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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条新闻说起
2007年10月27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新闻社区”栏目，播出了这样一条新闻：
在北京市城市野广告重灾区中关村大街上，许多市民与城管一起，在忙忙碌碌地铲除张贴在地面、墙壁和过街天桥上的，被称作“城市牛皮癣”的野广告。
该新闻中说，在铲除野广告的同时，北京市还开展了对街头野广告的综合治理。他们用数码照像，电话录音取证等办法，向公安机关举报，已前后处理了58998次电话举报。
这个数字很有嚼头。
首先，58998次电话举报从数量上告诉我们，在北京街头非法广告从业的规模，已大到了何种程度。很可能，58998次电话举报仅仅只是针对此类非法活动的一部分举报。因为尽管北京打击野广告，几乎已到了“全民总动员”的程度，可野广告不但未被剿灭，甚至并未出现明显的收敛。
其次，在北京，对于这场剿灭街头野广告之战，北京市很重视这件事，北京市监管各方是很努力的，投入的人力物力不少。
可问题解决了吗?
现在，你到北京或你所在的城市的大街小巷随意走走，随处可见内容充满欺诈、诱骗、淫乱、犯罪的城市野广告，走百步少说也能绊你俩跟头。
现在，离2008年北京奥运会，已不足200天了，我们就这样，用这张贴满了野广告的、被毁了容的脸，蓬头垢面地去迎接来自全世界五湖四海的宾客吗?
城市野广告挑战中国法制
城市野广告一般不外乎这么几方面的内容，一是房屋租售及求租求售；二是招聘求职；三是家政服务及家教；四是洗浴休闲中心色情服务；五是办理假证；六是寻考试或作文枪手；七是地下游医包治男女生殖泌尿疾病等等。
说它野，一是它的内容大部分都不上路子，甚至涉嫌违法犯罪；二是发布者往往来无影，去无踪；三是名不正，言不顺，都没有经过政府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查批准；四是无空不入，牢牢附在各种城市设施表面，甚至直接从门缝塞进居民家中；五是发布手段升级。走哪儿贴哪儿，走哪儿画哪儿，走哪儿喷哪儿，走哪儿挂哪儿；六是不要命，经常穿梭于等红灯的车流中，看得人提心吊胆。
既然野，就该治治。可眼前非但治不了它，其业务更扩张到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不仅公开地卖女人、卖小孩，还卖迷药、代人复仇等。甚至有报复他人，将他人的手机号码附在“色情服务”“买卖人体器官”等名目下。
在广州沙东某汽车保管站的围墙上，公然张贴着卖小孩的“广告”，上面写着：卖小孩，男，5岁，5000元。办证1300518××××。
济南街头近日出现为人“打击报复”的城市野广告，声称帮人“揍一顿8000元，卸条腿3万整，杀一个人价格20万元”。
前几年，甚至有“代销直升机”的。这是一张贴在北京马甸南里22号楼半地下室窗户上的小广告，贴广告的“中国直升机项目筹委会”人员称，他们在为“哈尔滨飞龙国际航空培训有限公司”代招飞行学员，还能代销世界各国的直升机。世界各国、任何型号的直升机都能保证买到，还可以直接从外国定货。价格每架150万～1200万元人民币不等。真的让人骇然了。就差没卖原子弹了。
这些野广告明显地在向公安系统寻衅，在公然地嘲弄监管部门的无能。
什么假都敢造
有位外地女孩在她的博客中，写下了这样一段“北京印象”：
