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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国以来我国农村金融制度经过历次变迁并体现出阶段性特征，按照制度经济学理论，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强制性的渐进式制度变迁，而且在农村金融组织制度、农村金融市场制度方面存在明显的非均衡性。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已有的经济贡献和经济效率是通过量的扩张实现的，金融制度“质”的贡献是比较低的。农村金融的改革与发展必须以农村金融制度创新与改革作为出发点，提高农村金融制度运行效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关键词：农村金融 制度变迁 非均衡性
我国农村金融制度是伴随着我国农村经济体制变革和金融体制改革而发展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农村金融一直作为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部门，实现行政机关式的管理模式，服从和服务于整个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政府专业金融的色彩。1993年12月，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后，农村金融开始朝着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政策性银行和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分工协作的新的金融体系发展。1996年底，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后，进一步加快了农村金融改革和与国际惯例接轨的步伐。因此，从时间上看，建国以后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50—1979年)，即传统计划金融阶段，持续了近30年的时间。第二个阶段(1979-1993年)。即制度改革探索阶段。从1979年2月农业银行第四次组建为起点，至1993年12月《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组建农业发展银行和设立商业性的农业银行的决定为止，这一阶段持续大约14年的时间。第三个阶段(1993—至今)，即市场化制度实质性发展阶段。从1993年12月中央决定实行政策性金融业务与商业性金融业务相分离，农村信用社与农村银行脱离行政隶属关系，发展农村证券、保险业，至目前农村金融体系的逐步完善与提高有效运转阶段。
1 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是一种强制性变迁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选择何种方式，主要受制于一个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力结构和社会的偏好结构。回顾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历程，金融制度变迁的每一步都源于自上而下的政府强制性供给行为，而不是自下而上的诱致性政府需求行为，更不是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微观金融企业需求行为。从双层银行体制的建立，金融机构的多元化到发展金融市场；从商业银行的综合化经营到分业经营，从人民银行的统一监管到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三足鼎立”的分业监管，等等，均采用了政府供给主导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方式。这种方式虽然降低了制度变迁的时间成本和摩擦成本，但制度供给在很大程度上难以满足微观金融主体的制度需求，也不一定提高制度变迁的效率。政府作为推动金融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在决定金融制度变迁的形式、速度、突破口和时间路径时，既有促进微观经济金融主体效益和整体金融效率最大化的动机，更有维护“公共金融产权”不变，通过金融制度履行部分财政职能和税收功能，确保国民经济产出的不断增长，以实现政府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当改革的措施、速度与政府利益和偏好发生矛盾时，政府一般就会暂缓改革，甚至不惜走回头路。如农村金融市场改革、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等。在这种制度变迁框架内，微观金融主体只是金融制度的被动接受者。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为什么没有像经济制度变迁一样走诱致性和强制性的交互演进之路?原因在于：第一，在改革初期，农村计划金融体制，不存在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利益团体；第二，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特性。人们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习惯于中央集权式的制度安排，而且，就我国目前的经济、政治体制而言，大凡涉及制度性的安排，一般采取自上而下强制性变迁，人们也习惯这种白上而下的制度变迁。
2 农村金融制度变迁是一种渐进式制度变迁
无论是强制性制度变迁，还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在速度方式方法上都有“渐进”和“激进”两种方式。从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轨迹看，具有明显的渐进式改革特征：一是不一步改变农村金融现有的制度体系和利益关系，不首先触及农村金融产权问题，而是在现有的框架内，先推进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轨，规范农村信用合作社经营行为，建立农村政策性金融，稳步发展农村保险业务和农村证券业务，然后再推动农村金融的综合改革，包括整个农村金融体系构建，产权制度改革和法人治理结构再造等，充分体现了由易到难，稳步前进原则；二是在统一领导前提下，采取非均衡推进战略。50多年的农村金融改革与实践均是在国务院和人民银行的统一领导下，有计划、分层次、分领域、逐步进行的。首先根据不同时期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情况，逐步推进与之相适应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其次根据效用函数和解决问题的难易程度，以及迫切程度先从银行业改革开始，再到农村保险业和农村证券业，分步推进；三是侧重于机制创新和强化内部管理，没有触及体制改革这个核心。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金融改革无论是农村金融体系调整，还是商业性金融业务与政策性金融业务分离，还是专业银行向商业转化，还是发展农村保险、证券业务均是在有效的机制创新和强化管理上做技术上的调整，没有涉及制度改革的内核，也没有涉及利益分配这个核心。农村金融渐进式改革尽管在保持改革的稳定性、连续性，从而降低改革的摩擦成本方面具有积极效应，但同时也加大了改革的时间成本和实施成本。
3 农村金融制度变迁滞后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
在传统经济金融理论中，一个著名命题是“经济决定金融”，对这一命题的形而上学理解，，使人们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内生出金融制度改革应滞后于经济制度改革的改革理念，金融改革“滞后论”似乎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其实，“经济决定金融”是与生产力水平相联系的一个命题，当生产力水平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以至于金融形成一个可以脱离实质经济部门而运行的独立产业后，这一命题的内涵就遇到了严峻挑战。东南亚金融危机在某种程度上对这一命题进行了反证。
从我国农村金融制度改革的实际进程看，金融制度变迁一直落后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在金融制度安排的创新选择方面存在着既对农村经济制度变迁的“模仿”，也存在着对农村经济制度变迁的复制。如农村金融组织按行政区划设置和调整，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农业银行企业化改革中实行的“承包制”经营，就是对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后来的国有企业“承包制”的“模仿”。农村金融制度变迁之所以滞后于整个农村经济制度变迁，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改革初期国有金融垄断了整个农村金融体系，使农村金融体制内部缺乏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利益团体，农村金融部门的体制改革只能靠实质部门体制变革的压力推动。二是制度创新主体关于制度转轨知识存量的有限性，
