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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虹霁，历史学博士，博物馆学硕士，南开大学博物馆学专业毕业，主要从事古代历史、孝子图像的社会史与艺术中国的研究与写作，出版作品包括《泰汉历史地理与文化分区》、《当代西方博物馆发展态势研究》(合著)、《消失的黄金帝国》等。现为夏威夷大学访问学者。
语言遗产的缺失是当代博物馆的遗憾
中国有相当丰富的语言资源，在非物质遗产逐渐受到重视的今天，这些资源已经被看作是重要的文化遗产。然而，一直以来，这些语言资源/遗产并没有得到博物馆的重视。中国不仅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语言博物馆，甚至这些语言资源/遗产情况以及相关研究的成果基本上没有在当代博物馆中得到反映，甚至博物馆相关的法律法规也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忽略这些资源/遗产。或许因为中国有发达的文字书写传统(已经有不少议案讨论建立中国文字博物馆)，或许因为语言的丰富性、场景性和富有变化，或许因为语言表述形式受限于博物馆展览等，中国博物馆中有关语言的展览少之又少，少量的展览主要侧重于文字展览，语言部分依托文字的功能而存在，如民族文化宫1981年举办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成就展”，当然这个展览主要是以图片和研究著作为主，基本上没有语言的声像资料。我们知道，语言与文字之间是完全不可相互替代的关系，这里无需指出作为艺术表现的语言表达，如各种口头艺术，仅仅作为日常使用的语言也是文字所不可替代的。无怪乎，民俗学与神话学专家刘宗迪先生借庄子之语，表达出相对于语言“文字原是一张皮”(见《读书》2003年第10期)。从当代语言遗产的角度来看，文字之于语言，的确仅仅是一张皮毛而已。
刘宗迪先生近年陆续发表的言论对“书写”和“言说”的关系，有相当辩证的思考，叙述了这个贯穿了整个20世纪波及几乎所有国际人文学科的学术公案，即对所谓“鸿沟说”和“连续说”，前者以社会人类学家杰克·古迪、古典学家埃瑞克·哈夫洛克等为代表；后者则以古典学家高夫、人类学家约翰·哈文森等为干将(参见刘宗迪个人博客《文一言因缘，剪不断理还乱》2007年3月28日)。我们知道，甚至关于“书写”本身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历史学、人类学不可回避的议题，“书写”被定义为一种“文化”和“行为”，因之，人类学有关于“写文化”(writing culture)以及“写文化之后”(after writing culture)的理论，而历史学则有关于“制造历史”(making history)的讨论。这些“理论”议题与博物馆的“表述”理论(museum representation)基本同时出现，绝非偶然。
放下这些艰涩的学理问题不谈，那么，是否是因为语言形式不适于博物馆收藏或者博物馆的展览形式而没有得到重视呢?答案显然又是否定的。不仅国际上已经存在了为数不少的语言(类)博物馆，语言作为重要的遗产内容和文化证据在西方许多国家的博物馆中受到重视，而且随着声像技术的成熟，“声音资料”早已成为普通博物馆的收藏与展示的内容/对象。因此，语言遗产在博物馆中被忽视，实在是中国博物馆发展的一个重大缺失。
语言使用与语言遗产
汉语是中国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也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是联合国六种正式工作语言之一。汉语是汉民族的共同语，中国除占总人口91.59％的汉族使用汉语外，有些少数民族也转用或兼用汉语。现代汉语有标准语(普通话)和方言之分。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汉语方言通常分为七大方言：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闽方言。各方言区内又分布着若干次方言和许多种土语。其中使用人数最多的北方方言分为北方官话、西北官话、西南官话、下江官话四个次方言。除汉族外，中国55个少数民族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8.41％。除回族、满族已全部转用汉语，其他53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有些民族许多人转用或兼用汉语或其他民族语言；有些民族内部不同支系还使用不同的语言。普通话不仅是汉民族共同语的标准语，也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语。
根据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2004年12月26日公布的《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目前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能用普通话进行交际的人口比例为53.06％，能用汉语方言进行交际的人口比例为86.38％，能用少数民族语言进行交际的人口比例为5.46％。平时书写时使用规范字的人口比例为95.25％。掌握汉语拼音的人口比例达到了68.32％。这是国家推广普通话和汉字标准化五十多年来的成果。
语言文字标准化的重要性无须讳言，关系到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是一项涉及面广、影响深远的社会公共事务。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决议公布《汉语拼音方案》。中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一贯坚持语言平等政策，积极维护语言的多样化与和谐统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等法律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共同确定了各民族语言文字平等共存，禁止任何形式的语言歧视，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国家鼓励各民族互相学习语言文字，国家坚持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等基本语言政策。同时，在民族地区国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并且在民族地区普遍推行“双语教育”。