从五棵松经过的时候，看到地面上像苍蝇似的布满了小广告，大倒胃口。方方的小贴纸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桥墩和树干上也未能幸免。公交车的站牌，刚刚有环卫工人用小刀清理过，刮得连站名都看不清了，可又被贴上了看上去还很新鲜的小广告。
诚然，这些以手机号码为主的小广告，主要喷写在立交桥两面，报刊亭、电话亭及居民楼墙面，变压器外壳，石凳靠背等处。笔者仅在一处投币电话亭里，就数出了约50个手机号码，除了话筒和键盘，其余什么地方都有。
而每年新学期开学，北京的大学就会被城市野广告围困，这些野广告中贩卖中国各大名校的毕业证，它明明白白地告诉大学生，花点儿钱什么都会有。
在北京的大学校园里，不难见到这样的野广告：专业考试枪手待聘。有人拨通了野广告上留下的电话，他说：我有办法可以搞到假身份证和准考证。三天考试,每天2000元。考前先给一半,考试结束后付另一半。
甚至还有以大学生为特定指向人群的野广告：
那种野广告中列举了17项美容手术的内容，除隆胸、切眉、除皱、去疤等项目外，还有处女膜修复等。宣传单上有给大中专院校师生的打折条款：为了使您才貌双全，迈向成功，凭教师证、学生证，手术费减免50%。
还有推销“针孔摄像机”的，野广告上说，成像好，光线很暗都能拍到，能够装在卧室客厅浴室卫生间；具防雾防水功能，还承接整个监视工程的设计安装，可根据不同需要选择不同产品、不同位置，保证天衣无缝。
街头小广告肆意滋生，“城市牛皮癣”让北京惨遭毁容。
北京：围剿城市野广告之战
应当说，北京这些年一直在与城市野广告激战。这场战争打得很英勇，投入的人力物力也不算少。
2007年9月，北京整治市容市貌迎十七大，发出七大“通缉令”：
组织有关职能部门、社区、社会单位、业主单位和物业使用者，开展全面清除小广告的集中行动，彻底清除公交站牌、报刊亭、电话亭、广告栏、道路地面、立交桥、过街桥及其他公共设施上的小广告，清理乱张贴、散发小广告人员。
追查各类小广告制作人员及其窝点，没收全部广告制品，并依法处罚广告主单位、制作单位或个人；设立非法小广告举报奖励制度，在媒体公布。
在与尘土、垃圾、小广告的无声“较量”中，GPS全球卫星定位系统、新型高压吸尘车等高科技“武器”，成了崇文区环卫工人的得力助手。“这几年，我们陆续添置了10辆小广告冲刷车，专门用高压水枪来对付那些小广告。”
此外，专业清洁公司、城市野广告清洁药剂、新型防粘贴氟碳涂料等化学产品，以及热心老人摸索出来的四件套“武器”：小桶、海绵、铁刷和铁片，均在全民清理野广告活动中派上了用场。
《北京晚报》报道了一条新闻：《北京最大小广告黑窝被端收缴小广告200多万张》。
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分局存放收缴赃物的房间里，成箱的非法“北京一日游”名片式小广告堆得很高，印刷成品、半成品共计206万张。它们是天安门分局治安处两天两次出动，从两处地下印刷窝点查缴来的。这是北京市查获规模最大的非法小广告印刷窝点。
这场战争还在深入：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将对已实施８年的《北京市城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进行修订。如果修订稿通过审议并实施，有关部门将对制造小广告的责任人、责任单位和散发人，处以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同时授权有关部门对小广告上公布的电话进行依法跟踪处理。小广告内容违法的，还将被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城市野广告败退了吗?
即便在这样的形势下，城市野广告败退了吗?
