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书递简”看中西喜剧中的女仆形象以樊素、马丽内特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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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上层贵族的婚姻与爱情受到了重重限制,“女仆”在贵族男女的爱情关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她们一面帮助主人,一面为自己谋划。本文以《?梅香》中的樊素和《爱情的怨气》中的马丽内特为例,从作品中相似的“传书递简”的情节出发,探讨中西戏剧中典型的女仆形象,进而探究其异同点及其文化生成土壤。
  关键词:女仆形象;传书递简;中西喜剧;樊素;马丽内特
  中图分类号:I1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37(2021)02-0065-04
  
   在戏剧史中,“女仆”形象占据着特殊的地位。“女仆”的身份虽然低微,但在戲剧情节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以不同的方式推动着剧情发展。《梅香》是元代戏剧家郑光祖的戏剧作品,讲述了书生白敏中和晋国公千金裴小蛮,在婚恋中由于门第原因,遭到了裴夫人的反对,樊素在其中为公子小姐传书递简,终使有情人结成眷属;《爱情的怨气》是法国戏剧家莫里哀的作品,在这部作品中具有两条戏剧线索:其一,艾拉斯特和法赖尔同时爱上了吕席尔,形成了一个爱情的三角关系,借由女扮男装的阿斯卡涅的身世问题引出剧中另一条线索;其二,女仆马丽内特为男女主人公传递书信的同时,私下与胖子洛内谈情说爱,两位仆人间的恋爱也给浪漫的故事增添了喜剧因素,走向了皆大欢喜的喜剧结局。在这两部作品中,剧作家都设置了女仆为男女主人公传递书信的情节,从这一相似的设置出发,可以窥探出两位女仆的典型特征,挖掘其角色形象的相似之处与不同特点,进而探析二人作为中西两种文化下的“女仆”形象的文化生成土壤。
  
   一、女仆塑造的相似性
   戏剧是一门反映社会生活本质规律的艺术,这就使得戏剧家们在创作戏剧作品时会不约而同地出现相似的情节设置,这一点在比较戏剧研究中已经反复被证明。在《梅香》与《爱情的怨气》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情节设置与人物塑造,在这两部作品中男女主人公都在爱情关系中遇到了阻碍,正是由于女仆在其中的帮助,最终使得爱情得以圆满。
   (一)与主人的亲密关系
   1.樊素与小蛮
   在《梅香》伊始,樊素虽尚未出场,但可以通过裴夫人之口推断出樊素与小姐的亲密关系:“更有一个家生女孩儿,小字樊素,年一十七岁,与小姐做伴读书。”由此可以见得,樊素与小蛮小姐之间的关系是极为亲密的,而且樊素在府中的地位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仆人,而是小姐的伴读,拥有读书的特权。
   此外,樊素与小姐的亲密关系也表现在为小姐的爱情奔走传递书信方面。作为小姐的贴身女仆,在白敏中的苦苦哀求下,本是旁观者的她抱着试一试的想法答应帮忙传递书简。并且面对小姐的假意指责时,心知小姐内心的真实想法,所以大胆鼓励小姐勇敢面对自己的感情:“若小姐诚有此心,是佳人得配才子,有何不可!那生见今含情荏苒,真欲就死。小姐是仁者爱人,于心岂安哉!”[1]可见,樊素对小姐的心思了如指掌,这无疑显露出樊素与小姐之间的亲密关系。
   2.马丽内特与吕席尔
   在《爱情的怨气》中,剧作家也直接告知观众马丽内特是贵族小姐吕席尔的贴身女仆。在具体的情节中,剧作家使用了“误会法”将马丽内特与吕席尔的亲密关系予以展现。
   马丽内特在帮吕席尔小姐传递书信的同时,与胖子洛内谈起了恋爱,常抽空与洛内调情。在艾拉斯特误会吕席尔对于爱情不忠的情节中,不分青红皂白的艾拉斯特和胖子洛内都对马丽内特恶语相向,遭到谩骂的马丽内特与吕席尔内心感到十分委屈,从马丽内特的一番话中可以看出马丽内特与吕席尔小姐关系的不同寻常:
   “说实话,我明白你有道理,这种吵闹纯粹是无理取闹。我们受骗了,小姐。这些该死的狗东西,嘴可巧啦,装出一副懒洋洋的神情,寻我们开心,可是我们偏偏又要听!听了他们求饶的话,我们就狠不下心啦,他们发誓我们也就相信啦,我们真是脆弱之至!我们实在蠢,男人也实在坏!”