2001年1月1日，中国正式推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以法律的形式确定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地位，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范围，有利于促进现代经济、科技和社会的发展，有利于促进地区间、民族间的交往交流，有利于普及文化教育、发展科学技术。一个国家，在语言文字方面能够立法，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反映。但是，中国的这部法律距离新中国建立的时间却整整迟到了50多年。虽然如此，这项工作第一次确立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法律地位，标志着中国的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工作开始走上法制的轨道，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翻开1987年和1990年出版的“中国语言地图”，中国56个民族的语言使用情况一目了然。过去，我们认为，中国共有80种以上的语言，约30种文字。从这些数字看，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相关权威部门对于中国语言资源的掌握还有不少盲点。根据2008年1月出版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语言学家孙宏开等主编的《中国的语言》一书，中国56个民族共有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亚语系、南岛语系、印欧语系、混合语等六种共计129种语言。这是中国语言状况面向世界的首次公布，它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中国学者和语言工作者 历经数十年在语言调查、研究与抢救工作上的成果。所以，本书出版后受到政府以及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同样，根据这项最新的研究成果，中国的语言资源正在面临空前冲击。据称，在129种语言中，有一百多种语言是已经濒危或正在走向濒危的。其中，已经濒危的21种，迈入濒危的64种，临近濒危的24种，没有交际功能的8种。在这些语言中，有的使用人数已不足千人。根据调查，目前仅有两位八十多岁的老人会讲仫佬族，而满语、赫哲语、苏龙语、仙岛语等使用人数都不足百人，这些都属于“濒危语言”。
语言调查是一项国家战略
中国历来重视对语言特别是方言的调查与整理，秦始皇的“书同文，车同轨”的统一政策，实际上也包括了相应的“标准语”政策。自汉代以来方言作为民俗事项被记录和研究，并且写入“正史”。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进行的大规模的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和20世纪80年代进行的“三套民间文学集成”，更是累积了异常丰富的语言资料。
历史上的语言调查
两千年前的中国西汉时期，一位名叫扬雄的著名文学家和语言学家，在经过近30年的努力工作后，终于收集和整理出了一部方言比较词汇集——《方言》。这是一部系统记录汉语词汇在地理上的差异的著作，全称叫做《鞘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共收录了九千多个字，也被视作中国乃至世界上第一部方言著作。事实上，扬雄并不是最早意识到中国语言多样性资源的人，他在有关这部作品的说明中明确指出，他曾经得到蜀人严君平的周秦方言调查资料一千多字残编，还传习了临邛人林闾翁孺的编辑体例，在利用这些前人留下的资料的基础上，扬雄继续进行广泛的方言调查，他所调查的对象主要是当时从各地到首都来的知识分子和士兵，最后对调查资料进行系统整理后成书。扬雄也并非中国历史上最早注重方言调查的人，因为设立调查方言的专职官员，并将调查记录的方言材料收藏保存的制度在周代就已形成，只是由于战乱等原因，这些调查材料后大多散佚，以至于西汉末年的《方言》成为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的语言调查记录。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扬雄等所关注的只是汉语“方言”的区域性特点和布局，这个格局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形成为以官话、吴、赣、湘、闽、客家、粤等为代表的七大汉语方言区。而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国还有着汉语言以外的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语言遗产。对于这类语言资源的存在与发展状况，中国政府相关部门曾组织学者进行过大规模的调查和研究，即通过实地调查，记录现实语言材料，搜集文字和口头的社会历史资料，对少数民族语言进行综合分析。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少数民族语言调查
从1950年至1955年，中国学者先后对西南、中南、西北一些省区的壮、布依、水、苗、瑶、彝、傣、傈傈、景颇、哈尼、佤、蒙古、维吾尔等民族的语言进行了初步调查；1956年以后，中国又组织了7支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队，共约七百多人，分别对分布于15个省、自治区的壮、布依、侗、水、傣、彝、毛南、仫佬、苗、瑶、畲、藏、羌、土家、白、哈尼、傈僳、拉祜、纳西、景颇、阿昌、仡佬、佤、蒙古、达斡尔、东乡、土、保安、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塔塔尔、撒拉、裕固、锡伯、赫哲、鄂温克、鄂伦春、塔吉克、京等42个民族的语言进行普查。
1960年以后，中国继续在以往的基础上进行调查，进一步扩大了调查范围，对全国大部分地区少数民族的语言情况有了比较完整的认识。在这些调查的基础上，“中国少数民族白皮书”系列陆续出版，到20世纪80年代后正式统一由民族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
