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涛曾在画跋中提到“笔墨当随时代”，在写下这段话时，他一定不会想到，在二十世纪的历史语境中，“笔墨当随时代”竟然会成为路人皆知的一个宣扬艺术创新的口号。在这里，我们不是谈艺术如何创新，而是试图分析艺术创作所受到的时代因素的影响，以及所留下來的一些印记。首先，我们不妨先看看书法艺术形式的嬗变：我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是刻、划在龟甲兽骨上，金文是镌刻或铸造在青铜器上的，到后来写在竹简、木简上。随着纸张的出现，文字开始了以墨、笔在纸上书写，一直绵延到现在。但是因为生活习惯和实际需要，魏、晋、隋、唐至宋、元的书法作品形式，多数情况下仅限于尺寸比较小的信札、尺牍。相对于古代传统的书法作品形制（如条幅、横披、镜片、扇面、小品等）来说，到了明代，随着人们生活及审美习惯的改变，逐渐出现了适应于高房大屋的长尺寸的条屏。今天，因为考虑到展厅效果，出现了很多装裱尺寸高度在三米左右的大作品。尺幅的从小到大，在这个参照中，大家应该能感知到不同时代的实用层面的变迁和审美变化带给作品尺寸形式上的变化。
　　笔墨当随时代，在本文中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时代”影响或者感染了“笔墨”？当然在这里的“笔墨”是宽泛的，既可以专指笔墨，也可以泛指更多的艺术形式、艺术语言和创新表达。而我们这里更着重要讨论的是指紫砂陶刻。
　　大家都知道，随着以陈曼生为代表的文人紫砂诞生以来，紫砂陶刻的内容多以壶铭和古代经典的诗文词句为主。比如大家都熟悉的曼生十八式的紫砂壶铭文，像“不肥而坚，是以永年”、“煮白石，泛绿云，一瓢细酌邀桐君”；像“笠荫暍，茶去渴，是二是一，我佛无说”；比如“为惠施，为张苍，取满腹，无湖江”和“饮之吉，匏瓜无匹”，还有井栏壶铭：“汲井匪深，挈瓶匪小，式饮庶几，永以为好”等等，这些壶铭内容不但大家耳熟能详，至今还有很多陶刻作者不断地把它书刻在紫砂壶上。而对于“不爱红装爱武装（见图1）”、“备战备荒为人民（见图2）”这两个内容，则是有很明显的时代烙印的。“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图1是毛泽东的一首诗当中的句子，现在恐怕是没有人会再把这个内容刻到紫砂壶上了吧。
　　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在中国家喻户晓。无论是大喇叭广播，还是遍布城乡的标语口号，到处都能见到这七个大字。在《毛主席语录》当中，这句话是当时引用最多、叫得最响的一句。这把壶应该是这“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一口号提出后所刻，充满了时代的印记。如果从收藏鉴定的角度来讲，这无疑是一个有力的判断依据；但是换一个角度来讲，时代的印记也很容易被仿造牟利者所利用。
　　刚才提到的两把壶，挟带着某一历史阶段的记忆，因为时间的沉淀，作为实用器，对于那段时间有着特殊情愫的人来说是有特殊意义的。这两把壶因为时代的印记使它们在千万把紫砂壶中无疑是独特的，这种独特使得它们突出。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紫砂陶刻技艺经历了几百年的积累和沉淀。文人紫砂出现了标志性里程碑式的人物陈曼生、梅调鼎，他们的影响绵延不绝，他们当时的作品有当时的时代印记。紫砂走到了当代，进入了新时代应该有新时代风貌，这种新时代的风貌不妨是把“传统”重新呈现出来，或者颠覆传统都是可以的，所有的呈现都会共同构成这个时代的紫砂印记。但不可否认的是，如果当代的紫砂陶刻没有这个时代的印记，打不上这个时代的烙印，是毫无意义的。都在讲艺术需要创新，其实没有“古”就无所谓“新”，这些应该是陶刻家或者陶刻爱好者所需要用心思考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