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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我国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已严重影响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如何加强收入分配调整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文章从当前我国城乡、行业及区域之间收入差距的实证分析出发，探讨产生差距的原因，并从法治、税收等角度提出缩小贫富差距和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的一些建议。
关键词：收入差距 经济效率 非均衡发展
一、引言
历经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改善，总体经济的发展举世瞩目。从1978年至2010年，GDP从3645亿元增长到397983亿元，人均GDP从381元增长到29700元。然而，在财富创造持续增长的同时，收入分配却没得到很好的改善，致使当前社会中收入差距出现不正常、连续地拉大，城乡、地区以及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一直存在扩大的趋势。倘若这种差距的速度、程度不断地扩大，则不可避免地会影响整体经济的发展速度和质量，并带来政治、社会等很多方面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造成经济效率的重大损失（蔡昉，2000）。因此，在不断把“蛋糕”做大的同时，如何能更好地分配“蛋糕”，应从理论、政策与现实层面上给予高度的重视。
二、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表现
（一）城乡收入差距
毋庸置疑，自1978年以来居民的收入水平与生活质量都得到很大的提高和改善。但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指标来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些年一直存在着逐步拉大的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人民币，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5919元，城乡收入比3.23∶1。1978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是2.57∶1，农村改革开始后这一比例逐步降低，到1983年降到最低点1.82∶1，随后城乡收入差距又开始出现扩大趋势，近几年，城乡收入比一直都高于3∶1。
倘若以上数据将城镇居民享受的各种福利、补贴和财产性收入等纳入其中，则城乡差距更大（见图1）。王小鲁（2010）在《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一文中，通过对19个省、64个不同规模城市及14个城镇调查得出，2008年城镇最低收入家庭与最高收入家庭的实际人均收入分别是5350元和13.9万元，差距是26倍。而农村家庭最高收入9.7万元，是最低家庭收入1500元的65倍。城乡差距的拉大既直接影响到不同区域居民在经济整体增长格局中的利益得失，又阻碍着整体经济的健康、持续增长。因此，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现象依然是备受各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二）行业收入差距
行业收入差距对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近些年愈发受到学者们的研究与认可。针对行业收入差距的分析，Krueger与Summers（1986）通过对一些国家数据的定量研究，指出垄断是造成不同行业间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国内学者则从行政垄断、市场垄断等形式上研究指出，国有经济在行业中的垄断地位在行业收入差距中扮演着主要角色（蔡昉，1996）。李实、罗楚亮（2007）通过对不同行业工资水平考察得出，行业的收入差距有着不断扩大的趋势，2005年最高收入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是最低行业职工工资水平的5倍左右。傅娟（2008）则采用分位数回归的方法，验证出垄断行业每一个收入层都比其他行业收入层职工工资高，且发现收入层越高，行业间工资差距越大。《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9》数据显示，2008年金融业工资总额占全国各行业总计额的6%，且金融业的职工平均工资远超全国平均水平，在各行业中位居第一，金融业职工平均工资逾6万元，而各行业总计职工平均工资近3万元。2009年14家银行应付薪酬总计1516亿元，人均薪酬达19万元，其中披露的高管薪酬超4亿元。
如表1数据显示，近十年来，在我国高收入行业的平均工资远高于低收入行业的平均工资。2008年证券行业人均年薪高达17万元，而畜牧业人均年薪才1.08万元，两行业差距15.9倍。若把大量的灰色收入、非法收入等计入，则差距会更大。从数据上来看，行业的差距在近几年来扩大的速度偏快、程度过大，如此大的行业收入差距显然不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市场准入方面的行政限制所致。因此，行业收入的差距已成为影响居民贫富差距拉大的主要因素之一。
（三）区域收入差距