除了专门的语言调查外，中国历史人口普查也都将语言使用情况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其中1953年7月1日、1964年7月1日、1982年7月1日、1990年7月1日、2000年11月1日进行的人口大调查统计了系统语言资料。2004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全国的民族研究和民族工作者，启动了声势浩大的少数民族“五种丛书”的修订工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项工作主要由羌语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孙宏开先生负责，集中了民族语言研究的当代精英的共同力量。这一工程期待通过对以往调查成果的补充修订展现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资源的最新状况。不日，这项新成果即可面世。
作为非物质遗产的语言遗产与博物馆的新世纪
我们知道，保护少数民族语言的任务异常艰巨。在许多民族研究机构都设有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资料库，专家借助最新的技术手段记录存储现存的少数民族语言资料，目前这一工作已经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果。但是，由于语言是一种动态发展的资源，在新的语言资源被发现的同时，也不断有走向濒危的语言失去其使用的功能和意义。因此，像过去那样仅仅依靠语言学研究机构是不够的。
就少数民族语言来说，在中国55个少数民族当中，人口在10万人以下的“人口较少民族”共计22个，这些人口较少民族在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浪潮下，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语言使用问题。2006年2月12日至3月16日，第一次全面反映中国非物质遗产状况的大型“中国非物质遗产保护成就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展览使用“博物馆语言”以两千件实物、两千多幅照片全面介绍了中国非物质遗产保护的成果，向世界展示了中国非物质遗产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在这次展览中，有关语言遗产以及语言调查、研究和出版等方面的内容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这次展览是中国语言遗产的首次全面集中展示。在这些涉及语言的部分中尤以少数民族的语言遗产最为引人注目，如生活在云南省西双版纳的景颇族和基诺族，都有使用“树叶、花草”来“书写”情书的习俗，展览中的“树叶情书”引起了几乎所有参观者的兴趣。
按照国际学界关于非物质遗产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口头传统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及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因此，语言在非物质遗产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次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展览虽然不是一个常规的博物馆展览，而只是一个带有一定新闻事件性质的“临时性展览”，但是它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具有非凡的意义，它表明博物馆是收藏、研究、展示非物质遗产的机构。在21世纪，博物馆必将承担起语言遗产研究、保护、传播、教育的职责。
语言遗产的缺失是当代博物馆的遗憾
中国有相当丰富的语言资源，在非物质遗产逐渐受到重视的今天，这些资源已经被看作是重要的文化遗产。然而，一直以来，这些语言资源/遗产并没有得到博物馆的重视。中国不仅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语言博物馆，甚至这些语言资源/遗产情况以及相关研究的成果基本上没有在当代博物馆中得到反映，甚至博物馆相关的法律法规也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忽略这些资源/遗产。或许因为中国有发达的文字书写传统(已经有不少议案讨论建立中国文字博物馆)，或许因为语言的丰富性、场景性和富有变化，或许因为语言表述形式受限于博物馆展览等，中国博物馆中有关语言的展览少之又少，少量的展览主要侧重于文字展览，语言部分依托文字的功能而存在，如民族文化宫1981年举办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成就展”，当然这个展览主要是以图片和研究著作为主，基本上没有语言的声像资料。我们知道，语言与文字之间是完全不可相互替代的关系，这里无需指出作为艺术表现的语言表达，如各种口头艺术，仅仅作为日常使用的语言也是文字所不可替代的。无怪乎，民俗学与神话学专家刘宗迪先生借庄子之语，表达出相对于语言“文字原是一张皮”(见《读书》2003年第10期)。从当代语言遗产的角度来看，文字之于语言，的确仅仅是一张皮毛而已。
刘宗迪先生近年陆续发表的言论对“书写”和“言说”的关系，有相当辩证的思考，叙述了这个贯穿了整个20世纪波及几乎所有国际人文学科的学术公案，即对所谓“鸿沟说”和“连续说”，前者以社会人类学家杰克·古迪、古典学家埃瑞克·哈夫洛克等为代表；后者则以古典学家高夫、人类学家约翰·哈文森等为干将(参见刘宗迪个人博客《文一言因缘，剪不断理还乱》2007年3月28日)。我们知道，甚至关于“书写”本身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历史学、人类学不可回避的议题，“书写”被定义为一种“文化”和“行为”，因之，人类学有关于“写文化”(writing culture)以及“写文化之后”(after writing culture)的理论，而历史学则有关于“制造历史”(making history)的讨论。这些“理论”议题与博物馆的“表述”理论(museum representation)基本同时出现，绝非偶然。
放下这些艰涩的学理问题不谈，那么，是否是因为语言形式不适于博物馆收藏或者博物馆的展览形式而没有得到重视呢?答案显然又是否定的。不仅国际上已经存在了为数不少的语言(类)博物馆，语言作为重要的遗产内容和文化证据在西方许多国家的博物馆中受到重视，而且随着声像技术的成熟，“声音资料”早已成为普通博物馆的收藏与展示的内容/对象。因此，语言遗产在博物馆中被忽视，实在是中国博物馆发展的一个重大缺失。
语言使用与语言遗产