   对于两个男人的性情突然大变,二人都感到十分愤怒与不解,这种怒火与憎恨使得她们一致对外地说无论这两个男人说些什么也不会原谅。同时两人互相宽慰又互相激励,这种情感的共通性即源于她们朝夕相处中结下的深厚友谊。此外,在当艾拉斯特和吕席尔终敌不过心中的爱意原谅彼此的同时,马丽内特也被胖子洛内的表白所感动而不再责备爱人,剧作家在此处运用了双线并行的方式,通过马丽内特的爱情线索侧面烘托了主人间爱情的真挚,亦展现出主仆面对爱情抉择时的姐妹情深与相互扶持,二人在面对爱情的相同的处理方式也可以看出其姐妹心意相通。
   (二)狡黠机智的人物性格
  1.樊素
   “他好生的乖觉,但是他姐姐书中之意,未解呵他先解了,那更吟咏写染的都好,一番家使他王公大人家里道上覆去呵,那妮子并无一句俗语,都是文谈应对”。从《梅香》伊始老夫人的话中可以看出樊素的聪明与机智是基于平日文书诗词的积累,这也为下文对其的塑造奠定了基调。
   就樊素所处的社会阶层而言,樊素是一个被动者。但是在剧本中,樊素为小姐与公子的爱情牵线搭桥时,无疑掌握着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命运,这时樊素变成了主动者,因此她对男女主人公的打趣具有了身份上的合理性。当樊素第一次给白敏中书信时,她故意装作在怀里找不到小姐的书信,“呀!那里每不见了”,这一行动使白敏中心急如焚,“你怎么不小心等他不见了!天那!我可死了也”。这一情节展现了樊素作为少女的活泼与聪慧。
   此外,在作品中的第四折,面对白敏中的故意“刁难”,樊素的聪敏、机智的特点得到了展现与发挥。白敏中想到昔日受到了屈辱不免心中不满,在婚礼上掩盖其真实身份,百般刁难举行仪式的官媒婆,对女方横加嘲讽,“但尝一点,昏沉三日”“休动乐”“我一生不待见妇人面,但与夫人相见,脑裂三分”。聪明伶俐的樊素为小蛮打抱不平,偶然发现真相知其用意,才以戏谑言辞与白针锋相对,她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揭示白敏中的心口不一。樊素的这一行动是剧情主线的发展与延伸。正因樊素的这一行动,才促使裴夫人和白敏中解除误会,使得两人冰释前嫌,终于迎来团圆结局。“她虽然是个仆人, 却被赋予了更优秀的精神品质。这个形象的战斗性, 不仅使她保持了作为一个人的尊严、价值与魅力, 甚至使她高踞于她的主人之上, 成为全剧中最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2]    2.马丽内特
   马丽内特一出场便是为吕席尔和艾拉斯特通风报信的情节,她积极地为两人的结合奔走。马丽内特在促进男女主人公缔结爱情关系的情节中,多处展露出其聪慧、机智的人物特征。
   首先,马丽内特第一次给艾拉斯特送信时由于找不到人,花费了一个多小时,跑了十里路,她心中难免有所抱怨与不满,于是想要使些“绊子”来发泄内心的怨气,对艾拉斯特说:“我要是告诉她你为人有多别扭,她会马上不认有这一封信的。”马丽内特这话一出,艾拉斯特便慌忙祈求她替自己遮掩,马丽内特的这一调笑使得马丽内特的机敏狡黠跃然纸上,也增添了轻松活泼的喜剧氛围。此外,马丽内特的机敏还体现在当她意识到艾拉斯特少爷的疑心与吃醋时,她能够理智分析,站在旁观者的角度,给出合理的建议,使得男女主人公得以缔结良缘。马丽内特劝告艾拉斯特少爷:“你的忧虑往往擦亮情人的眼睛,看到那个伤害你的人的本领;我就认识一个人,由于情敌爱吃醋,一来就吵闹,反而如愿以偿,交上最好的运。总之,不管怎么样,表示怀疑不安,就在爱情里扮演了一个认输的角色,最后,得不到信任的是他本人。”由此可见,马丽内特深知在爱情关系中“信任”的重要性,伴侣间的怀疑如地雷一般,最终害人害已。马丽内特作为吕席尔爱情经历的陪伴者,面对吕席尔与艾拉斯特间的矛盾时运用自己的聪慧安抚艾拉斯特,使得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关系得以发展下去。