近年来，由于西部地区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实施，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但从收入、教育、生活质量等方面看，区域之间的差距依然悬殊。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市场的导向及倾斜式发展战略的实施，资源的配置得到不断最优化，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均往经济发达地区流动，同时，收入差距也进一步拉大。2008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全国最高（上海）和最低（新疆）的省份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是2.43倍。同一时期农村人均纯收入最高（上海）和最低（贵州）的省份之间差距已扩大到4.2倍。
另外，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监测结果显示，2005年全国农村全面建设小康实现程度达到28.2%，比上年提高6.6个百分点。而与此同时，东部地区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的实现程度为47.6%，而西部仅为1.3%，两者差距悬殊。同时还指出，在经济发展方面，西部与东部地区农村的发展差距在8年以上；在人口素质方面，西部与东部的差距在10年以上；在生活质量方面，西部与东部的差距在5年以上。
三、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
（一）发展策略因素
非均衡发展战略的惯性推动促使城乡差距继续扩大。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采取通过优先发展带动后发展的非均衡发展战略。近30年“摸着石头过河”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从区域、产业和人群上都使得城乡差距逐渐拉大。城市的产业不仅发展飞速，而且各种基础设施也不断加强。近几年尽管国家在农村电网改造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增加了投入，但由于腐败、信息不对称等因素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使得城乡间物质基础的差距仍然存在，而城乡物质基础的差距又继续推动城乡经济发展的差距，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如果过去农村为企业发展所能提供的环境和条件与城市相差不大的话，那么今天城市在基础设施齐全、资金密集、信息畅通、市场活跃等方面与农村差距则十分明显。基础设施完善、信息的对称使得交易成本大大的减少，市场交易效率得到提高，资源得到较优的配置。作为经济人，企业生产投资都是为了追求效益，故一般新项目的上马大都选择在基础设施条件较好的城市及其辐射地区。这也是布坎南认为由于政府所执行的政策不能确保资源的最佳配置即政府政策的低效率导致的“政府失灵”（布坎南，1968）。 （二）市场机制因素
从发展经济学理论来看，一个国家在其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发展的最初阶段，必然会产生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因为市场经济奉行的是优胜劣汰的竞争原则，是以社会如何从其稀缺资源中得到最多东西即效率为主（曼昆，2003）。根据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假说，市场在转型过程中，贫富差距的变化会呈现出一定的规律，即市场转型的初期，贫富差距会急剧上升，而当市场转型完成后，贫富差距则会反转下降（库兹涅茨，1956）。在转型发展过程中是以效率优先，在优胜劣汰原则下发展，居民收入差距必然存在。所以，按照市场资源最优配置原则，在我国市场转型过程后就避免不了不出现差距，这也是市场机制本身所带来的副产品。
同时，由于市场化改革较晚，市场体制尚不健全，法治不完善，导致道德风险和机会主义行为盛行，这些行为极大地扭曲资源的有效配置，破坏整体经济的健康发展，加剧了社会分配不公。
（三）政治体制因素
不同的体制仍是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制度环境与制度变迁方面的差异是近些年我国地区发展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卢现祥，2003）。改革之前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其社会运行机制今天仍然在发挥作用。这些福利制度、教育、就业、人口迁徙等方面的制度安排，无形中进一步拉大不同结构居民的收入差距。例如部分流入城市打工的农民工，他们在付出同等劳动的前提下，薪金和福利一般也低于城市工人，医疗保险、孩子教育等几乎没有得到保障，以至于社会上出现农民工一代、农民工二代的说法。这些，无疑大大助长了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深度与广度，是一种极为不公正的现象。数据显示，中国公民纳税仅次于福利极高的法国，居世界第二，享受的福利才占税收的8%。政府财政收入中教育、卫生、社保等公共开支的比例，美国为42%，英国49%，加拿大52%，我国仅占8%。
另外，由于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改革不同步或不配套，各级政府仍然掌握某些资源并可以行政权力配置这些资源。据发改委和收入分配司公布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08）》分析指出，行政性垄断行业的收入中，依靠各类特许经营权获得的占三分之一。这种依靠垄断获取的高收入既拉大收入的分配格局，又造成资源的扭曲。
