。
二十年代末，当这批年轻的美国学人来到北京时，中国的政治中心已经移师南京，与十里洋场的上海相比，北京也要土气得多。一九三一年结束北京留学的吉川幸次郎回忆道：“留学结束前去南方旅行的第一站是南京，到处有高大的建筑刚刚建成，让人感到是刚刚得到安定的一个国家的首都。……与此相比，北京是非常寂寥，长时间作为国都，而今失去了它应有的地位。因此当时报纸上有议论，要把北京作为‘文化城’而发展。北京急剧不景气的结果之一，就是一九二九年秋人力车夫闹事，在长安街上阻截汽车。”（《我的留学记》）尽管北京的政治地位下降，经济不景气，但对于想要研究中国文化和学术的留学生们来说，北京却是首选。这里不仅有丰厚的文化遗产，更是首屈一指的文化和学术中心。这里集中了北大、清华、师大、燕京、辅仁等多所高等学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也曾一度在北海静心斋办公，更有一大批一流学者在这里工作，如陈垣、陈寅恪、胡适、金岳霖、冯友兰、顾颉刚、汤用彤、杨树达、钱穆、梁思成等。北京图书馆、各大学图书馆以及琉璃厂、隆福寺等处的各类旧书肆也提供了其他地方难以企及的学术资源。三十年代在燕大、北大等校教书的钱穆回忆说：“北京如一书海，游其中，诚亦人生一乐事。至少自明清以来，游此书海者，已不知若干人。”（《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与钱穆同为江苏人的顾颉刚在说明自己为什么一定要在北京时说：“只因北京的学问空气较为浓厚，旧书和古物荟萃于此，要研究中国历史上的问题这确是最适宜的居住地；并且各方面的专家唯有在北京还能找到，要质疑请益也是方便。”（《古史辨》第一册“自序”）
正因为如此，民国时期的北京吸引了一大批海外的留学生。三十至四十年代，居住在北京的德国年轻汉学家有艾锷风（Gustav Ecke）、福华德（Walter Fuchs）、谢礼士（Ernst Schierlitz）、卫德明（Hellmut Wilhelm）、傅吾康（Wolfgang Franke）等。正是在他们的积极参与下，著名的汉学刊物《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得以于一九三五年在北京创办，并连续出版至一九四八年。
法国留学生在北京的活动则更为活跃，特别是随着一九四一年九月北京中法汉学研究所的建立，一批年轻的法国学者为躲避“二战”来到北京进修和从事研究，其中韩百诗（Louis Hambis）、康德谟（Maxime Kaltenmark）、石泰安（Rolf A. Stein）、李嘉乐（Alexis Rygaloff）等回国后均成为各自领域的领军人物。
民国时期来自日本的留学生就更多了，东单牌楼附近甚至出现了“日本人村”。当时执教清华的杨树达曾在日记中（一九二九年七月六日）这样描述来访的仓石武四郎：“此君头脑明晰，又极好学，可畏也。”（《积微翁回忆录》）其他日本留学生的情况可以推想而知。
对于这批美国留学生来说，北京的时光是他们一生难忘的美好经历。他们可以在汉语还不熟练的情况下和中国学者用英语进行交流，并向他们请教。民国建立前后留学欧美的一批中国学人在三十年代已经成为学界的领袖，占据着北京各大高校的要津。洪业曾给来燕京大学进修的饶大卫以悉心的指导；蒋廷黻曾就如何使用《筹办夷务始末》等晚清档案给予费正清很大的提示；卜德则在冯友兰的指导下翻译了冯著《中国哲学史》，奠定了一生的学术基础。 毋庸讳言，巴黎、京都的学者有他们的优势，但并非样样领先。就“二战”前如日中天的法国汉学来说，其优势和局限都是很明显的。曾留学法国的李思纯在一九二三年总结说：“法之治中国学者，其攻中国之事物凡两途；其一探讨古物，而为古物学之搜求；其一探讨政制礼俗，而为社会学之搜求。然决未闻有专咀嚼唐诗宋词以求其神味者。此无他，彼非鄙唐诗宋词为不足道，彼实深知文学为物，有赖于民族之环境遗传者至深，非可一蹴而几也。”（《与友论新诗书》）一九三一年吴宓访问欧洲时曾拜会伯希和，交谈后发现“彼之工夫，纯属有形的研究，难以言精神文艺”（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所以中国学者无须妄自菲薄。实际上，在当时北京的学者中，对于自己和本国学术有信心的不乏其人，钱穆就是其中之一。他谈到自己早年的两篇代表作时说：“余自撰《刘向歆父子年谱》刊载《燕京学报》后，初去燕大，（顾）颉刚又来索稿，以旧作《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一文与之，续刊《燕京学报》。曾获欧洲某汉学家来函推崇，谓读余文，乃知中国学术问题需由中国人自加论定，非异邦人所能为力也。”（《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国学术问题最终的发言权在中国人那里，也为一些日本学者所承认。小柳司气太、吉川幸次郎均表示过，无论自己的研究多么精深，都无法超过中国学者。