   (二)强烈的反抗性
   樊素在幼时虽受到“孔孟之道,周公之礼”等浸染,但其身上仍具有强烈的反抗性。在裴夫人发现裴小蛮与白敏中的私情后,拷问樊素时二人的正面冲突体现了樊素反抗性:
   “(正旦云)夫人有四罪。(夫人云)我有那四罪?(正旦云)不从相国遗言,罪之一也。不能治家,罪之二也。不能报白氏之恩,罪之三也。不能蔽骨肉之丑,罪之四也。”
   四则罪责的质问是层层递进的,樊素在为两人传书递简中感知到两人的情谊深厚,面对封建大家长的斥责她也不卑不亢,性格中的聪敏狡黠一览无余,这也是裴夫人最终妥协的重要原因。她为小姐的爱情据理力争,从当初封建礼教的维护者发展成才子佳人的拥护者,人物的反封建性、性格魅力都得到了充分发挥。
   法国在当时正处于封建家长制盛行的社会,因此在莫里哀的作品中出现相关“父母逼婚”情节也是遵从社会现实的。莫里哀通过这些情节“猛烈抨击强迫婚姻, 要求给少女表达意见的自由, 给妻子以尊重和独立。”[3]马丽内特与吕席尔的父亲阿耳贝尔并无直接的冲突与对抗,吕席尔作为贵族小姐,她是有着那个时代的小姐的名声要求,在与艾拉斯特的情书中提到“假如你能得到父亲的同意,爱情今天就可以给自己加冕。”看出她把父亲的同意看作头等大事,贵族的婚姻需要通过父母同意,“而私下的秘密婚姻则是男女在教士面前互换婚誓结成了正式婚姻。”[4]这种婚姻往往不被父母与社会所认可。因此当法赖尔的仆人马斯卡里叶告诉阿耳贝尔,吕席尔與法赖尔已经秘密结婚时,他才会怒火中烧,气愤不已,认为他在毁坏自己的声誉。马丽内特在帮助他们传递书信的同时,着力帮助艾拉希特得到阿耳贝尔这位封建大家长的欢心,希望他俩的婚约得到父母的同意,这一点也体现出马丽内特对于传统婚姻制度的反对,具有一定程度的反抗意识。
  
   二、“女仆”角色的不同点
  
   (一)语言表达方式
   1.樊素:学究气
   不同于古代戏剧中常见的语言粗俗,目不识丁的仆人,在《梅香》中裴夫人介绍了樊素作为家生女儿,诗书吟诵都是极好的,其学识、素养别具一格,这也使得她的语言风格充满了学究气。
   首先,在白敏中因情痴而病的情节中,白敏中把情思诉予樊素,求她帮忙成全自己和小姐,在听到白敏中如此越礼之念时,她断然拒绝,先是用古籍诗书中的思想对白敏中进行劝诫,说道:
   “老子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夫子云:‘戒之在色。’足下是聪明达者,况相国小姐,禀性端方,行止谨恪,至于寝食举措,未尝失于礼度,乱于言语,真所谓淑德之女也。今足下一见小姐,便作此态,恐非礼么? ”
   由此可看出,樊素从小耳濡目染,深入骨髓的礼教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显得她迂腐呆滞,成为了封建卫道士的维护者。此外,当樊素帮白敏中传递书简时,小姐担心私情暴露厉声斥责樊素时,樊素并不慌乱,有理有据地指明是小姐自己“行为不端”在先:“今小姐不从母训,不修女德,背慈母以寄简传书,期少年而逾墙钻穴,以身许人,以物为信。近日慵妆倦绣,推称春困,原来为此。”由此可见,樊素倒打一耙,其语言泼辣直接,且具有诗化的风格,这对于身份低下的女仆而言是极具学究气味的。