在每个全民出动日后的第三天，便又依然如故了。
这样的情况屡见不鲜：就在人们用白灰刷掉了的老地方，书写小广告的家伙几乎是怀着报复心理，又在原来那个位置再写一条，似乎这还不满足，就在紧挨着的地方再写一条。擦我一条，还你两条。
我们从清晨忙到午夜凌晨，累得腰酸背痛、筋疲力尽。可第二天早上一看，新冒出来的比昨天还多。一条街道一夜能冒出上万个。
在整治城市野广告上，我们的确打得很难很苦很累，我们动员公安、武警、城管、市民、志愿者，甚至连中小学生都出动了，提着水桶，拿着钢丝刷，刷得汽车站站牌上的字都看不见了，可野广告还赖在上面。
有市民感叹：“一个不侦自破的明案，我们的相关部门怎么就解决不了？真是不理解！”
西城区城管监察大队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队员无奈地说，城管工作真的很辛酸。城市管理的方方面面都需要我们，我们已经没有到点就该下班，节假日就该休息的概念了，但工作依然“顾此失彼，疲于奔命”。比如野广告泛滥，老百姓只知道骂娘，不知道我们常年和它们较劲得都恶心了。但它们似乎在用这样一套战术与我们周旋：“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同时，由于“野广告”形式多样（如油漆油墨喷涂、记号笔、不干胶等），牢固附着于各种城市设施表面，以目前现有的清洗理念与清洗队伍而言，难以将“野广告”彻底清除干净并恢复原貌，以致造成街头巷尾大量未处理的原型污染和清洗后的补丁式污染或混合式污染，至于直接喷上或刷上黑漆覆盖的，反而与整洁市容环境的初衷相去甚远。
在笔者的街头采访中，许多市民也对此颇有怨言。
城市野广告为何如此顽强？
用唐诗“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来形容城市野广告的强劲生命力再贴切不过。为何这种既干扰城市经济秩序，又滋生各种违法犯罪，还严重损害市容市貌的“城市牛皮癣”就是斩不尽杀不绝呢？
是我们对付野广告的手段过于拙劣吗？不是。是政策法规不到位及相关部门的重视与配合不够吗？也不是。
在北京，“野广告”早已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怨声载道。另一方面，也有市民表示清洗抽油烟机、管道疏通、开锁等“野广告”的确给生活带来了方便。这一点笔者倒是深有感触。前不久，笔者家里的厨房下水道堵了。给单位房管所的维修队打电话，总没人接，好不容易打通，不是推托忙，就是快下班了，再就是周末不工作。前后催了一个多星期才解决问题。其间，笔者数度欲通过“野广告”找个维修队上门，不过基于正义感和安全性考虑，最终作罢。那些天，全家顿顿到餐厅用餐，钱花得真是心疼。
不过，“野广告”真要贴到市民家门口，估计他们也不会乐意的。东直门的民安小区是一个回迁小区，每幢住宅楼的单元门都安装了电子密码锁，但很多居民嫌麻烦，密码锁被弃置不用，这样“野广告”便乘虚而入了。“更可恶的是，有些密码锁是被拾破烂的、贴野广告的故意弄坏的。”陈阿姨气愤地说。
笔者试着拨通了“野广告”上留的一个手机号码。见我不是谈业务的，对方显得极不耐烦。情急之下，笔者以普通市民的身份对他乱贴“野广告”的行为进行了谴责。殊不知，恼羞成怒的他口出狂言：“我贴我的，你少管闲事！有本事告我去呀！实话告诉你，有的是人专门贴这个。哪怕是环卫工人呢，只要给钱，晚上偷着贴了，白天自个儿清除去！有些楼我们进不去，直接雇小学生在自家楼里张贴涂写的。每人30张广告单，得2元钱，屁颠屁颠的。还有专门雇孕妇喷涂小广告的呢，谁敢把她们怎么样……”
他所说是否属实尚不得知，但猖獗如此，蛮横如斯，令人震惊!
