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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18日，文化和旅游部发布了关于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推荐项目名单的公示，让更多的“非遗”项目走进了人们的视线。自2001年昆曲成功申遗以来，我国“非遗”概念下的保护工作也进入了第20个年头，成绩之大，有目共睹。而早在国家刚刚明确提出“非遗”保护目标之初，我国民间的诸多有识之士就积极投身于各类“非遗”项目的抢救和保护事业之中，并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福建著名收藏家施政强便是其中的先行者之一。本期，我们要讲述的便是，施政强和国家级“非遗”永春纸织画的故事。
指间上的千年绝技
永春地处福建省东南部，古称桃源，四面峰峦环绕、山清水秀、景色宜人，一湾桃溪穿城而过，独特的地理、人文条件，孕育出了不少“明星”代言，尤其是两项国家级“非遗”项目——纸织画和白鹤拳，已经与“永春”二字紧紧相连，成为了一种约定俗成。作为当地特有的民间技艺，永春纸织画与杭州丝织画、苏州刺绣、四川竹帘画并称为“中国四大家织”，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艺术意蕴，充分体现出了永春人民的勤劳与智慧。
所谓纸织画，顾名思义，就是绘画和编织相结合的艺术品。追根溯源，乃是古代宫廷绘画艺术与永春民间竹编相结合的产物，是早期贵族、文人和民间工匠合作出现的艺术品，后来转移到了民间，成为“民众艺术”。一般说来，纸织画的制作程序可分为画、裁、织、裱四道工序，首先在空白的宣纸上画好图画，用锐利的裁纸刀将画幅裁切成纤细的经线，另外用洁白的宣纸裁切成同样粗细的纬线，再将经线用浆糊固定在织纸机上，像织布那样将纬线一根根穿织到经线里去，织成经纬分明、线条纵横的图画，即纸织画。经线和纬线的宽度为2毫米，越细越美观，越细越难织。织好以后，还需将人物的脸部、手部和鸟的嘴、眼用同类淡色进行加补。为了方便张挂，还必须将纸织画加以裱褙，才是完整的作品。这样一来，纸织画除了保持中国画自身品格之外，又多了一种“雾里看花”的朦胧之美，堪称一绝，其画面近看纸薄痕交织、经纬分明，远观则像覆盖了一层纱，如同仙境、若隐若现。永春纸织画的题材丰富多彩，有人物、山水、花鸟、书法等，常用于悬挂厅堂、点缀书房或作为馈赠亲朋好友的珍贵礼品。
根据史料记载，永春纸织画的产生最早可追溯到隋末唐初，迄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深受达官贵族、文人墨客的喜爱。早在唐代，诗人郑维在见过纸织画之后，欣然赋诗：“何物离披最可人，纸间经纬别有因;阿谁巧作维摩手，就里挥毫称绝伦;远山一角都人妙，烘云托月景偏真。”明人田艺蘅《留青日札》所记载的“嘉靖中没入严嵩家，有刻丝、纳纱、纸织等画之名，则其来久矣”，则明确了两点：一是在明代之前，纸织画的制作工艺已经相当完备，所出产品成熟精美;二是纸织画在当时已经被上流社会人士视为具有收藏价值的艺术品了。到了清代，永春纸织画工艺直接为皇家服务，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清代乾隆年间纸织画《清高宗御制诗十二扇屏风》就是其中的巅峰之作。清代泉州翰林陈肇仁则在《纸织画白鹤幢诗》中写道：“是真非真画非画，经纬既见分纵横;我闻桃源场中客，妙技别出关徐荆;并力劳作万万缕，缕以素纸痕分明;烟云斯须出素手，笔墨化尽恒畦盯。”诗中同样表达出对纸织画的高度赞赏和喜爱之情。