北京的汉学中心地位在三十年代更加巩固。二十年代在“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的时代潮流下，北大、清华、燕京、辅仁、中研院等高校和研究机构都做出了自己的努力。无论是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还是建立国学院培养学生，抑或是组织考古挖掘寻找新材料，这些努力都很快收到了明显的效果。考虑到当时内忧外患的国内国际环境，这一努力就更显得可贵，而其效果也更让人赞叹。三十年代已成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最辉煌的时期。余英时在回顾这段时期时做出了如下评价：“以老一辈而言，如陈寅恪的史学、傅斯年的古代民族史、汤用彤的佛教史、萧公权的政治思想史，都代表了中西融合的学术精品……又由于西学已普遍传入中国的关系，从中国学术系统中出身的人此时同样可以灵活运用西方的观念和著作方式……陈垣、柳诒徵、吕思勉、顾颉刚和先师钱穆五位大师可为典范代表。……因此这一期的成绩得到国际汉学界（日本和西方）的高度重视。”（《史学研究经验谈》）美国留学生大都在三十年代来到北京进修，可谓躬逢其盛。
从美国留学生的角度来看，北京的汉学中心地位大致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北京拥有一批一流学者，美国留学生可以随时向他们请教，不仅在课堂上，也在私人交谈中。顾立雅回忆说：“每当我在研究中遇到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时，我就立刻骑上自行车，去找对此问题最有发言权的中国学者，一杯茶的工夫我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此外各种聚会也是讨论学术、互相切磋的重要场合，这种学术性的聚会是当时北京学界的一大特色，美国留学生从中获益良多，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顾立雅说：“那时中国学者们经常在饭馆里聚会，听说有些教授将一半的薪水用于宴请，我几乎每周都受到邀请。这类的聚会一般四个小时，八个人左右，很少超过十二个人，大家围坐在一张大圆桌边，边吃边聊。参加的人有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字学家、艺术史家、文献学家，偶尔也有一两位诗人。他们的闲谈实际上都是学术讨论，语速很快，且常常一语双关，但在远处的人只会听到不时发出的笑声。”（《我是如何写〈中国之诞生〉的》英文版）
二、北京拥有众多高水平的学术刊物，不仅有中文的，也有外文的，前者如《燕京学报》、《清华学报》，后者如《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华裔学志》等。美国留学生都能以在这些刊物上发表作品为荣，他们的处女作和不少早期作品都发表在这些刊物上，奠定了他们日后学术发展的基石。如卜德留学期间用中文撰写的《左传与国语》一文，经顾颉刚修改后发表于《燕京学报》第十六期（一九三四年十二月），是他一生唯一的中文论文，一直为他所珍视。又如费正清的英文论文《一八五八年条约前鸦片贸易的合法化》（The Legalization of the Opium Trade before the Treaties of 1858），经蒋廷黻推荐发表于《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第十七卷第二期（一九三四年七月）。晚年费正清在回忆这篇学术处女作时还抑制不住自己对蒋廷黻的感激之情。
三、北京学界能及时追踪最新的国际汉学的发展。就美国留学生来说，他们出版的著作虽然在西方颇受赞扬，但在中国学者看来，其中还是存在不少问题。孙念礼留学北京时完成的博士论文《班昭传》（Pan Chao， Foremost Woman Scholar of China）在美国出版后，《燕京学报》第二十二期（一九三七）“学术界消息”一栏中发表了齐思和的书评，在表扬的同时也毫不客气地指出了其中的“疏失”：“如大家之著作除孙女士所举者外尚有《幽通赋注》，李善《文选注》引之颇详，《后汉书》本传所谓注者殆即指此。严可均《全上古三代魏晋六朝文》所收仅限于文，故未网罗，作者于此注亦未加申论，似属遗漏。”（《评〈班昭传〉》）此外如雷海宗对富路特《乾隆时期的文字狱》（Literary Inquisition of Chien-lung）一书的批评（载一九三五年《清华学报》第十卷第四期），周一良对魏鲁男英译《魏书·释老志》（Wei Shou on Buddhism）一文的批评（载一九三七年《史学年报》第二卷第四期）等都切中肯綮。这些一针见血、一锤定音的批评显示北京学人牢牢地掌握了学术的话语权和裁判权。