还有更猖獗的呢。有媒体报道：北京两大妈清除小广告，竟遭“索命帮”死亡恐吓。信上写道：你活够了，敢揭我的广告，我们将采取行动，派人干掉你。安排好你的后事吧。
最可气的是某些正规大型商场、房产项目，也不愿把广告费花在正大光明的地方。用在主流媒体上做一次广告（整版）的钱，就能印上几万份小广告，雇上百人去散发。雇人贴小广告100张，才付区区30元。以它们的经济实力而言，即使被相关部门罚1万的款，成本也实在太低了。因此，它们往往是大量野广告的制造者。殊不知这种短视行为，实乃自毁形象，长期后果不堪设想。
野广告泛滥成灾的深层次原因
至于野广告泛滥成灾的原因，不少人都明了地指出：供需双方都为利益驱动罢了。军人出身的李富国有了深层次的思考：“市场上有需求，有它的消费群体存在。有需要做假文凭的，有需要做假证件的，有需要弄假发票的。打野广告造假的人固然可恨，可是如果没有消费市场他做给谁？所以，真正最可恨的是那些用假文凭、假证件、假发票的人，他们才是真正的社会渣滓！可是再想想，假文凭居然能蒙混过关，即使没能力，也可以凭此混个差事（重文凭轻水平的后果）；假证件也能大行其道，借以坑蒙拐骗；假发票更可用来套取国家资财以中饱私囊！这又进一步说明了我们这个社会在很多领域存在弊端。”
社会学博士张存玖则进一步指出：“野广告泛滥成灾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的诚信缺失。这是中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中不争的事实。当然，整体社会诚信缺失，有其自身的历史原因、背景原因、体制性原因和技术性原因。总之，我们要着力打造诚信社会，树立个人无信不立，企业无信不旺，政府无信不威，社会无信不稳，国家无信不强的意识。同时，构建民主法制的和谐社会，建设民主服务型政府，为老百姓排忧解难申冤，避免他们采取极端措施，走上歧途。当然，说到底，这也是公民基本生存需要与文化素质问题，期待社会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吧。”
“联网核查公民身份信息系统”能将城市野广告一网打尽吗?
每一个城市野广告都有一个电话号码，无一例外。电话号码成了此类犯罪不可或缺的、直接参与犯罪的重要工具，成了罪犯最理想的隐身衣。
曾经屡试不爽的电信追呼系统（俗称“呼死你”）和直接停机，的确对野广告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但随着电话装机和手机入网费降低或取消，停机对这些野广告发布者的威慑作用渐渐消失。而外出张贴者大都是雇来的，身上分文没有，罚款只能成为一个难以兑现的条文，最终执法部门只能将小广告罚没了事。因此，收益和风险之间，野广告发布者依然是有利可图的。
难道说，我们真的没办法了吗?
对于2008年的中国，剿灭城市野广告的形势，将会随着中国“联网核查公民身份信息系统”的建成运行，而出现重大转折。也许，许多人时至今日都不曾意识到，2007年7月27日，这一天的中国发生了什么。
从理论上说，“联网核查公民身份信息系统”是如同天花疫苗的出现一样，是有能力将城市野广告斩草除根的。
道理很简单，如果我们所有的手机号都是真名实姓的手机号，那么，城市野广告如何生存?那么，中国的“联网核查公民身份信息系统”试运行情况如何?
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这套“联网核查系统”已经覆盖了全国85%的银行网点。身份真伪一秒钟内即可分辨完成。自联网核查系统建成运行以来，短短不足一个月的时间，全国共发生联网核查业务约3200万笔，平均每天核查100多万笔业务。
经联网核查确认，客户出示的居民身份证系虚假证件的案例，共发生2500多起，其中230多起具有违法犯罪嫌疑的案件，已经移送公安机关。另外，当与核查结果不一致时，近10万人次自动放弃办理业务。
从这几组数据看，这个系统覆盖面广、反应灵敏、威力强大，运行良好。该系统的威力已初现。
如果我们在中国电讯部门严厉推行手机实名制，并使用“联网核查公民身份信息系统”严格核查身份证真伪，那么，奇迹便会立即发生。问题仅仅是我们如何使用这个武器。
奥运来了：被野广告毁容的北京怎么办?