遗憾的是，由于历史发展、社会变迁等原因，纸织画自清末后开始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沉寂，同时受技术、传承与市场等方面因素的制约，其规模不但没有扩大，反而处于濒危的态势，仅有的市场也主要得益于海外华人华侨的订单。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重视和当地艺人的努力下，才使得永春纸织画重新焕发了生机，此间出现了以黄永源为主要代表的老艺人，打破传统传承模式，将纸织画制作工艺开枝散叶，并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和影响力;改革开放以来，涌现出了一批纸织画制作匠人，他们深受黄永源的影响，传承技艺并大胆创新，同样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2011年5月，永春纸织画被正式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
非遗保护的文化坚守
一种艺术形式的产生与发展与社会生产发展水平、人们生活需求是息息相关的，以永春纸织画为例，从物质性上说，它们所展示的信息让我们看到了技术的“巧”与艺术的“精”，从非物质上说，它让我们认识到人类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发展轨迹。但是，纸织画作为民间艺术瑰宝，却在历史变革中险些消失殆尽，精品亦鲜有流传，个中原因，是十分值得我们深思的。在施政强看来，作为延续了一千多年的民间艺术，尤其是承载了无数纸织画匠人的精神联系，以及作为海内外永春儿女的乡愁载体，纸织画绝不能被湮没在历史当中。为此，早在从事收藏之初，施政强便矢志收藏流散于民间的纸织画精品。
采访中，记者问起个中缘由，没想到还源于施政强的家学渊源和家族情结，这要从清代永春州内桃城北门施厝的施锦亭说起。施锦亭乃是當时闻名四方的永春五大纸织画商号之一，其所拥有的纸织画技艺传承、兴盛于清乾隆年间，其经营者施氏一族宅心仁厚、乐善好施，为当地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清末时期的传承人里，施氏一族中的施传棋（琪）、施传梗（景）、施传彩和施传村四兄弟，均从事永春纸织画的制作，，可惜至清未失传。其中，施传棋便是施政强的曾祖父。施家祖厝亦曾遗留有多幅家族传世的施锦亭永春纸织画佳作，施政强自小便多次上手欣赏过，至今依然记忆犹新、历历在目，可惜的是，这批纸织画因旧城改造，至今不知流落何方，实为一件大憾事！但也因此，在施政强心中种下了一颗无比热爱永春纸织画的种子。
“面对逝去的岁月，我们无能为力，但我们能做的就是与时间赛跑，抢救保护好我们珍贵的文化遗产。”采访中，施政强感慨道：“希望我的工作能够唤起人们的紧迫感，共同把纸织画的抢救和保护工作做得更加深入和扎实，这样才对得起祖先和子孙后代。”
虽然纸织画的制作者是民间艺人和编织工匠，但在过去，受居住条件和消费能力的制约，纸织画只有在贵族、士大夫和文人中间欣赏和消费，且保存条件较为苛刻，流传至今的古代作品寥寥无几。根据记者的不完全统计，目前有据可查的国有博物馆馆藏纸织画作品，除了前述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清高宗御制诗十二扇屏风》外，还有安徽博物院收藏的两幅清代纸织画《花鸟图》，以及首都博物馆珍藏的清代纸织画《福寿图》等少数作品，流传民间的也是少之又少，清代之前的纸织画至今也未能见到实物传世。幸运的是，经过多年艰辛收集和精心积累，如今施政强的纸织画收藏已经颇具规模，不乏堪比博物馆藏品级别的珍品之作。 这里记者要重点介绍一下施政强珍藏的清末民初时期的纸织画《福禄寿三星图》，全画为人物工笔纸织画，尺幅巨大，长140、宽84厘米，主要人物形象为福禄寿三星，福星手捧如意，寿星持龙头拐杖，禄星怀抱婴儿，下有一状元模样的男子，还有一手舞足蹈的孩童，左上有“施怀德墨”的落款以及“怀德乾记”之印。通过这件作品，我们可以直观地体会到纸织画人物编织过程的复杂，福禄寿三星的服饰颜色鲜艳，用色靓丽，色彩艳而不俗，整体和谐，给人以舒适的感觉。特别是从人物的面部、颈脖、手部肤色上，我们可以看到被穿插在纬线部分的白色丝线是有色彩过渡的，而在服饰上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经纬线交叉，加之补色的使用使人物面部特征更显立体感，从而使画面在观赏时具有一种朦胧的质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件作品所使用的材料为矿物彩和真金，百年时光，历久弥新，至今仍熠熠生辉。在目前民间能够见到的纸织画收藏之中，精彩程度尚无出其右者，极具文物价值和历史价值。