由于体制因素产生的二元结构以及行政垄断行业，其带来收入分配的差距实质为赋予机会的不公所然。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如何完善政治体制，通过法治健全市场体制创造机会公平，既避免内生交易费用的产生，优化资源配置，又为收入分配公平提供保障。
四、缩小收入差距的对策
贫富差距作为各国在各时期面临的一道难题，其有着正负两方面的效应。在正面效应上，贫富差距从程度上反映了人们能力的高低、投入的多少和贡献的大小。故而，合理的贫富差距既能激发人们努力提高自身的能力和素质，又能激励人们为创造社会财富而奉献自己的体能和智能。正面效应表明了它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因而我们只能对其进行调控而不是将其完全消除；从负面效应来看，由于机会的不平等，例如自然或社会等因素而产生的贫富差距则不仅很难鼓励人们去自我提高和自我奉献，反而会在很大程度上磨灭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负面效应同时表明其存在亦有着不合理性，因而我们务必积极创造让大部分人都能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平等机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虽然我们不可能完全消除贫富差距，但必须把这种差距控制在合理的区间内，以保证社会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因此，在目前经济转轨运行中应特别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建立健全法治约束下的机会平等
当前中国出现的不同阶层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和贫富悬殊的现象，主要不是由结果的不平等造成，而是由机会不平等造成，毕竟机会平等比收入平等更重要（曼昆，2003）。法治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亦是实现机会平等的平台。通过“依法治国”既可约束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又可以约束经济人的行为；通过法治的基础可以有效遏制垄断行业的暴利形成，创造一个良性的竞争市场环境，从而建立起一个好的市场经济（钱颖一，2000）。只有推进我国的法治市场经济的制度建设，避免行政垄断，合理调整行业间及行业内收入水平，才能遏止那些凭借行政权力进行的寻租活动和靠鲸吞国有资产和掠夺大众而暴富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而起到合理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避免“隧道效应”散失。经济学者盛洪（2002）认为，在一个社会，如果弱势群体的利益得不到良好的保护，优势群体就会利用各种手段通过剥削、压榨来实现自己的利益。如果弱势群体的利益被保护得很严密，不容易被剥削，那么，强势群体只有通过与弱势群体合作共同创造财富才能实现自己的利益，这样，整个社会才有共同进步、发展的希望。
诚然，要缩小差距绝不能回到计划经济体制下“大锅饭”式的绝对平均主义，绝不能通过行政手段直接或变相地“杀富济贫”。相反，理应在法治的框架下鼓励、保护合法致富行为，让个人和企业预期到稳定的政策环境，进而激发其理性、积极地从事生产投资。这样不仅提高政府公信力、增加政府税额，又能促进经济人的经济收益，实现“双赢”的局面。
（二）完善税收体制下的收入分配结构调整
税收作为一种收入分配关系，其主要职能之一就是国家参与国民收入的分配，具有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税收作为完善收入分配体制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对收入差距的调整有着重要的意义。利用税收建立从生产到消费再到财产积累和转移的多环节、多层次的税收调节机制，发挥税收对收入分配差距的调节作用，体现税收公平的职能。
在现代税收体制中，个人所得税作为调节收入分配的主要税收工具，仍是缩小收入差距的主要税收手段。万莹（2011）通过实证分析指出，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法的法定累进水平和实际累进水平均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平均税率过低才是制约个税发挥其收入调节功能的因素。当然，除此之外，现行的分类课税制也是其功能尚未发挥的因素之一。分类所得税优点明显，但其一般只适用于比例税率，导致课征税款时居民的纳税能力未能体现，则会造成居民收入水平相同而税负不同，弱化个税的收入调节功能。例如在我国个人所得税按分类所得税制征收，以个人所得而不是家庭所得为征收对象，导致费用扣除标准难以体现个人负担，既有悖税收公平原则，又不能发挥税收的收入调节作用。 从我国税收收入比重来看，个税占整个税收收入不足7%，比重很小，只寄托于个税实现收入分配的调节其效果不大。因此，应结合占税收比重较大的流转税进行合理的调整，通过增加企业利润，提高个人工资和增加就业人数，间接减轻个人税负，进而增加职工报酬，以此达到收入分配的调整。此外，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土地、资源、资本等生产要素发挥着巨大的财富调整作用，应从法治的层面（如遗产税、资源税等）完善体制，发挥其调节收入差距的相应作用。
