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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加强和改善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等四个重大问题，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指明了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指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科学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项极其繁重的任务，要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各方面力量协同推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述，使我们自然想起我国系统工程理论和总体设计思想的主要创立者钱学森，想起他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许多方面的辛勤探索和重要贡献。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从2014年开始联合组织开展党史资料征集项目“口述钱学森工程”，有组织有计划地发掘、整理、研究并宣传钱学森的感人事迹、科学思想和崇高精神，取得重大成果。通过这个工程，我们对钱学森这位思想家、科学家有了更多的了解。钱学森是唯一被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称号的专家，也曾被评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他不仅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还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做了深入研究和实践，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提出的许多理论和观点，钱学森生前也自觉地进行探索和实践，体现了一个杰出知识分子的超前思想和崇高精神。
高度重视研究哲学社会科学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钱学森不仅在应用力学、航天工程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还在系统工程、哲学社会科学等领域深入研究、积极实践，为20世纪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和党的执政管理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意见和建议。
1934年，钱学森从国立交通大学机械工程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毕业以后，怀着“航空救国”的理想，考取了第二届“庚款留美”公费生，于1935年前往美国继续深造。经过不到八年的时间，钱学森就被评为麻省理工学院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后来又出任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主任并担任航空系教授，从事空气动力学、固体力学和火箭、导弹等领域的研究。他与导师冯·卡门共同完成的高速空气动力学问题研究课题和建立的“卡门—钱近似”公式，使他在28岁时就成为世界知名的空气动力学家；独立完成的《关于薄壳体稳定性的研究》，使他在航空技术工程理论界获得很高声誉。他提出的火箭与航空领域中的若干重要概念、超前设想和科学预见，尤其是执笔撰写的有关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飞机和火箭、导弹发展展望的《迈向新高度》系列报告，奠定了他在力学和喷气推进领域的领先地位。他开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两门新兴学科，为人类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经过长达五年的斗争，在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下，钱学森于1955年回到祖国。回国以后，钱学森向国务院提交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为我国火箭和导弹技术的创建与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施方案。钱学森担任《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综合组组长，支持中央将原子能、导弹列为国家发展的紧急任务；他力主越过航空优先发展导弹，这个决策为中国迅速掌握世界尖端武器、保障国家战略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钱学森领导制定了研制导弹的“八年四弹”规划和研制卫星的“三步走”规划，指明了我国航天工业的发展道路。在中国航天事业的领导岗位上，钱学森一干就是27年。在他的带领下，我国科技工作者艰苦奋斗，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突破，先后研制成功了“东风一号”至“东风五号”导弹，取得了导弹和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成功，成功研制了“东方红一号”“实践一号”等卫星，为国家航天事业与国防科技事业建立了卓越功勋。
在航天科技工程中，钱学森认识到了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钱学森在他的书信中说过，是“文化大革命”使他认识到，仅仅懂得自然科学知识是不够的，必须扩大自己的视野，学习研究社会科学。所以，他努力学习社会科学，尤其是哲学。他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同时还读过黑格尔、普列汉诺夫、布哈林、卡尔·波普等哲学家的著作。他还从中国古代的儒、墨、道、法、佛和易经等等哲学思想中吸取精华。根据所学习掌握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以及自己20多年的航天工程实践经验，钱学森提出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系统工程的概念和方法。
