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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常回家看看”入驻《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从传统来看，本来儿女们看望老人这种精神赡养是道德调整的范围，可是被强制进入到了法律当中，成为法律调整的范围，这一举动不会取得预期的效果，因为人都是自利、理性的，当立法者在决定规则，创立规则思维时，必须考虑现实的人性倾向。
关键词：《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常回家看看；法经济学
2013年7月，新《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获通过，其中第18条规定：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赡养人，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这一规定被大家通俗地理解为：“常回家看看”。从传统来看，本来儿女们看望老人这种精神赡养是道德调整的范围，可是被强制进入到了法律当中，成为法律调整的范围，这一举动真的会取得预期的效果吗？孩子们会经常回家吗？
一、“常回家看看”法经济学分析
不见得，因为任何行为的选择都有相应的成本与效益。从宏观角度讲，乍一看，“常回家看看”入法，由法律来强制保证，那么“不常回家看看”的成本提高了（不是道德的自责与谴责而是法律的制裁），价格提高了，那么买“不常回家看看”的人就少了，买“常回家看看”的人就多了，其实，不然。虽然“常回家看看”入法，但是因“不常回家看看”的诉讼少之又少，即使对薄公堂，大部分被告也会选择不出庭，法院最多判决被告履行“常回家看看”的义务，而被告也不会有什么大的损失，再由于法院判决的难执行性（法院不会派专门人员和被告一同去其父母家看看吧？即使有，看多长时间？说多少话？只看不说话行不行？如果有人不愿回家看老人，法律逼着他回家，即使回家见了老人，但给老人脸色看，或吵骂一顿，反倒增加了老人的不幸福感。），被告完全可以无所作为，继续保持原有的生活状态。所以，仔细分析，其实“常回家看看”入法得到的强制性保证与难以执行基本抵消，成本、价格几乎不会发生大的变动，进而，“常回家看看”的销售量几乎不会发生变化，即原来“不常回家看看”的孩子还是会“不常回家看看”。从微观角度讲，儿女们回家也有其精细的成本效益考量。第一，成本。“常回家看看”需要你有时间、精力、交通工具等等。首先，一般需要常回家看看的儿女们都是在外地，那么在外地回来，就需要时间，要有时间就需要请假或者等到节假日，请假的话，因为是要经常回家，必须要经常请假，而这是你所在的工作单位所不允许的，如果严重的话还可能把工作丢掉，而那些成为了房奴、孩奴和车奴的白领，一旦丢了工作，哪怕仅仅是几个月，月供就断流了，那将是不可堪负的成本。其次，你需要有精力。在外地工作，你需要搞好各种人际关系，下班后的大部分时间会放在人脉的培养方面，即使不放在这方面，你还可能面临加班、照顾孩子、买衣服、副业、出差等等事情，让有限的精力几乎精疲力尽，如果这时再经常跑到远离自己住所的父母那，更是不堪重负。最后，你需要交通工具。如果你经常回家的话，交通费也是不小的一笔，如果自己没车，又在节假日，实在是一票难求，即使自己有车，还要面临油费、高速费、堵车的风险、长期驾驶出车祸的风险，即使见到了父母，也不一定会高兴。而“不常回家看看”的成本就是不会零距离的接触父母，作出拥抱等亲密的动作，而这种成本是我们可以忍受的。第二，效益。如果常回家看看，除了父母心情会愉悦，儿女们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带来心理的安慰之外，几乎没什么别的效益了。所以，基于人的理性、自利的本性，当然都会做出明智的选择。
二、基于现实情况的观照
事实上，此条文的社会效果也是甚微，济南市历下区第二人民医院老年公寓住着80多位生活基本不能自理的老年人，公寓负责人祝梅说，新法出台后没有看到很大的变化。济南市第一老年公寓管理科的护士长李文萍告诉记者，该公寓现有70多位老人，子女一两天来看望一次的大约有三分之一，每周来看望一次的约三分之一，剩下的情况都比较特殊，有的子女出国，或者在外地工作，大约半年来看望一次。她认为，新法出台后变化不大。在法律刚颁布不久，也许会有一部分人基于社会关注、社会舆论的压力而做出一些调整，等到公众视线转移了，人们还是会恢复原有的生活状态与轨迹。从司法实践中也可看出，实际情况与以上的分析是相因应的，记者咨询山东省高院获悉，新法实施以后，各地陆续出现了几例老人状告子女要求精神赡养的案件。但总体上说，案件没有大幅增加。
其实，“常回家看看”这种孝文化在现代社会再保持它的原汁原味已经变得很昂贵了，成本过高。传统的孝文化已经被其他的工具所取代，儿女们虽然不能经常回家，但是可以通过打电话、视频通话，可以通过互联网给父母买衣服，可以给父母投医保、失业保险等等方式来实现孝文化的传承，没必要非得恪守老的标准，那样只会付出更大的代价，而且不一定会获得好的回报，也不利于社会财富的最大化。
三、法经济学视野下的人性考量
由此，可以得出两个启示：第一，人们在面对一个游戏规则时，首先考虑的不是合不合法，而是成本效益的考量，就好比青年儿女们在考虑要不要常回家看看时，首先考虑的不是我要遵守法律（要常回家看看），而是斟酌常回家看看的成本是什么，回家以后得到的效益是什么，即使他们的行为不遵守法律（不常回家看看），只要获取的效益大于不遵守法律的成本，他们依然会理性的选择违法，做一个无知的理性者，而不是死死板板的、简简单单的遵守法律。第二，当立法者在决定规则，创立规则思维时，必须考虑现实的人性倾向，不同的规则有不同的成本、不同的价格。即使这个规则多么高尚、多么光荣，如果成本太高、价格太贵，人民反而不会买账。（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法学院）