（三）提高人力资本完善收入分配调节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拥有大量人力资本是一国或地区取得经济较快增长的主要原因。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在知识社会的今天，人力资本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愈发体现出来，人脑倒挂现象已荡然无存。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投入的自然资源有限不重要，只要人的质量的提高，就会创造出更高经济价值的产品，资源的利用效率就更高。
人力资本理论通过实证分析指出，受教育年限越多，教育收益率越高，因为通过教育可以提高劳动者的生产效率，还可以促进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进而提高收入。同时，人力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其必须通过投资才能得以形成。故而，加大对教育的投资是提高人力资本的基础，同时也是为日后经济发展产生重要作用的保障。数据显示，2008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达到了历史最高的3.48% ，低于联合国建议教育投入标准6%，不仅和发达国家差距很大，而且还落后于欠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因此，提高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完善收入分配体制，加强对教育的投入意义重大。毕竟，提高经济效益的关键是看经济体制如何能把人的潜能培养、挖掘出来。
总之，遏制收入差距扩大加剧的趋势，促进经济稳定、持续发展，合理调节贫富收入水平，既是我国社会和经济长远发展的需要，也是当前经济发展中一个非常现实的课题。如今，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已成为社会的共识，如何优化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成为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环节。■
参考文献：
①蔡昉等．城乡收入差距的政治经济学[J]．中国社会科学，2000（4）：11—21
②陈宗胜，周云波．城镇居民收入差别及制约其变动的某些因素[J]．经济学，2002（2）：563—573
③傅娟. 中国垄断行业的高收入及其原因[J]. 世界经济，2008（7）：67—77
④罗楚亮.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动态演变[J]. 财经研究，2006，（9）：103—111
⑤钱颖一. 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⑥盛洪. 经济学精神[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
⑦谭永生. 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⑧吴敬琏．比较·第48辑[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
⑨张冬梅等. 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路径与对策[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3（6）：12—16
⑩赵力涛. 中国义务教育经费体制改革：变化与效果[J]．中国社会科学，2009（4）：80—92
﹝本文系琼州学院青年教师科研基金项目“基于税收视角对缩小当前我国收入差距的研究”（项目编号：QYQN201222）阶段性成果﹞
（柳国海，1976年生，海南东方人，海南省琼州学院旅游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制度经济）
关键词：收入差距 经济效率 非均衡发展
一、引言
历经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改善，总体经济的发展举世瞩目。从1978年至2010年，GDP从3645亿元增长到397983亿元，人均GDP从381元增长到29700元。然而，在财富创造持续增长的同时，收入分配却没得到很好的改善，致使当前社会中收入差距出现不正常、连续地拉大，城乡、地区以及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一直存在扩大的趋势。倘若这种差距的速度、程度不断地扩大，则不可避免地会影响整体经济的发展速度和质量，并带来政治、社会等很多方面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造成经济效率的重大损失（蔡昉，2000）。因此，在不断把“蛋糕”做大的同时，如何能更好地分配“蛋糕”，应从理论、政策与现实层面上给予高度的重视。
二、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表现
（一）城乡收入差距
毋庸置疑，自1978年以来居民的收入水平与生活质量都得到很大的提高和改善。但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指标来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些年一直存在着逐步拉大的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人民币，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5919元，城乡收入比3.23∶1。1978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是2.57∶1，农村改革开始后这一比例逐步降低，到1983年降到最低点1.82∶1，随后城乡收入差距又开始出现扩大趋势，近几年，城乡收入比一直都高于3∶1。