风水轮流转，“二战”前的美国还处于汉学研究的边缘地位，但今天则无可争议地成为西方汉学的中心。今天世界汉学的中心是在北京，还是在哈佛呢？有目共睹的事实是：美国汉学的研究成果被大量译介，而当代中国学人的著作只有很少几种被美国人主动翻译；就评介机制来看，美国的SSCI期刊比国内的CSSCI期刊更权威、更能表明学术水准和国际影响力；至于群趋美国受国史则早在三十年前就开始了，至今方兴未艾。
三十年代的北京已成过去，但它提供的范例完全可以为今天所借鉴。最关键的一点还是学者自身的努力。北京当年的学术中心地位是靠众多优秀学者支撑的，正如钱穆所观察的那样，那时的北京学者“皆学有专长，意有专情。世局虽艰，而安和黾勉，各自埋首，著述有成，趣味无倦”（《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从这些学者那里，美国留学生得到的不仅是汉学知识的教益，更是中国文化精神的感染。三十年代北京的魅力是学术的魅力、精神的魅力。我们今天应该做的正是增强北京和中国的学术魅力和精神魅力。
二十世纪初以来，西方汉学和日本东洋学的研究成果逐渐被介绍到中国，以伯希和（Paul Pelliot）为代表的外国汉学家也纷纷造访中国并和中国学者进行交流，这一方面固然开拓了国内学者的视野，同时更刺痛了他们的民族自豪感。从二十年代开始，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的呼声此起彼伏。据现有的资料来看，最先提出这一口号的当是陈垣，据他的学生郑天挺回忆，一九二一年陈垣在刚刚成立的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一次集会上说：“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西京（按日本京都）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回忆陈援庵先生四事》）一九二八年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也高呼：“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陈寅恪则用诗句表达了他在这方面的焦虑和期盼，一九二九年五月他在《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系毕业生赠言》中写道：“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
这种认为汉学中心不在北京而在巴黎、京都的忧虑不能说毫无道理，但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民国时期来北京的美国留学生的角度—来看这一问题，则使我们感觉这种忧虑多少有点杞人忧天。
从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开始，第一批美国汉学专业研究生陆续来到北京进修，主要有孙念礼（Nancy L. Swann）、富路特（L. C. Goodrich）、魏鲁男（James R. Ware）、毕乃德（Knight Biggerstaff）、卜德（Derk Bodde）、宾板桥（Woodbridge Bingham）、顾立雅（Herrlee G. Creel）、毕格（Cyrus H. Peake）、西克曼（Laurence Sickman）、戴德华（George E. Taylor）、韦慕庭（C. M. Wilbur）、费正清（John K. Fairbank）、芮沃寿（Arthur F. Wright）、饶大卫（David N. Rowe）等人。他们回国后分别执教于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等著名学府，成为美国战后中国研究的中流砥柱。
二十年代末，当这批年轻的美国学人来到北京时，中国的政治中心已经移师南京，与十里洋场的上海相比，北京也要土气得多。一九三一年结束北京留学的吉川幸次郎回忆道：“留学结束前去南方旅行的第一站是南京，到处有高大的建筑刚刚建成，让人感到是刚刚得到安定的一个国家的首都。……与此相比，北京是非常寂寥，长时间作为国都，而今失去了它应有的地位。因此当时报纸上有议论，要把北京作为‘文化城’而发展。北京急剧不景气的结果之一，就是一九二九年秋人力车夫闹事，在长安街上阻截汽车。”（《我的留学记》）尽管北京的政治地位下降，经济不景气，但对于想要研究中国文化和学术的留学生们来说，北京却是首选。这里不仅有丰厚的文化遗产，更是首屈一指的文化和学术中心。这里集中了北大、清华、师大、燕京、辅仁等多所高等学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也曾一度在北海静心斋办公，更有一大批一流学者在这里工作，如陈垣、陈寅恪、胡适、金岳霖、冯友兰、顾颉刚、汤用彤、杨树达、钱穆、梁思成等。北京图书馆、各大学图书馆以及琉璃厂、隆福寺等处的各类旧书肆也提供了其他地方难以企及的学术资源。三十年代在燕大、北大等校教书的钱穆回忆说：“北京如一书海，游其中，诚亦人生一乐事。至少自明清以来，游此书海者，已不知若干人。”（《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与钱穆同为江苏人的顾颉刚在说明自己为什么一定要在北京时说：“只因北京的学问空气较为浓厚，旧书和古物荟萃于此，要研究中国历史上的问题这确是最适宜的居住地；并且各方面的专家唯有在北京还能找到，要质疑请益也是方便。”（《古史辨》第一册“自序”）
