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田和芳决定把他的“革命”带到中国。
　　2013年7月9日，他的中文版自传《一根萝卜的革命》在北京举行发布会。这天，为他“站台”的有著名学者秦晖和资中筠。来到中国之前，藤田和芳特意为签售练了汉字——“有机农业是和平的农业”。
　　在日本，藤田和芳被视为“有机农业教父”和“改变世界的社会企业家”。38年里，他创办的“大地守护协会”成为日本最著名的有机农产品供销组织。他的有机农业运动在日本引发“一根萝卜的革命”。
　　如今的日本，已经没有人再称藤田和芳为“左翼”，三十多年前，学生时代的他曾是日本左翼学生运动的积极参与者。
　　他觉得从学生运动到推广有机农业，他的追求一脉相承——因为“这个社会出现了问题”。

这个社会出了问题

　　1960年代末期，中国开始文化大革命运动，外部世界同时也刮起一场左翼思想风潮。在法国，两万名学生掀起导致戴高乐下台的“五月革命”；在日本，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里则开始了一场场反对《美日安保条约》、反对越战的运动。
　　那时候，日本的年轻学生们幻想自己“可以主导颠覆世界的革命”。藤田和芳所在的上智大学里贴满了大字报，作为社团报纸主编的他，也在这种风潮下变得越来越激进。他常常在深夜打开收音机收听毛泽东语录和革命歌曲——“日本的各位，这里是北京放送。”
　　1968年，东京大学发生了著名的“东大纷争”事件，该校超半数以上学生参与了运动，校园里多座建筑遭学生封锁，占领工学院列品馆的一位明治大学学生甚至写下“造反有理”的口号。
　　最终，日本警视厅警备部动员了8个机动队，才解除了运动学生对校园的封锁。作为“反帝全国学生联盟”委员长，藤田和芳的好朋友藤本敏夫被捕入狱。
　　这场运动终于让藤田和芳开始反思：不切实际的思想和主义，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其实无能无力。更何况，领导运动的学生，自己仍处于对未来迷茫的阶段，想要改变世界毫无可能。
　　与中国的文化革命一样，日本学生的运动最终转变为不同派系间的内讧。它们有些以失败收场，有些则以流血作为终结。
　　藤田和芳在自传中写道：
　　“任何面对现实的妥协都会被看做罪恶和背叛。如此这般，同伴、同志间的批判、斗争愈演愈烈。也有在燃烧瓶与催泪瓦斯的骚乱中身心俱损，被长期后遗症折磨的同伴们。谁应该对他们负责呢？我们究竟干了什么？现在的生活为什么离理想那么遥远？在进退两难中，我们抱着美梦破碎、湮没于世的自虐意识打发这日子。”
　　他和大多数学生一样，放弃“理想”，步入社会。
　　1970年，大学毕业的藤田和芳在一家出版社打发日子，学生时代改变世界的理想仿佛就此远去，直到他开始投入另一场运动。

一场价值观的革命

　　1960年代，时任日本首相池田勇人启动了“国民收入成倍增长计划”，战败后的日本因此在1970年代步入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举国上下迎来“如过节般的浮华时代”。工厂烟囱肆无忌惮喷着浓烟，农村也在经历着以广泛使用农药、化肥所带来的“效率革命”——“落后于时代”的传统种植模式被抛弃。
　　与如今的中国相似，当年日本这种不惜代价的经济发展模式，也引起了国民对环境污染、食品安全问题的恐慌。1974年，日本作家吉佐和子撰写的《复合污染》，曾给藤田和芳带来思想上的极大冲击。在书中，吉佐和子用大量事实，证明农药不仅对蔬菜和谷物造成污染，更会引发对土壤的永久性污染。
　　那年7月，藤田和芳看到报纸上一则“毒气研究中产生的肥料、矿物质让粮食增产”的报道，找到报道里的主人公医生高仓煕景。二战时，高仓曾是一名军医，当他跟随满载战俘的船回到家乡港口时，发现四周漂浮的农药异味和自己研究过的毒气极为相似，而有些农民的身体也因此搞坏。固执的高仓开始逐个说服他们放弃使用农药。
　　那次，藤田和芳得知，放弃农药种植的蔬菜因卖相不好价格大幅跳水，他便决定帮这些农民推销蔬菜。他们把带着虫眼的蔬菜拉到住宅小区露天售卖，告诉家庭主妇们“安全的蔬菜，虫子才去吃”——这正是大地守护协会的雏形。
　　“大地”的创始人都是当年参与运动的学生，第一任会长正是刚刚出狱的藤本敏夫。那时候，他们被讥嘲为丢了大棒捡起萝卜的“堕落活动家”。
　　这些当年的学运领袖们，却将推广有机农业视为学生运动的延续。在有机农业发展之初，日本也出现过一些热爱有机农产品的小团体，但只限制在个别种植户与个别消费者间“自娱自乐”。
　　“他们不想去改变、吸收那些不了解有机农业的人，他们觉得‘我们是有着共同理想的人’。”那时候，藤田和芳开始考虑，“我们创造的理想社会是什么？如何从农民的视角改变社会？”
　　“光靠喊口号反对使用农药无济于事，要倡导和普及一种新的价值观。”他们决定发起一场让农业“回到原点的革命”，让有机农业成为被大众认可的形式。
　　革命，是左翼学生们喜欢的词汇——“很多人想的是改变社会的轰轰烈烈的形式。我觉得革命不只是这种。从种一根萝卜开始，你需要去整地、改良土质……这种细微的事情最终才能促成革命。”
　　这一次革命，并非当年空喊口号式的乌托邦，他们意识到“只有从小事做起，即便是只把一根没有施过农药的萝卜送到了消费者手中，都胜过空喊一百句大口号”。
　　1975年8月，300名农民和消费者参加了“守护大地协会”成立大会，宗旨是：驱逐农药公害，联合生产有机农产品的农户，为消费者提供安全健康的食物。根据规定，守护大地的签约农户必须签订很多文本，农户的农场基本情况、所购买的种子、防虫、除草等种植细节都要在文本里体现，不能有任何不实之处。如有任何欺诈行为，交易就会终止。 　　“这不只是种植技术的革命，更是一场价值观甚至流通领域的革命。”藤田和芳说。