1978年，钱学森将几十年来从事航天科研和生产管理的经验加以提炼总结，并延伸到社会建设的组织管理中，同许国志、王寿云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章：《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第一次较为明确地定义了对中国系统工程的早期认识，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1979年初，钱学森与乌家培联合署名发表文章《组织管理社会主义建设的技术——社会工程》（文中说明，“社会工程”是社会系统工程的简称）。后来，钱学森又列出了14门系统工程，并指出还会有更多专业的系统工程。钱学森身体力行，积极推动社会经济各领域系统工程的研究和应用工作。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掀起研究和应用系统工程的热潮，系统工程方法在各领域的应用，也促进了各领域的管理改革，极大地提高了科学决策水平和管理效率。
在系统工程的基础上，钱学森又探索建立系统科学体系，创建系统学。钱学森认为，系统学及其方法论的建立，“是一次科学革命，它的重要性绝不亚于相对论或者量子力学”。
基于原航天710所开展的“财政补贴、价格、工资综合研究”“国家宏观经济预测与发展规划研究”等项目的研究经验，1990年，钱学森、于景元和戴汝为在《自然》杂志发表了《一个科学新领域——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及其方法论》，提出了“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综合集成方法的提出，使系统工程方法从工程系统工程发展到了复杂巨系统工程和社会系统工程，掀开系统工程发展的新篇章。 根据周总理生前的建议，钱学森将航天工程总体设计部的成功经验研究社会的发展规律，按照系统工程的设计原则，提出建立国民经济总体设计部的建议。钱学森认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开放的巨系统，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必须使各个方面协调发展，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只有这样才能获得较高的工作效率，取得预想的成就。为此，钱学森提出设置专门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设计部，对这四大领域、九个方面的工作和问题，进行总体分析、总体论证、总体设计、总体规划、总体协调，抓住关键，提出切实可行的各种配套方针政策和发展战略，为决策者和决策部门提供科学的决策方案。1991年3月，钱学森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专门汇报建立国家总体设计部体系的建议，该次汇报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通过综合集成方法和研讨厅体系、总体设计部体系和社会系统工程紧密结合，形成了从科学、技术、实践三个层次相互联系的研究和解决社会系统复杂性的一整套方法论，它为管理现代化社会和国家提供了科学的组织管理方法与技术，这是钱学森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巨大贡献。
主动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科学研究工作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首先要解决真懂真信的问题，核心要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最终要落实到怎么用上来。钱学森在这一点上为广大知识分子作出了榜样。
作为一名爱国主义科学家，钱学森热爱新中国，热爱共产党，由此推动他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阅读了许多马列原著，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到这时他才发现，自己在美国所得到的那点心得体会，其实在马列原著和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中早就提出来了。这使他坚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真理”，科学研究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做指导。他在广泛学习自然科学知识的同时，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用于指导自己的科学研究和学术工作，做到了科学与哲学的融会贯通，辩证统一。他曾说：“我近三十年来一直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总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我的工作。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智慧的源泉。”
20世纪50年代后期，钱学森在领导航天型号研制工作时，就认识到航天型号研制工作是一个需要成千上万的研究人员和技术人员共同完成的复杂系统工程，需要将各系统及各子系统中的人协同起来，将比较笼统的型号研制要求逐步地变为成千上万个具体参与人员的实际工作，并最终综合成技术、进度和性能融合一体达到最优的实际系统，这就需要组建总体设计部，开展总体设计工作。总体设计的思想时，就体现了全面、联系、动态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
1979年，钱学森发表了《科学学、科学技术体系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文，提出要建立现代科学技术体系，这个体系不断完善，形成了开放的矩阵式纵横交错的结构。这个体系可概括为“三个层次、一个桥梁”的框架：最接近社会实践的是工程技术，对工程技术进行概括提炼而得到的、为工程技术直接提供理论指导的是技术科学，对技术科学进行概括提炼而得到的、为技术科学直接提供理论指导的是基础科学，再上一个层次、对基础科学进一步概括提炼而得到的是沟通科学技术与哲学的桥梁，即该部门的哲学分论。
现代科学体系的构想和框架纵向分为三个层次：最高层次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低层次是现代科学技术的11大部门，通过中间的11架“桥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11大科学技术部门连在一起。钱学森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最高概括，反映客观世界的普遍规律，它是人类智慧的最高结晶。这就使辩证唯物主义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它既可以指导科学技术研究，又随着科学技术进步而不断丰富和发展；既把哲学和科学统一起来了，也把理论和实践统一起来了。