严厉推行“手机实名制”，应从北京开始。中国的手机实名制多年前便已实施，所以，在法律上并无障碍。
问题仅仅是因为身份证真伪鉴别上的技术难题，使“手机实名制”形同虚设。现在，随着“联网核查公民身份信息系统”的全面铺开，这个技术难题已不复存在。
从现在的情况看，“联网核查公民身份信息系统”在电讯部门还没有像银行那样全面铺开，我们的天网上有个大洞。
对付城市野广告的疫苗我们已经有了，现在所要做的事，是一个不漏地注射。只要努力，我们不但能让城市野广告在北京灭绝，还能让它在全中国绝迹。
同时，相关部门应合理建立公益信息广告栏等，疏堵结合清理城市野广告。
我们不但能让天花灭绝，也能让城市野广告灭绝。
编辑/任 娟
2007年10月27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新闻社区”栏目，播出了这样一条新闻：
在北京市城市野广告重灾区中关村大街上，许多市民与城管一起，在忙忙碌碌地铲除张贴在地面、墙壁和过街天桥上的，被称作“城市牛皮癣”的野广告。
该新闻中说，在铲除野广告的同时，北京市还开展了对街头野广告的综合治理。他们用数码照像，电话录音取证等办法，向公安机关举报，已前后处理了58998次电话举报。
这个数字很有嚼头。
首先，58998次电话举报从数量上告诉我们，在北京街头非法广告从业的规模，已大到了何种程度。很可能，58998次电话举报仅仅只是针对此类非法活动的一部分举报。因为尽管北京打击野广告，几乎已到了“全民总动员”的程度，可野广告不但未被剿灭，甚至并未出现明显的收敛。
其次，在北京，对于这场剿灭街头野广告之战，北京市很重视这件事，北京市监管各方是很努力的，投入的人力物力不少。
可问题解决了吗?
现在，你到北京或你所在的城市的大街小巷随意走走，随处可见内容充满欺诈、诱骗、淫乱、犯罪的城市野广告，走百步少说也能绊你俩跟头。
现在，离2008年北京奥运会，已不足200天了，我们就这样，用这张贴满了野广告的、被毁了容的脸，蓬头垢面地去迎接来自全世界五湖四海的宾客吗?
城市野广告挑战中国法制
城市野广告一般不外乎这么几方面的内容，一是房屋租售及求租求售；二是招聘求职；三是家政服务及家教；四是洗浴休闲中心色情服务；五是办理假证；六是寻考试或作文枪手；七是地下游医包治男女生殖泌尿疾病等等。
说它野，一是它的内容大部分都不上路子，甚至涉嫌违法犯罪；二是发布者往往来无影，去无踪；三是名不正，言不顺，都没有经过政府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查批准；四是无空不入，牢牢附在各种城市设施表面，甚至直接从门缝塞进居民家中；五是发布手段升级。走哪儿贴哪儿，走哪儿画哪儿，走哪儿喷哪儿，走哪儿挂哪儿；六是不要命，经常穿梭于等红灯的车流中，看得人提心吊胆。
既然野，就该治治。可眼前非但治不了它，其业务更扩张到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不仅公开地卖女人、卖小孩，还卖迷药、代人复仇等。甚至有报复他人，将他人的手机号码附在“色情服务”“买卖人体器官”等名目下。
在广州沙东某汽车保管站的围墙上，公然张贴着卖小孩的“广告”，上面写着：卖小孩，男，5岁，5000元。办证1300518××××。
济南街头近日出现为人“打击报复”的城市野广告，声称帮人“揍一顿8000元，卸条腿3万整，杀一个人价格20万元”。
前几年，甚至有“代销直升机”的。这是一张贴在北京马甸南里22号楼半地下室窗户上的小广告，贴广告的“中国直升机项目筹委会”人员称，他们在为“哈尔滨飞龙国际航空培训有限公司”代招飞行学员，还能代销世界各国的直升机。世界各国、任何型号的直升机都能保证买到，还可以直接从外国定货。价格每架150万～1200万元人民币不等。真的让人骇然了。就差没卖原子弹了。
这些野广告明显地在向公安系统寻衅，在公然地嘲弄监管部门的无能。
什么假都敢造