另外一幅清末民初时期的纸织画作品《禄仙图》，题材寓意吉祥。众多的人物、瑞兽聚分布于画面的恰当位置，造成强大的视觉冲击力，更以色彩浓淡和人物错落来分出距离、层次感，整体不失变化，质重而灵动，足见匠心。值得一提的是，这幅《禄仙图》还出现在了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探索·发现》栏目的纪录片《手艺》第八季《纸织永春》当中，一同出镜的，还有施政强的另外两幅藏品，那便是老艺人黄永源的《松鹤图》和《寿八仙图》。
说起黄永源，那是上个世纪永春纸织画制作技艺能够继续流传和发展的关键性人物，可谓居功至伟。而对于纸织画创作来说，能够独立掌握画、裁、织、裱全部四道工序的匠人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名家，黄永源无疑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黄永源出生1904年，14岁便开始学习纸织画制作技艺，19岁起就能独立制作各种规格的漆篮、纸织画成品，并随着时代的潮流而有所改革创新。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饱受战乱之苦，永春纸织画作坊只剩下黄永源的“黄芳亭”一家。在这种境况下，黄永源毅然拜入“莆仙画坛人物第一家”李霞门下学习“仙游画派”技艺，之后将所学引入纸织画创作中，使原来以花鸟、山水、神像为主的纸织画题材更加丰富多彩。新中国成立后，永春纸织画重新获得生机，许多回国探亲的老华侨纷纷咨询求购，黄永源十分高兴，更是精心制作，以应需求，当时地方政府部门也给予了积极的支持，不断推荐他的作品参加国内外的各类展览。黄永源的纸织画精品，不仅被选送参加我国各级的美术展览，还远赴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五十多次国家博览会和展览会进行公开展览，其中，《和平颂》《百花齐放》《松鹤图》《兴修水利》等作品在英国伦敦博览会展出，受到海外华人华侨和国际友人的交口称赞。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永春纸织画艺人出于生计考虑，严守技艺秘密，形成了“传媳不传女、父子相传，外人不传”的陈规陋习，致使永春纸织画不但发展缓慢，而且几度陷于濒危的境地。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使一息尚存的纸织画不至灭绝，黄永源夫妇放弃陈规陋习，公开授徒，以永春县文化馆和工艺厂为基地，开办永春纸织画培训班，为永春培养出一批纸织画人才，遍布永春县的桃城、五里街、吾峰、达埔、岵山等镇。这是永春纸织画传播史上的最高峰，到现在为止都没能超越这一传播规模。人们不会忘记，正是黄永源拯救了濒临失传的民间传统艺术。呕心沥血、鞠躬尽瘁，这八个字无疑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在施政强的纸织画的珍藏当中，有相当一部分藏品便出自黄永源之手。他告诉记者，黄永源的画品、艺品和人品，始终是他极为崇奉和学习的楷模，但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黄永源的作品长期散落在海内外民间收藏者的手中，很多精品被藏家收藏之后基本秘不示人，也有部分作品由于保存不当等出现损坏甚至濒临消亡，导致其真正艺术价值不能充分展现和被人们所认知，广大艺术爱好者也无法全面地观其艺术风貌。为此，十余年来，施政强积极奔走，凭借一己之力建立起了一定规模的黄永源作品珍藏，如今，他的心愿便是希望将来有机会将这些作品集结出版并公开展出，集中展示黃永源的艺术成就和艺术探索历程，以此告慰一代纸织画宗师。