钱学森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指导科学技术的发展，而科学技术的新成果又必然深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钱学森在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实现了科学与哲学的结合，用现代自然科学的成果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科学上的内涵。同时，他又从哲学的高度，指出一些重大科学技术发展将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影响和可能的发展前景。可以说，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植根于现代科学技术，既不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外的科学技术，也不存在科学技术以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这一视角可以看出，钱学森思想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
作为一名科学家，钱学森做到了科学与哲学的结合，用现代自然科学的成果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科学上的内涵。同时，他又从哲学的高度，指出一些重大科学技术发展将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影响和可能的发展前景。可以说，钱学森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做到他人所不能做到的，在于他除了有广博的科学知识外，还能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
自主创新中国特色的新学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一是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二是要体现原创性、时代性；三是要体现系统性、专业性。钱学森所创建的系统工程中国学派、产业革命理论、大成智慧理论等等，正体现了原创性、民族性和系统性的特点。
1982年，钱学森从国防科技工业一线领导退下来以后，重新回到学术理论研究当中去，回到他钟爱的书桌旁，继续为国家和人民作贡献。他以独到的研究角度，在诸多领域不懈地探索，提出了一系列的原创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并产生重要影响的学术思想。 （一）创建了系统工程中国学派
钱学森在系统工程理论研究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见解。他不但提出具有特色的系统工程定义，还提出系统科学体系，并且进行详细的论述。他在1981年发表文章《再谈系统科学的体系》，1985年发表《系统工程与系统科学的体系》，两次描绘了系统科学体系。钱学森指出：在系统科学这个部门中，系统工程属于工程技术，其理论基础是运筹学、控制论和信息论这三门技术科学；关于系统的一般理论——系统学，是系统科学这个部门中的基础科学；系统科学从各门系统工程到运筹学、控制论和信息论，再到系统学，形成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中的一个分体系；这个分体系通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桥梁，是大约100年前启示的，后来经过现代科学技术大大丰富了的系统论；系统论将充实科学技术的方法论，并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化和发展提供素材。
（二）提出了沙草产业设想及实践思路
1984年6月8日，钱学森提出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系统工程思想发展现代草业的设想。钱学森基于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到，西部大开发必须开拓一条经济、生态、社会协调发展的道路，适时提出创建知识密集型草产业和沙产业的道路。这是“以草原为基础，利用日光，通过生物，创造财富”的产业；是用系统思想、整体观念、科技成果、产业链条、市场运作、文化对接来经营管理沙漠资源，实现“沙漠增绿、农牧民增收、企业增效”的良性循环的新型产业。沙草产业理论要求我们用科学的经营管理理念，把知识和产业对接起来，把“输血”和“造血”联系起来，开创21世纪的大农业。内蒙古、甘肃等地在钱学森这些理论的指导下逐步形成了甘草、沙棘、肉苁蓉等沙产业系列和绒、肉、乳、药、薯等草产业系列，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
（三）提出了大成智慧教育的理念和方法
钱学森在一生中一直在探索人才培养模式，在系统工程思想的指引下提出许多人才培养的理论。比如他认为人才的培养须走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道路，他曾对温家宝同志说：“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问题。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没有这些是不行的……”他还曾说：“难道搞科学的人只需要数据和公式吗？搞科学的人同样需要有灵感，而我的灵感，许多就是从艺术中悟出来的。”他还提出大学生应该懂得系统科学，要用系统科学的知识培养和教育学生，让学生对客观世界有一个整体的认识，对于不同类别的系统，知道用哪一类方法论去面对。他还认为要用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来教育培养学生；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要专博相济，注重专深博广的统一，等等。钱学森在人才培养上倾注大量心血，他的一些认识也逐步付诸实践。
（四）提出了产业革命的理论
钱学森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总结科学技术发展及其对推动社会发展的伟大作用和“科学—技术—产业—社会”一体化发展的趋势，提出产业革命的思想。钱学森深刻指出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业革命与社会发展的区别及它们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钱学森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从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整体观与动态观出发，深入地考察科学技术革命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提出新的论点并预言社会发展的未来趋向。钱学森认为，通过第五次产业革命（信息革命），人们进入了世界历史上一个新时代，具有许多新特点，这一预言已经得以实现。钱学森于1984年提出“第六次产业革命”，它是以现代生物技术为核心所引发的大农业革命，预示未来的社会发展方向。