重建一个社会

　　如果在“做社会活动的企业家”和“做企业的社会活动家”两个标签之间做出选择，如今的藤田和芳会选择前者，因为“企业家更容易推动社会的发展”。他想做一个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家典范——“不能因为金钱，就做出污染环境的行为。不能为了利益，偷偷使用农药。”
　　而36年前，藤田和芳做企业，却出于无奈。1977年，守护大地协会成立两年，还是一个没有注册的市民团体。最窘迫的日子，连购买一台暖炉的费用都承担不起。那时候，藤田和芳意识到，“倡导社会运动首先要学会自立”，“无论高举多么崇高的理想旗帜，靠着别人的钱或者国民缴纳的税金来搞运动只是一种任性，也坚持不了多久。”
　　守护大地协会决定成立一家股份公司，藤田和芳更愿意将这家公司称为“社会企业”。那时候“社会企业”在日本还是新鲜事物，但这一概念并非藤田首创，英国社会企业联盟给出的定义是：“运用商业手段，实现社会目的。”
　　刚刚成立公司的“大地守护”很快经历了一场风波。与“大地”合作的一位农户发现临近的农家种植技术比自己落后，就跑去嘲笑、指责对方。这一幕，刚好被消费者看在眼里。
　　这让藤田和芳开始反思自己建立“大地”的初衷。他回想起学生运动时代派系对立导致的崩盘——三十多年来，当年学生运动的教训始终是他的“反面教材”。
　　“我们不是要建立互相指责、诽谤的社会。”他们召集消费者开会，让那位农户退出协会。“大地”的生产标准从此在“尽可能不使用农药、化肥”等条件之外，多了一条“不对他人恶语相向”。
　　为取得消费者信任，藤田和芳带着他们走到农户的地里，看看安全的蔬菜到底是怎么种植出来的，让他们慢慢接受有机农业的理念。
　　藤田和芳总想改变这个世界，在他看来，“这不只是让消费者知道‘我们什么农药都没有放’，更是想要构建一个互相友爱、帮助、信任的社会形态。”
　　如今的守护大地协会，经历三十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拥有2500个生产会员和91000个消费会员、年营业额超过153亿日元的庞大组织。经营范围也扩大到宅配、电子商务，甚至日本料理店等。藤田本人也被日本《新闻周刊》评为“改变世界的社会企业家100人”。
　　与此同时，在整个日本，虽然有机农业的坚定支持者如今也只占总人口的5%，但正是这“5%”让日本政府的政策做出了调整。日本颁布了有机农业认证标准法规，国家认证的有机农产品检测机关也随之产生。日本形成了全国从上到下促进有机农业的态势。
　　如今的守护大地协会，如何在价值观主导的NGO与资本主导的企业间做出平衡？藤田和芳的答案是：“不是一味为了股东利益，而是将获得的利润继续投入到有机农业事业中——在保持利益的同时实现循环。”
　　1985年，藤田第一次来到中国，此后陆续来过二十余次。对于三十多年前收音机里的中国，曾经的“左翼青年”藤田和芳显然不想只做一个有机农业的“传道者”。
　　早在2009年，藤田和芳就决定与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发起的NGO——富平学校合作，将“大地”模式推向中国。那一年，他跟随这家NGO访问了中国各地，看到的情景与守护大地协会建立之初的日本十分相似——农民为了追求效率和收益，超标使用化肥。
　　藤田和芳也开始明白，很多问题都导致中国无法直接照搬日本模式。在日本，种植对农民来说最重要的是“养土”——将贫瘠的土地变得富饶。但中国土地归国家所有，在承包期里大量使用农药、化肥催产是最经济有效的方式。“两国人民对土地的热情和感情是不一样的”——正如经济学家张维迎所说的“产权决定一切。”
　　作为合作伙伴，该NGO的负责人沈东曙同样也发现了新的阻力：日本的有机农业由生产者主导，而中国消费者已经对食品安全产生恐慌，生产者却缺少对有机理念的执着。他们不得不自己先建起有机农场，为未来加入的农户们做一个好的示范。
　　而萝卜革命在中国难以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面对中国社会人与人之间更为薄弱的信任基础。沈东曙为此生造了一个词“信任农业”。他们觉得，在中国，藤田和芳的有机农业运动，更需要掀起另一场“革命”——重建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