关键词：农村金融 制度变迁 非均衡性
我国农村金融制度是伴随着我国农村经济体制变革和金融体制改革而发展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农村金融一直作为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部门，实现行政机关式的管理模式，服从和服务于整个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政府专业金融的色彩。1993年12月，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后，农村金融开始朝着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政策性银行和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分工协作的新的金融体系发展。1996年底，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后，进一步加快了农村金融改革和与国际惯例接轨的步伐。因此，从时间上看，建国以后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50—1979年)，即传统计划金融阶段，持续了近30年的时间。第二个阶段(1979-1993年)。即制度改革探索阶段。从1979年2月农业银行第四次组建为起点，至1993年12月《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组建农业发展银行和设立商业性的农业银行的决定为止，这一阶段持续大约14年的时间。第三个阶段(1993—至今)，即市场化制度实质性发展阶段。从1993年12月中央决定实行政策性金融业务与商业性金融业务相分离，农村信用社与农村银行脱离行政隶属关系，发展农村证券、保险业，至目前农村金融体系的逐步完善与提高有效运转阶段。
1 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是一种强制性变迁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选择何种方式，主要受制于一个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力结构和社会的偏好结构。回顾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历程，金融制度变迁的每一步都源于自上而下的政府强制性供给行为，而不是自下而上的诱致性政府需求行为，更不是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微观金融企业需求行为。从双层银行体制的建立，金融机构的多元化到发展金融市场；从商业银行的综合化经营到分业经营，从人民银行的统一监管到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三足鼎立”的分业监管，等等，均采用了政府供给主导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方式。这种方式虽然降低了制度变迁的时间成本和摩擦成本，但制度供给在很大程度上难以满足微观金融主体的制度需求，也不一定提高制度变迁的效率。政府作为推动金融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在决定金融制度变迁的形式、速度、突破口和时间路径时，既有促进微观经济金融主体效益和整体金融效率最大化的动机，更有维护“公共金融产权”不变，通过金融制度履行部分财政职能和税收功能，确保国民经济产出的不断增长，以实现政府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当改革的措施、速度与政府利益和偏好发生矛盾时，政府一般就会暂缓改革，甚至不惜走回头路。如农村金融市场改革、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等。在这种制度变迁框架内，微观金融主体只是金融制度的被动接受者。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为什么没有像经济制度变迁一样走诱致性和强制性的交互演进之路?原因在于：第一，在改革初期，农村计划金融体制，不存在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利益团体；第二，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特性。人们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习惯于中央集权式的制度安排，而且，就我国目前的经济、政治体制而言，大凡涉及制度性的安排，一般采取自上而下强制性变迁，人们也习惯这种白上而下的制度变迁。
2 农村金融制度变迁是一种渐进式制度变迁
无论是强制性制度变迁，还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在速度方式方法上都有“渐进”和“激进”两种方式。从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轨迹看，具有明显的渐进式改革特征：一是不一步改变农村金融现有的制度体系和利益关系，不首先触及农村金融产权问题，而是在现有的框架内，先推进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轨，规范农村信用合作社经营行为，建立农村政策性金融，稳步发展农村保险业务和农村证券业务，然后再推动农村金融的综合改革，包括整个农村金融体系构建，产权制度改革和法人治理结构再造等，充分体现了由易到难，稳步前进原则；二是在统一领导前提下，采取非均衡推进战略。50多年的农村金融改革与实践均是在国务院和人民银行的统一领导下，有计划、分层次、分领域、逐步进行的。首先根据不同时期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情况，逐步推进与之相适应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其次根据效用函数和解决问题的难易程度，以及迫切程度先从银行业改革开始，再到农村保险业和农村证券业，分步推进；三是侧重于机制创新和强化内部管理，没有触及体制改革这个核心。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金融改革无论是农村金融体系调整，还是商业性金融业务与政策性金融业务分离，还是专业银行向商业转化，还是发展农村保险、证券业务均是在有效的机制创新和强化管理上做技术上的调整，没有涉及制度改革的内核，也没有涉及利益分配这个核心。农村金融渐进式改革尽管在保持改革的稳定性、连续性，从而降低改革的摩擦成本方面具有积极效应，但同时也加大了改革的时间成本和实施成本。
3 农村金融制度变迁滞后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
在传统经济金融理论中，一个著名命题是“经济决定金融”，对这一命题的形而上学理解，，使人们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内生出金融制度改革应滞后于经济制度改革的改革理念，金融改革“滞后论”似乎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其实，“经济决定金融”是与生产力水平相联系的一个命题，当生产力水平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以至于金融形成一个可以脱离实质经济部门而运行的独立产业后，这一命题的内涵就遇到了严峻挑战。东南亚金融危机在某种程度上对这一命题进行了反证。
从我国农村金融制度改革的实际进程看，金融制度变迁一直落后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在金融制度安排的创新选择方面存在着既对农村经济制度变迁的“模仿”，也存在着对农村经济制度变迁的复制。如农村金融组织按行政区划设置和调整，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农业银行企业化改革中实行的“承包制”经营，就是对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后来的国有企业“承包制”的“模仿”。农村金融制度变迁之所以滞后于整个农村经济制度变迁，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改革初期国有金融垄断了整个农村金融体系，使农村金融体制内部缺乏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利益团体，农村金融部门的体制改革只能靠实质部门体制变革的压力推动。二是制度创新主体关于制度转轨知识存量的有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