钱学森还在其他多个领域提出了创新型的理论方法。如前面所述，钱学森提出的开放复杂巨系统概念，为系统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他创建的“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的理论及其实现形式，给出了人们认识和解决复杂巨系统问题所应遵循的方法论和有效途径；他潜心研究系统工程理论，并把该理论从工程系统工程进一步发展成社会系统工程，使之成为社会各领域为取得长期和整体最佳效益而采用的科学方法。钱学森从社会形态和开放复杂巨系统的高度，论述了社会系统的结构。
钱学森曾经对他的堂妹、中国人民大学
钱学敏教授讲：“关于‘两弹一星’的科学与技术，我在美国时就都掌握了，也做出来了。回到祖国以后，只不过是把它拿过来运用，虽然也有一些创新，但基本的、原始的创新不多。而我这些年来和你们一起研究和探讨的这些问题与设想，才是我回国以后开创性的、全新的观点和理念。它的社会意义和对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性，可能要远远超过我对中国航天的贡献。”
钱学森也是军事理论家，他关于现代科学技术对于未来战争的影响，对于未来战争形态的影响，对于未来军队编制的影响，以至于对解放军战略战术演变的影响的论述，被时任军委主席江泽民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大段引用。钱学森也是哲学家，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述，让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权威、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黄枬森教授在一次讲话中认为，是到了我们国家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所有人认真听取钱学森见解的时候了。钱学森也是建筑学家，他提出的山水城市的构想，现在已经成为国内外有识之士参与探索的一种理论，正在成为许多城市规划建设的一种依据。
坚持科学民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提倡理论创新和知识创新，鼓励大胆探索，开展平等、健康、活泼和充分说理的学术争鸣，活跃学术空气。要大力弘扬优良学风，推动形成崇尚精品、严谨治学、注重诚信、讲求责任的优良学风，营造风清气正、互学互鉴、积极向上的学术生态。钱学森就是坚持科学民主、严谨治学、淡泊名利的典范。
为了创建系统科学的基础理论——系统学，钱学森从1986年开始，在原航天工业部710所举行“系统学讨论班”。在钱学森的直接指导下，“系统学讨论班”由副所长于景元研究员主持，邀请国内各方面专家共同研讨系统科学的前沿问题。每次讨论班由一位专家主讲，然后参会专家进行讨论，最后由钱学森做概括总结。在研讨班讲座的专家不分阶层、不看地位、不尊年龄，只要学术上有创新，钱学森都会邀请他到“系统学讨论班”上做讲座，“系统学讨论班”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前来参加，推动了系统科学的研究和系统工程的应用，也树立了学术民主的标杆。 钱学森一生都是严格遵守科学规律，严于要求自己，以严谨、认真的态度对待任何事情。钱学森在美国期间，将研究工作中的手稿认真保存，他的好友Frank Marble在整理手稿时，发现他20年的手稿竟然一页也不少！这在科学界都是罕见的。1964年，钱学森在《力学学报》发表了一篇关于土动力学问题的文章，远在
新疆的年轻人郝天护发现他的论文当中有错误，就给钱学森写信指出错误。钱学森不仅回信承认了错误，还推荐郝天护将他的观点写成论文并在《力学学报》公开发表。钱学森在晚年时不参加任何成果鉴定会，不管是多高背景的人物邀请，他也不去，他说他在短时间内并不能了解项目技术细节，不懂就绝不装懂。
钱学森一心为祖国、为人民勤恳工作，淡泊名利，堪称楷模。钱学森为了潜心科研，主动辞去了国防部五院院长的职务。钱学森的秘书涂元季曾说，钱学森一辈子不愿为名所累，就想非常低调的做人做事，在日常工作当中，他对自己的生活规定过很多个“不”，包括不题词、不为别人的书写序、不参加任何成果鉴定会、退出一线工作以后不去外地出差、不出国、不参加任何应景的活动、不担任任何荣誉职务。美国总统的科学顾问基沃斯曾来华邀请钱学森访美，由总统或副总统授予他美国国家科学勋章，钱学森断然拒绝了。他说：“如果将来我死了以后，中国人民说我钱学森还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办了点事的话，那才是最高的奖赏。”
钱学森严于律己、艰苦朴素，一件蓝色中山装穿了十几年，破了以后照原样再买一件；从60年代开始，就一直住在一幢普通的三层楼房中，就再也没离开过这里。
钱学森对我国导弹航天事业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但他反对别人称他为中国的“导弹之父”或“航天之父”。他在书信中多次重申：像导弹航天这样的“大科学”，远不是爱迪生时代的科学。那时他可以一个人在实验室搞发明创造，而导弹航天是一项成千上万人的事业，没有党的领导，没有集体的努力是谁也干不成的。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他自己只是恰逢其时，回到祖国，做了他该做的工作。他只是党领导下的这个集体中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钱学森说的“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不能一般地看成是个人品德上的谦逊，而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发自内心的真实思想。
钱学森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主动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科学研究工作，自主创新中国特色的新学说，坚持科学民主，他的许多观点和行为与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要求相符合，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标杆。