可以说，回首多年来的纸织画收藏，施政强无疑是幸福的，因为过去的日子里有它们相伴;展望未来的生活，施政强也是满足的，因为今后的日子里他还将继续为永春纸织画的传承与发展奉献自己的力量。如果说人生有千百种成功，从施政强的收藏经历来看，最好的一种应该就是，所得皆所愿。
指间上的千年绝技
永春地处福建省东南部，古称桃源，四面峰峦环绕、山清水秀、景色宜人，一湾桃溪穿城而过，独特的地理、人文条件，孕育出了不少“明星”代言，尤其是两项国家级“非遗”项目——纸织画和白鹤拳，已经与“永春”二字紧紧相连，成为了一种约定俗成。作为当地特有的民间技艺，永春纸织画与杭州丝织画、苏州刺绣、四川竹帘画并称为“中国四大家织”，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艺术意蕴，充分体现出了永春人民的勤劳与智慧。
所谓纸织画，顾名思义，就是绘画和编织相结合的艺术品。追根溯源，乃是古代宫廷绘画艺术与永春民间竹编相结合的产物，是早期贵族、文人和民间工匠合作出现的艺术品，后来转移到了民间，成为“民众艺术”。一般说来，纸织画的制作程序可分为画、裁、织、裱四道工序，首先在空白的宣纸上画好图画，用锐利的裁纸刀将画幅裁切成纤细的经线，另外用洁白的宣纸裁切成同样粗细的纬线，再将经线用浆糊固定在织纸机上，像织布那样将纬线一根根穿织到经线里去，织成经纬分明、线条纵横的图画，即纸织画。经线和纬线的宽度为2毫米，越细越美观，越细越难织。织好以后，还需将人物的脸部、手部和鸟的嘴、眼用同类淡色进行加补。为了方便张挂，还必须将纸织画加以裱褙，才是完整的作品。这样一来，纸织画除了保持中国画自身品格之外，又多了一种“雾里看花”的朦胧之美，堪称一绝，其画面近看纸薄痕交织、经纬分明，远观则像覆盖了一层纱，如同仙境、若隐若现。永春纸织画的题材丰富多彩，有人物、山水、花鸟、书法等，常用于悬挂厅堂、点缀书房或作为馈赠亲朋好友的珍贵礼品。
根据史料记载，永春纸织画的产生最早可追溯到隋末唐初，迄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深受达官贵族、文人墨客的喜爱。早在唐代，诗人郑维在见过纸织画之后，欣然赋诗：“何物离披最可人，纸间经纬别有因;阿谁巧作维摩手，就里挥毫称绝伦;远山一角都人妙，烘云托月景偏真。”明人田艺蘅《留青日札》所记载的“嘉靖中没入严嵩家，有刻丝、纳纱、纸织等画之名，则其来久矣”，则明确了两点：一是在明代之前，纸织画的制作工艺已经相当完备，所出产品成熟精美;二是纸织画在当时已经被上流社会人士视为具有收藏价值的艺术品了。到了清代，永春纸织画工艺直接为皇家服务，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清代乾隆年间纸织画《清高宗御制诗十二扇屏风》就是其中的巅峰之作。清代泉州翰林陈肇仁则在《纸织画白鹤幢诗》中写道：“是真非真画非画，经纬既见分纵横;我闻桃源场中客，妙技别出关徐荆;并力劳作万万缕，缕以素纸痕分明;烟云斯须出素手，笔墨化尽恒畦盯。”诗中同样表达出对纸织画的高度赞赏和喜爱之情。
遗憾的是，由于历史发展、社会变迁等原因，纸织画自清末后开始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沉寂，同时受技术、传承与市场等方面因素的制约，其规模不但没有扩大，反而处于濒危的态势，仅有的市场也主要得益于海外华人华侨的订单。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重视和当地艺人的努力下，才使得永春纸织画重新焕发了生机，此间出现了以黄永源为主要代表的老艺人，打破传统传承模式，将纸织画制作工艺开枝散叶，并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和影响力;改革开放以来，涌现出了一批纸织画制作匠人，他们深受黄永源的影响，传承技艺并大胆创新，同样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2011年5月，永春纸织画被正式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