倘若以上数据将城镇居民享受的各种福利、补贴和财产性收入等纳入其中，则城乡差距更大（见图1）。王小鲁（2010）在《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一文中，通过对19个省、64个不同规模城市及14个城镇调查得出，2008年城镇最低收入家庭与最高收入家庭的实际人均收入分别是5350元和13.9万元，差距是26倍。而农村家庭最高收入9.7万元，是最低家庭收入1500元的65倍。城乡差距的拉大既直接影响到不同区域居民在经济整体增长格局中的利益得失，又阻碍着整体经济的健康、持续增长。因此，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现象依然是备受各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二）行业收入差距
行业收入差距对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近些年愈发受到学者们的研究与认可。针对行业收入差距的分析，Krueger与Summers（1986）通过对一些国家数据的定量研究，指出垄断是造成不同行业间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国内学者则从行政垄断、市场垄断等形式上研究指出，国有经济在行业中的垄断地位在行业收入差距中扮演着主要角色（蔡昉，1996）。李实、罗楚亮（2007）通过对不同行业工资水平考察得出，行业的收入差距有着不断扩大的趋势，2005年最高收入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是最低行业职工工资水平的5倍左右。傅娟（2008）则采用分位数回归的方法，验证出垄断行业每一个收入层都比其他行业收入层职工工资高，且发现收入层越高，行业间工资差距越大。《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9》数据显示，2008年金融业工资总额占全国各行业总计额的6%，且金融业的职工平均工资远超全国平均水平，在各行业中位居第一，金融业职工平均工资逾6万元，而各行业总计职工平均工资近3万元。2009年14家银行应付薪酬总计1516亿元，人均薪酬达19万元，其中披露的高管薪酬超4亿元。
如表1数据显示，近十年来，在我国高收入行业的平均工资远高于低收入行业的平均工资。2008年证券行业人均年薪高达17万元，而畜牧业人均年薪才1.08万元，两行业差距15.9倍。若把大量的灰色收入、非法收入等计入，则差距会更大。从数据上来看，行业的差距在近几年来扩大的速度偏快、程度过大，如此大的行业收入差距显然不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市场准入方面的行政限制所致。因此，行业收入的差距已成为影响居民贫富差距拉大的主要因素之一。
（三）区域收入差距
近年来，由于西部地区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实施，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但从收入、教育、生活质量等方面看，区域之间的差距依然悬殊。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市场的导向及倾斜式发展战略的实施，资源的配置得到不断最优化，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均往经济发达地区流动，同时，收入差距也进一步拉大。2008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全国最高（上海）和最低（新疆）的省份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是2.43倍。同一时期农村人均纯收入最高（上海）和最低（贵州）的省份之间差距已扩大到4.2倍。
另外，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监测结果显示，2005年全国农村全面建设小康实现程度达到28.2%，比上年提高6.6个百分点。而与此同时，东部地区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的实现程度为47.6%，而西部仅为1.3%，两者差距悬殊。同时还指出，在经济发展方面，西部与东部地区农村的发展差距在8年以上；在人口素质方面，西部与东部的差距在10年以上；在生活质量方面，西部与东部的差距在5年以上。
三、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
（一）发展策略因素
非均衡发展战略的惯性推动促使城乡差距继续扩大。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采取通过优先发展带动后发展的非均衡发展战略。近30年“摸着石头过河”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从区域、产业和人群上都使得城乡差距逐渐拉大。城市的产业不仅发展飞速，而且各种基础设施也不断加强。近几年尽管国家在农村电网改造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增加了投入，但由于腐败、信息不对称等因素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使得城乡间物质基础的差距仍然存在，而城乡物质基础的差距又继续推动城乡经济发展的差距，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如果过去农村为企业发展所能提供的环境和条件与城市相差不大的话，那么今天城市在基础设施齐全、资金密集、信息畅通、市场活跃等方面与农村差距则十分明显。基础设施完善、信息的对称使得交易成本大大的减少，市场交易效率得到提高，资源得到较优的配置。作为经济人，企业生产投资都是为了追求效益，故一般新项目的上马大都选择在基础设施条件较好的城市及其辐射地区。这也是布坎南认为由于政府所执行的政策不能确保资源的最佳配置即政府政策的低效率导致的“政府失灵”（布坎南，1968）。 （二）市场机制因素