钱学森的一生，如同一部中国的“两弹一星”发展史，他开创的中国航天事业与中国国防科技事业的成就是中华民族复兴历程中的一座丰碑，是100年来中华民族从衰弱、受人欺侮到走向强盛的标志。钱学森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他从一名坚定的爱国者逐步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进而成为一名优秀共产党员；从一位卓越的工程科学家、国防科技领军人物，成为我国系统科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成为思想家和革命家。钱学森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杰出探索者和实践者，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大师、帅才和泰斗，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世界的光荣！（编辑 王世英）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从2014年开始联合组织开展党史资料征集项目“口述钱学森工程”，有组织有计划地发掘、整理、研究并宣传钱学森的感人事迹、科学思想和崇高精神，取得重大成果。通过这个工程，我们对钱学森这位思想家、科学家有了更多的了解。钱学森是唯一被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称号的专家，也曾被评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他不仅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还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做了深入研究和实践，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提出的许多理论和观点，钱学森生前也自觉地进行探索和实践，体现了一个杰出知识分子的超前思想和崇高精神。
高度重视研究哲学社会科学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钱学森不仅在应用力学、航天工程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还在系统工程、哲学社会科学等领域深入研究、积极实践，为20世纪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和党的执政管理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意见和建议。
1934年，钱学森从国立交通大学机械工程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毕业以后，怀着“航空救国”的理想，考取了第二届“庚款留美”公费生，于1935年前往美国继续深造。经过不到八年的时间，钱学森就被评为麻省理工学院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后来又出任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主任并担任航空系教授，从事空气动力学、固体力学和火箭、导弹等领域的研究。他与导师冯·卡门共同完成的高速空气动力学问题研究课题和建立的“卡门—钱近似”公式，使他在28岁时就成为世界知名的空气动力学家；独立完成的《关于薄壳体稳定性的研究》，使他在航空技术工程理论界获得很高声誉。他提出的火箭与航空领域中的若干重要概念、超前设想和科学预见，尤其是执笔撰写的有关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飞机和火箭、导弹发展展望的《迈向新高度》系列报告，奠定了他在力学和喷气推进领域的领先地位。他开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两门新兴学科，为人类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经过长达五年的斗争，在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下，钱学森于1955年回到祖国。回国以后，钱学森向国务院提交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为我国火箭和导弹技术的创建与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施方案。钱学森担任《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综合组组长，支持中央将原子能、导弹列为国家发展的紧急任务；他力主越过航空优先发展导弹，这个决策为中国迅速掌握世界尖端武器、保障国家战略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钱学森领导制定了研制导弹的“八年四弹”规划和研制卫星的“三步走”规划，指明了我国航天工业的发展道路。在中国航天事业的领导岗位上，钱学森一干就是27年。在他的带领下，我国科技工作者艰苦奋斗，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突破，先后研制成功了“东风一号”至“东风五号”导弹，取得了导弹和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成功，成功研制了“东方红一号”“实践一号”等卫星，为国家航天事业与国防科技事业建立了卓越功勋。
在航天科技工程中，钱学森认识到了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钱学森在他的书信中说过，是“文化大革命”使他认识到，仅仅懂得自然科学知识是不够的，必须扩大自己的视野，学习研究社会科学。所以，他努力学习社会科学，尤其是哲学。他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同时还读过黑格尔、普列汉诺夫、布哈林、卡尔·波普等哲学家的著作。他还从中国古代的儒、墨、道、法、佛和易经等等哲学思想中吸取精华。根据所学习掌握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以及自己20多年的航天工程实践经验，钱学森提出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系统工程的概念和方法。
1978年，钱学森将几十年来从事航天科研和生产管理的经验加以提炼总结，并延伸到社会建设的组织管理中，同许国志、王寿云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章：《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第一次较为明确地定义了对中国系统工程的早期认识，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1979年初，钱学森与乌家培联合署名发表文章《组织管理社会主义建设的技术——社会工程》（文中说明，“社会工程”是社会系统工程的简称）。后来，钱学森又列出了14门系统工程，并指出还会有更多专业的系统工程。钱学森身体力行，积极推动社会经济各领域系统工程的研究和应用工作。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掀起研究和应用系统工程的热潮，系统工程方法在各领域的应用，也促进了各领域的管理改革，极大地提高了科学决策水平和管理效率。