非遗保护的文化坚守
一种艺术形式的产生与发展与社会生产发展水平、人们生活需求是息息相关的，以永春纸织画为例，从物质性上说，它们所展示的信息让我们看到了技术的“巧”与艺术的“精”，从非物质上说，它让我们认识到人类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发展轨迹。但是，纸织画作为民间艺术瑰宝，却在历史变革中险些消失殆尽，精品亦鲜有流传，个中原因，是十分值得我们深思的。在施政强看来，作为延续了一千多年的民间艺术，尤其是承载了无数纸织画匠人的精神联系，以及作为海内外永春儿女的乡愁载体，纸织画绝不能被湮没在历史当中。为此，早在从事收藏之初，施政强便矢志收藏流散于民间的纸织画精品。
采访中，记者问起个中缘由，没想到还源于施政强的家学渊源和家族情结，这要从清代永春州内桃城北门施厝的施锦亭说起。施锦亭乃是當时闻名四方的永春五大纸织画商号之一，其所拥有的纸织画技艺传承、兴盛于清乾隆年间，其经营者施氏一族宅心仁厚、乐善好施，为当地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清末时期的传承人里，施氏一族中的施传棋（琪）、施传梗（景）、施传彩和施传村四兄弟，均从事永春纸织画的制作，，可惜至清未失传。其中，施传棋便是施政强的曾祖父。施家祖厝亦曾遗留有多幅家族传世的施锦亭永春纸织画佳作，施政强自小便多次上手欣赏过，至今依然记忆犹新、历历在目，可惜的是，这批纸织画因旧城改造，至今不知流落何方，实为一件大憾事！但也因此，在施政强心中种下了一颗无比热爱永春纸织画的种子。
“面对逝去的岁月，我们无能为力，但我们能做的就是与时间赛跑，抢救保护好我们珍贵的文化遗产。”采访中，施政强感慨道：“希望我的工作能够唤起人们的紧迫感，共同把纸织画的抢救和保护工作做得更加深入和扎实，这样才对得起祖先和子孙后代。”
虽然纸织画的制作者是民间艺人和编织工匠，但在过去，受居住条件和消费能力的制约，纸织画只有在贵族、士大夫和文人中间欣赏和消费，且保存条件较为苛刻，流传至今的古代作品寥寥无几。根据记者的不完全统计，目前有据可查的国有博物馆馆藏纸织画作品，除了前述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清高宗御制诗十二扇屏风》外，还有安徽博物院收藏的两幅清代纸织画《花鸟图》，以及首都博物馆珍藏的清代纸织画《福寿图》等少数作品，流传民间的也是少之又少，清代之前的纸织画至今也未能见到实物传世。幸运的是，经过多年艰辛收集和精心积累，如今施政强的纸织画收藏已经颇具规模，不乏堪比博物馆藏品级别的珍品之作。 这里记者要重点介绍一下施政强珍藏的清末民初时期的纸织画《福禄寿三星图》，全画为人物工笔纸织画，尺幅巨大，长140、宽84厘米，主要人物形象为福禄寿三星，福星手捧如意，寿星持龙头拐杖，禄星怀抱婴儿，下有一状元模样的男子，还有一手舞足蹈的孩童，左上有“施怀德墨”的落款以及“怀德乾记”之印。通过这件作品，我们可以直观地体会到纸织画人物编织过程的复杂，福禄寿三星的服饰颜色鲜艳，用色靓丽，色彩艳而不俗，整体和谐，给人以舒适的感觉。特别是从人物的面部、颈脖、手部肤色上，我们可以看到被穿插在纬线部分的白色丝线是有色彩过渡的，而在服饰上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经纬线交叉，加之补色的使用使人物面部特征更显立体感，从而使画面在观赏时具有一种朦胧的质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件作品所使用的材料为矿物彩和真金，百年时光，历久弥新，至今仍熠熠生辉。在目前民间能够见到的纸织画收藏之中，精彩程度尚无出其右者，极具文物价值和历史价值。