   2.马丽内特:世俗化
   马丽内特作为贵族小姐的女仆,并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因而在语言表达上相比樊素是更为通俗易懂的。在剧中第一幕第二场中,马丽内特在替小姐传递书信给艾拉斯特时,想要从艾拉斯特那儿获得一定的劳动报酬,却不直接言明,反而是层层套路。在马丽内特的戏剧语言:“那,在那家铺子,上个月,您慷慨大度,自己答应赏我一只戒指”中可以看出其对于物质的渴望与追求,但是,当艾拉斯特真给了她一枚戒指时,她又假惺惺地说着貌似婉拒的话:“少爷,您这是怎么的啦,我可不好意思拿。”这时,就连她的恋人胖子洛内都看不下去了,直呼她是不要脸的东西,不要这戒指的是傻瓜。由此可见,马丽内特在日常生活中处理问题时的虚伪与圆滑。在作品中的第四幕第四场中,由于误会导致马丽内特和胖子洛内的感情发生裂痕,当胖子洛内想要给马丽内特道歉时,马丽内特恶语相向,语言十分粗俗:“看这张狗脸啀,就冲这张皮也想勾引人!我,我会爱上你这张狗脸?我会到处找你?天呀,我这样的姑娘们,由着你糟蹋。”由这一戏剧情节可以看出马丽内特所用的语言是低俗粗鄙的,故而笔者认为马丽内特的学识素养低于樊素,具有极为强烈的世俗化特征。    (二)个人目的性
   樊素和马丽内特作为下层人士,作家们并未将她们奉若神明,将其塑造为“完美”的圣母形象。在极力撮合主人们的爱情时,她们绝不是一个无动于衷的冷眼看客,而是一个希望通过自己的积极参与、实现自身目的的准既得利益者。
   在一夫多妻制的中国古代社会中,樊素为小姐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郎君,也就意味着对她而言找到了一个称心如意的男主人。故而樊素在面对书生白敏中对于小姐痴情一片时,看到了他的决心与毅力,于是她勇敢地答应帮助书生和小姐传书递简,并与老夫人斡旋斗争。所以,樊素的行动不仅仅是为了小姐的终生幸福,也是为了自己的后半辈子的生活。马丽内特的不同在于个人利益的多重渴望,具体有三:一是马丽内特希望情同姐妹的小姐吕席尔获得爱情;二是她努力追求跟胖子洛内的爱情关系;三是挂恋着那一枚艾拉斯特曾答应送给她的戒指。马丽内特这种对金钱利益的渴望既符合其所处时代人们追逐利益的普遍性,又反映出小人物的行动真实性。
  
   三、出现异同的原因
  
   (一)时代因素
   郑光祖的《?梅香》与莫里哀的《爱情的怨气》,一个创作于中国的元朝,一个创作于法国的波旁王朝。元朝当时有着严格的婚约程序: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如同法国正是路易十四中央集权鼎盛时期,贵族的婚姻也是掌握在父母或者长辈的手中。在相似的时代背景下,伦理观念的加强却并不能阻挡男女之情的产生,自由恋爱与自主婚姻开始萌芽,所以在文学作品中偷情或者婚前恋爱成为正式婚姻的前奏,现实问题的普遍性使得作者在创作文学形象时是参照现实因素的,将底层的仆人及平民形象穿插其间,既是时代压迫下男女主人公突破束缚的一股推动力,又是文学作品中情与理的冲突的催化剂。
   但也正是由于地理位置与时代的差异,二者之间也存有一定的差别。郑光祖生活的时期,封建礼教的思想束缚深入人心,从樊素与白敏中的交流和应对裴夫人拷问时的话语来看,其受到封建思想的影响颇深,故而她最开始用礼教来反对私自定情的合理性。莫里哀生活在资产阶级新兴、日趋衰落的封建统治时期,这一时期思想逐渐开明,对于女性的解放、对于物质的追求都使得马丽内特性格的泼辣性和势利性更为强烈。