有位外地女孩在她的博客中，写下了这样一段“北京印象”：
从五棵松经过的时候，看到地面上像苍蝇似的布满了小广告，大倒胃口。方方的小贴纸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桥墩和树干上也未能幸免。公交车的站牌，刚刚有环卫工人用小刀清理过，刮得连站名都看不清了，可又被贴上了看上去还很新鲜的小广告。
诚然，这些以手机号码为主的小广告，主要喷写在立交桥两面，报刊亭、电话亭及居民楼墙面，变压器外壳，石凳靠背等处。笔者仅在一处投币电话亭里，就数出了约50个手机号码，除了话筒和键盘，其余什么地方都有。
而每年新学期开学，北京的大学就会被城市野广告围困，这些野广告中贩卖中国各大名校的毕业证，它明明白白地告诉大学生，花点儿钱什么都会有。
在北京的大学校园里，不难见到这样的野广告：专业考试枪手待聘。有人拨通了野广告上留下的电话，他说：我有办法可以搞到假身份证和准考证。三天考试,每天2000元。考前先给一半,考试结束后付另一半。
甚至还有以大学生为特定指向人群的野广告：
那种野广告中列举了17项美容手术的内容，除隆胸、切眉、除皱、去疤等项目外，还有处女膜修复等。宣传单上有给大中专院校师生的打折条款：为了使您才貌双全，迈向成功，凭教师证、学生证，手术费减免50%。
还有推销“针孔摄像机”的，野广告上说，成像好，光线很暗都能拍到，能够装在卧室客厅浴室卫生间；具防雾防水功能，还承接整个监视工程的设计安装，可根据不同需要选择不同产品、不同位置，保证天衣无缝。
街头小广告肆意滋生，“城市牛皮癣”让北京惨遭毁容。
北京：围剿城市野广告之战
应当说，北京这些年一直在与城市野广告激战。这场战争打得很英勇，投入的人力物力也不算少。
2007年9月，北京整治市容市貌迎十七大，发出七大“通缉令”：
组织有关职能部门、社区、社会单位、业主单位和物业使用者，开展全面清除小广告的集中行动，彻底清除公交站牌、报刊亭、电话亭、广告栏、道路地面、立交桥、过街桥及其他公共设施上的小广告，清理乱张贴、散发小广告人员。
追查各类小广告制作人员及其窝点，没收全部广告制品，并依法处罚广告主单位、制作单位或个人；设立非法小广告举报奖励制度，在媒体公布。
在与尘土、垃圾、小广告的无声“较量”中，GPS全球卫星定位系统、新型高压吸尘车等高科技“武器”，成了崇文区环卫工人的得力助手。“这几年，我们陆续添置了10辆小广告冲刷车，专门用高压水枪来对付那些小广告。”
此外，专业清洁公司、城市野广告清洁药剂、新型防粘贴氟碳涂料等化学产品，以及热心老人摸索出来的四件套“武器”：小桶、海绵、铁刷和铁片，均在全民清理野广告活动中派上了用场。
《北京晚报》报道了一条新闻：《北京最大小广告黑窝被端收缴小广告200多万张》。
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分局存放收缴赃物的房间里，成箱的非法“北京一日游”名片式小广告堆得很高，印刷成品、半成品共计206万张。它们是天安门分局治安处两天两次出动，从两处地下印刷窝点查缴来的。这是北京市查获规模最大的非法小广告印刷窝点。
这场战争还在深入：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将对已实施８年的《北京市城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进行修订。如果修订稿通过审议并实施，有关部门将对制造小广告的责任人、责任单位和散发人，处以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同时授权有关部门对小广告上公布的电话进行依法跟踪处理。小广告内容违法的，还将被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城市野广告败退了吗?
即便在这样的形势下，城市野广告败退了吗?