从发展经济学理论来看，一个国家在其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发展的最初阶段，必然会产生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因为市场经济奉行的是优胜劣汰的竞争原则，是以社会如何从其稀缺资源中得到最多东西即效率为主（曼昆，2003）。根据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假说，市场在转型过程中，贫富差距的变化会呈现出一定的规律，即市场转型的初期，贫富差距会急剧上升，而当市场转型完成后，贫富差距则会反转下降（库兹涅茨，1956）。在转型发展过程中是以效率优先，在优胜劣汰原则下发展，居民收入差距必然存在。所以，按照市场资源最优配置原则，在我国市场转型过程后就避免不了不出现差距，这也是市场机制本身所带来的副产品。
同时，由于市场化改革较晚，市场体制尚不健全，法治不完善，导致道德风险和机会主义行为盛行，这些行为极大地扭曲资源的有效配置，破坏整体经济的健康发展，加剧了社会分配不公。
（三）政治体制因素
不同的体制仍是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制度环境与制度变迁方面的差异是近些年我国地区发展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卢现祥，2003）。改革之前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其社会运行机制今天仍然在发挥作用。这些福利制度、教育、就业、人口迁徙等方面的制度安排，无形中进一步拉大不同结构居民的收入差距。例如部分流入城市打工的农民工，他们在付出同等劳动的前提下，薪金和福利一般也低于城市工人，医疗保险、孩子教育等几乎没有得到保障，以至于社会上出现农民工一代、农民工二代的说法。这些，无疑大大助长了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深度与广度，是一种极为不公正的现象。数据显示，中国公民纳税仅次于福利极高的法国，居世界第二，享受的福利才占税收的8%。政府财政收入中教育、卫生、社保等公共开支的比例，美国为42%，英国49%，加拿大52%，我国仅占8%。
另外，由于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改革不同步或不配套，各级政府仍然掌握某些资源并可以行政权力配置这些资源。据发改委和收入分配司公布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08）》分析指出，行政性垄断行业的收入中，依靠各类特许经营权获得的占三分之一。这种依靠垄断获取的高收入既拉大收入的分配格局，又造成资源的扭曲。
由于体制因素产生的二元结构以及行政垄断行业，其带来收入分配的差距实质为赋予机会的不公所然。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如何完善政治体制，通过法治健全市场体制创造机会公平，既避免内生交易费用的产生，优化资源配置，又为收入分配公平提供保障。
四、缩小收入差距的对策
贫富差距作为各国在各时期面临的一道难题，其有着正负两方面的效应。在正面效应上，贫富差距从程度上反映了人们能力的高低、投入的多少和贡献的大小。故而，合理的贫富差距既能激发人们努力提高自身的能力和素质，又能激励人们为创造社会财富而奉献自己的体能和智能。正面效应表明了它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因而我们只能对其进行调控而不是将其完全消除；从负面效应来看，由于机会的不平等，例如自然或社会等因素而产生的贫富差距则不仅很难鼓励人们去自我提高和自我奉献，反而会在很大程度上磨灭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负面效应同时表明其存在亦有着不合理性，因而我们务必积极创造让大部分人都能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平等机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虽然我们不可能完全消除贫富差距，但必须把这种差距控制在合理的区间内，以保证社会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因此，在目前经济转轨运行中应特别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建立健全法治约束下的机会平等
当前中国出现的不同阶层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和贫富悬殊的现象，主要不是由结果的不平等造成，而是由机会不平等造成，毕竟机会平等比收入平等更重要（曼昆，2003）。法治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亦是实现机会平等的平台。通过“依法治国”既可约束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又可以约束经济人的行为；通过法治的基础可以有效遏制垄断行业的暴利形成，创造一个良性的竞争市场环境，从而建立起一个好的市场经济（钱颖一，2000）。只有推进我国的法治市场经济的制度建设，避免行政垄断，合理调整行业间及行业内收入水平，才能遏止那些凭借行政权力进行的寻租活动和靠鲸吞国有资产和掠夺大众而暴富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而起到合理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避免“隧道效应”散失。经济学者盛洪（2002）认为，在一个社会，如果弱势群体的利益得不到良好的保护，优势群体就会利用各种手段通过剥削、压榨来实现自己的利益。如果弱势群体的利益被保护得很严密，不容易被剥削，那么，强势群体只有通过与弱势群体合作共同创造财富才能实现自己的利益，这样，整个社会才有共同进步、发展的希望。