正因为如此，民国时期的北京吸引了一大批海外的留学生。三十至四十年代，居住在北京的德国年轻汉学家有艾锷风（Gustav Ecke）、福华德（Walter Fuchs）、谢礼士（Ernst Schierlitz）、卫德明（Hellmut Wilhelm）、傅吾康（Wolfgang Franke）等。正是在他们的积极参与下，著名的汉学刊物《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得以于一九三五年在北京创办，并连续出版至一九四八年。
法国留学生在北京的活动则更为活跃，特别是随着一九四一年九月北京中法汉学研究所的建立，一批年轻的法国学者为躲避“二战”来到北京进修和从事研究，其中韩百诗（Louis Hambis）、康德谟（Maxime Kaltenmark）、石泰安（Rolf A. Stein）、李嘉乐（Alexis Rygaloff）等回国后均成为各自领域的领军人物。
民国时期来自日本的留学生就更多了，东单牌楼附近甚至出现了“日本人村”。当时执教清华的杨树达曾在日记中（一九二九年七月六日）这样描述来访的仓石武四郎：“此君头脑明晰，又极好学，可畏也。”（《积微翁回忆录》）其他日本留学生的情况可以推想而知。
对于这批美国留学生来说，北京的时光是他们一生难忘的美好经历。他们可以在汉语还不熟练的情况下和中国学者用英语进行交流，并向他们请教。民国建立前后留学欧美的一批中国学人在三十年代已经成为学界的领袖，占据着北京各大高校的要津。洪业曾给来燕京大学进修的饶大卫以悉心的指导；蒋廷黻曾就如何使用《筹办夷务始末》等晚清档案给予费正清很大的提示；卜德则在冯友兰的指导下翻译了冯著《中国哲学史》，奠定了一生的学术基础。 毋庸讳言，巴黎、京都的学者有他们的优势，但并非样样领先。就“二战”前如日中天的法国汉学来说，其优势和局限都是很明显的。曾留学法国的李思纯在一九二三年总结说：“法之治中国学者，其攻中国之事物凡两途；其一探讨古物，而为古物学之搜求；其一探讨政制礼俗，而为社会学之搜求。然决未闻有专咀嚼唐诗宋词以求其神味者。此无他，彼非鄙唐诗宋词为不足道，彼实深知文学为物，有赖于民族之环境遗传者至深，非可一蹴而几也。”（《与友论新诗书》）一九三一年吴宓访问欧洲时曾拜会伯希和，交谈后发现“彼之工夫，纯属有形的研究，难以言精神文艺”（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所以中国学者无须妄自菲薄。实际上，在当时北京的学者中，对于自己和本国学术有信心的不乏其人，钱穆就是其中之一。他谈到自己早年的两篇代表作时说：“余自撰《刘向歆父子年谱》刊载《燕京学报》后，初去燕大，（顾）颉刚又来索稿，以旧作《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一文与之，续刊《燕京学报》。曾获欧洲某汉学家来函推崇，谓读余文，乃知中国学术问题需由中国人自加论定，非异邦人所能为力也。”（《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国学术问题最终的发言权在中国人那里，也为一些日本学者所承认。小柳司气太、吉川幸次郎均表示过，无论自己的研究多么精深，都无法超过中国学者。
北京的汉学中心地位在三十年代更加巩固。二十年代在“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的时代潮流下，北大、清华、燕京、辅仁、中研院等高校和研究机构都做出了自己的努力。无论是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还是建立国学院培养学生，抑或是组织考古挖掘寻找新材料，这些努力都很快收到了明显的效果。考虑到当时内忧外患的国内国际环境，这一努力就更显得可贵，而其效果也更让人赞叹。三十年代已成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最辉煌的时期。余英时在回顾这段时期时做出了如下评价：“以老一辈而言，如陈寅恪的史学、傅斯年的古代民族史、汤用彤的佛教史、萧公权的政治思想史，都代表了中西融合的学术精品……又由于西学已普遍传入中国的关系，从中国学术系统中出身的人此时同样可以灵活运用西方的观念和著作方式……陈垣、柳诒徵、吕思勉、顾颉刚和先师钱穆五位大师可为典范代表。……因此这一期的成绩得到国际汉学界（日本和西方）的高度重视。”（《史学研究经验谈》）美国留学生大都在三十年代来到北京进修，可谓躬逢其盛。