   (二)作家的创作心态
   首先,郑光祖、莫里哀都生活在阶级矛盾尖锐、等级森严的社会之中,有着难以跨越的阶级难题。对于樊素、马丽内特这样的下层人士的塑造,即为对理想社会的憧憬。在现实生活中,她们中的很多人害怕统治者的权威而忍气吞声,不敢表现出不满,更不用提与其反抗斗争,“而剧作家在创作戏剧作品时顾虑相对较少,有时直接将下层人民对阶级压迫的不满通过激勵的冲突表现在戏剧作品中并加以理想化。”[4]因此,她们在艰难的处境中逐渐培养了洞察人心、适应困难局面的特点。无论是樊素还是马丽奈特,她们都能敏锐感知小姐的心境。此外,对在困苦中挣扎的人产生怜悯之心,也源于他们自身的地位属性,这类人物通常尽力使有怪僻的人恢复理性,帮助年轻人获得他们的幸福。莫里哀通过人物的激情更好地展示他们的性格,但同时其性格又保持了生活的复杂性。在特定的社会中描绘特定的性格,并通过性格的刻画来展现社会风俗。
   其次,莫里哀曾得到国王路易十四的重用,但是他受到了当时封建贵族和教会势力的猛烈攻击,故而长期在外省漂泊演艺,与下层人民接触颇多,这与郑光祖的人生经历类似。从同郑光祖同期的杂剧家钟嗣成《录鬼簿》中,我们知道他早年习儒为业,后来补授杭州路为吏,因而南居。他为人方直,不善与官场人物相交往,官场上的人很瞧不起他。因此他们熟悉下层人民的生活和性格。这也是郑光祖和莫里哀创造出具有共性的女仆形象的原因之一。无论是莫里哀继承文艺复兴时期反封建反教会传统,以反讽、嘲弄等方式炮轰腐朽堕落、愚蠢虚伪的上层社会,抒发对平等自由理想的追求,宣扬民主精神;还是郑光祖借樊素之力突破封建礼教的束缚,赋予其才貌观的民主进步思想,都展现了作家希望才子佳人们能够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好希冀。
  
   四、结语
  
   无论是元代婚恋题材的杂剧《?梅香》,还是西方的爱情喜剧《爱情的怨气》,类似于樊素与马丽内特这类的女仆人物并不少见,她们身份平凡却智勇双全,她们在男女主人公追求自主爱情和婚姻的过程中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在男女主人公的爱情中,她们既是爱情的促进者,又是清醒的旁观者,而与小姐们的闺阁情谊使得她们也是最及时的宽慰者。无论是天性中机敏狡黠还是出于后天的利益考量,在她们身上都寄托了剧作家们一定的民主进步思想,赋予了她们反抗封建压迫的智慧与谋略,而中法女仆的共通性也表明即使不处于同一时空,人们向往自由爱情的结合是一致的,而这种结合是离不开像樊素与马丽内特这一类女仆人物的帮助,因此她们的形象能够穿越时空,散发永久的魅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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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王修齐.穿越时空的遥契:对《西厢记》中红娘与《伪君子》中桃丽娜的比较研究[J].文教资料,2016 (36):162-16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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