诚然，要缩小差距绝不能回到计划经济体制下“大锅饭”式的绝对平均主义，绝不能通过行政手段直接或变相地“杀富济贫”。相反，理应在法治的框架下鼓励、保护合法致富行为，让个人和企业预期到稳定的政策环境，进而激发其理性、积极地从事生产投资。这样不仅提高政府公信力、增加政府税额，又能促进经济人的经济收益，实现“双赢”的局面。
（二）完善税收体制下的收入分配结构调整
税收作为一种收入分配关系，其主要职能之一就是国家参与国民收入的分配，具有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税收作为完善收入分配体制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对收入差距的调整有着重要的意义。利用税收建立从生产到消费再到财产积累和转移的多环节、多层次的税收调节机制，发挥税收对收入分配差距的调节作用，体现税收公平的职能。
在现代税收体制中，个人所得税作为调节收入分配的主要税收工具，仍是缩小收入差距的主要税收手段。万莹（2011）通过实证分析指出，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法的法定累进水平和实际累进水平均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平均税率过低才是制约个税发挥其收入调节功能的因素。当然，除此之外，现行的分类课税制也是其功能尚未发挥的因素之一。分类所得税优点明显，但其一般只适用于比例税率，导致课征税款时居民的纳税能力未能体现，则会造成居民收入水平相同而税负不同，弱化个税的收入调节功能。例如在我国个人所得税按分类所得税制征收，以个人所得而不是家庭所得为征收对象，导致费用扣除标准难以体现个人负担，既有悖税收公平原则，又不能发挥税收的收入调节作用。 从我国税收收入比重来看，个税占整个税收收入不足7%，比重很小，只寄托于个税实现收入分配的调节其效果不大。因此，应结合占税收比重较大的流转税进行合理的调整，通过增加企业利润，提高个人工资和增加就业人数，间接减轻个人税负，进而增加职工报酬，以此达到收入分配的调整。此外，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土地、资源、资本等生产要素发挥着巨大的财富调整作用，应从法治的层面（如遗产税、资源税等）完善体制，发挥其调节收入差距的相应作用。
（三）提高人力资本完善收入分配调节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拥有大量人力资本是一国或地区取得经济较快增长的主要原因。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在知识社会的今天，人力资本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愈发体现出来，人脑倒挂现象已荡然无存。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投入的自然资源有限不重要，只要人的质量的提高，就会创造出更高经济价值的产品，资源的利用效率就更高。
人力资本理论通过实证分析指出，受教育年限越多，教育收益率越高，因为通过教育可以提高劳动者的生产效率，还可以促进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进而提高收入。同时，人力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其必须通过投资才能得以形成。故而，加大对教育的投资是提高人力资本的基础，同时也是为日后经济发展产生重要作用的保障。数据显示，2008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达到了历史最高的3.48% ，低于联合国建议教育投入标准6%，不仅和发达国家差距很大，而且还落后于欠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因此，提高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完善收入分配体制，加强对教育的投入意义重大。毕竟，提高经济效益的关键是看经济体制如何能把人的潜能培养、挖掘出来。
总之，遏制收入差距扩大加剧的趋势，促进经济稳定、持续发展，合理调节贫富收入水平，既是我国社会和经济长远发展的需要，也是当前经济发展中一个非常现实的课题。如今，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已成为社会的共识，如何优化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成为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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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琼州学院青年教师科研基金项目“基于税收视角对缩小当前我国收入差距的研究”（项目编号：QYQN201222）阶段性成果﹞
（柳国海，1976年生，海南东方人，海南省琼州学院旅游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制度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