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日本战败之后,经历战争的一代知识分子曾经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而致力于思想与知识生产,但随着世代更迭,战争记忆的传承在思想史上经历了一个断裂时期,而日本的学院体制也妨碍了其中国观的建设性发展.竹内好在这个时期敏锐地察觉到,日本社会对中国日益失去探求心的现象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危险,即在日本,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未知国度”.中日之间为了真正消除战争,相互理解并不能仅仅停留在友好的层面,竹内好设想的“内在于日本的中国”至今对我们仍具有认识论的启示意义.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日本战败之后,经历战争的一代知识分子曾经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而致力于思想与知识生产,但随着世代更迭,战争记忆的传承在思想史上经历了一个断裂时期,而日本的学院体制也妨碍了其中国观的建设性发展.竹内好在这个时期敏锐地察觉到,日本社会对中国日益失去探求心的现象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危险,即在日本,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未知国度”.中日之间为了真正消除战争,相互理解并不能仅仅停留在友好的层面,竹内好设想的“内在于日本的中国”至今对我们仍具有认识论的启示意义.
其他文献
《序》是《水浒传》主题解读中一篇极为重要的文字,然而关于该序深层内涵的解读尚难以让人完全满意.李贽眼中的豪杰往往有着强烈的入世情结、鲜明的侠之气概与超凡的能力要求,而水浒英雄恰好完美地符合了李贽心目中的豪杰标准.在万历二十年(1592)的历史背景下,李贽《序》中对于梁山英雄的崇拜,不仅指向文学世界中的人物,还和张居正、梅国桢、林道乾这三个历史人物密切相关.李贽此文的写作目的是想通过对江湖之盗的高扬,来反衬朝廷能力之不足,进而曲折地表达一种对于朝廷用人的抨击与批判,并在其中表达李贽自我的人生寄寓.
西方法治模式是西方中心论在法学领域的表现.西方法治模式包括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对内指建立什么样的国内法律秩序;对外指如何看待其他国家、民族,要建立什么样的世界法律秩序.西方法治模式经历了形成、扩张和危机等不同的发展阶段.以西方法治模式为基础的法治进化论把法律发展和社会进化的模式相链接,认为非西方国家处在法律发展的早期阶段,其法律将为处在高级阶段的西方法所取代.20世纪中期以来支撑这一模式的语境变了,事实表明,西方的发展路径不是唯一的,在中国和其他文明中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足以和西方相媲美的成就.中国法治发
西方中心主义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产物,它作为一种近代思潮有着深厚的文明基础.古希腊哲学创造了西方文明最初始的思维模式,受形而上学的思想影响,西方传统下的政治思想发展出“修昔底德陷阱”式的政治博弈思维和“非此即彼”的价值选择原则,西方中心主义的产生奠基于这种哲学传统.罗马在事实上承袭了古希腊大部分的文明成果,使得西方文明在传承自身文化和价值观念上有了新的载体,基督教的普世价值论成为西方中心主义的又一精神源泉.最终,基督教信仰体系与西方古典哲学相融合,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之下形成了现代工业文明的最初样态,这也
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本质特征,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必然要求,是党在革命历程中锻造的精神品质和长期执政中总结的制胜之道.在百年大党的奋斗历程中,自我革命贯穿于中国共产党政党建设的全过程,推动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创造辉煌成就.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仍然需要持续推进百年大党自我革命,以领导型、使命型、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政党为目标指向,推进党的事业取得更伟大的胜利.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20年后的今天,我国经济发展进入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阶段,实施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是打造我国对外开放升级版的新选择.新发展阶段对高水平开放的新要求表现在: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新开放格局为目标,以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为核心,以新开放竞争优势为内容,以国内高标准的市场经济为保障实施更高水平的开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年后实施高水平开放的新路径在于协调发展内外联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培育新开放竞争优势,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自民党总裁选举和第49届众议院大选,使日本内政、外交发生变动.自民党总裁候选人竟选对派系政治有所冲击,但并未触及和影响自民党一贯的保守主义路线.众议院大选后组建的岸田政府将“修宪”、“新资本主义”、“人权问题”和“强化日本防卫力”等作为内政、外交及安保的重点.岸田政府依托日美同盟强化“印太构想”及其安全机制的意向,与对华“对话”外交口号形成反差与背离的状况.
《2020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初稿中,提出了保护30％的陆地和海洋的建议目标,通常称为“3030目标”,得到了全球广泛的认可.然而仅靠正式的保护地,难以实现这一目标.近年来,生物多样性公约提出在保护地外建立OECMs,即“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的思路赢得普遍认同.文章通过梳理我国实际已经形成的和潜在的保护地外的保护机制,特别是国土空间规划所界定的生态空间内非保护地的生态保护和恢复机制,以及广泛存在的“社区保护地”,并提出“近自然城市绿地”和“自然友好农田”的潜在生物多样性价值,认为我国有必要建立OE
“七月诗派”领袖胡风深受厨川白村的“精神的伤害”观、青野季吉的“目的意识论”和秋田雨雀的“主观战斗精神”说熏陶,将文艺与生活、精神与意志支撑、主观与客观相统一创作原则等观念,渗透于《七月》等刊物的编辑过程和自身诗学体系构建,影响了“七月诗派”激越、奔放、崇高风格的塑造;作为“他者”的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同时,也催发了“七月诗派”浓郁的民族情绪,使其创作指向“民族国家”形象与话语的建构;“七月诗派”的抒情获得了明确的目标与背景,审美格调随之愈加宏大悲壮.
金融资本是支配西方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真正主体.金融资本积累为社会主义准备了潜在的客观条件,也为社会主义创造了推翻金融资本主义的主观的阶级条件.金融资本帝国的统治力图阻止社会主义主客观条件的结合,却因为造成了更深刻的危机而使这种结合的必然性更加显著.金融资本帝国统治下,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日益强化,社会矛盾日益加深,右翼民粹主义崛起.在右翼民粹主义的冲击下,新自由主义的合法性日渐丧失,中间阶级的改良主义道路日益逼仄,民众运动从民粹主义脱离出来而与民主主义结合,民主主义运动又正日益寻求与马克思主义的再度结合.
由于中美两国实力的此消彼长和台海军事平衡的转变,美日同盟对中国的威慑手段由美国单方面军事威慑转变为依靠提升同盟威慑力.日本与中国的领土纠纷提升了其维护同盟的需求;更加支持美日同盟的舆论拓宽了日本政府的活动空间;行使集体自卫权提升了日本对台海危机的影响力,日本由不愿过度卷入的旁观者转变为积极介入者.美国通过积极的对华沟通机制成功避免误判,而日本的言行却加剧了中国对其介入台海危机的疑虑.需要研究如何巧妙利用日本国内出现的对华政策分歧促使日本提升对华政策积极性、使日本民众对本国行使集体自卫权介入台海危机的态度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