在系统工程的基础上，钱学森又探索建立系统科学体系，创建系统学。钱学森认为，系统学及其方法论的建立，“是一次科学革命，它的重要性绝不亚于相对论或者量子力学”。
基于原航天710所开展的“财政补贴、价格、工资综合研究”“国家宏观经济预测与发展规划研究”等项目的研究经验，1990年，钱学森、于景元和戴汝为在《自然》杂志发表了《一个科学新领域——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及其方法论》，提出了“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综合集成方法的提出，使系统工程方法从工程系统工程发展到了复杂巨系统工程和社会系统工程，掀开系统工程发展的新篇章。 根据周总理生前的建议，钱学森将航天工程总体设计部的成功经验研究社会的发展规律，按照系统工程的设计原则，提出建立国民经济总体设计部的建议。钱学森认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开放的巨系统，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必须使各个方面协调发展，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只有这样才能获得较高的工作效率，取得预想的成就。为此，钱学森提出设置专门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设计部，对这四大领域、九个方面的工作和问题，进行总体分析、总体论证、总体设计、总体规划、总体协调，抓住关键，提出切实可行的各种配套方针政策和发展战略，为决策者和决策部门提供科学的决策方案。1991年3月，钱学森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专门汇报建立国家总体设计部体系的建议，该次汇报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通过综合集成方法和研讨厅体系、总体设计部体系和社会系统工程紧密结合，形成了从科学、技术、实践三个层次相互联系的研究和解决社会系统复杂性的一整套方法论，它为管理现代化社会和国家提供了科学的组织管理方法与技术，这是钱学森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巨大贡献。
主动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科学研究工作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首先要解决真懂真信的问题，核心要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最终要落实到怎么用上来。钱学森在这一点上为广大知识分子作出了榜样。
作为一名爱国主义科学家，钱学森热爱新中国，热爱共产党，由此推动他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阅读了许多马列原著，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到这时他才发现，自己在美国所得到的那点心得体会，其实在马列原著和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中早就提出来了。这使他坚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真理”，科学研究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做指导。他在广泛学习自然科学知识的同时，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用于指导自己的科学研究和学术工作，做到了科学与哲学的融会贯通，辩证统一。他曾说：“我近三十年来一直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总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我的工作。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智慧的源泉。”
20世纪50年代后期，钱学森在领导航天型号研制工作时，就认识到航天型号研制工作是一个需要成千上万的研究人员和技术人员共同完成的复杂系统工程，需要将各系统及各子系统中的人协同起来，将比较笼统的型号研制要求逐步地变为成千上万个具体参与人员的实际工作，并最终综合成技术、进度和性能融合一体达到最优的实际系统，这就需要组建总体设计部，开展总体设计工作。总体设计的思想时，就体现了全面、联系、动态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
1979年，钱学森发表了《科学学、科学技术体系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文，提出要建立现代科学技术体系，这个体系不断完善，形成了开放的矩阵式纵横交错的结构。这个体系可概括为“三个层次、一个桥梁”的框架：最接近社会实践的是工程技术，对工程技术进行概括提炼而得到的、为工程技术直接提供理论指导的是技术科学，对技术科学进行概括提炼而得到的、为技术科学直接提供理论指导的是基础科学，再上一个层次、对基础科学进一步概括提炼而得到的是沟通科学技术与哲学的桥梁，即该部门的哲学分论。
现代科学体系的构想和框架纵向分为三个层次：最高层次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低层次是现代科学技术的11大部门，通过中间的11架“桥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11大科学技术部门连在一起。钱学森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最高概括，反映客观世界的普遍规律，它是人类智慧的最高结晶。这就使辩证唯物主义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它既可以指导科学技术研究，又随着科学技术进步而不断丰富和发展；既把哲学和科学统一起来了，也把理论和实践统一起来了。
钱学森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指导科学技术的发展，而科学技术的新成果又必然深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钱学森在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实现了科学与哲学的结合，用现代自然科学的成果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科学上的内涵。同时，他又从哲学的高度，指出一些重大科学技术发展将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影响和可能的发展前景。可以说，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植根于现代科学技术，既不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外的科学技术，也不存在科学技术以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这一视角可以看出，钱学森思想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