在每个全民出动日后的第三天，便又依然如故了。
这样的情况屡见不鲜：就在人们用白灰刷掉了的老地方，书写小广告的家伙几乎是怀着报复心理，又在原来那个位置再写一条，似乎这还不满足，就在紧挨着的地方再写一条。擦我一条，还你两条。
我们从清晨忙到午夜凌晨，累得腰酸背痛、筋疲力尽。可第二天早上一看，新冒出来的比昨天还多。一条街道一夜能冒出上万个。
在整治城市野广告上，我们的确打得很难很苦很累，我们动员公安、武警、城管、市民、志愿者，甚至连中小学生都出动了，提着水桶，拿着钢丝刷，刷得汽车站站牌上的字都看不见了，可野广告还赖在上面。
有市民感叹：“一个不侦自破的明案，我们的相关部门怎么就解决不了？真是不理解！”
西城区城管监察大队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队员无奈地说，城管工作真的很辛酸。城市管理的方方面面都需要我们，我们已经没有到点就该下班，节假日就该休息的概念了，但工作依然“顾此失彼，疲于奔命”。比如野广告泛滥，老百姓只知道骂娘，不知道我们常年和它们较劲得都恶心了。但它们似乎在用这样一套战术与我们周旋：“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同时，由于“野广告”形式多样（如油漆油墨喷涂、记号笔、不干胶等），牢固附着于各种城市设施表面，以目前现有的清洗理念与清洗队伍而言，难以将“野广告”彻底清除干净并恢复原貌，以致造成街头巷尾大量未处理的原型污染和清洗后的补丁式污染或混合式污染，至于直接喷上或刷上黑漆覆盖的，反而与整洁市容环境的初衷相去甚远。
在笔者的街头采访中，许多市民也对此颇有怨言。
城市野广告为何如此顽强？
用唐诗“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来形容城市野广告的强劲生命力再贴切不过。为何这种既干扰城市经济秩序，又滋生各种违法犯罪，还严重损害市容市貌的“城市牛皮癣”就是斩不尽杀不绝呢？
是我们对付野广告的手段过于拙劣吗？不是。是政策法规不到位及相关部门的重视与配合不够吗？也不是。
在北京，“野广告”早已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怨声载道。另一方面，也有市民表示清洗抽油烟机、管道疏通、开锁等“野广告”的确给生活带来了方便。这一点笔者倒是深有感触。前不久，笔者家里的厨房下水道堵了。给单位房管所的维修队打电话，总没人接，好不容易打通，不是推托忙，就是快下班了，再就是周末不工作。前后催了一个多星期才解决问题。其间，笔者数度欲通过“野广告”找个维修队上门，不过基于正义感和安全性考虑，最终作罢。那些天，全家顿顿到餐厅用餐，钱花得真是心疼。
不过，“野广告”真要贴到市民家门口，估计他们也不会乐意的。东直门的民安小区是一个回迁小区，每幢住宅楼的单元门都安装了电子密码锁，但很多居民嫌麻烦，密码锁被弃置不用，这样“野广告”便乘虚而入了。“更可恶的是，有些密码锁是被拾破烂的、贴野广告的故意弄坏的。”陈阿姨气愤地说。
笔者试着拨通了“野广告”上留的一个手机号码。见我不是谈业务的，对方显得极不耐烦。情急之下，笔者以普通市民的身份对他乱贴“野广告”的行为进行了谴责。殊不知，恼羞成怒的他口出狂言：“我贴我的，你少管闲事！有本事告我去呀！实话告诉你，有的是人专门贴这个。哪怕是环卫工人呢，只要给钱，晚上偷着贴了，白天自个儿清除去！有些楼我们进不去，直接雇小学生在自家楼里张贴涂写的。每人30张广告单，得2元钱，屁颠屁颠的。还有专门雇孕妇喷涂小广告的呢，谁敢把她们怎么样……”
他所说是否属实尚不得知，但猖獗如此，蛮横如斯，令人震惊!