汉语是中国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也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是联合国六种正式工作语言之一。汉语是汉民族的共同语，中国除占总人口91.59％的汉族使用汉语外，有些少数民族也转用或兼用汉语。现代汉语有标准语(普通话)和方言之分。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汉语方言通常分为七大方言：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闽方言。各方言区内又分布着若干次方言和许多种土语。其中使用人数最多的北方方言分为北方官话、西北官话、西南官话、下江官话四个次方言。除汉族外，中国55个少数民族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8.41％。除回族、满族已全部转用汉语，其他53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有些民族许多人转用或兼用汉语或其他民族语言；有些民族内部不同支系还使用不同的语言。普通话不仅是汉民族共同语的标准语，也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语。
根据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2004年12月26日公布的《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目前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能用普通话进行交际的人口比例为53.06％，能用汉语方言进行交际的人口比例为86.38％，能用少数民族语言进行交际的人口比例为5.46％。平时书写时使用规范字的人口比例为95.25％。掌握汉语拼音的人口比例达到了68.32％。这是国家推广普通话和汉字标准化五十多年来的成果。
语言文字标准化的重要性无须讳言，关系到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是一项涉及面广、影响深远的社会公共事务。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决议公布《汉语拼音方案》。中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一贯坚持语言平等政策，积极维护语言的多样化与和谐统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等法律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共同确定了各民族语言文字平等共存，禁止任何形式的语言歧视，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国家鼓励各民族互相学习语言文字，国家坚持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等基本语言政策。同时，在民族地区国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并且在民族地区普遍推行“双语教育”。
2001年1月1日，中国正式推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以法律的形式确定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地位，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范围，有利于促进现代经济、科技和社会的发展，有利于促进地区间、民族间的交往交流，有利于普及文化教育、发展科学技术。一个国家，在语言文字方面能够立法，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反映。但是，中国的这部法律距离新中国建立的时间却整整迟到了50多年。虽然如此，这项工作第一次确立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法律地位，标志着中国的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工作开始走上法制的轨道，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翻开1987年和1990年出版的“中国语言地图”，中国56个民族的语言使用情况一目了然。过去，我们认为，中国共有80种以上的语言，约30种文字。从这些数字看，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相关权威部门对于中国语言资源的掌握还有不少盲点。根据2008年1月出版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语言学家孙宏开等主编的《中国的语言》一书，中国56个民族共有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亚语系、南岛语系、印欧语系、混合语等六种共计129种语言。这是中国语言状况面向世界的首次公布，它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中国学者和语言工作者 历经数十年在语言调查、研究与抢救工作上的成果。所以，本书出版后受到政府以及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同样，根据这项最新的研究成果，中国的语言资源正在面临空前冲击。据称，在129种语言中，有一百多种语言是已经濒危或正在走向濒危的。其中，已经濒危的21种，迈入濒危的64种，临近濒危的24种，没有交际功能的8种。在这些语言中，有的使用人数已不足千人。根据调查，目前仅有两位八十多岁的老人会讲仫佬族，而满语、赫哲语、苏龙语、仙岛语等使用人数都不足百人，这些都属于“濒危语言”。
语言调查是一项国家战略
中国历来重视对语言特别是方言的调查与整理，秦始皇的“书同文，车同轨”的统一政策，实际上也包括了相应的“标准语”政策。自汉代以来方言作为民俗事项被记录和研究，并且写入“正史”。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进行的大规模的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和20世纪80年代进行的“三套民间文学集成”，更是累积了异常丰富的语言资料。
历史上的语言调查