另外一幅清末民初时期的纸织画作品《禄仙图》，题材寓意吉祥。众多的人物、瑞兽聚分布于画面的恰当位置，造成强大的视觉冲击力，更以色彩浓淡和人物错落来分出距离、层次感，整体不失变化，质重而灵动，足见匠心。值得一提的是，这幅《禄仙图》还出现在了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探索·发现》栏目的纪录片《手艺》第八季《纸织永春》当中，一同出镜的，还有施政强的另外两幅藏品，那便是老艺人黄永源的《松鹤图》和《寿八仙图》。
说起黄永源，那是上个世纪永春纸织画制作技艺能够继续流传和发展的关键性人物，可谓居功至伟。而对于纸织画创作来说，能够独立掌握画、裁、织、裱全部四道工序的匠人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名家，黄永源无疑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黄永源出生1904年，14岁便开始学习纸织画制作技艺，19岁起就能独立制作各种规格的漆篮、纸织画成品，并随着时代的潮流而有所改革创新。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饱受战乱之苦，永春纸织画作坊只剩下黄永源的“黄芳亭”一家。在这种境况下，黄永源毅然拜入“莆仙画坛人物第一家”李霞门下学习“仙游画派”技艺，之后将所学引入纸织画创作中，使原来以花鸟、山水、神像为主的纸织画题材更加丰富多彩。新中国成立后，永春纸织画重新获得生机，许多回国探亲的老华侨纷纷咨询求购，黄永源十分高兴，更是精心制作，以应需求，当时地方政府部门也给予了积极的支持，不断推荐他的作品参加国内外的各类展览。黄永源的纸织画精品，不仅被选送参加我国各级的美术展览，还远赴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五十多次国家博览会和展览会进行公开展览，其中，《和平颂》《百花齐放》《松鹤图》《兴修水利》等作品在英国伦敦博览会展出，受到海外华人华侨和国际友人的交口称赞。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永春纸织画艺人出于生计考虑，严守技艺秘密，形成了“传媳不传女、父子相传，外人不传”的陈规陋习，致使永春纸织画不但发展缓慢，而且几度陷于濒危的境地。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使一息尚存的纸织画不至灭绝，黄永源夫妇放弃陈规陋习，公开授徒，以永春县文化馆和工艺厂为基地，开办永春纸织画培训班，为永春培养出一批纸织画人才，遍布永春县的桃城、五里街、吾峰、达埔、岵山等镇。这是永春纸织画传播史上的最高峰，到现在为止都没能超越这一传播规模。人们不会忘记，正是黄永源拯救了濒临失传的民间传统艺术。呕心沥血、鞠躬尽瘁，这八个字无疑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在施政强的纸织画的珍藏当中，有相当一部分藏品便出自黄永源之手。他告诉记者，黄永源的画品、艺品和人品，始终是他极为崇奉和学习的楷模，但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黄永源的作品长期散落在海内外民间收藏者的手中，很多精品被藏家收藏之后基本秘不示人，也有部分作品由于保存不当等出现损坏甚至濒临消亡，导致其真正艺术价值不能充分展现和被人们所认知，广大艺术爱好者也无法全面地观其艺术风貌。为此，十余年来，施政强积极奔走，凭借一己之力建立起了一定规模的黄永源作品珍藏，如今，他的心愿便是希望将来有机会将这些作品集结出版并公开展出，集中展示黃永源的艺术成就和艺术探索历程，以此告慰一代纸织画宗师。
可以说，回首多年来的纸织画收藏，施政强无疑是幸福的，因为过去的日子里有它们相伴;展望未来的生活，施政强也是满足的，因为今后的日子里他还将继续为永春纸织画的传承与发展奉献自己的力量。如果说人生有千百种成功，从施政强的收藏经历来看，最好的一种应该就是，所得皆所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