作为一名科学家，钱学森做到了科学与哲学的结合，用现代自然科学的成果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科学上的内涵。同时，他又从哲学的高度，指出一些重大科学技术发展将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影响和可能的发展前景。可以说，钱学森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做到他人所不能做到的，在于他除了有广博的科学知识外，还能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
自主创新中国特色的新学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一是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二是要体现原创性、时代性；三是要体现系统性、专业性。钱学森所创建的系统工程中国学派、产业革命理论、大成智慧理论等等，正体现了原创性、民族性和系统性的特点。
1982年，钱学森从国防科技工业一线领导退下来以后，重新回到学术理论研究当中去，回到他钟爱的书桌旁，继续为国家和人民作贡献。他以独到的研究角度，在诸多领域不懈地探索，提出了一系列的原创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并产生重要影响的学术思想。 （一）创建了系统工程中国学派
钱学森在系统工程理论研究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见解。他不但提出具有特色的系统工程定义，还提出系统科学体系，并且进行详细的论述。他在1981年发表文章《再谈系统科学的体系》，1985年发表《系统工程与系统科学的体系》，两次描绘了系统科学体系。钱学森指出：在系统科学这个部门中，系统工程属于工程技术，其理论基础是运筹学、控制论和信息论这三门技术科学；关于系统的一般理论——系统学，是系统科学这个部门中的基础科学；系统科学从各门系统工程到运筹学、控制论和信息论，再到系统学，形成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中的一个分体系；这个分体系通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桥梁，是大约100年前启示的，后来经过现代科学技术大大丰富了的系统论；系统论将充实科学技术的方法论，并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化和发展提供素材。
（二）提出了沙草产业设想及实践思路
1984年6月8日，钱学森提出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系统工程思想发展现代草业的设想。钱学森基于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到，西部大开发必须开拓一条经济、生态、社会协调发展的道路，适时提出创建知识密集型草产业和沙产业的道路。这是“以草原为基础，利用日光，通过生物，创造财富”的产业；是用系统思想、整体观念、科技成果、产业链条、市场运作、文化对接来经营管理沙漠资源，实现“沙漠增绿、农牧民增收、企业增效”的良性循环的新型产业。沙草产业理论要求我们用科学的经营管理理念，把知识和产业对接起来，把“输血”和“造血”联系起来，开创21世纪的大农业。内蒙古、甘肃等地在钱学森这些理论的指导下逐步形成了甘草、沙棘、肉苁蓉等沙产业系列和绒、肉、乳、药、薯等草产业系列，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
（三）提出了大成智慧教育的理念和方法
钱学森在一生中一直在探索人才培养模式，在系统工程思想的指引下提出许多人才培养的理论。比如他认为人才的培养须走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道路，他曾对温家宝同志说：“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问题。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没有这些是不行的……”他还曾说：“难道搞科学的人只需要数据和公式吗？搞科学的人同样需要有灵感，而我的灵感，许多就是从艺术中悟出来的。”他还提出大学生应该懂得系统科学，要用系统科学的知识培养和教育学生，让学生对客观世界有一个整体的认识，对于不同类别的系统，知道用哪一类方法论去面对。他还认为要用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来教育培养学生；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要专博相济，注重专深博广的统一，等等。钱学森在人才培养上倾注大量心血，他的一些认识也逐步付诸实践。
（四）提出了产业革命的理论
钱学森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总结科学技术发展及其对推动社会发展的伟大作用和“科学—技术—产业—社会”一体化发展的趋势，提出产业革命的思想。钱学森深刻指出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业革命与社会发展的区别及它们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钱学森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从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整体观与动态观出发，深入地考察科学技术革命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提出新的论点并预言社会发展的未来趋向。钱学森认为，通过第五次产业革命（信息革命），人们进入了世界历史上一个新时代，具有许多新特点，这一预言已经得以实现。钱学森于1984年提出“第六次产业革命”，它是以现代生物技术为核心所引发的大农业革命，预示未来的社会发展方向。
钱学森还在其他多个领域提出了创新型的理论方法。如前面所述，钱学森提出的开放复杂巨系统概念，为系统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他创建的“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的理论及其实现形式，给出了人们认识和解决复杂巨系统问题所应遵循的方法论和有效途径；他潜心研究系统工程理论，并把该理论从工程系统工程进一步发展成社会系统工程，使之成为社会各领域为取得长期和整体最佳效益而采用的科学方法。钱学森从社会形态和开放复杂巨系统的高度，论述了社会系统的结构。