关键词：《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常回家看看；法经济学
2013年7月，新《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获通过，其中第18条规定：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赡养人，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这一规定被大家通俗地理解为：“常回家看看”。从传统来看，本来儿女们看望老人这种精神赡养是道德调整的范围，可是被强制进入到了法律当中，成为法律调整的范围，这一举动真的会取得预期的效果吗？孩子们会经常回家吗？
一、“常回家看看”法经济学分析
不见得，因为任何行为的选择都有相应的成本与效益。从宏观角度讲，乍一看，“常回家看看”入法，由法律来强制保证，那么“不常回家看看”的成本提高了（不是道德的自责与谴责而是法律的制裁），价格提高了，那么买“不常回家看看”的人就少了，买“常回家看看”的人就多了，其实，不然。虽然“常回家看看”入法，但是因“不常回家看看”的诉讼少之又少，即使对薄公堂，大部分被告也会选择不出庭，法院最多判决被告履行“常回家看看”的义务，而被告也不会有什么大的损失，再由于法院判决的难执行性（法院不会派专门人员和被告一同去其父母家看看吧？即使有，看多长时间？说多少话？只看不说话行不行？如果有人不愿回家看老人，法律逼着他回家，即使回家见了老人，但给老人脸色看，或吵骂一顿，反倒增加了老人的不幸福感。），被告完全可以无所作为，继续保持原有的生活状态。所以，仔细分析，其实“常回家看看”入法得到的强制性保证与难以执行基本抵消，成本、价格几乎不会发生大的变动，进而，“常回家看看”的销售量几乎不会发生变化，即原来“不常回家看看”的孩子还是会“不常回家看看”。从微观角度讲，儿女们回家也有其精细的成本效益考量。第一，成本。“常回家看看”需要你有时间、精力、交通工具等等。首先，一般需要常回家看看的儿女们都是在外地，那么在外地回来，就需要时间，要有时间就需要请假或者等到节假日，请假的话，因为是要经常回家，必须要经常请假，而这是你所在的工作单位所不允许的，如果严重的话还可能把工作丢掉，而那些成为了房奴、孩奴和车奴的白领，一旦丢了工作，哪怕仅仅是几个月，月供就断流了，那将是不可堪负的成本。其次，你需要有精力。在外地工作，你需要搞好各种人际关系，下班后的大部分时间会放在人脉的培养方面，即使不放在这方面，你还可能面临加班、照顾孩子、买衣服、副业、出差等等事情，让有限的精力几乎精疲力尽，如果这时再经常跑到远离自己住所的父母那，更是不堪重负。最后，你需要交通工具。如果你经常回家的话，交通费也是不小的一笔，如果自己没车，又在节假日，实在是一票难求，即使自己有车，还要面临油费、高速费、堵车的风险、长期驾驶出车祸的风险，即使见到了父母，也不一定会高兴。而“不常回家看看”的成本就是不会零距离的接触父母，作出拥抱等亲密的动作，而这种成本是我们可以忍受的。第二，效益。如果常回家看看，除了父母心情会愉悦，儿女们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带来心理的安慰之外，几乎没什么别的效益了。所以，基于人的理性、自利的本性，当然都会做出明智的选择。
二、基于现实情况的观照
事实上，此条文的社会效果也是甚微，济南市历下区第二人民医院老年公寓住着80多位生活基本不能自理的老年人，公寓负责人祝梅说，新法出台后没有看到很大的变化。济南市第一老年公寓管理科的护士长李文萍告诉记者，该公寓现有70多位老人，子女一两天来看望一次的大约有三分之一，每周来看望一次的约三分之一，剩下的情况都比较特殊，有的子女出国，或者在外地工作，大约半年来看望一次。她认为，新法出台后变化不大。在法律刚颁布不久，也许会有一部分人基于社会关注、社会舆论的压力而做出一些调整，等到公众视线转移了，人们还是会恢复原有的生活状态与轨迹。从司法实践中也可看出，实际情况与以上的分析是相因应的，记者咨询山东省高院获悉，新法实施以后，各地陆续出现了几例老人状告子女要求精神赡养的案件。但总体上说，案件没有大幅增加。
其实，“常回家看看”这种孝文化在现代社会再保持它的原汁原味已经变得很昂贵了，成本过高。传统的孝文化已经被其他的工具所取代，儿女们虽然不能经常回家，但是可以通过打电话、视频通话，可以通过互联网给父母买衣服，可以给父母投医保、失业保险等等方式来实现孝文化的传承，没必要非得恪守老的标准，那样只会付出更大的代价，而且不一定会获得好的回报，也不利于社会财富的最大化。
三、法经济学视野下的人性考量
由此，可以得出两个启示：第一，人们在面对一个游戏规则时，首先考虑的不是合不合法，而是成本效益的考量，就好比青年儿女们在考虑要不要常回家看看时，首先考虑的不是我要遵守法律（要常回家看看），而是斟酌常回家看看的成本是什么，回家以后得到的效益是什么，即使他们的行为不遵守法律（不常回家看看），只要获取的效益大于不遵守法律的成本，他们依然会理性的选择违法，做一个无知的理性者，而不是死死板板的、简简单单的遵守法律。第二，当立法者在决定规则，创立规则思维时，必须考虑现实的人性倾向，不同的规则有不同的成本、不同的价格。即使这个规则多么高尚、多么光荣，如果成本太高、价格太贵，人民反而不会买账。（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法学院）