从美国留学生的角度来看，北京的汉学中心地位大致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北京拥有一批一流学者，美国留学生可以随时向他们请教，不仅在课堂上，也在私人交谈中。顾立雅回忆说：“每当我在研究中遇到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时，我就立刻骑上自行车，去找对此问题最有发言权的中国学者，一杯茶的工夫我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此外各种聚会也是讨论学术、互相切磋的重要场合，这种学术性的聚会是当时北京学界的一大特色，美国留学生从中获益良多，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顾立雅说：“那时中国学者们经常在饭馆里聚会，听说有些教授将一半的薪水用于宴请，我几乎每周都受到邀请。这类的聚会一般四个小时，八个人左右，很少超过十二个人，大家围坐在一张大圆桌边，边吃边聊。参加的人有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字学家、艺术史家、文献学家，偶尔也有一两位诗人。他们的闲谈实际上都是学术讨论，语速很快，且常常一语双关，但在远处的人只会听到不时发出的笑声。”（《我是如何写〈中国之诞生〉的》英文版）
二、北京拥有众多高水平的学术刊物，不仅有中文的，也有外文的，前者如《燕京学报》、《清华学报》，后者如《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华裔学志》等。美国留学生都能以在这些刊物上发表作品为荣，他们的处女作和不少早期作品都发表在这些刊物上，奠定了他们日后学术发展的基石。如卜德留学期间用中文撰写的《左传与国语》一文，经顾颉刚修改后发表于《燕京学报》第十六期（一九三四年十二月），是他一生唯一的中文论文，一直为他所珍视。又如费正清的英文论文《一八五八年条约前鸦片贸易的合法化》（The Legalization of the Opium Trade before the Treaties of 1858），经蒋廷黻推荐发表于《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第十七卷第二期（一九三四年七月）。晚年费正清在回忆这篇学术处女作时还抑制不住自己对蒋廷黻的感激之情。
三、北京学界能及时追踪最新的国际汉学的发展。就美国留学生来说，他们出版的著作虽然在西方颇受赞扬，但在中国学者看来，其中还是存在不少问题。孙念礼留学北京时完成的博士论文《班昭传》（Pan Chao， Foremost Woman Scholar of China）在美国出版后，《燕京学报》第二十二期（一九三七）“学术界消息”一栏中发表了齐思和的书评，在表扬的同时也毫不客气地指出了其中的“疏失”：“如大家之著作除孙女士所举者外尚有《幽通赋注》，李善《文选注》引之颇详，《后汉书》本传所谓注者殆即指此。严可均《全上古三代魏晋六朝文》所收仅限于文，故未网罗，作者于此注亦未加申论，似属遗漏。”（《评〈班昭传〉》）此外如雷海宗对富路特《乾隆时期的文字狱》（Literary Inquisition of Chien-lung）一书的批评（载一九三五年《清华学报》第十卷第四期），周一良对魏鲁男英译《魏书·释老志》（Wei Shou on Buddhism）一文的批评（载一九三七年《史学年报》第二卷第四期）等都切中肯綮。这些一针见血、一锤定音的批评显示北京学人牢牢地掌握了学术的话语权和裁判权。
风水轮流转，“二战”前的美国还处于汉学研究的边缘地位，但今天则无可争议地成为西方汉学的中心。今天世界汉学的中心是在北京，还是在哈佛呢？有目共睹的事实是：美国汉学的研究成果被大量译介，而当代中国学人的著作只有很少几种被美国人主动翻译；就评介机制来看，美国的SSCI期刊比国内的CSSCI期刊更权威、更能表明学术水准和国际影响力；至于群趋美国受国史则早在三十年前就开始了，至今方兴未艾。
三十年代的北京已成过去，但它提供的范例完全可以为今天所借鉴。最关键的一点还是学者自身的努力。北京当年的学术中心地位是靠众多优秀学者支撑的，正如钱穆所观察的那样，那时的北京学者“皆学有专长，意有专情。世局虽艰，而安和黾勉，各自埋首，著述有成，趣味无倦”（《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从这些学者那里，美国留学生得到的不仅是汉学知识的教益，更是中国文化精神的感染。三十年代北京的魅力是学术的魅力、精神的魅力。我们今天应该做的正是增强北京和中国的学术魅力和精神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