两千年前的中国西汉时期，一位名叫扬雄的著名文学家和语言学家，在经过近30年的努力工作后，终于收集和整理出了一部方言比较词汇集——《方言》。这是一部系统记录汉语词汇在地理上的差异的著作，全称叫做《鞘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共收录了九千多个字，也被视作中国乃至世界上第一部方言著作。事实上，扬雄并不是最早意识到中国语言多样性资源的人，他在有关这部作品的说明中明确指出，他曾经得到蜀人严君平的周秦方言调查资料一千多字残编，还传习了临邛人林闾翁孺的编辑体例，在利用这些前人留下的资料的基础上，扬雄继续进行广泛的方言调查，他所调查的对象主要是当时从各地到首都来的知识分子和士兵，最后对调查资料进行系统整理后成书。扬雄也并非中国历史上最早注重方言调查的人，因为设立调查方言的专职官员，并将调查记录的方言材料收藏保存的制度在周代就已形成，只是由于战乱等原因，这些调查材料后大多散佚，以至于西汉末年的《方言》成为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的语言调查记录。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扬雄等所关注的只是汉语“方言”的区域性特点和布局，这个格局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形成为以官话、吴、赣、湘、闽、客家、粤等为代表的七大汉语方言区。而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国还有着汉语言以外的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语言遗产。对于这类语言资源的存在与发展状况，中国政府相关部门曾组织学者进行过大规模的调查和研究，即通过实地调查，记录现实语言材料，搜集文字和口头的社会历史资料，对少数民族语言进行综合分析。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少数民族语言调查
从1950年至1955年，中国学者先后对西南、中南、西北一些省区的壮、布依、水、苗、瑶、彝、傣、傈傈、景颇、哈尼、佤、蒙古、维吾尔等民族的语言进行了初步调查；1956年以后，中国又组织了7支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队，共约七百多人，分别对分布于15个省、自治区的壮、布依、侗、水、傣、彝、毛南、仫佬、苗、瑶、畲、藏、羌、土家、白、哈尼、傈僳、拉祜、纳西、景颇、阿昌、仡佬、佤、蒙古、达斡尔、东乡、土、保安、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塔塔尔、撒拉、裕固、锡伯、赫哲、鄂温克、鄂伦春、塔吉克、京等42个民族的语言进行普查。
1960年以后，中国继续在以往的基础上进行调查，进一步扩大了调查范围，对全国大部分地区少数民族的语言情况有了比较完整的认识。在这些调查的基础上，“中国少数民族白皮书”系列陆续出版，到20世纪80年代后正式统一由民族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
除了专门的语言调查外，中国历史人口普查也都将语言使用情况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其中1953年7月1日、1964年7月1日、1982年7月1日、1990年7月1日、2000年11月1日进行的人口大调查统计了系统语言资料。2004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全国的民族研究和民族工作者，启动了声势浩大的少数民族“五种丛书”的修订工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项工作主要由羌语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孙宏开先生负责，集中了民族语言研究的当代精英的共同力量。这一工程期待通过对以往调查成果的补充修订展现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资源的最新状况。不日，这项新成果即可面世。
作为非物质遗产的语言遗产与博物馆的新世纪
我们知道，保护少数民族语言的任务异常艰巨。在许多民族研究机构都设有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资料库，专家借助最新的技术手段记录存储现存的少数民族语言资料，目前这一工作已经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果。但是，由于语言是一种动态发展的资源，在新的语言资源被发现的同时，也不断有走向濒危的语言失去其使用的功能和意义。因此，像过去那样仅仅依靠语言学研究机构是不够的。
就少数民族语言来说，在中国55个少数民族当中，人口在10万人以下的“人口较少民族”共计22个，这些人口较少民族在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浪潮下，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语言使用问题。2006年2月12日至3月16日，第一次全面反映中国非物质遗产状况的大型“中国非物质遗产保护成就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展览使用“博物馆语言”以两千件实物、两千多幅照片全面介绍了中国非物质遗产保护的成果，向世界展示了中国非物质遗产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在这次展览中，有关语言遗产以及语言调查、研究和出版等方面的内容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这次展览是中国语言遗产的首次全面集中展示。在这些涉及语言的部分中尤以少数民族的语言遗产最为引人注目，如生活在云南省西双版纳的景颇族和基诺族，都有使用“树叶、花草”来“书写”情书的习俗，展览中的“树叶情书”引起了几乎所有参观者的兴趣。
按照国际学界关于非物质遗产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口头传统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及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因此，语言在非物质遗产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次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展览虽然不是一个常规的博物馆展览，而只是一个带有一定新闻事件性质的“临时性展览”，但是它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具有非凡的意义，它表明博物馆是收藏、研究、展示非物质遗产的机构。在21世纪，博物馆必将承担起语言遗产研究、保护、传播、教育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