还有更猖獗的呢。有媒体报道：北京两大妈清除小广告，竟遭“索命帮”死亡恐吓。信上写道：你活够了，敢揭我的广告，我们将采取行动，派人干掉你。安排好你的后事吧。
最可气的是某些正规大型商场、房产项目，也不愿把广告费花在正大光明的地方。用在主流媒体上做一次广告（整版）的钱，就能印上几万份小广告，雇上百人去散发。雇人贴小广告100张，才付区区30元。以它们的经济实力而言，即使被相关部门罚1万的款，成本也实在太低了。因此，它们往往是大量野广告的制造者。殊不知这种短视行为，实乃自毁形象，长期后果不堪设想。
野广告泛滥成灾的深层次原因
至于野广告泛滥成灾的原因，不少人都明了地指出：供需双方都为利益驱动罢了。军人出身的李富国有了深层次的思考：“市场上有需求，有它的消费群体存在。有需要做假文凭的，有需要做假证件的，有需要弄假发票的。打野广告造假的人固然可恨，可是如果没有消费市场他做给谁？所以，真正最可恨的是那些用假文凭、假证件、假发票的人，他们才是真正的社会渣滓！可是再想想，假文凭居然能蒙混过关，即使没能力，也可以凭此混个差事（重文凭轻水平的后果）；假证件也能大行其道，借以坑蒙拐骗；假发票更可用来套取国家资财以中饱私囊！这又进一步说明了我们这个社会在很多领域存在弊端。”
社会学博士张存玖则进一步指出：“野广告泛滥成灾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的诚信缺失。这是中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中不争的事实。当然，整体社会诚信缺失，有其自身的历史原因、背景原因、体制性原因和技术性原因。总之，我们要着力打造诚信社会，树立个人无信不立，企业无信不旺，政府无信不威，社会无信不稳，国家无信不强的意识。同时，构建民主法制的和谐社会，建设民主服务型政府，为老百姓排忧解难申冤，避免他们采取极端措施，走上歧途。当然，说到底，这也是公民基本生存需要与文化素质问题，期待社会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吧。”
“联网核查公民身份信息系统”能将城市野广告一网打尽吗?
每一个城市野广告都有一个电话号码，无一例外。电话号码成了此类犯罪不可或缺的、直接参与犯罪的重要工具，成了罪犯最理想的隐身衣。
曾经屡试不爽的电信追呼系统（俗称“呼死你”）和直接停机，的确对野广告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但随着电话装机和手机入网费降低或取消，停机对这些野广告发布者的威慑作用渐渐消失。而外出张贴者大都是雇来的，身上分文没有，罚款只能成为一个难以兑现的条文，最终执法部门只能将小广告罚没了事。因此，收益和风险之间，野广告发布者依然是有利可图的。
难道说，我们真的没办法了吗?
对于2008年的中国，剿灭城市野广告的形势，将会随着中国“联网核查公民身份信息系统”的建成运行，而出现重大转折。也许，许多人时至今日都不曾意识到，2007年7月27日，这一天的中国发生了什么。
从理论上说，“联网核查公民身份信息系统”是如同天花疫苗的出现一样，是有能力将城市野广告斩草除根的。
道理很简单，如果我们所有的手机号都是真名实姓的手机号，那么，城市野广告如何生存?那么，中国的“联网核查公民身份信息系统”试运行情况如何?
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这套“联网核查系统”已经覆盖了全国85%的银行网点。身份真伪一秒钟内即可分辨完成。自联网核查系统建成运行以来，短短不足一个月的时间，全国共发生联网核查业务约3200万笔，平均每天核查100多万笔业务。
经联网核查确认，客户出示的居民身份证系虚假证件的案例，共发生2500多起，其中230多起具有违法犯罪嫌疑的案件，已经移送公安机关。另外，当与核查结果不一致时，近10万人次自动放弃办理业务。
从这几组数据看，这个系统覆盖面广、反应灵敏、威力强大，运行良好。该系统的威力已初现。
如果我们在中国电讯部门严厉推行手机实名制，并使用“联网核查公民身份信息系统”严格核查身份证真伪，那么，奇迹便会立即发生。问题仅仅是我们如何使用这个武器。
奥运来了：被野广告毁容的北京怎么办?
严厉推行“手机实名制”，应从北京开始。中国的手机实名制多年前便已实施，所以，在法律上并无障碍。
问题仅仅是因为身份证真伪鉴别上的技术难题，使“手机实名制”形同虚设。现在，随着“联网核查公民身份信息系统”的全面铺开，这个技术难题已不复存在。
从现在的情况看，“联网核查公民身份信息系统”在电讯部门还没有像银行那样全面铺开，我们的天网上有个大洞。
对付城市野广告的疫苗我们已经有了，现在所要做的事，是一个不漏地注射。只要努力，我们不但能让城市野广告在北京灭绝，还能让它在全中国绝迹。
同时，相关部门应合理建立公益信息广告栏等，疏堵结合清理城市野广告。
我们不但能让天花灭绝，也能让城市野广告灭绝。
编辑/任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