钱学森曾经对他的堂妹、中国人民大学
钱学敏教授讲：“关于‘两弹一星’的科学与技术，我在美国时就都掌握了，也做出来了。回到祖国以后，只不过是把它拿过来运用，虽然也有一些创新，但基本的、原始的创新不多。而我这些年来和你们一起研究和探讨的这些问题与设想，才是我回国以后开创性的、全新的观点和理念。它的社会意义和对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性，可能要远远超过我对中国航天的贡献。”
钱学森也是军事理论家，他关于现代科学技术对于未来战争的影响，对于未来战争形态的影响，对于未来军队编制的影响，以至于对解放军战略战术演变的影响的论述，被时任军委主席江泽民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大段引用。钱学森也是哲学家，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述，让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权威、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黄枬森教授在一次讲话中认为，是到了我们国家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所有人认真听取钱学森见解的时候了。钱学森也是建筑学家，他提出的山水城市的构想，现在已经成为国内外有识之士参与探索的一种理论，正在成为许多城市规划建设的一种依据。
坚持科学民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提倡理论创新和知识创新，鼓励大胆探索，开展平等、健康、活泼和充分说理的学术争鸣，活跃学术空气。要大力弘扬优良学风，推动形成崇尚精品、严谨治学、注重诚信、讲求责任的优良学风，营造风清气正、互学互鉴、积极向上的学术生态。钱学森就是坚持科学民主、严谨治学、淡泊名利的典范。
为了创建系统科学的基础理论——系统学，钱学森从1986年开始，在原航天工业部710所举行“系统学讨论班”。在钱学森的直接指导下，“系统学讨论班”由副所长于景元研究员主持，邀请国内各方面专家共同研讨系统科学的前沿问题。每次讨论班由一位专家主讲，然后参会专家进行讨论，最后由钱学森做概括总结。在研讨班讲座的专家不分阶层、不看地位、不尊年龄，只要学术上有创新，钱学森都会邀请他到“系统学讨论班”上做讲座，“系统学讨论班”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前来参加，推动了系统科学的研究和系统工程的应用，也树立了学术民主的标杆。 钱学森一生都是严格遵守科学规律，严于要求自己，以严谨、认真的态度对待任何事情。钱学森在美国期间，将研究工作中的手稿认真保存，他的好友Frank Marble在整理手稿时，发现他20年的手稿竟然一页也不少！这在科学界都是罕见的。1964年，钱学森在《力学学报》发表了一篇关于土动力学问题的文章，远在
新疆的年轻人郝天护发现他的论文当中有错误，就给钱学森写信指出错误。钱学森不仅回信承认了错误，还推荐郝天护将他的观点写成论文并在《力学学报》公开发表。钱学森在晚年时不参加任何成果鉴定会，不管是多高背景的人物邀请，他也不去，他说他在短时间内并不能了解项目技术细节，不懂就绝不装懂。
钱学森一心为祖国、为人民勤恳工作，淡泊名利，堪称楷模。钱学森为了潜心科研，主动辞去了国防部五院院长的职务。钱学森的秘书涂元季曾说，钱学森一辈子不愿为名所累，就想非常低调的做人做事，在日常工作当中，他对自己的生活规定过很多个“不”，包括不题词、不为别人的书写序、不参加任何成果鉴定会、退出一线工作以后不去外地出差、不出国、不参加任何应景的活动、不担任任何荣誉职务。美国总统的科学顾问基沃斯曾来华邀请钱学森访美，由总统或副总统授予他美国国家科学勋章，钱学森断然拒绝了。他说：“如果将来我死了以后，中国人民说我钱学森还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办了点事的话，那才是最高的奖赏。”
钱学森严于律己、艰苦朴素，一件蓝色中山装穿了十几年，破了以后照原样再买一件；从60年代开始，就一直住在一幢普通的三层楼房中，就再也没离开过这里。
钱学森对我国导弹航天事业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但他反对别人称他为中国的“导弹之父”或“航天之父”。他在书信中多次重申：像导弹航天这样的“大科学”，远不是爱迪生时代的科学。那时他可以一个人在实验室搞发明创造，而导弹航天是一项成千上万人的事业，没有党的领导，没有集体的努力是谁也干不成的。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他自己只是恰逢其时，回到祖国，做了他该做的工作。他只是党领导下的这个集体中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钱学森说的“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不能一般地看成是个人品德上的谦逊，而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发自内心的真实思想。
钱学森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主动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科学研究工作，自主创新中国特色的新学说，坚持科学民主，他的许多观点和行为与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要求相符合，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标杆。
钱学森的一生，如同一部中国的“两弹一星”发展史，他开创的中国航天事业与中国国防科技事业的成就是中华民族复兴历程中的一座丰碑，是100年来中华民族从衰弱、受人欺侮到走向强盛的标志。钱学森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他从一名坚定的爱国者逐步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进而成为一名优秀共产党员；从一位卓越的工程科学家、国防科技领军人物，成为我国系统科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成为思想家和革命家。钱学森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杰出探索者和实践者，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大师、帅才和泰斗，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世界的光荣！（编辑 王世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